陆铭和温铁军，你更支持谁？

陆铭和温铁军，你更支持谁？

请支持温铁军的诸君，
高考报土木机械农业，师范生选公费生，
公考志愿指定报考三服一支，岗位就去乡镇，最好是驻村的
我就不一样了，我支持陆铭教授的理论，我就报江浙区县事业编。
身体力行，实践与理论结合，想必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谈不上支持谁。
陆铭和温铁军两个人各自的理论都有学术体系的支撑，并且从出发点上来说，两个人也都是想着要解决问题的，是为了让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好的。但是，在人文社科这个领域里，很多政策和理论的好坏是要动态来看的。
所谓的动态来看，就是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大搞三线建设，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又开始集中建设大城市。这两者哪个对哪个错？前者的出发点是世界有可能爆发大的战争，后者的出发点是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这两个建设思路，明显是针对不同的出发点搞出来的。
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要进行军改，你的目标是打大仗还是打小仗，是打大规模全面战争还是高技术局部战争，对军队的编制、武器配备的要求也不一样。不先明确这个判断，后面的改革方向是没办法确定的。
所以，先不从理论上分析二位的优势和不足，就说各位对未来做个判断：你认为未来10~20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爆发中等规模以上战争的概率大不大？
毕竟，说起来雅尔塔体系到现在就已经快80年了，20年后那就是100年了。就算有核武器，一个国际体系100多年没变化，概率到底能有多大？
那么，如果你认为爆发战争的概率大，那么毫无疑问“大国大城”的策略风险就更高。
而在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在考虑经济的时候，往往不会把其他因素掺杂进来。但实际上，“大国大城”策略也有着一个潜在的问题——那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制衡问题。
中国是一个数千年形成的大一统国家，这个体制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也不会改变。那么“大国大城”之下，过度膨胀的大城——比如当一个“大城”拥有了5000万~6000万以上人口、GDP能占到全国1/10的时候，会不会改变既有的央地政治体系？当年大清都能搞出东南互保，如果地方的实力过强，又该怎么控制？
当然，如果你认为未来世界不会发生大的战争，且央地关系问题有可能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那么“大国大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更好的。
这其实就是人文社科这个领域的很多理论的“尴尬”之处，任何一个理论的价值与优劣，都必须放在具体的环境和对未来的预期下进行评判。或者说，任何学者在做理论研究的时候，都必然会为自己的理论预设一个出发点——如果陆铭预设明年中国就得打仗，他应该不会再说“大国大城”，而如果温铁军预设美国在未来100年会对中国提供支持而不加任何发展限制，他甚至会鼓励中国农民移民打工。
但是对于未来的预判，是普通人难以完成的。而没有了这个出发点，单纯看二人的理论，又各自有其合理之处和不足之处，这又让理论变得难以判断。
假如非要做一个选择的话，在二人之间，我是更倾向于支持一部分温铁军的理论。基于上面的所述，我认为雅尔塔体系很难再维持二三十年以上的时间。“大城”战略的窗口期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到2010年之间，如今再搞的话，面临的风险会更大一些。而温铁军的理论，核心是既要一定程度上发展经济、提升国民生活质量，同时也要保持国家安全和体制稳定。
温铁军的理论，从操作上却也并非没有问题。这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中国依然处于地少人多的局面。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角度上讲，将一部分资源投入到农村，对于国家的发展更为有利，但是农业的产值实在是太低，农民很难富起来。在如今这个政权合法性就是建立在国家经济与国民福利的时代，这也不见得是一个一定会取得预期效果的政策。
同时，对于所谓的“大国大城”，某种意义上说，大城市就是天然的绝育体。
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大规模的大城市建设一定是伴随着生育率快速降低的。这背后不仅仅是因为城市化、工业化会推高生活成本、延迟生育年龄，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城市更讲究对土地的集约利用，从而导致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后，大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基本固定。比如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现在，一线城市最主力的户型依然是90㎡以下的一室一厅或者两室一厅户型。
而不管是在日本、韩国还是巴黎、伦敦、纽约这种地方，大量的市民还是居住在普通的楼房、公寓之中，这种地方的面积普遍都在100㎡以下，也并不利于普通人生育更多的孩子。
最后，从学科体系上来说，陆铭和温铁军更多的应该算是“经济学家”，但是一个社会的运行不仅需要“经济学”，也还得有“政治学”、“行政学”、“法学”等等其他学科的参与。单纯的一个陆铭或者温铁军，或许其中某个人的理论在某些情况下会更具有优势，但并不能说某个理论就是万全的。特别是他们看着合理的某些方案，放到政治学、行政学等的学科内，可能一眼就看出问题出在哪里。
说到底，在社会科学这个体系里，既不能有“圣人思维”，也就是认为有一个人可以懂所有的学科知识，能通盘考虑所有问题，也不能有“完美主义”，也就是认为某个理论可以完美解决所有问题，从而无条件的支持某个理论。如此，或许才不会被别人的理论带偏了。

陆铭老师的《大国大城》和温铁军老师“乡村振兴”的争论焦点。简单概括下：


陆铭老师主张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该有规模更大的城市，而不是限制一线城市的发展，因为人口集中、产业链集中有利于提升运行效率，也提升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更快地创造财富，从而改善人民生活。


而温铁军老师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认为人口全部涌向大城市，遇到瘟疫、战争之类的灾害，很可能会导致亡国灭种。所以中国应该多发展中小城镇，让百姓就地富裕，这样发生大灾的概率小。而且即使真发生了，因为人口分散，不会一下子全灭了。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两位老师的观点比我所简述的要丰富、系统得多，但这里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只能做简单的概括。简单了，就没法准确；准确了，又变得比较复杂。没法两全，我只能舍全取一。如果真的感兴趣，建议去看他们的书，听他们的讲座。
你要问陆铭和温铁军到底谁对，我的观点是都对，只是适用于不同的层面和范围，而且从国家出台的各项战略、政策来看，他们两派的观点都在不同的方面有体现。
一、陆铭派的思路在中国战略布局中的体现

国家提出中心城市的概念，其实就是沿着陆铭派的思路在布局，注意，我说的是陆铭派的思路，不是陆铭的思路。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心城市，并不是说只建设这9个中心城市，而是以中心城市为龙头，带动周边城市群的整体发展。


之所以要发展城市群，一方面是同一个群里的城市挨得近，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挨得近的城市如果不能形成协作关系，而是互相挖墙脚、挖企业搞成零和游戏，损害的不仅是对方的利益，本质上也是在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毕竟双方竞争太过激烈，必然就会存在许多重复投资以及随时而来的浪费，这些都是国家财富的浪费。
所以提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都是从国家顶层设计的角度，试图协调城市群内城市的内部矛盾，重组资源，从而提升整体效率，也增强城市组团的整体竞争力。
而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其实就是城市群的升级版，之所以不跟成渝一样叫城市群，是因为这两个片区的产业发育、城市发展都到了更高的水平，所以国家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家期待他们通过内部城市的资源充足提升竞争力，到国际大舞台上，去和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等世界级城市群竞争。
之所以要这么干，是因为顶级生产力的较量，单靠江苏、上海、浙江、安徽中任何一个省、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法单独完成，所以必须把这些城市可用的研发、生产、物流等资源重新组合，由一个个小机器人，组成一个大机器人，而且还能高效运转，中国才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胜出。



图片是网上找的，没有长三角一体化，但实际上长三角一体化和四大湾区一样重要

经常有人讨论国家会不会把上海的产业打散分到其他城市，我觉得单独讨论上海，是没有意义的，必须要把上海放到长三角一体化的框架中来讨论。
如果你的认知到了这个层面，那结论就呼之欲出了——除非你能把整个产业链从上海搬走，要不然，只要你们产业链上还有一家关键企业在上海，不管你在苏州、深圳还是重庆，甚至越南，上海这家企业一旦停工，你们一样需要歇业——这就是产业链运作的逻辑。
所以说，上海的功能和产业，人为地单个分流出去没有意义。
产业链的要求，是产业要尽量集聚，因为集聚才能减少物流成本、沟通成本，这些都是效率提升的关键；而分散，只会降低效率。
所以，我相信因为疫情，会有很多游离于产业链之外的企业从上海撤离，因为我确实认识很多企业家朋友真心实意地在准备从上海搬走，特别是比较容易动的服务型企业，他们真的会离开。
但这只是短期的回潮，阻挡不了上海进一步扩张、长三角进一步走向一体化的大趋势。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陆铭派的大国大城是趋势，最终会向着一两亿人口的规模迈进。
还需要强调的是，我说的是趋势，并不说因为有趋势在，长三角一体化就毫无困难，就像我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如何解读这一意见？一文中国所说的一样，别说长三角各个省份、城市之间有很多物理的、制度的“断头路”需要打通，就连上海内部都有很多东西还没整合好，所以可想而知长三角一体化的难度有多大。
我们既要看清未来，也不能忽略眼下的困难。
二、温铁军派的思路在国家治理中的体现

每年中央会发很多文件，但已经连续18年发的第一个文件，也就是1号文件关注的都是三农问题，这体现的是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的重视。
而且过去二十年，中国为了改善农村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免除农业税，村村通水泥路或柏油路，以及过去几年卓有成效的精准扶贫，这些都是沿着温铁军派的思路施策的结果。
之所以在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中心城市及城市群战略的同时，还要同时搞乡村振兴，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政策打架。
陆铭派大国大城思路的优势，如前面所言，通过人口和产业的高度聚集，为协同和分工提供基础，经过充分整合后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形成能拿到国际舞台上和别人一较高下的东西。
但陆铭派的缺点，其实通过上海这次的疫情应对，以及之前的外滩踩踏事件都能看出来，就是一不留神某个细节没有抓到位，就可能酿成巨大的灾难和损失。换言之，城市规模扩大之后，管理难度是呈几何倍上升的，目前国家真的放一亿人涌入上海，上海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好。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需要悠着点。
温铁军派强调中小城镇发展对国家安全、民族存亡的重要性，也没有错，但问题是，人口真这么分散，安全是安全了，但必然带来生产力的降低。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如果大而不强的国家不用担心被分割，如果没有外部强敌天天在外面盯着想要分裂中国，你发展慢点是没关系，但实际的国际环境不是这样的。
而且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方的发展，都需要抓住窗口期，过了那一二十年的窗口期，你想要努力，都不再有机会。
所以当国家判定整体的国家环境还是安全的，“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主题”，那冒些风险，把人口聚集在大城市提高聚集度谋发展、谋复兴就是对的。
只有当某一天，国家判定国家安全危机四伏，“战争与敌对成了世界主题”，就到了需要把产业往中部、甚至西部大转移的时候。
因为陆铭派和温铁军派的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但又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都需要用其锐利，避其遗害，用，但又不能全盘用。

陆铭和温铁军两位大佬结合起来，才算是读懂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把二者对立起来，拉高踩地的，都是没有看懂的，或者别有用心的。
看似相反和矛盾的立场，背后是我们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如何高效发展起来的，综合策略。
或者，结合起来看，就更能读懂“建设全国大统一的市场”。
我十年前就看过陆铭教授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又把温老的书籍和视频看过了一遍。曾经也觉得他们俩的观点似乎有矛盾，也曾让我困惑过，后来渐渐就想明白了。
所以看到这个问题下面频频跳出来的“不看原文，指点江山”的答案，有点忍不住想来多说几句了。
我试着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在等飞机的路上纯手打梳理要点，尽量试着深入地思考一下，抛砖引玉。
首先，两位学者并没有对错和高下之分，至少轮不到你我来分。
普通读者不要有“我比人家专业学者更厉害”的傲慢，如果你读不懂他们观点背后的动机，那么一定要多读几遍。
他们俩，一位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应用的代表，是我们走市场化路线的方向精髓；
一位是深谙资本的掠夺性，并且坚持把共产主义道路贯穿中国现代发展道路的学者。
而两个人看似矛盾，但是结合起来，则共同回答了一个精髓问题：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人的“相同点”和“差异点”这两个角度来拆解分析。

• 相同点：两位作为经济学家，都回答了经济学的本质问题，即如何更高效地创造和分配财富；
  
• 不同点：面对庞大的中国经济体系，两位着力点不同，一个着眼工业发展，一个着眼无产阶级基本盘，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 共同的难点：任何一个改革或者说改变，无论是市场手段，还是政策手段，都是艰难而缓慢的——引出大统一市场；
  

1. 两位都在回答经济学的本质问题

其实，经济学回答的就是一个问题：在资源稀缺下，如何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并且让社会整体效益最优。
拆开来看，经济学就回答两个问题：更高效地创造社会财富；以及更公平地分配社会福利。
两位学者从不同面，都在共同回答了这个问题。
2. 陆铭教授：大国大城就是规模效应

陆铭教授的观点，大国大城，其实思想非常朴素，就是西方经济学理念下的工业化发展的规模效应。
这种规模效应是精细化的分工，产业链的集群，以及高效流转的运输成本，知识和技术的溢出等，带来的规模效应。
而这是从大卫李嘉图开始，就被历史证明了其正确性的古典经济学发展规律，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从蒸汽机/大航海时代，到现代工业的产业链集群，都是印证了分工和规模效应带来的高效性。
而陆铭教授的大国大城的思想，就是通过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优化，来提高生产效率。这其实是现代工业革命，到资本主义发展路线的一个必然的规律与趋势。

所谓规模经济效应，是指当生产要素在少数地区集中的时候，它所焕发出来的生产率会比这些生产要素平均分配在不同地方要强大得多。
因此，在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下，就会驱使不同的生产要素在少数地区集中。而且随着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发展的时候，前面提到的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效应还会显得越来越强。
在此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像中国现在所处的阶段，会逐渐出现人口和经济向着城市群集中，在城市群内部则会逐渐向大城市周围的都市圈集中。
————— 陆铭

陆铭思想的精华，都概括在这里了，基于大国大城的思想，他呼应的观点一直有：

1. 逐渐放开，甚至消除户籍政策，让劳动力能够高效自由地流动；
2. 开放工业和商业用地的跨区交易，让（相对）落后地区和一二线大城市能够做工业和商业用地的交易，通过一线城市向中西部城市购买用地指标的方式，降低一线城市房价，减少中西部城市的浪费；
3. 发展大城市群，实现区域经济市场一体化（毕竟，中国这么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可以利用规模效应，提升国际竞争力）；
4. 明确农村宅基地的产权，让农民的宅基地能够参与市场交易和分配（这个观点和温老的并不矛盾，后面说）；
可以说，大国大城背后，其实是生产要素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是整个国家的资源高效流动背后，实现的规模效应，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实现知识和技能的外溢，来提高国际竞争力。
而陆铭的观大国大城的观点，主要指的是资源不集中，分配不合理，各地政府重复造新城和工业园的浪费。
利用好工业化和城市的资本规模效应，来更高效地推动生产效率，这和温老的农民现代化的观点并不矛盾。
因为两个人，谈的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3. 温铁军的现代三农问题：大农村不实际，小农经济才是常态

温老谈的是，底层农民的三农问题：即农民也要现代化，才能实现三农现代化。
首先，中国太大了，即使是大国大城的模式，长三角，京津冀，加珠三角，再加上成都、杭州、西安、武汉等区域地区的周边城市，也就能够吸纳4亿左右的人口（还算是往多了估计）。
而中国人口总计14亿，当我们在讨论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北上广深逆天的房贷的时候，这些信息，其实和剩下的10亿中国人没有一点关系。
那么对于剩下的10亿（四线、县城、农民人口），他们的福利在哪里？
看美国的工业化大农场没有意义，我们没有这个地理条件，可以借鉴的是，日本的情况。
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曾经和导师讨论过：为什么日本的农民政策很好，经常有本地农产品的保护，并且农产品价格也很高，政府这么贴钱，合理吗？效率高吗？
导师说：不能这么表面的看这个问题，日本的农村和农民为日本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灵活储备的劳动力，所以维持一个适度现代化，并且能够随时进城的农村，是大城市发展的蓄水池。
其实温老的现代化三农也是同样的意思：进可攻退可守的现代化农村，是国家平衡发展的大底盘。
要不都走规模效应，很可能被资本化（这是双刃剑）卷得底层农民流离失所。
梳理起来就是：

• 一线城市只能容纳不到一亿人，大都市圈也就消化不到四亿人口，剩下的10亿怎么办？
  
• 10亿（非大都市圈，尤其是农民）不需要进城，不需要买一二线城市的学区房，他们可以就地或者就近发展现代化的农村经济，承接相对落后的产业链；
  
•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是建立在农民有退路，农村参与工业化的基础上；
  
• 中国太大太大了，多去看看，去走走，你会发现一个多层次的中国
  

所以，无论是陆铭还是温铁军，你会发现，两位大佬都在面临同一个问题：如何让中国的经济发展效率更高。
只不过，二者面临的群体不一样：一个是大型城市的集群化和规模化，是城市化（而非城镇化）的20% -30%的人口；另外一个是剩余的农民群体，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

农民进入三产融合，尤其是得到三产中的高端收入，就要让农民得到资产性收入。再进一步，产业留在县域，才能让农民分享产业的县域化的收入，才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迈向共同富裕。
——————温铁军

4. 理解大统一市场，不是计划经济

而无论是陆铭的大国大城，还是温铁军的三农问题，都直指一个矛盾：我们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分配不均匀。
城市的重复摊大饼，建筑用地指标无差别地分配，无视市场需求和经济发展规律，是一种浪费：在西部无人的城市大建开发区，不是资源浪费么？
农村没有规模效应，农民还停留在原始的小农经济，宅基地没有明确产权，农民没有资产性收入，如果在大城市留不下，会家乡也没有后路养老，也是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浪费。
而建立大统一市场，不是回到计划经济，而是基于中国巨大的市场，最更高效地资源配置，拉动内需，实现双循环战略。
陆铭教授说的大国大城，没有错，且年年在说；温老说的现代化三农，也没有错，也在年年在说；他们也并不矛盾。
只是，中国太大了，我们要深入地、系统性地理解它，才能知道矛盾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才知道如何迈向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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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又是这种二选一问题，两个人的观点如果一无是处也不会被人重视，我相信没人反对陆铭提出的福利均质化以及发展乡村工业化。
但这个问题好就好在用了个“更”，仿佛是允许同时支持但更考虑现实。两个人的观点本身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能不能落地。
我这里不考虑两人背后的利益集团问题，仅仅从理论现实上去看问题，他们二人的路线矛盾说到底都是在解决农民工“留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难题。
陆铭主张让城市留得住，温铁军主张让农村回得去，就这么简单。
张闻天参与绘制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蓝图城市能不能留得住取决于土地财政，要清楚一点，城市化是建国前就确定的既定方针，别忘了我党起家可是一直有着鲜明的工人党底色，不必陆铭去说。

张闻天在《城市的地位和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提出在新形势下“城市领导农村”的战略思想。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并指出这种重心转移的必要性，从根本上是由城市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城市代表更高的生产力，代表工业技术、科学与文化”，“城市代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他还说“城市领导农村”的实质就是“工业领导农业”，“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离开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业和城市工人阶级，社会不能前进，社会主义也不能实现”。

原因很简单，以重工业为先导和缺乏交通体系的半殖民地国家只能优先推动工业的集约化发展，尤其是外资依附性特征往往集中在少数交通枢纽大城市，城市领导农村和推动城市化就是后发国家不约而同的方向。
现实是重工业带动的就业有限，和今天如出一辙。你再怎么发展服务业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是有上限的，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毕竟有限。尤其是遇到新冠或经济危机等问题，失业怎么办？每一个市民背后都是财政的福利补贴，五六十年代的办法就是把劳动力送回村里靠小农自给自足。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我党执政七十年来的深刻经验总结。
今天城市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在不改变财政收入问题的前提下，开放户籍让农民进城的结果是什么？财政赤字进一步加剧，不得不更依赖卖地，房地产资本可以不断周转加杠杆。
同时一手直接剥夺进城农民工家乡的土地搞占补平衡，一手逼农民工买房。家庭债和政府债高启，房地产资本盆满钵满还说政府不够人权和自由，反手就把加的杠杆甩给政府。
口嗨发福利讲人权很简单，最好说这个的时候再一脸悲天悯人便秘的表情，仿佛和农民工兄弟感同身受。市民背债够累的了，还要再坑一遍农民？
其实很合理，这恰恰是城市工商业资本对农村剩余的全方位剥夺，没必要谴责，这就是资本本性。
<hr/>温铁军的属于营销大师，和一般人尤其是年轻人就讲小农的好和生态的美，对政策界就非常现实，用他自己的话说让农民回去种地是害他们。
他太了解城市资本的脸庞和底线思维，但凡城市能容得下农民，也根本轮不上他，这是理想主义中的现实主义。
他的观点无非是推动乡村城镇化，发展乡镇企业，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让城市资本能够畅通下乡进行农村资源的货币化资本化。本质上是一样的，通过制度化安排把小农经济彻底解体。
他的观点相对仁慈一点在于给农民留了一块利润分成空间，让他们转型成地主，对城市原住民来说不能够全部剥夺农村资源。
<hr/>说白了两者的观点差异在于一个是圈地运动，一个是圈地可以给我留点，支持哪个不支持哪个取决于自己的利益立场。
至于什么大城市化或农村复古那是扯淡，要是大城市化也不会讲都市圈城市群了，大城市自己都快稳不住了。
现在都是在发展辐射范围内的中小城市和城镇，殊途同归罢了。就算是国家也在去年完成转型，拒绝大城市化了，是现实困难而不是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