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A站发过，在最近上传的战国地图中发现大家对箕子朝鲜在辽东比较感兴趣。而这个事情又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于是就想起以前的这篇文章了。
也就是一家之言，姑妄说之，读者莫要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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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历史概述
一、檀君神话
说到朝鲜历史，我们大抵能够想到的是，神机箭中团灭明朝衣衫褴褛野蛮大军的朝鲜火箭炮，或者是被善战朝鲜神射手射瞎一只眼的独眼菊儿汗啊不天可汗唐太宗，亦或是“辽东自古以来属于朝鲜”的英明神武的朝鲜太子，或者是非要搞一个大新闻的朝鲜学者砖家，亦或是独占东亚大陆的光荣新罗帝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实际上，这些明显荒谬的理论，多数都来自于檀君神话。
据笔者所知，现存最早包括檀君神话的文献记载是僧一然（1206-1289）撰写的《三国遗事》。书中的檀君的字还对应不上，檀君为“坛君”。书中说，檀君乃是天神之后。天神桓因知道庶子桓雄想下凡，于是选择了三危、太白两地作为桓雄的降落地，还派出庞大的三千人代表团对下界进行了友好的访问（驻扎）。桓雄则自称是桓雄大王，他们的初始降落地则是太白山上的一棵檀树。这个时候桓雄虽然掌握了真理武器，建立了管辖360个人间大事的政府，但还是有熊和老虎住在洞中---桓雄大王不仅泽被人类，而且光照禽兽。于是乎大王给了一炷艾和20头蒜，让它们吃下去而且100天之内不能见阳光。（这严重违反了西方吸血鬼的设定，这说明韩国神话绝对没有受西方影响，反过来可以说是韩国神话是西方的起源只是这些渣渣没有认真的学习韩国神话---by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韩国学者布哈林·思密达）老虎没有耐心，于是乎还是禽兽；而熊只蹲了21天，变成了一名美女。美女思春，桓雄大王就临幸了这名熊女。于是乎，王俭也就是檀君出生了，而后在尧帝50年即公元前2333年（2333蛤蛤）继位，以平壤为都城，执政1500年，后来隐居到阿斯达山（完达山奶粉，你值得拥有）为山神，活到了1908岁。
这个说法在古代朝鲜是被庙堂上下，朝野之间共同嗤之以鼻的。但在朝鲜被吞并，乃至到韩国二战后立国、民主化之后，这个说法变得越来越神圣，从南到北，两个国家纷纷改头换面，原先1962年韩国历史书中说檀君历史明显不科学，到1990年则堂而皇之的加入到历史书中，以为依据；而北朝鲜也不甘示弱，檀君从金日成中期的“幻想中的神人”（幻想乡♂？Huh♂?)摇身一变，1993年经过“考古挖掘”，找到了“檀君遗骨”，于是乎“重大考古挖掘成果”出现，1994年平壤重建了檀君陵，南北正统争夺继续。
可就在这个时期，我国70年末的大规模考古成就使得辽西的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等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其中牛河梁女神庙中发现了熊女神图腾。这下可好了，韩国人立刻哭天抢地的来争夺祖宗了，并且倒打一耙，说什么黄帝部落“有熊氏”正是熊女之后，因此中国黄帝部落乃是大韩国文明的传播产物思密达。韩国航空大学教授禹实和（夏）教授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说“公元前 2000～1500 年形成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发展成古朝鲜文化”【《专访航空大学辽河文明研究教授禹实河》, 韩联社,2008 年 2 月 24 日】。韩国东亚日报在2007年也曾鼓吹，檀君文明就是红山文化，就在辽西思密达！！！しかし.....wait a minute，你们韩国不是说檀君在白头山么？你们朝鲜不是说檀君死在平壤么？朝鲜王朝不是说檀君都城定都在平壤么？为啥平壤会位于辽西呢？还是说辽西的城市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平壤呢？不对啊僧一然在《三国遗事》里面特意加了标注说平壤就是“今西京”也就是现在的平壤啊？！我们知道元首喜欢到河北省，那么檀君大人喜欢到辽宁省、热河省跑跑步咯？（这是谁在妨碍啊today！！！）实际上，整个东亚、东北亚地区都有熊图腾的存在，我国的鄂伦春人和日本的阿伊努人都有崇拜熊的习惯。不好，我说错了什么...............坏了，以后北海道和呼伦贝尔是肯定不欢迎俺去了......（渣渣！！！！！）
那么，说了这么多荒谬的东西，我们可以从有事实根据的历史记载出发，看看朝鲜半岛相对客观的历史吧。首先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檀君的反面---箕子朝鲜。
二、箕子朝鲜
实际上，朝鲜自古以来顶礼膜拜的都是箕子。那么箕子是谁呢？他是如何迁徙到朝鲜的呢？箕子朝鲜对朝鲜半岛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箕子其人
箕子大名，首次见于我国弗洛伊德·姬昌所著的《周易》中的“明夷”卦。明夷卦中第五爻的内容就是：“箕子之明夷。利贞。”这里的“贞”指的是“本卦”，“之”指的是动词“去、往”，“明夷”这个词则有很多解释。根据李镜池先生的《周易通义》一书，明夷这个词有“日落地下、日出处的国名”之意。因此，作者在这里窃以为这个“明夷”值得是地名或者国名。这一短句的意思就是“箕子去明夷，此卦大吉大利。”但《周易》中只是透露了箕子迁徙的片段。那么箕子究竟是谁？
在《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中，司马迁说：“箕子者，纣亲戚也。”这里并没有说具体是什么样的亲戚。而到了南朝宋，裴骃在他的《史记集解》中转引东汉马融的话说：“裴骃注曰：“马融曰‘箕，国名也。子，爵也’”。--箕子在这里只是一个称号而已。箕子的具体亲戚类型则在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中得到了阐释：“马融、王肃以箕子为纣之诸父。服虔、杜预以为纣之庶兄。”庶兄意思我们都知道，诸父指的则是叔父、舅父亲戚。
单单从《史记》和对史记的注解、索隐看来，我们还是无法确认箕子具体是叔父、舅父还是庶兄。但在相同的《宋微子世家第八》中，司马迁又说：“於是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於太师、少师”，这里的“太师”在解集中的注解是：“孔安国曰：“太师，三公，箕子也”。笔者突然想起，在《尚书·微子》中，孔夫子记载了相同的事情，“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这里的父师和太师通义。作为“父师”，箕子和少师比干是一个级别的，比干尚且是商纣王的叔叔，那么箕子也应该在这个辈分上。这样说来，箕子应当是叔父或者舅父。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呼相同辈分和级别的比干为“王子比干”，微子也是“王子”，而唯独箕子没有“王子”，这说明司马迁不确定箕子是否是商王朝的父系成员。如果是这样，箕子可能是商纣王母系亲族成员。目前，关于箕子所述母系氏族、部族，《中国东北史》中认为箕子属于箕部；其姓根据李德山的《中国东北古民族发展史》则是姜。那么他叫什么名字呢？西晋史学家司马彪说：“箕子名胥馀”。因此作者私下认为，箕子姓名就是姜胥馀。
箕子作为殷商的贵族，纣王的臣子，对时局有着很清楚的了解。从商纣王吃饭非要用象牙筷子（说明当时中国北方气候很好，居然有大大大大大象），箕子就感觉这个国家恐怕要出问题，“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桮；为桮，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数次劝说纣王，纣王不听。而箕子这个人又和比干不同，比干是忠心赤胆最后不惜一死；箕子则表示我劝说尽了义务，但也不忍心离开商纣王，彰显君主的罪恶；于是他“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假痴不癫，在明哲保身与忠君爱国之间选择了一个精细的平衡点。所以，虽然《论语·微子》写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末有三仁焉’。”，箕子依旧是略带狡黠的忠君爱国，是为不可挽救的商王朝寻找不同的道路，企图在保身的同时为战败国保留可能不被报复的苗裔。因此《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传》中说：“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这说明在南朝宋人看来，箕子这实属明哲保身，保存实力。
但如果说箕子只是寻求自保，这却也是冤枉。他作为商的遗民，保持了不完全合作的姿态，讳言前朝之失，不做新朝之民。随着纣王的失败和西周的建立，本已“发狂”的奴隶箕子被周武王找出来，被带到王处问话。周武王询问商的失败原因，箕子作为王国之臣，也不愿意说，弄得周武王自己来了个大红脸，“武王亦丑”【《史记·周本纪》】，只好“问以天道”。这样箕子也就履行了之前宁做商遗民的誓言“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尚书·微子》】。于是《尚书大传·周传·洪范》中说，周武王为了显示自己的仁义，只好“因以朝鲜封之”，做个顺水人情，放箕子去周力所不能及的“极东”之地；如果箕子觉得远不走，当然好；如果走到极东，当然这么远也构不成直接威胁。有多远呢？《尚书大传》紧接着透露：“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问《洪范》”。要十三年之久。
现在想来，这种既接受封地而又在态度上游离于中央政府的态度，朝鲜在中国古代中诸中央王朝更替时的表现，如元亡于明、明亡于清时的表现，倒也颇有几分类似：我可以承认你，我也接受你的封地，但是我就是面和心不和，这也算是弱者的微弱呻吟吧。
2. 迁徙朝鲜
按照《尚书大传》、《史记》、《三国志》、《后汉书》等一系列文献记载，箕子的目的地是朝鲜，而最早的《周易》中，箕子的目的地是“明夷”。那么，这两个地望是否相同呢？根据张博泉先生在《箕子与朝鲜研究的问题》一文中的教诲，明夷者，乃朝鲜也。张碧波先生在《朝鲜半岛古文化渊源的考察》一文中开篇即阐释到，朝鲜地名在“夏商时期演变为明夷，商周时期演又名朝鲜，均为海上日出之像”。因此，我们说明朝时期太祖朱元璋为高丽赐名为“朝鲜”，取其“朝日鲜明之国”，实乃出自古文典故。朱元璋表示：谁说俺是泥腿子？既然明白了箕子的目的地确实是“朝鲜”这个地方，那么，古文中的“朝鲜”地方究竟是现在的何处呢？这关系到今日朝鲜半岛是否从古代就沐浴华夏风尚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慎重待之。
目前看来，史学界对箕子朝鲜国所处位置，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在辽西，一种是在乐浪，就是当今的北朝鲜。这需要我们考察箕子迁徙朝鲜的路径，看他最终落脚于何方，才好确认箕子朝鲜位置。关于这一点，史学界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从山东直接渡海至朝鲜说，一种是箕子到河北省来，从辽宁省穿过，到汉之乐浪郡地望去的意见。
那么箕子部众在辽西停留时间如何？从何时起又东迁当前北朝鲜了呢？作者在这里臆测，箕子部众离开辽西时间，至迟当于春秋早期。而所谓朝鲜地望，作者认为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初期指的可能就是辽西一带。先说箕子朝鲜在辽西停留的时间。箕子朝鲜一直到周宣王时期，都是存在的。在《潜夫论》的篇三五《志氏论》中，作者王符说：“昔周宣王时亦有韩侯，其国也近燕。其后，韩西亦姓韩，为魏（卫）满所伐，迁居海中。”这个韩，据清人汪继培批注，应为箕子朝鲜。他批注说：“案韩西盖朝鲜之误。此说不可取”。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中引用朝鲜史料《鲜于氏奇氏谱谍》又云：“箕子十八传至贞敬王阙。其十三年，当周桓王十年（公元前710年，3年后周桓王被毛主席一箭射中肩膀！）。饥，使通齐鲁语者（俺会说山东话！），泛海买米。”联系到辽西出土的青铜器中为“窖藏青铜器”，看来辽西饥荒而需从山东买米进行窖藏，这一点也是可以同考古成果联系上的（当然这个颇有些牵强）。总而言之，这说明箕子朝鲜在辽西一直存在到春秋初年。待齐桓公九合诸侯时，齐兵北上援助北燕国，一并灭了位于唐山-辽西的孤竹国（孤竹国：welcome to 靠山屯♪），《国语·齐语》曰：“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不敢不来报。”随着同为殷商国家孤竹的消亡，箕子朝鲜瞬间没有了屏障，面对突然出现的战略真空，箕子朝鲜又不敢和有齐国支撑的燕国斗。这样，向东发展，避开东周诸侯国的锋芒，国家中心向东转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里作者稍微存疑的是，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中记载说“十二年，周显王十九年（此时已是战国了）。北胡酋厄尼车吉汗来朝。请（箕子朝鲜）共伐燕。”，而《中国东北史》则说，“可能是因为山戎的南入辽西，箕族开始了大规模迁徙.....”这两点多有抵触，或是说燕国在齐灭屠何、孤竹、令支后并未强占势力真空？这点需日后辨析。
箕子之国在辽东的范围，笔者窃以为应包括辽水西岸，至少包括今日之黑山、医巫闾山，并且迁居辽东后，箕子国由于更加远离中原，与燕国形成了对峙状态，双方在辽西进行拉锯，燕国在进入战国时期后甚至要造船从海路偷袭箕子国。后来桑弘羊在《盐铁论·备胡》中还心有余悸的说：“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逾徼，劫燕之东地。”这说明燕国在填补上文的力量真空时，却被箕子朝鲜反攻。《鲜于氏奇氏谱谍》云：“六年，周安王二十二年。燕人侵边郡，郡守苗春败之。卒子说文王贺立。五年，周显王四年。燕将以二万人侵辽西，上大夫卫文言败之五道河。燕将移屯连云岛。造船筏，将渡海来袭。明年，文言又败之。射杀其将。余众遁还。卒，子庆顺王华立。”这里的五道河，据说指的是辽西凌源县的五道河子乡，而连云岛则在营口附近的海岛上。这说明双方在辽西是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据《辽阳三千六十年》一文，“浑河至大凌河之间地区，从燕桓公、燕庄公时起，到秦开东攻箕氏朝鲜前，一直没有被燕国实际控制”这说明期间还有劫掠的东胡，整个辽宁地区形成了三方争霸的态势。燕对东胡一直卑言厚待，而箕子朝鲜却慢慢地骄傲起来，放弃了东胡这个盟友。《魏略》的记载是：“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这一段参照上文朝鲜史料，可做参考的是：箕子朝鲜和燕之间所谓的“说燕”，也是在燕国数次进攻无果的情况下燕才接受了和平建议的）。”
燕在战国称王后，箕子朝鲜亦称王，到这一步田地，箕子朝鲜似乎就驻扎下来，还不足以逃到朝鲜去。然而，主席写过《事情正在起变化》：燕昭王的改革使得燕国军事实力迅速上升，其余两方的末日也就到了。公元前283年，秦开率兵从河北省出发（我到河北省来），驱逐东胡，顺便也解决了箕子朝鲜。《魏略》记载：“后子孙稍骄虐, 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清川江东）为界。”至此，箕子朝鲜只好逃到当今意义的朝鲜半岛上，当前朝鲜疆域内的历史，才由这些中国殷商遗民们拉开帷幕。
当然，随着箕子国的迁徙，朝鲜这个地望所指的范围也在变化。首先朝鲜在商、周时期被当做“明夷”的代表词，也就是所谓的日出之地。这个只是泛指，并未详细确定，而且只是个地名，并非是国家的名称。直到明朝，“朝鲜”这个词才特指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朝鲜半岛。而指代朝鲜地名的这个“明夷”实际上也就是《尚书·尧典》中的“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中的“嵎夷”；因为孔安国曾注解过：“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嵎夷、旸谷一也。”而“明夷”作为日出之地，则意义相同，故嵎夷和明夷通。因此所谓“朝鲜”，最初只是泛指日出之地。
关于“嵎夷”这个词的具体指向，有连云港说、辽西说、辽东说、朝鲜说、日本说、胶东登州说。连云港说源自清朝道光年间王昙，辽西说则源自西汉时期的《今文尚书》，文中曰“旸山在辽西。一曰嵎铁，旸谷也。”；辽东说和日本说则分别源自清康熙年间和清末；朝鲜说源自元代，而登州说则也源自东汉。考虑到箕子的行动方向，笔者窃以为连云港说、登州说都可排除；而日本并非朝鲜，箕子时期的航海水平跨越东海似乎并无可能，因此也排除。辽东说实际是清代徐文靖提出，说“嵎铁”指得是旅顺的“铁山”。但问题在于，他忽略了古文中夷通铁字这个情况。这样，我们要辨别的重点就在于辽西说和朝鲜说。辽西说要早于元朝的朝鲜说，《今文尚书》反映的又是西周春秋时期的《尚书》。故此，辽西当为最早。且先秦-西汉时期写成的的《山海经·海内经》中说“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山海经·海内北经》又补充：“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东海者，黄海也。北海者，渤海也。这就是说，朝鲜在渤海北，黄海西。那么这个列阳到底在哪呢？据《辽阳三千六十年》一文考证，列阳，辽阳也。这说明朝鲜的地望也在发生变化；《战国策·燕策》又说，“燕东有朝鲜、辽东”。这说明朝鲜和辽东的位置相近，朝鲜可能向辽东移动；待到《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说“地东至海及朝鲜”。这说明朝鲜这个地望已经移动到最东面去了。《史记·朝鲜列传》则说，“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这里的“略属”，刘子敏在《战国秦汉时期辽东郡东部边界考》一文中指出，“略属”指的是臣属，而非占领；其“浿水”则是现在的清川江。而关于“鄣塞”和“外徼”乃至《朝鲜列传》后面所说的“（卫满）居秦故空地上下鄣”，作者考证则是秦在清川江地区进行了收缩，即至大宁江长城一线。这样看来，秦代的朝鲜（箕子朝鲜）的地望，就在清川江、大宁江以南，乃至汉之乐浪。这说明，最终朝鲜的地望，自秦汉开始起，就值得是清川江以南的地区了。而这个箕子朝鲜的南界，则应在真番以北，因为卫满夺箕子朝鲜权利之后，卫氏朝鲜才“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而真番地望在我国有南北两说，南说占上风；真番地望应在现在北朝鲜的南北黄海道和韩国的京畿道南北。这样看来，箕子朝鲜最后落脚到朝鲜半岛的具体位置，最大范围就在秦（燕）长城以南、现韩国京畿道以北的区域之内；因此，秦灭燕之后，箕子朝鲜从臣属燕国变成了臣属秦朝，才被称之为“外徼”，被看做是秦朝势力的一种延伸，属于中原王朝的范畴，而并不具有现在朝鲜的意义。
3. 斯人已去，后人评说
在韩国民主化和金正日登基后，箕子就成了他们去之而后快的对象，本来虚无缥缈、被斥为“不可考”、“荒诞”的檀君反而摇身一变，成了南北朝鲜顶礼膜拜的对象；而之前朝鲜上下万世朝拜的箕子则从三神之一乃至单一神坛上跌落下来，成了“本不存在”的“殖民罪证”，连带着汉四郡中最重要的乐浪也被韩国人否定存在。岂不知他们这样做，真是打了南北朝鲜老祖宗的脸！这里我们先讲述一下箕子朝鲜的功绩和朝鲜对他的肯定，至于详细批判，笔者会在后文【高丽对上古朝鲜的探索】、【明朝鲜的小中华心态】详述，恕不在此一一辨别。
箕子在朝鲜的教化，中原王朝的史官非常推崇。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大发议论，赞扬箕子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欲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怀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可见在东汉人眼里，孔子说的“道不行 乘槎浮于海”，这个海的对岸可能就是箕子教化下的乐浪朝鲜。箕子在这里实行了仁政，而且规定了“八荣八耻”，使得朝鲜半岛政治上前进了一大步，不再是蛮夷；又赞扬了”东夷天性柔顺”，说明箕子治下的朝鲜百姓性格都很贤良淑德（诶？），对东汉人来说，俨然是一个理想国。紧接着南朝宋之《后汉书》也跟进赞扬，说箕子朝鲜（乐浪朝鲜，现在的北朝鲜）是“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看看，“道义存焉”！又大大称颂了箕子一番：“若箕子之省简文条而用信义，其得圣贤作法之原矣！”看看，箕子这是“圣贤作法”！箕子侯国对朝鲜当地的影响则是“行数百千年”而不衰（《后汉书·东夷传论》）。箕子教化朝鲜之功，中原上下可是有目共睹诶！
但对后世三韩地起来的新罗高丽，这“行数百千年”可不得了了。日后无论是高丽国还是朱元璋起名的朝鲜国，都以箕子为圣祖（我圣祖箕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众倾心，四方仰德-----王朗·思密达）。“身为箕子后裔”完全成了政权的法理依据，成为打击政敌的一大武器，更成为朝鲜上下贴近大中华的不干胶。按照朝鲜李朝韩百谦的《东国地理志》中自己的招认，“南自南北自北，本不相搀”，否认高句丽与三韩有关；韩百谦又说，这箕子朝鲜被卫氏朝鲜灭亡后，箕准逃亡到马韩，所以马韩“承东国之祀，则正统固在也。”马韩是三韩中正统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箕子的后续；可见箕子成为三韩正统的来源（当然他还认为夺马韩权的百济来路不正，这是后话），马韩作为三韩地区的代表，箕子朝鲜的后裔，自然有权北上统一至乐浪（平壤）地区。从这里看，这和檀君没啥关系。
实际上，李氏朝鲜继承了之前高丽的一贯做法--是什么呢？高丽对内宣称继承了三韩统一之后的新罗法统，而新罗的法统则来自于统一了三韩之后夺取了箕子朝鲜的“大鼎”；对外高丽则宣称继承高句丽。这问题就来了：高句丽本是我国东北民族，自玄菟郡附近起家，如何继承呢？找到了！《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东夷列传》中记载：“事灵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可见高句丽也是把箕子作为自己的一部分历史考虑的。对高句丽来说，这很正常，因为箕子朝鲜之后的卫氏朝鲜势力范围包括玄菟郡，而玄菟郡又是汉四郡之一，高句丽起家在玄菟郡附近，高句丽当然可以说我继承了箕子朝鲜；从它的版图上来看也可以这么说。高丽就抓住这一点，高丽肃宗在壬午年（1102年）突然大发感慨：“我国教化礼义,自箕子始而不载祀典,乞求其坟茔,立祠以祭”。于是跟九百多年后的金正日类似（他是重建坟茔），高丽突然发现了箕子的坟茔：“令平壤府求封箕子坟茔,立祠以祭,又建箕子祠于平壤”。【转引自《传说、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孙卫国先生】得，高丽这就抓住了这一点，算是把高句丽也并到自己国家的历史中了。
当然这个时候高丽还只是拘泥于对清川江以北的野心，并因此和辽发生了不快、战争。等到金时，金女真族在北朝鲜的盖马高原以东地区世代生活，而高丽又对这里一直都抱有野心。作为盖马高原的一部分，长白山自然也要纳入到高丽人的视野中。于是乎檀君也应运而生，出现在《三国遗事》中。高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持有这种论调，但是鉴于力量对比，他们并没有抛弃箕子，而是把箕子和檀君放在一起，如李承休的《帝王韵记》。这个说法无疑大大激发了高丽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然而他们终究还是不敢抛弃箕子，甚至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斥责檀君为伪说的面貌。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无论是唐是宋是元还是明还是清）主导下的东亚秩序中，朝鲜需要粘着中国，才能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才能称为“华”，鄙视倭寇这种“夷”，“事大主义”，紧跟中央，才能确保朝鲜一亩三分地承天子润泽，才能保全万世。这是国际体系所决定的。
作为浸染儒学的朝鲜知识分子，他们也曾经纷纷斥责檀君的说法。朝鲜南九万（北风！糊了！）怒喷檀君神话：“妖诬鄙滥，初不足以诳闾巷之儿童，作史者其可全信此言，乃以檀君为神人之降，而复入山为神乎？！”看看，说的多好！但是他们还是纷纷说，箕子是教化之祖，而檀君是族群之祖，于是这又演变成了箕子南下，百姓拥戴，檀君后人高风亮节主动避让到“藏唐京”（《东国史略》）。那檀君后人在哪呢？好嘛，在扶余，就是现在我国的吉林。说到这里，这里笔者已经泪哗哗的流了....这是谁在妨碍啊today！反了他，信不信大砍国人从吉林省吉林市飞过来卸了他再砍了他！要不然扯蛋！！！！但李氏朝鲜中作为国家统治阶级重要组成部分的儒生们，却也不能就此否认箕子，否则他们的地位又从何谈起呢？在内部利益和自己的价值观面前，箕子必须更加重要！于是他们纷纷：
“本国之有箕子,犹中国之有帝尧”----许稠，朝鲜太宗年间（1367-1422）
“箕子之于我东,功德巍巍,与天同大,岂可与檀君及高句丽、新罗、百济建庙故都而止乎?!”“都城及各道界首官,皆建箕子庙,春秋享祀,一入释奠,又于庙旁必立书院,讲明九畴之学。士习日新,则其于政教,岂曰小补哉!”----韩乔，1610年
“我东本箕子之国,箕子所行八条,皆本于《洪范》,则大法之行实与周家同时矣。孔子之欲居,亦岂以是耶?”---宋时烈(1607～1689）
“朝鲜之有箕子,犹周之有文武也”崔岦，《箕子志》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等到清末，东亚国际体系崩溃，朝鲜的儒家没落，旋即朝鲜被日本占领，改组大韩帝国，又被日吞占，日本处于自身的原因，开始否认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并培养了大批韩奸历史学家，随波逐流，其流毒不一而足。反过来，作为民族主义觉醒的韩国爱国主义者，他们也开始排斥中国和日本，以求韩国在历史上的独立。这种思潮到二战之后，特别是韩国军政府倒台之后，随着韩国经济的起飞，也走上了台前，成为大众心中的慰藉。箕子的神像就此倒塌了，不再为官方所重视。三千年前的箕子，黄泉之下，是否哭笑不得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