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923年，苏东坡依旧是全国最豁达的男人。
这个诞生在北宋这样一个群星璀璨文坛盛世的佼佼者，注定了他的不凡。在跌宕起伏、坎坷曲折的仕途生涯里，苏轼始终保有赤子之心。那份天真旷达，也正是受到了儒释道思想的深刻影响。
苏东坡先师从道教，接着学习儒家思想，后又接触佛学。这种博采众长、不拘一囿、兼容并蓄，成就了他儒释道融合的人格和处事态度，也才有了如今“中国千年人物第一人”。法国《世界报》曾经评选过“千年人物”，苏轼是唯一一个入选的中国人。
苏东坡其实一辈子都是“两个苏东坡”，一个是现实中的苏东坡，还有一个是站在旁边对现实中的苏东坡进行观照的“苏东坡2号”。苏东坡的诗词更像是“苏东坡2号”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记录和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历，他的一生。
“见文见人见儒释道”，用来说苏东坡，就更贴切了。
（1）
据传苏轼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天赋极高。他七岁知诗书，十岁有“当时之志”，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引导，“修身、治国、平天下”，从小就以济世救民为理想，以期实现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二十一岁（虚岁，以下同）随父兄进京应试，与苏辙同科进士及第。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大获主考官欧阳修赏识：“惊喜以为异人”。由此苏氏三父子文名在京城广为传播。此后苏轼历任凤翔府、开封府推官，正式进入仕途。
凤翔赴任时与弟远别，他赋诗一首：“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可见苏轼是个极单纯的政治者，他把从政当作是兼济天下的一种途径。自入市起，苏轼就秉持一种淡泊名利的态度，恪守儒家“爱物仁人”的立世之本。
建功立业和淡泊名利，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对于苏轼而言却是内在统一的。以儒家思想进取，以道家思想自守，他以建立功业为荣耀，却并不迷失自我。
接连遭遇父母病逝的变故，苏轼的心智更趋成熟。守孝期满后，苏轼还朝，适逢王安石激进的变法浪潮，朝野凋零，结党营私糜风盛行。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面对此等景象，苏轼愤然自请离京。
幼时师承道士张易简，从小就接受道教启蒙教育的苏轼，可以说自请离京之前，了然道家恬淡心境的精髓，“守其本心，始终不变”，以出世般心态积极入世。
自请离京之后，苏轼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等职，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东山再起后因政见不合请辞外放杭州、颖州，再贬扬州、定州，晚年被贬惠州、儋州，病逝于常州。这漫长曲折而艰险的三十余年，也是苏轼一生中最为复杂厚重的历程。
（2）
时年三十四岁，因厌倦官场蝇营狗苟，苏轼负气离场。仕途不顺带来文学成就更像独属于文人墨客人生道路上的峰回路转。苏轼也同样，政治上的失意，得以“人生转道”，攀上了文学造诣的高峰，也聊以自慰了个人情绪。
当儒家入世思想使仕人深陷藩篱时，佛老思想自然成了救赎自己的最好选择。苏轼显然不似其他文人那般悲愤、颓靡、凄怨，在接连而至的人生困厄中不断自我修正、突破、超脱。
初到杭州时，苏轼偷得浮生半日闲，过了段比较清闲的日子。不必理会官场纷争，自然的山水总是容易教人动情。与客同游杭州，苏轼为免客人遗憾，写下千古名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陶潜诗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恰如苏轼笔下的西湖，像西子一般如何都美，并不拘泥于一山一水，这与道家“大象无形，言可尽，意无穷”之境悟不谋而合。
远离朝廷，道家思想愈加侵入，苏轼对人生愈发有一种深入浅出的生命境界。
犹记得苏轼任杭州知州时，送别老友钱穆父，作《临江仙·送钱穆父》一词，一改以往送别之词感伤忧愁的格调，“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虽有些许仕途缥缈之感慨，但更多的是对友人的慰勉，人人皆是世间的过客，又何须计较眼前的个人聚散呢？这恰是老子“无为”精神的体现，大有一种得失两忘的自在。
在密州任职的第二年，苏轼作《水调歌头·丙中秋》，词中寄托了苏轼对于远在千里之外弟弟苏辙的思念，却句句饱含人生哲理，极具浪漫色彩。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全词意境豪放而阔达，对明月的向往之情，对人间的眷恋之意，映照出苏轼在现实和期愿中挣扎辗转的心绪。
苏轼既标举了“绝尘寰的宇宙意识”，又摒弃那种“在神奇的永恒面前错愕”情态。他并不完全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发展，而是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随缘自娱”的生活意义。羽化登仙对于苏轼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宽慰。在老庄思想的排遣下，苏轼豁然开朗，心中的波澜也平息了。
这个时期儒家思想仍主导着苏轼的人生抉择和生活态度，尽管他已经开始对“入世”和“出世”有所纠结。
这点在苏轼上一年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清晰印证。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仁人爱物”的儒家君子风度让苏轼深受百姓爱戴，词中“千骑卷平岗”和“倾城随太守”的盛况让苏轼内心动容，不敢辜负。“鬓微霜，又何妨”？他仍旧可以为国效力。“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人下来，像汉文帝派遣冯唐去云中赦免魏尚一样信任我呢？）此时，苏轼依旧抱有天下之志，流露出对仕途一如既往的向往。
他向朝廷竭力保举五十八岁高龄的刘景文，勉励友人的同时也在勉励自己：“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菊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荷尽”、“残菊”所指的萧瑟之景暗喻已是暮年，紧接着一个“犹”字可谓转锋之锐笔，“傲霜斗寒”的意志跃然纸上。即使冬景萧瑟寒冷，来年自有硕果累累的时刻。可见，虽身在地方辗转任职，苏轼内心对仕途和朝廷依旧满怀期望。
尽管现在失意，但终将守得云开见月明，一展宏图伟业。毋庸置疑的是，儒家思想之于苏轼“心系天下”理念已根深蒂固，而道家思想也成为其在政途上的精神避难所。
（3）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四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一封《湖州谢表》，本是例行公事，却被新党大作文章，说他“愚弄朝庭”、“包藏祸心”。苏轼因而被御史台逮捕，历经险境，锒铛入狱103天。终是王安石“一言而决”，使苏轼从轻发落，贬谪黄州。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这一事件对苏轼打击巨大，成为他人生与人格的重要转折点。
初到黄州时，苏轼郁郁寡欢。他抬头望月，起舞再无清影，只剩一缕“缥缈孤鸿影”。心怀正直，时局蝇营，屡遭作弄，报国无门。叹一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为了排解心中烦躁，苏轼在黄州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有时隔一天就去一次寺庙，到寺庙打坐、冥想，希望借助佛教的力量解惑。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苏轼渴望仕途，但朝野上下他都无法施展抱负。苏轼的内心，此时是极度苦闷的，佛老淡泊明志的思想与根植内心的入世宏图在苏轼脑海里展开了激烈搏斗。
他深深明白朝廷之路已被彻底终断，“夜饮东坡醒复醉”，苦闷终不可疏解，写下了《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长恨次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许是想起跟自己相似际遇的先人李白都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潇洒肆意，道佛摒弃内心执念和苦海的出世思想似乎让苏轼瞬间醍醐灌顶。他利用博大的自然，去化解生命的困境，“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人和江海日月一样同行，并没有什么差别，在这里苏轼参透了小我与大我的统一,佛家叫“真如自性”。
（4）
早在杭州任知州时，苏轼有一个叫佛印的好友。传闻佛印是为度化苏轼转世而来。经历乌台诗案巨大变故后，谪居黄州的苏轼，已然不再对官场有执念，转而追求个人心境的佛行。
公元1082年春，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第三个春天。轼与朋友春日出游突遇风雨，却泰然处之，吟咏自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正如苏轼曾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在这个阶段，他也真正攀升到了“静”与“达”的境界。
“一蓑烟雨”象征着人生的风雨、政治的风雨，仕途上一贬再贬，任凭风吹雨打，精神上始终没有被打败，从容潇洒。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到这里，苏轼进入到了佛教所说的“无差别境界”。世界万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有了分别心，才有了世界万象。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佛家认为“世间万物本不可得”，所以执着什么就把它看破，苏轼已然看破了他从前所执着的“橙黄橘绿时”。
在顿悟了“无内无外、无欲无求”超然境界后，苏轼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1082年七月）、《后赤壁赋》（1082年10月）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
以其中一首《赤壁赋》来分析，这篇赋中，苏轼谈及视角尤为广阔。“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是对自然的膜拜；“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是对个人处事的思考；“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是对陶潜“隐世”哲学的对照；“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是对人和自然、宇宙关系的思考；“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是对时间的永恒映像；“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是天人合一的顺为；“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是欲念的清醒与克制，更有“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从无到有的生命面目的洞悉。
公元1083年五月，同乡陈慥蔑视世俗，坚持与落魄的东坡会晤。苏轼深受感动，写下了《满庭芳·蜗角虚名》。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
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尽放我 一作：须放我)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
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
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
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佛家因果轮回的思想最终让苏轼看破“营营”：“窝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名利得失之事，自有因缘，得者必强，而失者必弱，无需再过分介怀了。“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抛开束缚，纵情自我，逍遥自在。
此时苏轼心中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已然淡漠，他彻底从名利漩涡中解脱出来，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超脱。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尽管已经出世，消沉过后的他仍秉持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如今年华虽老去却仍有“少年之气”，仿佛回到了曾经倾城出猎时“聊发少年狂”的他。超脱之后的苏轼已达天地、物我两忘的境界，已然超越了自我，并做了自我重建，佛老思想赋予了苏轼新的人格与人生定义。
时年四十九岁，苏轼调任汝州，因长途跋涉、幼子夭折，暂居常州。年近半百，苏轼跳出了大半生深困其中的欲念，写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最终抵达了“出世”的人生境界。
56岁，再贬颖州，“悟此长叹息，我生如飞蓬”；
57岁，扬州知州，“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
59岁，贬往惠州。南迁路上，他拜谒了曹溪南华寺。已近花甲之年的苏东坡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写下《南华寺》，讴歌惠能和他的禅法。“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这一世颠沛流离，今天，要用这曹溪祖庭的清泉，洗尽心中对浮世荣华的贪恋。这个阶段，苏东坡已然开始去思考佛禅的真谛，臻于佛家空灵脱俗境界；
62岁，再贬儋州，“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65岁，大赦，复任朝奉郎；
66岁，卒于北归途中常州。
（5）
苏东坡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触”死亡，经历了父母、三任伴侣的相继离开，情感丰富的苏轼虽很小就参悟道家却不能将生死看淡。
尤其是韶华之年伉俪情深的妻子王弗的去世，那句悼亡诗里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写尽了内心无限惆怅和空虚。
而对于自己的生死，苏轼早已参透。
现在有些人说苏东坡去世前的绝笔是《观潮》，“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有考者认为这并不确切。可考证的是他写给维琳法师的那首：“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晚年痴迷佛教的苏轼，显然句句禅意。
他在诗里讽刺鸠摩罗什“想不开”，说一个佛教徒还要搞神咒。跟着维琳法师念佛，苏东坡认为“往生西方”不是没有的，是有西方的。但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西方不无，着力即差”。它的意思是：西方世界不是没有，但使力就全错了。
后来苏东坡跟他儿子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这辈子没有干过坏事，所以我不会下地狱，因此我就不害怕死。”
苏东坡面对死亡的态度，代表了儒释道思想融合后中国人非常独特的一种对生死的达观，不排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同时又看得很淡，不置可否，这个东西不能执着。
“不能着力”，着力便出错，就如羽化一般，顺其自然地达到他该有的状态。
结尾
儒释道三家自古以来就受到诸多先人圣贤的评断横比，孰高孰低，孰优孰劣，莫衷一是。实际上，真正的修行者并没有分别心。因为儒为表，正衣冠护礼法；道为骨，顺应自然，敬畏生命；佛为心，遵从自己的内心、修行自己的因果、修正自己的行为。
三者合一，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正如苏轼，每个人的人生中都充斥着无数的变数和选择。大多数的我们，少有能如苏轼这般，对于儒释道思想感悟融合，“心无负累，自有一股风流”，使自己得到了解脱。
谢谢阅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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