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觉得还是要看清经济的大背景，我们经济体可能要陷入长期的去杠杆周期，这这种去杠杆带来的冲击大小，非常取决于政府部门愿意接过居民杠杆的程度。
高杠杆运行，要么极低的利率，要么极高的增速，这是数学上可以维系的方式，债务不可怕，就好比一个企业营收稳定增长，现金流和利润完全可以负担到期的负债和利息，负债可能还是一种正收益，那么这种情况下往往对应的经济高增长。当经济增速放缓，如果收益下降，利率也跟着下降，利差还是正的，那么依旧可以延续扩张的周期。
假设出现了经济增速无法覆盖长期资金成本的时候，如果经济杠杆率相对较低，那么相当于大家都是轻装前行，不管是居民部门、企业部门还是政府部门，低债一身轻，无非是增速慢点，大家生活质量增长的慢点，甚至还有很大的刺激性举债潜力。相反经济增速放缓结合高杠杆，一个家庭负债很少，收入下降点无非是生活质量下降一些，然而当你负债累累的时候遇到收入下降，临界点很可能被突破，被动进入违约的行列，一个月多几百块钱利息都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然我们经济体没有遇到过三驾马车同时放缓的情况，也没有遇到过宏观杠杆如此之高还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让很多政策的推出存在严重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天真的以为只要给市场供应足够的货币，市场就不会出现收缩，从年到今年一直都是这么干的，鼓励有志之士进一步加杠杆来维系这个高杠杆游戏。
然而最后的结果是，居民部门和私人企业部门都在避免自身陷入进一步的违约风险中，参与度极低，尤其是今年前七个月的居民贷款数据，可以非常明显的反映这个趋势。不仅不借钱，还在努力的还钱，私企也逐渐退出市场，这可是承担了8成就业的经济参与者。一年二三十万亿的信贷去了哪里？很大程度是负债不用承担责任的地方，谁不用承担债务责任，一旦出事还总有人来兜底呢？
这就带来了冰火两重天的特色经济表现，一面政策刺激信贷，承接的却不是高效的企业和居民部门，而是低效的国资城投和地方债，成为集体的负债，另一方面，高杠杆结合消费不足下，私人企业和居民自发的去杠杆，陷入收缩的螺旋中，有人过苦日子，有人还能花700万搞了雕塑，二元结构的收益和代价剥离的干干净净。举债不用负责的加杠杆，成为全民的负担，自己要为举债负责的去杠杆，收缩投资和消费支出，陷入痛苦的去杠杆周期。
怎么缓解呢？到了今天这一步，只有天真的人还认为不付出任何痛苦就可以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去杠杆是肯定要做的，不管是政策允许还是政策反对，去杠杆都是大趋势，那么政策要做的只有尽可能的降低去杠杆周期内的冲击，方法也只有一个，让居民在去杠杆周期内过得更好，也就是更多的让利和更多的福利保障支出，无非是这些钱如果来源于分配改革，向先富起来的群体征收，则为上策，如果是中央政府部门负债则是中策，穷人之间的再分配则不如不做。
当然最近政策反应再滞后，也该意识到以往刺激经济的政策失效，房子、税收、消费都已经是强弩之末，必须要改变策略，真正的让利给高杠杆高税负的居民才是唯一的出路，比如超预期的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几乎等同于一刀切的给首套房高杠杆群体，释放约上千亿规模的消费能力，尤其是伪中产以减负，即除了房子只剩下负债。同时增加了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以降低人口结构畸变的冲击。
但这些让利还远远不够，把更多的财富留在居民手里，小恩小惠其实是短期有效，长期还得建立有效的分配制度，任何削峰填谷，增加二元结构下层分蛋糕占比的方式都有效，分配问题属于典型的历史遗留问题，欠了几十年的课，总归是要补上的。
一个朋友发来了1992年伟人在杭州期间发表的两篇文章的摘抄：“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那里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
值得一提的是，早该做的分配改革，让现在的问题更加复杂和难解，已经不是中下层致富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解决居民“至负”的问题了，一个人的负债是另一个人的收益，未来二十年的收入都被分配掉了，去杠杆周期带来的经济冲击也就成了现在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