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有多难?

史书上留名那种

运气大过努力，
比如城北徐公，啥也没做，历史就把他记录下来了。

说一个中国的
2000年四月，大同发掘出了一座北魏太和元年的古墓，发掘出了一块墓铭砖，上有铭文「大代太和元年岁次丁巳幽州刺史敦煌公敦煌郡宋绍祖之柩」


墓铭很好理解，太和元年一个叫宋绍祖的高官下葬了，他是敦煌郡人，职位是幽州刺史，爵位是敦煌公。问题是正史查无此人，不但没有传记，甚至都没有出现这个名字。
论职位，幽州是北魏的一级行政区，也算得上是封疆大吏了；论爵位，公爵之尊也是到了人臣的极限了；论出身，他出身于敦煌宋氏，祖上也出过西凉的托孤大臣，在前后几个凉州政权都很有影响力，也算得上家世显赫了。可就这么一个家世显赫身份高贵的封疆大吏，居然没有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字，他下葬时大约五十岁，一生中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也有不少，但是居然一点都没有流传到后世，如果不是凑巧挖出了他的墓，如果不是盗墓贼手下留情没有破坏墓志铭，可能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历史上曾有过这么一个人吧。
你说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有多难

其实在史书上留名，不算难，难的是如何不为人所遗忘。
比方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有这样一位少年英才：1923年在四川宣汉出生，十岁于川陕根据地参加红军，十二岁随军长征，十三岁入党，到1948年战略大决战时，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军人已是东北野战军中的一名团政委，前途可谓不可限量。
正是这样一位十岁参加革命、十二岁亲历长征的四川宣汉“红小鬼”，货真价实的老红军，在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的重重烽火，踏过漫漫血腥长路之后，成功在史书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
可他是出现在“辽沈战役人民解放军团以上干部烈士名录”中的，一个出生在四川丘陵山岳之间的年轻人，越过了康区的雪山草地，踏上贫瘠的黄土高原，在华北的大地上与日伪匪顽周旋，又随部北上到陌生的白山黑水之间。
这是多么传奇的经历啊，可他死在了1948年黑山阻击战中，于是他只能成为牺牲人员名册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姓名。


可比起与张天涛同出川陕苏区的同志们、战友们来说，张天涛已经是个“幸运儿”了，因为更多来自四川、鄂豫皖、中央苏区的，随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的军政干部和普通战士，永远长眠在了川西的草地群山之间，无人铭记。
在《红军长征•综述 大事记 表册》中，我们可以寻到这些烈士的姓名，可许多人的贯籍、出生年月甚至是具体的牺牲时间、地点，都已在时间长河中迷失，一如他们消逝在伟大远征中的生命。






以上这些，只是不完全的截图，“营以上干部英烈名录”大约占了十七页半的篇幅，其中近三分之一的烈士牺牲在川西的甘孜、阿坝、金川和“草地”。
初看《红军长征•综述 大事记 表册》中的“营以上干部英烈名录”时，我是惊讶的。
我惊讶于两个方面，一是刚看到此节题目时，惊讶于“红军的长征烈士可以统计到营一级”，另一重则是，惊讶于如此多的红军干部牺牲在川西的雪山草地之间，我过去在成都待的时候，看到远方隐隐可见的雪山，只感慨大自然的伟大——你看，成都平原往西走一下，海拔便猛地上升，一下出现了终年不化的高山雪地——可现在一回想起来，又不得不想到人的伟大，在近一个世纪以前，无数穿着单衣、踩着草鞋的年轻人，真正凭意志翻越了这些他们未曾见识过的大山。
而在感念红军兵干的坚韧不拔时，又泛起一阵恐慌，今天人提起川西，提起康区，提起那片高原雪山，还能记起什么呢？只能记起理塘丁真了。
不要说是消失在山间的老红军了，今人好多甚至不知道，1956年康区民改，理塘正是西康地区的叛乱中心之一，公安军在围攻易守难攻的理塘寺时甚至打光了一个营，理塘的河水里都飘着烈士的鲜血。

于是65团蔡培修团长(老红军)命令三营担任主攻,并要高富魁营长作出战斗计划,需要什么?高营长说“只需要三百余发炮弹,明日早上(即3月30日)六点发起进攻,上午11点钟攻下理塘喇嘛寺,12点到68团去吃午饭。”由于长途跋涉,疲劳之师,加之地理不熟,又有轻敌麻痹思想,结果攻了七天七夜都未攻克,90%的官兵都已伤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其状惨不忍睹。营长高富魁被军事法院判了八年有期徒刑,未牺牲的连级干部被撤职,补充到68团去当战士。……
……1956年4月11日上午9点,68团6连3个排加民警队第9班(炮班)连同卫生员、文书、及团部两个警卫员共100多人集合在理塘县银行楼下,宣布进攻理塘新街的战斗部署和计划并宣布了战斗中的各级代理人。下午3点,信号枪响,在6连副连长张云春的带领下,在3连和民警队轻重机枪和八二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的掩护下,6连的勇士们向新街发起冲击,……我六连伤亡十几个人,在街中间,团部两个警卫员不幸被敌人机枪打中,倒在新街弧形的街中间,非常痛苦地带着枪在街心爬着,炮班一个战士要去拉他,被张副连长制止了,眼看着这两名警卫员爬到檐沟边喝了一口脏水,头一歪死了。

1956年理塘平叛剿匪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并不困难，可困难的是让后人铭记。
一如前面所说的，今天人有几个知道川西的黑暗过往呢？大家知道的只有丁真和他的动物朋友们。

看了@深山聳峮 的回答，深感佩服，我也禁不住想抛砖引玉，说一说我过去偶然碰到的一桩轶事吧。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偶然在网上看到的一枚寿山石印章的照片，上面用汉字篆刻了“丙寅小春应节堂公爵命，畴邨达彦谨作”；和“大正丙寅岁十月畴邨彦仿古鉨”。



看上去似乎不怎么出奇，但“大正丙寅岁”和“节堂公爵”却莫名让人在意，因为大正丙寅岁是指1926年（也是日本大正天皇在世的最后一年），“节堂公爵”也明示了印章的主人应该是一位帝国的公爵。

那么“畴邨达彦”、和“节堂公爵”分到到底是指谁呢？一时心血来潮的我开始发动互联网之伟力开始比对调查，然后慢慢地找到了一个家族从兴盛到衰亡的华丽诗篇……

首先，印章的作者是足達疇邨 (あだちちゅうそん)，出生于1868年，正好赶上了明治维新，然后成为了日本20世纪初最有名的篆刻家之一，为许多当时的权贵豪族刻制印章。

1926年，正是他奉了“节堂公爵”之命，用中国进口的寿山石制作了上图的印章，作为“节堂公爵”平日所用。

那么更重要的问题来了，“节堂公爵”到底是何许人也？

其实也不是那么难找，因为日本维新之后，得以敕封公爵头衔的家庭并不多，排除掉当时尚处幼龄的，就只剩下寥寥数人了，为自己取了雅号“节堂”的公爵，正是松方巌（まつかた　いわお）公爵。

松方岩这个名字中国人肯定陌生，但是他的父亲松方正义在中国就有名多了。

松方正义是萨摩藩的藩士，在维新初期当中参与了萨摩藩推翻德川幕府的运动，并且一跃成为了日本经济政策的主导者之一，在1875年就当上了大蔵大輔（相当于现在的财务省副大臣），而后一路晋升，1881年当了大藏卿（财政大臣），1884年封伯爵，接下来在1891年第一次成为首相并组阁，接下来几十年当中在财界和政界叱咤风云，成为握有大权的“元老”之一，在1922年被晋封为公爵。

在产经界和金融界叱咤风云几十年，主导帝国的财政政策，松方正义自然为子孙留下了不少东西，他生下了许多子女，而他的长子，正是上文提到的松方岩。

1924年，松方正义去世，不带任何遗憾地走完了一生，长子松方岩继承了公爵爵位。不仅继承了爵位，松方岩还继承了父亲的一部分政治影响力，在藩阀当中拥有严密的关系网，并且担任了华族银行的董事长。

和大多数贵族子弟一样，松方岩喜好风雅，他为自己取了一个雅号“节堂”，然后在1926年，委托知名篆刻家足達疇邨为他制作了印章。可想而知，刚刚成为公爵的松方岩，必然也是志得意满吧……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

仅仅在一年之后，1927年，因为一战红利期结束，日本帝国出现了经济动荡，也就是著名的“昭和金融恐慌”，这也是动荡的昭和年代的开始。在这次金融大动荡当中，因为经营不善，华族银行破产了……

能够叫“华族银行”，那么里面的客户自然是非同小可，许多帝国的贵族和名流显要在其中拥有账户。在确认破产不可避免的时候，松方岩提前通知了和自己关系密切的显贵和豪商们（对比今天，似乎全世界都一个样），而这些被提前通知的人（大部分算是衰落后的萨摩藩阀残余）抓住机会提前取款，赶在银行破产之前把自己的钱取走了，保住了家业。

但相应的，没有得到消息知会的那部分人，自然就损失更加惨重。

消息败露之后，昭和天皇龙颜大怒，他着重处罚松方岩，最终松方岩的公爵爵位被迫“返上”，也就是被废除了。

众所周知，1946年后日本帝国被麦克阿瑟废除了一切贵族爵位，但是在将近20年前的1927年，就有一位公爵，被帝国贵族体系除名……这也是帝国史上唯一一位遭受此等厄运的公爵家族。

也就是说，在继承了父亲爵位的3年之后、在制作了上图的印章1年之后，松方岩、松方家族的富贵就转瞬即逝了。松方正义花费了一辈子的心血，从萨摩的一介无名小卒变成了东京叱咤风云的金融教父，却在死后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败落下来。

故事到底就结束了吗？还没有……

通过检索和调查，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松方正义的儿子们当中，还有个叫松方幸次郎的，他出生于1866年，在年轻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了欧洲留学，回国之后也成为了社会上层人物，很快当上了神户川崎造船所的社长，一度还担任了国会众议员，虽然不如长兄那般有资格继承爵位，但是至少也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松方幸次郎也喜欢风雅，不过和哥哥不一样，因为在欧洲的经历，他非常喜欢西洋的绘画艺术，他多次在欧洲各地游览，然后大量购买当时的欧洲画家画作和雕塑，最终积累了一万多件收藏品。

然而，不幸的是，世事通常是盛极而衰，按照记载，在1927年的昭和金融恐慌当中，川崎造船所依赖的十五银行也陷入到了困境当中，川崎造船所一度濒临破产，作为社长的松方幸次郎为了挽救企业，不得不大量贱价出卖自己的收藏品。

他的厄运还没有到此结束，1939年，欧洲大战爆发，而后在1940年，纳粹德国开始对英国伦敦发动了大规模轰炸，接着，他在伦敦保险库里的收藏品被炸弹焚毁了（到底是不是真被焚毁了谁也不知道，但松方家肯定是失去它们了）；而他留在巴黎的一部分收藏品，在1944年法兰西复国之后，以“日本是交战国”作为理由没收了……

好在法国政府也没有想要强抢这一批收藏品，于是在50年代陆续向日本政府赠予或者说归还了这一批艺术品，不过，这一批艺术品的性质已经变成了“法兰西国有财产”，就算给了日本，那也是“日本国有财产”，并不再属于松方家所有，而松方幸次郎本人也见不到这一批收藏品回国，因为在1950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死去。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艺术品被送回日本的时候，被送入到了“国立西洋美术馆”当中馆藏，成为了日本全体国民的财产，今天依旧向公众展出。

在松方岩和松方幸次郎相继死去之后，曾经叱咤风云的松方家族也重新默默无闻，虽然一部分子孙后裔可考，但是却都不再是什么知名人物，更别提“留下历史痕迹了”

两代人的荣华富贵，帝国顶尖的公爵爵位，煊赫一时的豪门，耗尽心血的家族珍贵收藏……最终都无异于过眼云烟。不管当事人在当时有多少荣耀和悲痛，但在后人看来，恐怕也不过是一曲现代的“物哀”故事罢了……

德川齐宏——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名字，但依然身份不明。


德川齐宏(Count Tokugawa Narihiro)伯爵，或作德川斋宏，是活跃于美军对日占领初期的一名“华族”，关于他的身份来历，据说是出身德川御三卿(田安、清水、一桥德川家)的御连枝，学习院高等科毕业后前往牛津大学留学，因进军实业界失败而陷入困顿。日本战败后，他加入了一个名为自治皇民党的组织，准备参加美军占领下的选举。1945年10月23日起，他出现在历史中，与当时已经卸任的皇族前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建立了关系，此后他经常光顾东久迩宫王府，以占领军座上宾的身份为东久迩宫传递了各式各样的情报。
1945年11月26日，他对东久迩宫稔彦王说：「前段时间，我与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总参谋长、美国派来的秘密顾问交换了意见，结果认为，像现在的币原内阁这样凡事都听美国人的意见是不对的。」
1945年12月15日他又说，即将成为盟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理查德·马歇尔(Richard Jaquelin Marshall)少将访问了他的宅邸，彼此交换了各种意见，一致认为币原喜重郎内阁应该尽快辞职。此外他还在伊豆巧遇理查德·萨瑟兰参谋长，对方与马歇尔少将的意见相同。
1945年12月21日「德川」又与理查德·萨瑟兰参谋长攀谈了两小时，讨论了对币原内阁结束后的政权交代预期。
虽然此人无论是出身还是说话方式上都给人微妙的不信任感，但东久迩宫似乎没有把他当成是一般的政治掮客看待，「德川」每次登门造访时，东久迩宫都会接见他，似乎相当信任他的情报，即使他的言论可以说「真假难辨」，每句话似乎都对解读当时的历史很有分量感，但除了口头陈述外也找不到什么旁证，这个评价似乎也同样适用于招待他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视角。
德川斋宏，或者德川齐宏第一次引起关注是五十年后的1995年2月21日，当时『朝日新闻』早报称，美国解封了一批占领时期的秘密档案，其中赫然出现了美军与“德川齐宏(Narihiro)伯爵”惊人的协商记录，其中提到1945年12月18日，「德川」作为东久迩宫的使者向GHQ传达了希望让东久迩宫复职的信件。
此外，由于1945年12月6日昭和天皇的两名亲信木户幸一、近卫文麿出现在战犯名单内，许多人怀疑昭和天皇将是下一个出现在名单中的人。
「德川」告诉GHQ外交课长乔治·艾奇逊和外交官约翰·埃默森(John K. Emmerson)，昭和天皇正考虑退位，准备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作为替代，「德川」建议让东久迩宫亲王成为新的天皇。
可是，艾奇逊对「德川」的接待很敷衍，他告诉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与美国国务卿伯恩斯，东久迩宫不像是统治日本和人民的理想人选，建议对他保持谨慎。
虽然GHQ对「德川」的公开态度与他自己宣称的似乎有所不同，『东久迩宫日志』中还有其他记载，1945年11月5日东久迩宫内阁总辞一个月后，一位名叫「笠井重治」的人也担任过亲王的掮客，笠井的身份是可考的，18岁前往美国，从高中念起，先后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哈佛大学大学院国际法与外国史专业，归国后做过东京市会议员和众议院议员，战前是涉足日美外交的民间人士之一，他给东久迩宫带来了与「德川」相似的情报，那就是GHQ对亲王辞职相当惋惜，希望让币原内阁尽快辞职，由亲王重新组阁。1945年11月23日作为日本战后右翼最大黑幕之一的儿玉誉士夫也给亲王带来了一样的情报，告诉他GHQ希望东久迩宫再次组阁。
尽管无法确认这些情报的准确性，笠井重治确实在GHQ内有熟人，儿玉誉士夫的发言也应该被认为是有些分量的。再加上亲王对「德川」表现出的信任，他的真实身份理应是有保障的，可是，关于他究竟是谁的讨论引起关注时，「德川」已经从历史记载中消失太久了。


1945年日本战败时，德川御三卿中有资格称为伯爵的只有田安德川家的德川达成(Satonari)和一桥德川家的德川宗敬(Muneyoshi)，清水德川家因为债务问题在明治末年已经放弃了伯爵爵位，如果将搜索范围扩大到德川御三卿家谱与三个松平家出身的伯爵的话，确实有读音上与“Narihiro(斉宏)”相似的名字，但没有完全契合的，如果「德川」故意使用了假名的话，这种搜索方法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根据2011年出版的『不思議な宮さま 東久邇宮稔彦王の昭和史』作者浅间雅男的说法，“德川斋宏”这个名字不属于德川御三卿近代家谱中的任何人。
在那次与艾奇逊的微妙见面后，德川齐宏就从历史上消失了，至于他究竟是谁，在外网上也没有任何讨论，似乎他根本就是个不存在的人，如果说是某个名人为了隐藏身份而捏造的化名，那可以说太成功了。


不过，笔者在查阅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公开资料时发现，战前战后初期似乎确实有个人以「德川齐宏」的名义参与政治活动。


根据1942年皇道世界政治研究所出版的刊物『皇道世界政治の提唱』记载，有个叫德川齐宏的人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赞助，并记载他住在东京市区内。


1946年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民主选举大观』中也提到，有个叫作德川齐宏的人参加了1946年4月10日举行的第22回众议院议员总选举，在东京第2区133人争夺12个众议院席位的激烈竞争中落败，总计得到8270票，排名很靠中流，但与分别以28044票落选的石桥湛山，37988票落选的广川弘禅相比实属无关紧要、当年东京第2区选举的最后一名是松谷天光光，总计45688票，日后她与黑田寿男等人作为社会党左派抵制了芦田内阁预算案，以「日本农民组合」为基盘另立「劳动者农民党」，后来成为自民党福田派要人园田直的夫人，转投了保守阵营，但也在政治上濒临死亡。


除了这些比较严肃的记载外，一段看上去非常滑稽的文本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这本1940年由日本灵理学派姓名委员会出版的『姓名学極秘伝書 : 開運霊理』 中，列举了一位名叫「德川泰敬」的客户，据说是纪州德川氏的分家，前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公爵【田安德川氏，德川宗家】的堂弟——德川御三卿正是纪州德川氏出身的幕府将军，德川吉宗的后人。
显然，这位41岁的德川先生遇到了中年危机，如果他是因为实业投资失败陷入窘境的话那再自然不过了，现在他想要向心理学会的「正名大学士」伊藤晴康讨个吉名。学会认为，虽然你们德川家人起名字代代差不多，但也要讲究避讳，不要冒用祖先的名字，否则就会像模仿英雄豪杰的那些人一样归于失败——这个评价很有趣，至于「泰敬」这个名字，学会认为起得不错，但要是非想改名的话，不如叫「德川齐宏」吧。


有了这些线索，我们就能找到关于此人存在过的更多痕迹了，也知道被他投注了毕生心血经营的公司名叫「富国矿业株式会社」。



1937年的履历书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德川先生原本是福冈县士族岩桥佑喜(言)的长子，1899年出生于久留米市，后来被舅父德川敏之助收为养子，从小送往英国留学，1925年牛津大学法科就读期间继承家督，归国后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社担任记者，性格豪爽，因业绩出色被提拔为每日新闻整理部(整理记者)副部长，1930年转入东洋拓殖会社历任秘书课长，总务课长，1931年出任东洋拓殖会社总经理(本社支配人)，据说专心于会社发展，博闻多识。


家住牛込区喜久井町三十四号，喜欢户外运动，信仰日莲宗佛教，夫人ヨネ是栃木县士族向井兵卫的姐姐。年仅三十四岁就在实业界创下了这样的地位，想必也是意气风发、不堪寂寞，1933年出资一百万日元收购了一家小型砒霜厂，投资新技术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富国矿业」，此后还开办了「富国证券」，形成了连锁集团。
遗憾的是，如前文所述，他的好运也到此为止。
靠冶金生意发财的理想破灭后，不知是为了逃避他人的目光还是与过去告别，改名后的德川虽然仍旧在实业界活动，相较于过去写在人名信用调查录内，宛如有志青年般简约风履历书，从生意失败开始，「德川」往履历书中删改了许多不同的东西——例如他过去说自己的生父是福冈县士族岩桥佑喜(言)，德川的家名来自他的舅父德川敏之助，此人与田安德川家的关系未知，可能类似刘备与中山靖王的关系。1941年起他故意含糊了其中的某些内容，比如改口说他的父亲岩桥是东京府出身，舅父德川敏之助的名字被整段删掉了，只说自己是复兴德川家的存在。



1941年的履历书

虽说如此，1941年版的履历书中至少依然提到了他担任过「富国矿业会社」社长这件事，而到了1943年版的履历书中，这段履历被他完全抹去了。兴趣爱好从户外运动变成了读书，宗教信仰变成了神道，现职中提及的八纮会，似乎就是一个研习神道的修炼组织，「德川」现在开始担任这个宗教团体的总裁，性格上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1943年的履历书

1943年版的履历书中，他开始说自己是东京府「德川齐孝」的长子，1902年6月出生后成为静冈县岩桥纲子(大概是他的母亲)的养子，1925年为了再兴“德川家”改名德川泰敬，虽然之后的表述变化不大。「德川齐孝」是否存在，身份不明，但根据德川齐宏改名的这件事来看，他与他新任父亲名字中的「齐」看起来像是日本名门传承意义上的家族「通字」。
结合「德川」从认可生父到另外认了个不知什么人做自己的生父，宣布自己是母亲的养子，想必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或许发生了什么严重的家庭纠纷——而且，看得出他非常在乎德川这个姓氏，结合他开朗的性格来看，大概过去也是以田安德川家后人的身份高调活动，收获了不少友谊。
从参加皇道世界政治研究所与自治皇民党的活动来看，德川齐宏应该是个典型的右翼，早年在新闻界与商界沉浮，凭借性格与人脉青云直上，中年投资失败后开始寄希望于政治上有所作为，如此看来，1945年对他来说是个很好的契机，在英语被列为敌性语言的背景下，像他这样有长期出洋经历，可以流利运用外语，乃至在牛津大学这样的顶级学府有人脉的人太少了，所以这也成为了他平步青云的机会，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接近东久迩宫稔彦王——后者大概也没有认真看待过他的出身，只是相中了他能与美国人交流而已。
接待他的美国人初来乍到不熟悉日本水土，可能误以为他真的是田安家出身的伯爵，再加上「德川」是实业家，宅邸不至于太破落马上引起美军怀疑。总而言之，这样一个深陷泥潭的中年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误打误撞地被近代史作为“华族”级别的重要人物记载下来的。
遗憾的是，失势的东久迩宫稔彦恐怕不值得「德川」如此卖力投资，无论GHQ中有多少人支持东久迩宫，美国国务院显然把他提议中的，让东久迩宫代替币原喜重郎组阁，甚至取代昭和天皇登基的方案当成了笑话，因此1945年没有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交涉失败后，利用价值消失的他也就自然而然地退出了时代的舞台。
1946年众议院选举失败后，「德川齐宏」这个名字似乎再也没有活动记录，但考虑到他担任会长的「三葵兴业」，担任监查役的「东兴洋行」在战后依然存在了至少20年，「德川」战后可能依然存活在世上，大概只是又改换了姓名吧。
在地上多少人的时间也如此流逝。不知五十年后的1995年，日本人惊讶地发现东久迩宫身边竟然存在过这样一个神秘莫测、深藏若虚的“华族伯爵”，代理过亲王与美军的谈判，以德川家与皇室“代表”的身份自信地说出了天皇应退位让贤给东久迩宫的言辞时，又有多少人是哭、是笑呢。
只因为误认为伯爵而被赋予了特殊关注的男人。
（阅读过程中偶然发现的番外，随手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