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批批女兵响应号召，远赴新疆垦荒援建。
可是，她们万万没想到，这一去不仅仅是短期的垦荒，还要找一军人长期的相守。
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龚全珍认识了甘祖昌，与他结了婚，成为了将军夫人。
很多人以为，这样的结合没有感情基础，不会幸福，那，真的是这样吗？
1953年的某天，龚全珍老师刚刚从教室里走出来，就被校长叫到了办公室。
“甘祖昌是谁你不知道？他是咱们新疆军区后勤部的部长。”
“不管他是谁，搞对象我不同意。”听校长给自己介绍对象，龚全珍眉头皱成一把，犟脾气也上来了。
“甘部长可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他1927年就加入共产党了，还立过很多战功，你说像这样一位英雄，我们不去关心爱护，难道让他……”。
校长还想劝龚全珍，可她话没说完，就被龚全珍怼了回去：“校长，我来新疆是当老师的，不是来嫁人的。”
“这个不矛盾，结婚了一样可以当老师的。”
“那他也太大了。”结婚不是不可能，但谁都想找年龄相当的。
“只大十八岁。”
校长说的简单，她也不想想，十八岁，中间几乎隔着一辈人，两个悬殊十八岁的人，思想观念会多么不同。
一般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年龄差。
很多女兵不想婚姻就这样，要离开新疆。
甘部长乘坐一辆吉普车，赶了了过来。
他个子不高，长得也其貌不扬。
他先跟路过的战士打了招呼，然后走到女兵们跟前，他不摆首长的谱，也不给女兵讲道理，只在肯定女兵后，对某些干部针对女兵们的婚姻处理方式，伤害到大家而道歉。
龚全珍看了看他，眼睛不自觉地垂了下来，她真的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个被自己拒绝的大首长。
“龚全珍同志，委屈你了。”突然，龚全珍听到甘部长这样对自己说，这让她猛地一愣，抬起头，心跳也不禁加快。
一个首长给拒绝自己的女兵道歉，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令龚全珍拒绝他的心松动了一些。
龚全珍离过婚，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有一天，她看到甘部长在逗两个孩子玩，这场景让龚全珍不再认为甘部长是部长，而是老甘。
她想法变了，也不再让孩子喊甘部长甘爷爷。
称呼变了，是不是龚全珍在试着接纳甘部长？
应该是，但女人普遍内敛，心思就是变了，也不会轻易承认，除非遇到大事。
“敌特破坏桥梁，甘部长受了重伤，他想见你。”这天，龚全珍正在教室上课，校长匆匆来找她。
老甘受伤了！龚全珍的心不由怦怦直跳，张嘴就问：“他在哪？”
问完，她就什么也不管地朝医院跑，到了医院，被守在急救室门口的战士一把拦住。
她没有离开，默默地守在急救室门口，一次次地看急救室的大门，担心着。
看到有人被纱布包裹着从急救室里推出来，龚全珍就拦住问：“是甘部长吗？”
“是甘部长，甘部长很危险，毛主席指示，立刻送甘部长到北京抢救，甘部长现在还在昏迷中。”一听是甘部长，她不管甘部长正昏迷，不一定能听到声音，对着甘部长就喊：“我是全珍，龚全珍。”
六个月后，老甘痊愈回来，他喊龚全珍去他的办公室。
这是龚全珍第一次和老甘单独在一起，第一次和他面对面交流。
老甘说：“我文化水平低，只上过一年半私塾，我岁数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脑震荡后遗症，还有气管炎肺气肿，苏联专家给我下过断言，让我争取活过六十岁。”
老甘的话很朴实，对自己的情况没有一点隐瞒，龚全珍静静地听着，说：“没有关系，我可以照顾你。”
然后，她问老甘：“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婚吗？”
“李校长跟我讲过，是你的前夫不让你出来工作。”
这天晚上，龚全珍在日记本上写下：“和大首长谈恋爱，所有的过程都出乎我的意料，谈话的内容更让我惊讶。”
她说她在谈恋爱，言下之意，是她已完全接受了老甘，接受了十八岁的年龄差，老甘的家庭、糟糕的身体状况。
那老甘会趁热打铁，尽快把龚全珍娶进门吗？
甘部长想了，也做了，他给组织写了申请，组织批准后，和龚全珍商量着，把结婚的日子定在不久后的“三八妇女节”。
他还买了布，让龚全珍做衣服，龚全珍也开始喜滋滋地准备婚礼需要的东西，等着做新娘。
一切都很顺利，如果不算上老甘突然失踪。
结婚的前一天，老甘没有来找龚全珍商量明天的婚礼，龚全珍找他，找不到，问战士，战士不知道他去哪了，那时没有手机，谁也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龚全珍不禁开始担心老甘出了事，毕竟他的身体状况摆在那，毕竟，敌特时不时搞破坏。
龚全珍担心，也有些恼，如果老甘不是出事，是后悔和自己提结婚，故意失踪，他这样做，让龚全珍一个女人的尊严放哪？
这么翻来覆去一想，龚全珍心里，要结婚的喜悦没了，对和老甘的未来也没有了把握。
三八节后，老甘端着红枣来找她，腆着脸给她讲耽误婚期的原因，她仍一脸不高兴，直言直语地怼老甘：“不结了，不跟你结婚了。”说完，转身就走，不给老甘一丝回旋的余地。
校长劝，她也硬着心，不妥协。
可人真的爱上了，心，不自觉地就会变得跟棉花一样，见了对方，会情不自禁地替他开脱，包容他、心疼他。
校长正劝龚全珍，老甘从外面走了进来，他喊了声“全珍”，一脸郑重地说：“自从和全珍认识，错别字都比原来少了很多。”
看着他傻乎乎的模样，龚全珍的心登时就软了，不仅原谅他，还对自己说：“军人有军人的纪律，部队有保密条例，不该别人知道的，老甘不会说，国家和个人之间，本来国家就该放第一位。”
思想一通，别的事情就都好办了，龚全珍和老甘的婚礼依旧照计划举行，只不过婚期延到1953年3月23日。
结婚后，生活如水般平静，老甘身体没有大碍，龚全珍在学校里教书，除了添了两个孩子。
老甘不乱想，日子应该会这样一直下去。
可老甘，不走寻常路。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甘祖昌被授少将军衔。
少将、军区后勤部长，无论哪一个，听了都光鲜，哪一个，都可让他余生吃穿不愁。
可甘祖昌在一次昏倒后，觉得自己已不再适合部队工作，再继续在部长职务上待着，就是不劳而获，占国家便宜，为此，他给新疆军区党委写了申请，请求军区领导批准他回乡务农！
甘祖昌农民出身，回乡务农，于他，不过走了一圈又回到起点，主要是龚全珍，一个出生于山东烟台，毕业于西北大学教育系的城里人，她到农村，能受得了干农活的苦吗？她握笔杆子的手能抓的动锄头吗？
甘祖昌没有强迫龚全珍必须跟自己走，他说：“你要留下来，就留下来吧，过一段时间再说，好不好？”
龚全珍可以留在新疆，继续做老师，但不说别的，就说甘祖昌的身体，她能放心吗？
龚全珍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走，还是留？
但就像龚全珍在课堂上教的那句“双兔傍地走”，她和甘祖昌既然是夫妻，就应同甘共苦、彼此照顾，龚全珍做不到甘祖昌回乡种地，她自己在军区轻轻松松教书。
她选择了走，跟着甘祖昌，拖儿带女，乘汽车转火车，再坐汽车，前后用了半个多月，到了甘祖昌的家乡——江西省莲花县沿背村。
“正是应了那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甘回到沿背村，回到父老乡亲中间以后，就像放虎归山，每天都高兴的像个孩子，每天都有无数个新的想法，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儿，这病发作的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轻了。”
老甘回乡后，随着心情，身体也渐渐好转，只有龚全珍，蓦然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啥啥都觉得难。
大家都打赤脚，龚全珍不搞特殊，也脱了鞋袜，赤脚挑担走在没脚深的稀泥里，跟着大家一起开荒种地，可就像甘祖昌弟媳妇说的：“我们脚上的茧子比鞋底还厚。”
他们不穿鞋，是习惯，龚全珍赤脚走路，走的每一步，最初都写着疼。
挑担也是，她没干过，人家挑一担，她只能挑半担，就那，走起路来还是左右打晃，老乡们体谅她，都帮她的忙。
可龚全珍，或许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一起待久了，思想、行为都会被同化，看着自己落后，龚全珍觉得自己是在不劳而获。
苦，龚全珍愿意吃，可一想到自己的理想就要在一日又一日的劳作中被湮灭，她心里就有些不甘。
再看着身边的孩子们因为学校没有老师，该读书的年龄不读书，她也心疼。
她和老甘商量后，去了县里的文教局，她不说自己的身份，只拿出毕业证，说想做老师。
“九都中学是刚办的一所学校，只有三个老师，连校长都没有，工资也不高，你愿去吗？”文教局的领导问龚全珍。
“我愿意，给我开介绍信吧。”一听有地方教书，龚全珍高兴的，都想马上飞过去，哪会在乎地方远不远，条件好不好，更是忘了自己的几个孩子都还小，老甘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她一走，家指定会乱成一锅粥。
也许，这些龚全珍想到了，可对于她来说，什么困难都抵不过她想教书的心。
自从开始教书，龚全珍就吃住在学校，只周末回家，给丈夫和孩子缝补衣服，料理家务。
她把大部分心思都放在了教学上、学生们身上，她怎么都不会想到，她的学生会……。
有一段时间，龚全珍被她的学生批斗，她心寒至极，有心寻死，她站在河边，想就这么跳下去，一了百了时，甘祖昌走到了她身边，轻声问她：“离开新疆时，司令员给你交代什么任务了？”
甘祖昌的一句话，把龚全珍一直憋着的眼泪一下子都给逼了出来，她哭着说：“我是答应过，但是我现在做不到，我做不到。”
“好了，全珍，冷静冷静，天大的磨难，咱们一起来度过。”甘祖昌轻轻拍着龚全珍的背，柔声说，不大的眼睛里写满了坚定和柔情。
第二天，龚全珍和平常一样，低着头跪在批斗会的台子上，甘祖昌走进了会场，走上了台子，他什么都不说，先是拿下龚全珍头上的高帽，揉了揉，扔了，再取下挂在龚全珍脖子上的牌子，扔了，最后，把龚全珍扶起来，扶着她让她坐到椅子上。
这天，龚全珍在日记本写：“一直以来，我已经习惯把老甘当我的首长，我的导师，今天，我第一次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他对我的爱，我们相依为命，荣辱与共，为了他，为了这个家，我必须活下去。”
是的，活下去，活下去就能看到希望，看到美好。
因为知道了甘祖昌对自己的爱，无论生活多难，龚全珍都努力地活着，可是岁月，它能让人看清一个人、一件事，也会凌迟人的生命。
甘祖昌去世了，在1986年3月28日，永远地离开了龚全珍，享年八十一岁，破除了苏联专家给他下的争取活到六十岁的诊断。
他说，他活这么大，是因为有龚全珍，走前，他问龚全珍：“我不在了，自个儿的工资够花吗？”
工资够花，可没有爱人在身边，龚全珍的心就像被谁剜了一块，生疼！
龚全珍看着甘祖昌的遗像，想起结婚时甘祖昌说的：“让我认真的看一看啊，年轻的美女，我们并不了解，全珍，特殊的年代，没有更多的时间让咱们去恋爱，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会互相了解的。”
看着看着，龚全珍眼泪流下来了。
1953年两人结婚，1986年甘祖昌离世，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33年，33年的时间，能把两个不同的人揉成一个人。
让人分不清，她的行为，是不是他的思想？她的理想，是不是已经也是他的理想？
甘祖昌离开了，龚全珍对孩子们说：“他活着的时候怎么做，现在还怎么做。”
甘祖昌不喜欢不劳而获，不喜欢麻烦人，喜欢帮助他人，龚全珍也如此，退休后，她不愿给儿女添麻烦，住进了幸福院，在幸福院，她不仅组织老人开展学习、擦地板、补衣服，还拿出生活费给老人们买营养品。
并成立“龚全珍爱心救助基金会”，募集社会资金，帮扶困难群众。
彭艳峰就是龚全珍帮助过的人之一，彭艳峰的父亲常年有病，家里就靠她母亲尹润娇一人打零工挣钱养家，龚全珍看到他们的生活，很是替他们着急，知道尹润娇有裁缝手艺后，就掏出500元钱帮她买了缝纫机，让她到商品大世界摆摊做生意。
有了生意，尹润娇家的生活开始蒸蒸日上，但天有不测风云，2005年，尹润娇得了血癌，这时，彭艳峰正在上大学，尹润娇想把家里的钱留给彭艳峰上大学，怎么都不同意做手术，龚全珍知道后，先是自己把家里的仅有的4000元钱拿出来，又联系亲朋好友、县残联援助，帮助尹润娇住进了医院。
龚全珍的帮助，潜移默化地扎根到了彭艳峰心里，她从小就暗下决心，做老师，和龚奶奶一样的优秀教师，帮助别人，爱护他人。
而这不是龚全珍第一次帮助人，受她影响成为老师的，彭艳峰也不是第一人。
刘火郎是沿背村退休教师，他说龚全珍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领导，做学生时，刘火郎家穷，交不起学费，龚全珍就资助他学费、书费。
他在南陂小学教书时，正遇国家困难时期，物资紧缺，生活用品都统一分配，他只有两件旧衣服轮流穿，那时，龚全珍在南陂小学当校长，看他困难，就把自己分的蓝沙卡布、解放鞋给了他，他结婚，龚校长一月工资才78.5元，就给了他20元，让他给新娘买衣服。
龚全珍对别人大方，对自己却很吝啬，就是现在，她的衣服也没有一件超过一百元的，鞋子更是不破绝对不允许扔，因为斤斤计较，她被家人戏称为“铁算盘”。
她把省下来的钱全都用在资助困难家庭、困难户上。
汶川地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她又把一笔笔特殊党费上交组织，她说：“工资是国家给的，除了基本生活费用外，都要拿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虽然能力有限，但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
如今，她已98岁高龄，不能再像过去亲自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她就让女儿挨家挨户去看望，回来后，再把情况告诉她。
她的一生，就像2013年她获得“感动中国人物”时的颁奖辞所言：少年时寻见光，青年时遇见爱，暮年到来的时候，你的心依然辽阔，一生追随革命、爱情和信仰，辗转于战场、田野、课堂，跨越万水千山，脚步总是坚定，而爱越发宽广，跨越人民的敬意，是你一生最美的勋章。
. END .
【文| 杜萧染】
【编辑|毛毛雨 】
【排版 | 毛毛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