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0日，“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隆重揭晓，其中有一位获奖者十分引人注目，她叫龚全珍，是开国少将甘祖昌的妻子。组委会给了龚全珍这样的颁奖词：
少年时寻见光，青年时遇见爱，暮年到来的时候，你的心依然辽阔。一生追随革命、爱情、信仰，辗转于战场、田野、课堂，人民的敬意，是您一生最美的勋章。
龚全珍荣获“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
那么龚全珍究竟有着怎样的事迹呢？今天帝哥就来给大家说说她的故事。
1923年，龚全珍出生在山东烟台的一个邮电工人家庭，全家共有11个兄弟姐妹，父亲在烟台市邮电局当报务员，他的工资支撑着一家大小的生活开销。
龚全珍从小就热爱读书，成绩优秀，但受家庭条件的限制，父亲规定家里的女孩只能读到小学毕业。但倔强的龚全珍却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她偷偷报名考取了烟台市立一中，当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父亲只好让她继续上学了。
1937年日军占领烟台后，龚全珍一边当“流浪学生”，一边寻找八路军，她从山东到安徽，从河南到陕西，边读书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龚全珍考入西北大学教育系，1949年，她大学毕业后便报名参加解放军，不久随部队到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当了一名教师，并在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是在新疆，龚全珍遇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甘祖昌。
甘祖昌是一位老红军，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跟随红军走完了长征，在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后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为新疆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甘祖昌
甘祖昌在参加革命前有过一段婚姻，妻子给他生了一个男孩。甘祖昌跟随部队走了以后，妻子在敌人的逼迫下被迫改嫁，8岁的儿子只好跟着奶奶和叔叔们相依为命。甘祖昌到延安以后，才知道家里遭遇了如此重大的变故，他感到十分悲痛和内疚，此后就一直没再考虑过再婚的事。
1953年初，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突然找到甘祖昌说：“老甘，你看我这人多粗心，光忙着给屯垦部队找老婆，你的老婆问题也没解决呀！”
甘祖昌却笑着说：“我的事你不要操心，屯垦部队的事是大事，解决了他们的就好了。”
此后王震却开始为老战友物色起了对象，他发现军区八一子弟学校有很多单身的女老师，经过再三考察，他觉得龚全珍心地善良、思想品质好、能吃苦耐劳，于是决定把他介绍给甘祖昌。
王震
不久以后，在王震的撮合下，甘祖昌和龚全珍第一次见面了。甘祖昌首先对龚全珍说：“龚老师，我的情况你清楚吗？我已经48岁了。”
龚全珍听后没有说话，心想：他比自己大18岁啊！
甘祖昌继续说：“我只有初小文化，我一般的文件看得懂，但有的字还不认识。你的名字龚全珍的‘龚’字，我还写不拢。”
龚全珍没有说话。
甘祖昌又说：“我的身体不太好，头部先后受过3次伤，留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龚全珍还是没说话。
甘祖昌接着说：“我以前结过婚，有个儿子，今年27岁了，还有个孙子，一个侄女，一个在你们学校读书的侄子。如果我们在一起后，家里这么多人，生活会紧张些，我们得勤俭节俭。”
这天龚全珍回去以后，想了很多，她觉得这个人可真是够奇怪的，第一次见面，好的方面一句都不说，上来先说自己的4个“缺点”。但她转念一想，虽然甘祖昌的年龄大了些，身体受过伤，但他的伤是为革命做出的奉献，应该有一个幸福的后半生，而且从谈话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谦虚、坦诚的人，是值得托付的。想到这里，龚全珍决定和甘祖昌结合了。
1953年3月，甘祖昌和龚全珍结婚了。结婚这天，学校老师给龚全珍扎了一束漂亮的纸花，甘祖昌在后勤部食堂办了两桌便饭宴请领导和同事，就算是举行婚礼了。
甘祖昌和龚全珍剧照
1954年，部队开展评定级别，为1955年推行军衔制度做准备。一天晚上，甘祖昌回到家后，问龚全珍：“你被评了什么级别？”
龚全珍回答说：“我是连级。”
甘祖昌又问：“你有意见吗？”
龚全珍说：“没有，我们学校大学毕业的老师都是评连级。”
甘祖昌说：“后勤部给我评了师级，但我对此有意见，已经写信向中央反映了。”
龚全珍听后大惊，她问丈夫：“你认为自己评哪一级合适呢？”
“营级就可以，团级就到顶了。可是，后勤部却给我评了师级。你说，我心里过意得去吗？我向中央写的信就是提意见，请求降低自己的评级！”
龚全珍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是嫌自己的级别评高了！
但甘祖昌的意见报到总政治部后，上级领导认为他虽然在战争年代一直从事后勤工作，但工作兢兢业业，完成任务很好，他的级别不仅没有评高，还评低了。最后总政治部领导经过考虑，将甘祖昌的级别定为准军级。
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甘祖昌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尽管当上了将军，但甘祖昌却因为脑震荡后遗症的影响，无法长时间工作，他逐渐有了回到家乡当农民的想法，并先后3次向军区党委递交了回家务农的报告，终于在1957年得到了批准。
报告批准的这天晚上，甘祖昌对龚全珍说：“我们要回江西老家，报告已经批准了。我想早点动身。这几天你先去办好回江西的手续。”
甘祖昌和龚全珍
龚全珍以为是回去探亲，和甘祖昌结婚以来，她还没去过江西呢！她十分高兴地说：“丑媳妇终于要见婆婆啦，怎么？还要办手续，回去多久？”
甘祖昌严肃地说：“不是回家探亲，这次回去就不回来了。”
龚全珍这才明白，丈夫是铁了心准备回乡务农了，她劝丈夫说：“你身体这么差，能当农民吗？这里医疗条件这么好，你还时时发作，到了农村，缺医少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组织交代？”
甘祖昌笑着说：“身体差，才更需要锻炼，何况我的命大，现在是和平时期，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这天夜里，龚全珍一夜无眠，她是山东人，参加革命后本想把一生都贡献给边疆，现在让她离开这里，她当然舍不得。但如果不和丈夫一起回老家，他的身体谁来照顾？既然当初愿意和他结合，不论天涯海角都应跟他走！想到这里，龚全珍便下定了决心。
甘祖昌、龚全珍和孩子
第二天一早，龚全珍就问丈夫：“你们家乡的学校缺老师吗？”
甘祖昌说：“山区农村肯定缺老师啊，那里公办老师少，就招收了一些有文化的农民担任赤脚老师。”
龚全珍笑着说：“那好吧，你回去当赤脚农民，我去当赤脚老师！”
甘祖昌对妻子的支持和理解十分感激，他向妻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真诚地说：“谢谢你，龚老师！”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一家人回到了位于江西省莲花县的老家。甘祖昌当起了农民，龚全珍则步行20多公里山路，到莲花县文教局毛遂自荐当老师。局里的领导得知龚全珍是西北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非常高兴地说：“坊楼乡新办的九都中学确实急缺老师，就是条件太差，离你家又远，不知道你愿不愿去？将军支持不支持？”
龚全珍坚定地说：“放心吧，他自己都辞官务农了，怎么会不让我去？”
第二天，龚全珍就把家里安顿好，然后搬着铺盖去学校上班了。当时的九都中学只有3名老师，而且连间像样的宿舍都没有，龚全珍是山东人，学生们的江西方言她也听不懂。但她还是坚持克服了这些困难，很快和学生们打成了一片。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龚全珍还经常会拿出自己的工资和粮票，去资助那些家境贫困的学生和老师，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看到贫困学生没钱交学费上学，她就自己掏钱垫学费，买学习用品、衣服给贫困学生。
1961年，县文教局想调龚全珍去南陂小学当校长，但又怕大材小用，没想到征求龚全珍的意见时，她却笑着说：“只要有书教，再苦再累我都乐意。”龚全珍到南陂小学后，照样吃住在学校，每周末才回一次家，一干就是13年。
1974年，龚全珍又调到离家不远的甘家小学当校长，但她还是老作风，吃住都在学校，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直到1976年因甘祖昌身体不好，她才离休回家照顾丈夫。
龚全珍一共育有4个女儿，但因为她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就没有精心照顾孩子了。曾有人问龚龚全珍的三女儿甘公荣：“为什么你妈妈的普通话说得那么好，而你们几个孩子却讲一口莲花土话？”
甘公荣说：“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理解妈妈，她到底是我们的妈妈，还是学生的妈妈。”
正是因为对孩子们亏欠得太多，所以在她们长大后，龚全珍一直想补偿。1980年，大女儿甘平荣结婚了，龚全珍对甘祖昌说：“孩子结婚了，女儿与女婿的工资都很低，现在要置办点家具和日用品有困难，孩子们的终身大事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在经济上帮助一点。”
甘祖昌却说：“他们工作几年了，我们也没要他们的钱，这些事应该由他们自己操办。我们把他们养大了，就尽了义务，哪能还管那么多事？”
甘祖昌
龚全珍依旧坚持说：“你这个父亲好做，我这个当妈的难啊！我不能让人笑话，一定要帮助他们一点。”
夫妻俩谁也不肯相让，最后龚全珍坚持从银行里取了700元给了女儿。甘祖昌得知以后，生气地对妻子说：“你对孩子们太迁就了！我的钱是国家给的，用到革命需要上去是应该的。留给孩子，让他们坐享其成，就不应该。要改变这种只为子女营造安乐窝的传统观念，这也是一种移风易俗啊！”
龚全珍后来回忆说：“这是我们结婚数十年中，在经济上唯一一次闹不愉快。”龚全珍知道丈夫有钱，但他回乡以后一直省吃俭用，把钱全部都省下来支援家乡建设了，他用在扶贫济困和支持生产建设方面的积蓄高达8.578万元，超过了他工资总额的70%。
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不幸病逝，享年81岁。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还拉着龚全珍的手念叨：“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甘祖昌去世后，龚全珍觉得自己虽然离休了，但还有很多事应该做，她说：“我要把甘祖昌这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品格宣传出去，用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哺育我们的后代。”
于是龚全珍开始组建校外活动小组，自己担任校外辅导员，有计划地为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她还参加了县老干部宣讲团，到学校、机关、企业、社区讲老红军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故事，讲得深入浅出，好评如潮。
龚全珍和孩子们
1989年，在南昌工作的大女儿考虑到龚全珍年纪大了，想把她接到南昌生活，以便照顾，没想到龚全珍却找到县民政局，要求在幸福院安家。起初家里人都不同意，但龚全珍固执起来谁都拦不住，等幸福院一批准，她就自己搬进去了。
龚全珍之所以住进幸福院，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为了不拖累儿女，二是为了追求“老有所为”，她在幸福院里主动申请当“义务服务员”，帮老人们洗缝衣服，给孩子们辅导功课，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在离休后的几十年里，龚全珍每年都要去学校、乡镇、机关做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她自己也记不清到底做过多少次。但龚全珍从没要过一分钱的报酬，而且每次作报告，她从不吃报告单位为她安排的午饭，而是自带馒头或面包，就着白开水当午饭吃。
2013年5月3日，已经90岁的龚全珍受邀到莲花县三板桥乡作报告，中午11点半下课后，她坚持不吃乡里准备的午饭，要坐公交车回家。乡里的领导考虑到天气炎热，实在不放心让龚全珍一个人坐车回家，只好谎称下午有人回县城开会，饭后可以搭顺路车。龚全珍这才留下，破例吃了一顿工作餐。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2011年，龚全珍成立了“龚全珍工作室”，在社区开展革命理想信念教育和慈善、志愿活动。2013年底，她又成立了“龚全珍爱心救助基金会”。在龚全珍的引领下，基金会很快发展壮大，先后募集资金179万元，支出140万元，惠及群众上百人。
2014年初，龚全珍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仪式时，认识了来自重庆的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姚厚芝。当龚全珍得知姚厚芝身患生病、生活困难时，她当场拿出2000元给姚厚芝，要她买些营养品，搞好身体。龚全珍还与在场的两个女儿商量，以后要一直资助姚厚芝的两个孩子读书直到大学。像这种类似的好事，龚全珍不知道做了多少。
曾有人问龚全珍：“你这么大年纪了，不在家安度晚年，整天忙这忙那，图个啥？”
龚全珍回答说：“不图啥，人民用小车推出了新中国，给了我们崇高的荣誉，我们没有理由不为群众的幸福富裕贡献一点微薄之力。只要我还能动，还能讲，就要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一点事。”
如今已经99岁的龚全珍身体依然硬朗，她曾说：“现在属于我的时间已不多了，所以我要更珍惜这宝贵的时间，多关爱贫困群众，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文章的最后，让我们再次向甘祖昌将军和龚全珍老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并祝愿龚老健康长寿！
作者简介：帝哥，一位90后上班族，专职写作2年，已在各大自媒体平台发表多篇10万+的爆文。如果你对自媒体、写作、赚钱感兴趣，想每个月都能靠下班时间做副业、兼职，可以搜索关注我的公众号“帝哥说史”，一起探讨一起进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