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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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feng 发表于 2023-9-7 11:49:57|来自:北京朝阳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全文如下。
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对未来经济发展有哪些意义?对个人如何选择城市有什么建议?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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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efu 发表于 2023-9-7 11:50:06|来自:北京朝阳 | 显示全部楼层
在我看来,中国县城发展甚至存续面临的是双重压力:一是资本的扩张,二是公权的庞大。同时这双方既博弈,又结合,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县城实况。
在我理解中,县城经济结构单一但却连通城市与乡村;拥有一定的人口基数但却普遍素质较弱;有一定工业能力但却缺少研发能力和服务业、金融业的支撑使其壮大;有稳定全覆盖的基层管理体系和服务体系,但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的高低,却往往依托于主政者的能力而非完善的规章制度,经常性导致人走政熄或者更严重的是发展方向的改弦更张,导致本来就紧缺的资源被轻抛弃置。更不要提县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错综复杂的利益交换。
所以一个县,往往在这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各方利益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形成一个或多个的利益共同体来保证自己的利益,它往往以制造业实体的形式存在,依托于本县的特色产业,拥有众多的雇佣劳动力,且投资涉及到本县各个行业层面,既拥有庞大的固定资产,又背负巨额的负债,而其背后最大的金融支持往往来自于本县的农商行,同时它又是本地农商行的股东,其管理者更与本县政府工作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与其上下游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形成资本与公权力的完美结合,而因种种原因被排除在外的县常住人口往往需要背井离乡打工求生,或者在县里从事工资收入较低的行业,形成分外明显的县级阶层。
故而这种形式有很多坏处,但也有好处,第一:一个县有最起码的财政收入来源保底;第二:大量的就业人口能在当地安置,同时又能在当地消费,盘活县内消费市场;第三:稳定了县内的整体秩序。
但目前这种模式再持续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因为2008年的基建和随之而来的货币化棚改既几波大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是国有化平台企业的扩增及县内制造业实体的转型,大量的资本被从县里抽干,投入到市区转入利润率更高的服务行业和房地产业,从而造成县内制造业企业的流动性资金紧缺,设备老旧,人工工资降幅严重,实际营业额连年降低但企业负债却连年攀升,实力不强的县级制造业企业往往这时就被市里或者省里设备更先进,股东背景更雄厚的制造业企业取代,而这个县变成了单纯的原材料供应或者粗加工商,原本可以留在当地的利润被隐形剥削到市里或者省里,而原本县里的上下游企业也随之纷纷关闭,同时在县里就业的人口也随之逃离县城,原本应该从农村到县城再到城市的就业消费人口直接搭上我国完善的交通工具,直接去城市追求更高的工资来完成购房置业,改变人生的目的。
在我的判断里,这就是这几年中西部省会城市GDP异军突起而县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原因,也是环京津贫穷带问题日益加巨的原因,同时也是广东广西地区富裕城市往往还是那么几个的原因。虽然各地的表现不一样,但是背后的道理却是一样。
幸运的县城有各自幸运的原因,但不幸的县城却有着统一不幸的理由。
而这时县里的主政者如果没有抓住机会,完成县里原本的制造业企业转型或者升级,或者没有找到好的招商引资企业,或者在重大决策中瞻前顾后甚至干脆决策失误,那么短短十年,可以重塑一个县的机会就失去了。除了换来虚高的房价和庞大不堪的平台债务,留下的就是一地萧条。
那现在已失败的县城情况好转了吗?我觉得没有。因为制造业的缺失,导致县里的中间阶层微乎其微,整个县的阶级结构变成了苹果核型,两头粗,中间极窄。不是公,医,师,国企员工就是自由从业者,带来更严重的资本侵蚀和公权力扩张。
就举最简单的外卖例子,一个县的外卖行业本应是不发达的,一个县城横跨也就十五分钟的路程,同时不像大城市有苛刻的上班时长,但是这时县城里的高阶层往往不在乎外卖配送费的多少只寻求更便捷的收货方式,而低阶层往往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只能成为外卖骑士,而原本县城的小商小铺也不得不妥协20%至30%的佣金费已寻求多获得些营业收入。这时外卖骑士在县城中出现,蕴含着大型资本涌入县城。不知不觉中,原本应该签署劳动合同的就业者被迫成为自由职业者,原本靠口碑相传的店铺需要缴纳不菲的推广费,而承担连接乡村和城市功能的县城作用更被大型资本所取代,原本面对县城熟人还有一定议价权的农民面对直接收购其农作物的资本连面都不会见上,只能答应其苛刻或者不苛刻的理由。
就像当地的村委会以至县级的粮食局面对农村割青苗高价出售而无动于衷,需要更高一级的权利机关出文制止时,你就能发现基层治理失能带来的恶果开始展现。
同时这也导致县城税收再一步失血,只能靠政府强化罚款,提高殡葬费等三非收入充实财政,或者进一步推高县城房价以卖地来维持财政运转,这意味着政府为了维系自身运转而扩大公权力来获得税收收入,但同时本应提高的治理能力却没同时提高。这导致以后县城居民稳定的就业,生育,养老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因为薪而救火也,薪不尽,火不灭。问题只会越滚越大。
一句话,县城越是失能,那么涌入城市的人口和资源也就越多,越是推波助澜城市的房价上涨,同时挤占城市本就稀缺的教育,工作,医疗和养老资源。同时大量高素质人才也会选择留在城市中去目前薪资较高的第三产业工作,而不愿回到家乡,因为原本小城镇的制造业提供的研发和管理岗位受限于企业规模少之又少,工资低之又低,从而造成明显产业和人才的错配。
一方面是大家为了留在城市中自愿或不自愿的内卷,996。一方面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大量失血,既是缺少新鲜劳动力的补充,又面临城市管理者为了明显看得见的土地升值空间而征收工厂土地,扩大城市范围。同时原本制造业的纯利空间就有限,企业主和股东往往在获得拆迁款后又把钱投入城市房产行业和服务行业去获取利润。造成愈加严重的恶性循环。
但是在我看来,一个县城,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制造业,最合理的分配方式就是劳动性收入占绝对地位。
而目前整体的恶意螺旋中,为了控制房地产的无序扩张(一方面较高的贷款利率控制房企和个人继续增加杠杆,另一方面也避免一部分市场流动资金流入目前获利较高的房地产市场),导致我国银行LPR中长期贷款利率和我国中长期存款利率久久居高不下,带来最为明显的恶果就是投资性收入在社会总收入占比的份额,庞大的贷款利息支出压低个人消费能力的释放和企业扩大投资的积极性。
就像目前招商银行公布的2021年报所显示的:富人占比0.07%,持有31.54%的资产,人均资产金额为2780.43万元。中产阶级占比2.05%,持有50.58%的资产,人均资产金额为153.31万元;普通人占比达97.88%,持有的资产仅有17.87%,人均资产金额仅为1.14万元。
举例就是一个人只要拥有500万元的现金,去购买招商银行的信托类产品,按照最新的利率就可以每年获得20到25万纯收益,超过中国百分之98%的人的劳动性收入。而一个普通人只要背负100万元的房贷,每年就要支出5万的贷款利息,这件事这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在我看来,重建县的制造产业,恢复县的造血功能,承接的住乡村第一产业,提升县的教育,医疗,养老,生活,政府管理水平,同时还得强化优势县的制造业水平和服务业水平,多方面吸引人口回流和资本回流,我们国家才不至于滑向更深的深渊。
所以这篇《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和我国政府前期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应该联系起来看。因为细数浙江整体县,不论是制造业水平还是制造企业数量,还是以县为单位的旅游业等能创造丰厚利润的第三产业数量都是在全国排到首位的。所以浙江省在提升整体县的能力上可以事半功倍,也可以尽可能的完成共同富裕和完成县的城镇化建设的目标。(选择浙江而不是江苏的原因我个人猜测是虽然江苏县更发达,但支撑江苏县发达的江苏企业优势在国有企业,建筑业企业和toB的制造业,存在调头难,藏雷多,提升速度较慢等原因)。
后面我会针对最新的几份文件,一是国际国内双循环,二是统一市场,和这两份文件做联系解读,但都是我一家之言,希望大家支持。


分割线…………………………………
我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肯定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同时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在这份文件出台前,我就尝试过通过我县的平台做些类似的事情,可惜没有成功,也成了遗憾,现在给大家看下我当时的想法,也算了结下心愿,谢谢大家。

wmm 发表于 2023-9-7 11:50:13|来自:北京朝阳 | 显示全部楼层
终于把目标转向县城了。而不是弄什么新农村。
我国很多县的管辖范围内都有百万人。只要有一半的人口集中到县城,就是一个最少五十万人口的城市。
做好县城内部市场、提供岗位,各县城互联,形成互补的城市群。打造这样一批小而美(虽然五十万人口的城市也不小了)的城市(群)比折腾什么新农村好多了。
但是,但是,但是,控制好房地产。现在很多县城房价上天,打工的根本回不去,回去了也没有余钱扩大内需,也不可能迁就县城工资微薄的岗位(更何况小县城里有各种关系)。
还有,就是各县城的执政水平以及……
ps:鉴于上面需要注意的两点解决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大部分县城依然会处于人口流失而凋敝的状态。一二线周边的小城市倒是有点前途(不管有没有这次印发的《意见》)。
等等,有没有维持高房价的同时盘活小县城的可能性呢?万一小县城真的往这方面“探索”呢?
xchina 发表于 2023-9-7 11:50:41|来自:北京朝阳 | 显示全部楼层
2020年在疫情爆发之初就写过一篇文章《这次疫情对经济可能产生影响的两个重要趋势》。
当时我有两个判断:
第一,国家层面,肯定会重新思考关于特大型城市、超大型城市存在的定位和必要性。
如果世界当前的主题还是和平与发展,那么建设大型、特大型的城市集群,在经济收益上是划算的。
但是如果世界已经进入百年未有之变局,那么,我们就必须得重新思考像武汉这种大型城市未来在各种可能出现各种状况下的生存能力。
如果说再像60年代那样大规模开发建设三线城市已经不现实,那么,越来越发达的交通网络,其实是能够让我们在保持经济大动脉的高速运转的同时,把重要的城市功能节点逐步拆分开来的。
用分布式的思路去建设城市,增强其在各种灾难面前的生存能力和抗打击能力,是我们不得不为未来去逐步做的。
未来,我们需要的已经不是一个又一个臃肿而庞大的超大型城市,而是一个又一个小而美的有特定功能和产业的“精干型”城市,然后再透过一个小时以内的高速交通网络将其联通起来。


因此,在这次疫情之后,以增强同一大区域不同城市联通能力的更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是可以期待的。
嗯,很多东西,我说得很隐晦,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我上面的意思。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也是扎起当时的状况下一个极其准确的判断,我们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也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不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纪念和总结大会,在两年前的2018年已经召开完了,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和定论了。


我们的很多行政管理人员,如果思维还停留在两年前,显然是没有领悟中央这两年的一系列重大判断和决定。
其实在这次的疫情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当地的领导班子在发展经济的能力上,不能不说没有水平,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一旦面对这种突发的事件,则没有任何的应对经验和应对思路。
这说明什么?说明眼睛盯着一个领域盯太久了,连整个国际大风向的敏感度都失去了。
他们不知道改革深水区意味着什么,也不曾想过,中央提出百年未有之变局,是想说明什么。
相反,在应对这次突发的疫情上,无论是效率,反应速度,还是统筹规划,中部战区的水平相对于当地政府都要表现出更出色的发挥,这很重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最近几年的军改已经让之前的“军区”成为了“战区


我觉得,清晰认识到自身使命的转换,使得解放军能够更快地在当下的状况之下适应了自己的角色,而承平已久的地方领导班子,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意识和能力。我不知道这次巨大的教训,能不能够让他们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
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你看明白了我上面想表达的东西,就知道了自己以后应该往哪些方向努力,哪些领域是有机会的。
对于中国这么个巨大的经济体,在我看来已经有了足够的韧性和抗打击能力,不是一两次灾害能够伤到筋骨的,任何一个行业的收缩,实际上都会另外的行业提供扩张的机会,如果损失已经造成,再去想别的都没太大作用,尽快调整自己的方向,为需求被压抑后接下来的释放做准备,才是大家应该去做的。
第二,分布式工作,远程办公,跨区域协作会成为主流。
其实在六年前2016年的文章就写过,当时的题目叫《今天来聊点劲爆的:最终会是什么刺破一线楼市的泡沫?》:
“虽然我觉得现在这些所谓的人工智能算法和VR设备都是垃圾,虽然我觉得这两个行业充斥了各种各样卖概念的骗子,但是我真是有种“莫欺少年穷,终须有日龙穿凤”的感觉,假以时日,这两个行业可能真的会像当年的电脑一样,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其它方面的影响我这里先不谈,回归到今天的主题,那就是到底最后是什么把一线楼市的泡沫刺破掉。我想,写到这里,你们也应该心里有答案了吧。没错,就是我上面提到那两个技术。
随着人工智能算法的演进和迭代,一些机械性和程序性的工作,将会直接不再需要人来完成,什么撰写个报告啊,预约个日程啊,处理些文本啊之类的,以后应该都会直接被取代掉。这意味着一线的大城市里,以后将没有今天这些勤勤恳恳穿梭在各个办公楼的小白领的生存空间。


这也意味着,你们将不再需要拿着这些微薄的薪水,每个月挤在狭窄的群租房里,从收入中刨出一大部分来养活那些不劳而获的房东。


而VR技术的演进,最大的影响不是给你视觉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冲击效果。今天我们只能在视觉效果上比较明显地感受到VR带来的改变,但是以后呢?有没想过,现在我们只能看,但是以后我们直接就能通过VR或者AR,进行在线的办公和交互。
从更宏大的尺度上来说,VR技术通过对现实环境的虚拟,拓展的是整个人类的协作体系。当虚拟增强技术发展到足够的强的时候,你所在的那一小块空间,就能触摸到整个世界。如果你不需要挤地铁去办公室也能进行社会活动和协作的时候,你在一个四线城市的大别墅,和在一个一线城市的群租房,又有什么区别的?


是的,也许我说的这个预言还很遥远,也许现在看起来它还不至于那么快实现,但是,该发生的东西,总是会发生的嘛,不争朝夕。”
这次疫情造成大范围的上班时间推迟,很可能的后果是那些不怎么依赖实体生产型的公司,会发现,原来,员工在自己老家什么的,一样可以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
那为什么非要在拥挤的一线城市把人都再聚集在一起呢?
发一线城市的工资,让员工在压力更小的二三线城市生活,每个月再抽那么几天大家一起碰碰头,其实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不也挺好的吗?
我觉得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996真的是早晚要被扫进垃圾堆的,这代年轻人给我最深的感悟是像过去那种真的要靠皮鞭驱动的人少了,自我驱动型的人的比率是在提高的。
这也意味着,给予更多的自主性和收入弹性,对于他们的很多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我甚至觉得,现在的很多传统的公司组织结构,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会逐步瓦解,员工跟股东的界限会进一步模糊,因为每个人现在可以选的路和职业外收入的途径是在不断增加的,想用一份固定工资框死一个人已经越来越不现实,认识不到这个趋势的公司,被淘汰的日子并不会太遥远。
与其被趋势干掉,还不如趁早拥抱这个趋势,就从这次疫情开始,被迫拥抱一下未来的趋势,评估这样的工作形态对公司的影响,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焦波 发表于 2023-9-7 11:51:36|来自:北京朝阳 | 显示全部楼层
县城发展,本身就是困局。
真想发展县城,真有县城可以发展起来,其实也多是集中在大城市周边的县城。
举个例子,北京周边的燕郊镇,隶属于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只是一个乡镇,但是人口已经快要到100万了。
而燕郊镇和北京城区,通公交车,有高速连接,虽然有铁路,但是车次并不多。
其实类似于这种大城市周边的乡镇和县城,真想发展,最便捷的途径就是用快速铁路(不应该是现行的地铁,因为时速太慢)连接起来,即便这些地方只是成为了睡城,其实也没关系。
从目前北京也好,上海也好,这两大城市的轨交系统来看,其内部县城通往城区的铁路,建设的都有问题。
比如从北京到昌平,其实是没有从昌平县城直达北京城区的轨交的,要换很多线路,而且这些线路时速很低,全部按照城市地铁的时速设计的,这也就使得昌平成为北京的睡城,其实都有点难度。
不过北京也好,上海也好,资源只进不出,也就导致了人口积累的很快,最终即便在轨交系统并不咋地的情况下,也都成为了2000万人的城市。
对于其他城市而言,以及城市周边的县城而言,想要发展,其实最好的一个路径就是建设快速铁路,能尽可能地保证县城成为周边城市的睡城。
一般来讲,一个大城市周边至少会有两到三个县城,如果每个县城都建一条快速铁路,那么基本上可以实现这些县城的城镇化大发展。
当然,对于其他众多的县城来说,不在大城市周边,没有高铁,没有大学,没有大企业,其实终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逐渐落寞。
清华大学的那个教授说,要在县城建设大学,让每个县都有大学,其实真是异想天开,不过他这个说法有一点值得思考,那就是有大学的县城,只要大学不跑,基本上也不会太差。
乡村振兴,其实预示着乡村难以振兴。
现在的很多农村,其实早已人去楼空了,看看现在每年1000万的出生人口数据,就知道这么点出生人口,哪里能在填完城市之后填农村。
农村在以后,在60后和70后去世之后,必然面临人口凋零的局面。
而县城的城镇化,其实也预示着大量的县城难以实现城镇化,但是一定会有少量县城能城镇化起来,比如大城市周边的县城。
而这些城镇化,其实是给大城市疏解人口提供地方。
现如今,人口注定会面对越来越少的局面。
人口普查十年做一次,出生人口每年才上报一次,数据的滞后性,必定会给乡村振兴以及县城城镇化带来很大的阻碍。
因为大量的乡村在消失,而大量的县城人口也会逐渐地缩减,如果数据不能及时提供出来的话,那么很多乡村也好,县城也好,在还不知道怎么死的时候,就突然一下子空荡荡了。
梦幻儿 发表于 2023-9-7 11:51:50|来自:北京朝阳 | 显示全部楼层
「县城建设意见」的最大意义是,终于开始正视人口流失问题,着手调整城镇化的方向。

这份权威性文件,首次提到了「人口流失县城」,要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严控建设用地。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主导方向是发展中小城市,还一度引发「大都市派」和「小城镇派」的争论。
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
然而,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口不断向上流动。

先是农村出现了人口减少,接着是小城镇也发生同样的情形,然后就是县城,甚至是某些中型城市,也出现了人口减少。
2010-2020,全国共有1507个收缩的区县,占比超过一半,另外,266个城市出现人口收缩,占全国城市数量近4成;
类似的情形并不单单发生在我国,实际上,这是世界普遍的规律。
2010-2020年,美国一半以上的县人口减少,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发生在大城市
2015-2020年,日本47都道府县中,38个都道府县人口减少,而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反而增加了80万;
如果人口的流向,跟政策引导方向不一致,就会产生行政资源错配的问题。

在人口流入地区,人均占有的资源日益不足,而人口流出地区,反而会出现资源浪费的现象。
陕西佛坪县是名副其实的袖珍县,常住人口规模与财政负担严重不匹配,依靠巨额的转移支付来维持,而总人口还在不断减少。
2019年人口3.02万,地方财政收入366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65亿元,财政供养人员6千多人,
对于这些人口持续流失的县城,大规模的财政投入无以为继,逐渐成为老大难问题。

上头也慢慢地认识这一问题,终于出台文件开始调整,将资源分配跟人口趋势挂钩,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这是大势所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口不断向高能级城市集中。
对于生活在农村、县城的人来说,可能会感到些无奈,但也只能顺应这一趋势。
身处其中的人,都逃脱不了时代洪流的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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