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既不靠海也不沿江的城市,成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确实令人赞叹,尤其是在本地没有一流企业的情况下。这其中既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也有历史偶然甚至可以说是运气的因素。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人,我根据自己在省市专家领导开班授课中的所学所得,以及平时收集的一些资料,讲一讲其中的一些事。
成都在民国时期发展得并不好,比起隔壁的重庆要差上一大截,在各省会城市里也没有太特别的地方。而在建国后,成都起码遇上了三次发展机遇,第一次是由中苏交恶而引起的三线建设,令成都有了不错的工业底子。第二次是三峡大坝规划建设后,重庆直辖已成定局,加之九十年代初正值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片国企倒闭,引发下岗潮,产生严重危机感的四川省政府开始将大量资源集中在成都,希望因此保住四川的地位,不少国企就是此时将总部搬往成都。
但如果仅是如此,也只能保证成都成为一个普通的二线城市,不至于达到现在这样在二线城市中冒尖的水平,而这就要归功于第三次机遇了。这一次的契机是2008年汶川地震,成都成为了受灾地当中唯一没有接受中央财政补助的地区,但这却给了成都崛起的机遇。
事情要追溯到2000年,当时中央正在着手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最后是在2004年正式颁布),这次修改的重点是控制城市土地开发改建,保证耕地总量(就是后来的18亿亩红线)。各大城市要上报未来20年的土地开发计划,成都市的领导根据当时的情况报了100万亩,也就是每年5万亩,中央也很快批准了。而为了用掉这些指标,当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例如花钱去三州(甘孜阿坝凉山)购买荒地开垦,增加耕地数量以平衡指标,以此获得珍贵的用地数量。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并不存在什么土地不够用的困难,每年都还有剩余的用地指标,但随着沿海工厂的逐渐转移,大约在2005年左右,每年5万亩的城市开发用地渐渐变得不够用了。控制建设用地对各地的发展都有了很大的影响,一时间国家国土资源部被下面各种骂声埋怨。
为了解决问题,2006年国土资源部搞了个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准备进行试点。这个政策的大致内容就是把农村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从中增加的耕地数量可以等量代换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成都市国土局知道后兴奋坏了,于是他们派出考察队,在国家国土资源部软磨硬泡了两个星期(据称是打了两星期的扑克,国土资源部的人不赌钱还打通宵,考察队的都觉得他们真无聊),终于为郫县搞到了一个试点资格。
四川因为地理和历史原因,农村是分散居住的模式,和其他试点地例如山东完全不同。在土地增减挂钩的试点中,要将这些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搬入高楼住宅小区当中。农民们自然欢欣鼓舞,因为不但房子变值钱了,居住条件也比之前强出不少(四川大部分农村住宅至今没通自来水),于是试点大获成功。
不要小看土地增减中复垦的这些宅基地数量,成都当时有1400万左右的总人口,就当有二百万户农村户口,每户有一亩宅基地,就可以增加出200万亩用地指标。在试点的第一年,一共复垦7000亩耕地,除去700亩安置用地,给成都市增加了6300亩用地指标,可谓是雪中送炭。
这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因为有安置小区发生了下水道堵塞的情况,安置群众前往当地政府反映投诉,被告知该小区不归当地政府负责,应该去找国土局。而国土局收到各种投诉后,觉得修了这么多房子,管理量太大,自己肯定吃不消,于是在和上级请示后把复垦和安置房的事情交给了地方政府去办。这种有油水的事地方政府自然乐意接手,并引进开发商合作,在这种动力之下,成都的土地增减挂钩搞得红红火火。
但光凭这样并不足以使成都崛起,因为土地增减挂钩也是有限制的,真正的契机发生在之后。2008年五月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部分学校垮塌压死师生的事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震怒,当时的成都市委书记在给中央做汇报时,特意强调了成都市给农村修建的安置房没有发生一起垮塌事故。这句介绍的原意是为了脱责,但中央注意到的却是政府给农民修了安置房,就问这个安置房是用什么政策修的,最后知道了是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当时各地因为各种原因,土地增减挂钩试点搞得并不很顺利,而且此时中央面临的重大难题是灾区重建,那时中央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是10.8万亿,而灾区重建预计要1万亿,这让中央头都快大了。成都市利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成功给农民修建安置房,无疑帮中央解了燃眉之急。
于是在当年六月,中央发出了关于灾区重建的相关文件,其中专门提到不给成都市拨款,而作为条件,放开2008年到2010年期间成都的增减挂钩指标限制。但当时成都市并不高兴,因为地震之后没人肯住高楼,房地产大受打击,市区房价降到了两千一平方的水平,许多房地产商已经到了破产边缘,政府的地也卖不出去,给用地指标有什么用?
然而就在这年十月,因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出台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房地产市场迅速复苏并且高歌猛进,地又卖得出去了。从2008年到2012年,是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的五年,房地产商几乎躺着就能赚钱,不少城市都是在这几年迎来了自己的发展机遇期。成都的用地指标不但能卖出去,还从12万每亩一路涨到42万每亩。
放开用地限制的这两年,成都一共建了新农标聚居区2200个,搬入农民120万,从土地增减挂钩中得到用地指标39万亩,接近正常情况下八年的建设指标,而这些指标又以15到20万每亩的价格卖出,给政府带来了大约700亿的收入。
成都等于是在卖地黄金期比其他城市多发展了七八年,不但赚得钵满盆盈,而且像外地工厂例如富士康一来,成都大笔一挥就能拿出一万亩地,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中大概只有成都能做得到。于是整个城市开始野蛮生长,例如龙泉驿区的经开区在2008年时还只有9.9平方公里的面积,现在已经有61平方公里,其中的用地指标从何而来不言而喻。
借着这股机遇,成都发展迅猛,2008年成都市全年GDP总量3901亿,排名全国第14,2012年成都市全年GDP总量8139亿,排名全国第8,并将这个排名保持至今,成都今天的地位由此而来。
成都的迅猛发展是放开指标和四万亿计划双重刺激下的结果,缺一不可。2013年芦山地震时,中央如法炮制,给了雅安市12万亩的增减指标,没给援助。但此时经济已经下行,雅安市至今还有六万多亩指标没用掉,即将被收回。所以同样是地震,时机不对也会有不同效果。
所以,对于成都的迅速发展,成都人民应该感谢当时的那届成都政府,而成都政府也应该感谢当时的那届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