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民国的社会形态是什么样？它有着什么样的面相？

白银收购法案，白银外流、通货紧缩、贸易状况恶化、生产下降…，后来废除银本位法币改革相当于交出金融控制权。法币绑定英美货币还要以贵金属作为储备，实际就是把中国的金融控制权交给英美，英美的货币政策变动直接影响中国，而且这为英美以纸币换取中国白银和资源提供方便。然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民资大部分过不下去了，不然在普遍中小地主天天吃白米都是奢望，普通人有糠和糙米吃都是打牙祭了的年代，每周能吃肉的祖上也不会投了老共……
民国有钱人苦也是真的，超级财团吃肉，大买办喝肉汤，民族资产大地主啃地上的骨头。祖上说后来“打扫屋子在请客”（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残余势力和特权,再考虑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等于变向救了他们。不过问题也来了，在经济利益层面上完全拒绝了外国资本在华利益要求，你一口气全没收了他们投在中国的钱和利益（地产矿山航运铁路等），人家不要来打你？






至于普通人的状态，黄金十年卫生署做过调查


到五子登科后，老美都看不下去了

@Soudaz-Soudmer 我就当你在辱法吧。

1944年1月，美国杂志《财富》（Fortune）刊登“战后哪些国家应该参与国际联合组织”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英国名列第一，为72%，然后依次是中国，为67%，苏联65%，法国42%，巴西37%，意大利20%，阿根廷19%，西班牙16%，德意志4%，日本2%，大概居于末位。

因为众所周知法国在非洲殖民地不少。
回到题目，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民国实际上并未真正“统一”，但其“民族主义”色彩更浓重，这不仅仅是指汉族，实际上边疆的各民族也卷入了这场世界性的“民族自决”洪流中。譬如对蒙古来说，从内蒙至外蒙，他们或依靠苏联，或日本，或国共的自决理论，中间也并不是以“分裂”或者“统一”能够简单概括，蒙古在其中与国民政府应该说有大量的博弈，有“历史原因”，有“自治需求”，也有“个人野心”。尤其是北洋以后，基本脱离了，我接清朝诏书的理由，这种思想表现的更加直白。藏区更有意思，在英国大部分情况下不否定中国“宗主权”的前提下，与其联系。形成了民国时期非常有特色的“亲英派”与“亲汉派”。在民国无实际治权的前提下，西藏并未像其他边疆一样受到更大冲击。
当时易出现“独立”与“扩大自治权”的反复切换。亦可说明在民族精英对抗“中心”并非一定以脱离为目的。
从民族角度中看民国更像是一场“何为国家”“何为民族解放”的讨论。其中种种策略不断变化，也影响了新中国。
二十世纪民族自决浪潮算是席卷世界，中国于混乱之中接入版本，也由于管理不到，实力有限，也促使各式各样的民族观点争相涌现，譬如国党的三千人可能因为一个所谓“事变”就全军覆没。
从“中华民族”观点的来说，大概算是“讨论”到使用一定压力到“合并”。以汉族来说，我能读到域外有关民国时期民族精神讨论，还是当推日本。
对“辛亥革命”持革命必胜论的日本人居然不在少数，日本从“辛亥革命”看着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不断燃烧，到“五四运动”，再到“抗日”，并贯穿了整个民国。国共皆开始以“民族”为口号，对内博弈，对外博弈。也许，当时应该算积极“左派民族主义”。
从这点，不应该否定一战对整个民族的振奋作用，时人的确感受到了百年以来第一场胜利的感觉，及二战自觉的要帮扶朝越脱离殖民地位，意识到要重回大国地位，及至解放战争，全国各民族的“民族精英”的思考方式有了极大不同。

1951年春天，潘光旦在他的《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中记载，
“吴江震泽区一次300人的农民代表大会上，大家诉了苦。统计结果，全区因交不出租被地主抓去坐过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有423人；被迫害致死的有105人，其中打死的35人，坐牢致死的25人，直接杀死的45人；被迫出卖的子女有41人，其中女孩36人，男孩5人；被占去的土地共有3223亩，房屋2295间，妇女47人，耕牛15头，羊10500只。
常熟大义区童庄乡，555户农民，在土地改革前十年之内，共缴出租米47600余石；由于无田无粮而弄死小孩的共有55户；吃租米官司的有81人；卖掉女儿、小孩的有28家；因交租米而受气或被逼致死的5人；因被逼缴租而家破人亡的有12户。”

民国无疑是一个中央权力崩溃、地方军阀割据、统治阶级劣化、阶级斗争激化的社会。这样的现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并不罕见，但民国却有其自身的特点。
众所周知，我党并非是自发的关注农民问题，而是在中共三大前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才开始研究农民问题。而共产国际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则从1922年的共产国际二大开始。我对比了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讨论与我党后来的土改文献，感到近代以来我国人民苦难之深重已经超出我的想象。
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前撰写的《土地问题提纲初稿》确定了日后对农民进行阶级划分的基本概念，即地主、大农（富农）、中农、小农、半无产者或小块土地农民、农业无产阶级即雇佣工人（年工、季节工、日工）。我党后来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工的概念很大可能从此而来。然而，对比共产国际与我党阶级划分的标准，我感到触目惊心。
共产国际二大上，保加利亚代表明确提到了保加利亚农民所占有的土地数量。保加利亚代表沙波林说

“小土地占有制是保加利亚农村中私有制的主要形式。保加利亚有495000余名土地占有者，平均每人占有土地约9公顷。占有土地的分配情况如下：
225000人共占有50公顷
175000人共占有100公顷
95000人共占有1000公顷
936人共占有1000公顷以上
第一类人数最多，由半无产者组成，他们缺少个人需要的土地；他们至少有半年时间被迫到富裕农民家里做工，或者到矿山、工厂和城里做工。这一类人可为我们提供大量农村干部。小土地占有者属于第二类，他们的土地勉强能满足其家庭的日常生活需要；他们自己耕种土地，不使用别人劳动。共产党对他们进行了工作，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的确，由于农业产量下降，战时农具又遭到破坏，这一类人的经济状况极不稳定。这两类人(半无产阶级和小农)占保加利亚农业居民总数的4/5。[1]

1公顷即15亩，即按平均数计算，保加利亚农民人均占有135亩土地，49万多农民中，有22万5千占有了750亩土地。我们尚不知保加利亚的小农土地占有状况如何，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民国农民的土地占有状况吧。杨奎松在论文《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问题》中引述了国民政府1937年对全国土地占有状况的调查：

调查显示户均占地 120 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农户的 98∙66％。人均占地 16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各省农户的 99∙62％。如果按地主占户数约4％计算，则地主户应为占地面积超过 50余亩，人均 16亩以上者。他们总共占地约为总面积的 33％。人均 6— 16亩者达到总户数的 4∙44％，占地相当于总面积的 24％；而人均有地 16亩以上者，只占总户数的 0∙38％，占总面积的 9∙75％。所谓大地主由 500亩以上计算，占地 500—999亩者为 0∙07％，占地，千亩以上者仅为 0∙02％。他们所占土地分别为总面积的 2∙30％和 1∙75％。

若地主以五十亩为限，那么民国时期大多数地主的土地占有量才勉强超过保加利亚农民土地占有量平均数的三分之一！换言之，如果按保加利亚的标准统计，恐怕民国地主九成以上都得被统计为小农，甚至贫农。
当然，我党并不按土地占有数量为标准划分阶级，而是按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的占有、劳动与否、剥削率综合计算，来判断一个人的阶级成分。详情可见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然而我党的文件中经常提到，经过土改，大部分农民成为了“新中农”，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邓子恢就提到过，“土改前的贫农多数已上升为新中农，新老中农合计已占农村人口的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忽视这一事实，不强调团结中农，也是不对的。”



土改对农村阶级结构的影响

那么，“新中农”占有多数土地呢？这很难一概而论，在地广人稀的东北，根据统计进一步计算，一些地方户均土地占有达到了85亩。根据黑龙江省瑗珲县的调查，“土改后中农已达341 户，占总户数的62．1％；土地1949．9垧，占总耕地 面积69％。”
但这样土地广袤的地区在全国毕竟是少数。我曾经在我老家苏中进行过口述访谈，当地老人告诉我，土改时只要人均两亩土地就会被算作中农。根据黄道炫的研究，东南地区就极少有大地主，大多数农民都只有很少的土地



一九二○—一九四○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

由上可见，该地区大多数农民户均土地占用不及5亩。若按人均计算，大概也只在2亩上下。而保加利亚农民则人均占有135亩土地，
当我们了解这样的的人地关系，土地改革中为什么会大量出现拥有十几亩土地，勉强能够温饱的穷地主就很好理解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由于紧张的人地关系，农民只能在几亩土地上挣扎，地主也很难在不掌握政治力量与武装力量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民国的农民不仅面临地主的剥削，他们贫瘠的土地更是仅能在风调雨顺时让他们不至于死去，即使是地主富农，也仅仅能勉强吃饱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军阀为了养兵，国民政府为了打仗，仍然要想尽办法从农民口中榨出余粮，于是乎出现1942年那样惨烈的饥荒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了解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会那样血腥与暴力，为什么会有严重的“过激化”问题。李里峰在他的书中就提到，

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将党在农村的政策概括为两条基本原则，即“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然而华北乡村的普遍贫困状态却使得这两条原则在实践中很难同时兼顾。土改文件中反复提到，“土地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贫困状态在华北是那样普遍，所以仅仅分掉地主阶级的财产，也还是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贫农要想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就至少要没收轻微剥削者的一部分财产。在很多乡村中，甚至严重侵犯了这种中等家庭之后，也还是满足不了全体贫农的翻身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就意味着侵犯中农，“坚决地团结中农”则意味着贫农困难无法解决。正因如此，“在地主阶级被打倒和剥夺之后，土地改革的风暴仍旧没有停息”。

他还提到

弗里曼等人在描述五公村土改情形时指出，当共产党要求按照规定的比例去没收和分配富人的土地、按照规定的地亩去实现贫农的中农化时，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富人怎么办？”或者“如果原来的富人现在仅有一小部分土地怎么办？”

然而，这样的情况，即地主土地占有数量其实不多、农村普遍贫穷的状况共产党并非没有意识到。李放春的《“释古”何为？ 论中国革命之经、史与道 —— 以北方解放区土改运动为经验基础》对此多有论述。


但许多学者并不能理解这种社会状况的意义。在他们看来，中国没有大地主，小土地占有者在农村中占多数，因此就根本不应该搞暴力土改，更不应该为了土改侵犯中农何富农的利益。然而，只要与前文保加利亚的数据对比，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的小土地占有者，并非是一人几十亩土地，能够混个温饱。而是一人一两亩土地，在生死线上挣扎，在没有外部政治力量影响的情况下，乡村中固然不会有激烈的斗地主式的阶级斗争，但天灾将轻易地制造饥荒与流民，不尽快改变这样的状况，其结果将是黄巢式的流民集团席卷天下，造成五代十国一般百年混战割据的乱世。
至此，可以做个结论了。民国是一个怎样的社会？那是继清末政治崩溃后，基层社会也陷入崩溃进程中的社会。农民普遍贫困，但又承受着穷地主的深重剥削。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的口岸城市在榨取他们的膏血，无力整顿内政建设国家的军阀为了养兵在对他们进行无休止的掠夺。而他们生存的依靠只有人均两亩土地而已。

一个混乱但又文化繁荣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