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几乎是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何旧社会群众还会自发参加？

红军几乎是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何旧社会群众还会自发参加？

今天要是你告诉有个地方：
领导和我拿钱一样，专家拿钱比老板还多。
入职后团队长给我洗脚。
赚了钱平均分利润。
有了危机领导冲最前面。
基层员工开会讨论公司治理。
重大决策民主举手表决。
不幸过劳死了照顾家眷待遇不变。
…
…
换我我也愿意去，工资低也去！加班也去！拼命也去！

我在这里摘录一下黄继光牺牲后，她的母亲写给毛主席的信。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解放前，地主剥削我们，乡、保、甲长骑在我们的头上，祖传的几亩田地也被迫典当了，一家人少吃无穿，实在苦啊！一九四二年旱灾，我的几个儿子，都饿困在床上动也动不得。一九四九年二月，家里没有吃的东西，继光到河沟里捞虾子，碰着伪甲长的一条毛狗被人打死在河沟里。伪甲长不分青红皂白就一口咬定是继光打死的，叫他背死狗游街，还要我家给狗买棺材、做道场。那时，简直是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啊！
伟大的毛主席：感谢您领导我们得到了解放、我们才翻了身，分了土地安了家，过起好日子来。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懂得怎样来保卫我们的好日子。继光在离家那天，就曾经告诉我说，他要到朝鲜去打万恶的美国鬼子，不消灭美国鬼子决不回家。他叫我在后方把生产搞好，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听光儿说话这样有志气，我心里真是高兴。但我更明白这是您和共产党把他教育好的。
现在，继光虽然光荣牺牲了，但千千万万的青年都愿作我的儿女。他们都表示要学习继光的精神，为保卫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把战斗、工作和学习搞好，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万恶的旧社会对我们来说，只是几个字，解放对我们来说，也不知道什么是解放。但是对于当年的红军战士们来说，对当年的贫苦群众来说，真是“我把党来比母亲”，黄继光被甲长逼的给狗披麻戴孝游街示众，白毛女被地主恶霸逼的躲进了山洞当了鬼，你说对他们来说，什么是苦行僧，他们在意这个么。
你去B站上听一听曾经受过毛主席接见、受周总理鼓励回到西藏为人民歌唱了一辈子的才旦卓玛老人家唱的《北京的金山上》，感受一下一个曾经的西藏农奴最心底的情感，你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
一句话，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延安时期，在非作战的情况下，红军战士日常的一天大概是这样安排的：

• 早上5点起床，起床后运动1小时，然后吃早餐。
  
• 早餐后，进行2小时军事操练+2小时的政治学习及讨论；然后吃午餐。
  
• 午餐后，休息1小时；午休后参加2小时识字班+2小时的游戏及娱乐；然后吃晚餐。
  
• 晚餐后，是唱歌和聚会，晚上9点吹熄灯号。
  

看看，是不是有点像校园生活？
其实，如果细细探究，从某个角度讲，战士们的生活甚至比如今的中小学生过得还要好，与题主认为的「苦行僧式的生活」毫不沾边。另外，关于「苦行僧式的生活」，通常是讲在具备相当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却偏要自我磨砺（甚至于是自虐），但红军战士显然不会这样，有条件改善生活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去做改善。
这些战士，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与姑娘，甚至于还有十三四岁的娃娃，虽然他们的人生才刚开始，但因为几乎全都是贫苦家庭出身，他们从小过的就是缺衣少食的苦日子，他们及他们的家人，曾被土豪劣绅欺凌、曾被苛捐杂税盘剥，都是可以想象的。
当时的中国底层百姓是个什么情况呢？我随手在网上找了几张民国年间的照片（应该还不算最惨的），给大家做个参考吧：






现在，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找到组织了，聚在一起了。在这里，不论是领袖还是普通一兵，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人以同志相称，有饭吃，有衣穿，有安稳的地方睡觉，有正经的事情做，不再遭受辱骂和毒打，他们的心情会如何呢？
谈谈他们的生活吧。
关于吃饭，大概是这样的：每一班或排，都有自己的炊事员，饭菜很简单，通常是小米和白菜，附带一点点羊肉或猪肉。不算好，但基本都能吃饱饭（特别是孩子们，一定要优先让他们吃饱）。
挺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办有黑板报，其中有一个小板块用来发表他们的意见，譬如战士对某个炊事员不满，说他把粥煮得半生不熟；又譬如炊事员对某个战士不满，说他总嫌饭菜不好吃。总之是，有意见的话，都可以堂而皇之、指名道姓的在黑板报上登出来，但不是辱骂，而是批评或建议，并不影响他们的战友情谊。
关于体育锻炼，日常有跳远、跳高、赛跑、爬墙、盘绳、跳绳、扔铁饼、打靶及各种球类运动，可以说是很丰富了，并且非常鼓励竞赛。
既然是竞赛，自然就要设点奖品，奖品一般是笔记本、铅笔、钢笔和书籍之类，不值钱，但获奖仍然是很有荣誉感的事。
因为斯诺在原文中说了奖品「不值钱」，我亦如实转录，但有朋友指出，钢笔在当时肯定挺值钱的。那个年代，钢笔本身就颇有价值感（甚至于到80年代都如此），并且，对于战士们来说，有了一支钢笔，就意味着有了学知识学文化的更多便利，就意味着有了获得更大进步的可能。这个观点，我很认同。
参加体育运动的战士们：



门球



有朋友提到了英文条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特意补一张全图，条幅从何而来，欢迎各位知友指正



乒乓球



篮球



排球



羽毛球



跳高

边区以外的报纸，给红军战士们取了个「人猴」的绰号，因为他们的行动很是快速而灵活，估摸着很像山林里蹿高伏低的猴子，看来身体素质挺好。
我算了一下，早上运动1小时+上午军事操练2小时+下午游戏及娱乐2小时（以体育运动居多），一天之中，年轻人有四五个小时都在搞锻炼，这身体素质能不好么？
关于上午两个小时的军事操练，我摘几张图片给大伙看看：













竟然还有这么多自行车，大概由侦察兵及传令兵使用



有知友指出，红军当时可能没有这种样式的自行车，但依据我目前所查阅的资料来看，至少在1937年间，红军的自行车大概就是这个样式，欢迎大伙指正

两小时的军事操练之后，是两小时的政治学习和讨论。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列著作和边区文件；而在讨论环节，除了国内问题的研讨，居然有国际大事分析和战争实例的复盘推演，人人都有充分发表见解的机会，大家参与的热情还很高。
如今看起来非常魔幻的是：在1930年代的大西北，在偏僻的乡野间，在窑洞或是泥土场上，无数稚气未脱的青年，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当时国际上最新式的武器装备或探讨全球热点时事的发展走势。而当时，他们还只能僻处西北一隅，还只有小米加步枪，但眼睛却已望向了无尽的远方。
下午的两小时学习，主要是识字读书。
学习班分三队，认字少于100个的、认字100-300个的、能够读和写多于300字的，有专门印刷的教材分发给他们使用。
这效果是很显著的，在当时全国文盲占到9成以上的情况下，1936年，譬如在第一军中，就只有20%的战士还算是“文盲”了。而在参加红军之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没有正经读书认字的机会，斗大的字不认得一箩筐。
在那个年代，逃离了苦难的农家子弟，能够有书可读，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竟然还有英文教学（经指正，这是拼音而不是英文）










关于学习，也依然有竞赛（有些竞赛或者也可以称为考试），竞赛的内容，大抵是政治知识、识字读书、公共卫生等，优胜者可以获得小小的奖旗（或者也有奖状）。从制作成本来看，这些奖旗或奖状似乎也不值钱，但都在各部队的「列宁室」里陈列着，是个人和连队引以为豪的荣誉。
所谓「列宁室」，大致像是如今的图书室，每一连每一旅都有一个，是各部队单位中最好的房间——但仍然是很粗糙简陋的处所。
列宁室是战士们阅读、学习的中心，墙上悬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基本都是战士们自己画的，画得很具东方神韵），战士们称呼马克思为「马大胡子」，既尊敬，又亲热。
列宁室中通常还有战术沙盘，模型大都是泥巴、石头或树枝做的，供战士们研究行军打仗之用；之外就是各类书籍、报刊和杂志。这些读物很珍贵，除去边区自己编印的，还有不少是从白区秘密采买或者是武装夺取而来。
下面的几张图，应该是战士们/孩子们在列宁室阅读的情景了。如果留意到墙上的挂图，你会发现：竟然还有航母、战列舰、潜艇及防毒面具的图样。












列宁室的中间，一般都摆放着一张乒乓球台，吃饭时当饭桌，不吃饭时就是球桌。每当就餐时间，似乎永远都有四五个战士在催促同志们快点吃完腾地方，他们等着桌子要打球。
此外，还有一个壁报栏（即上文提到的黑板报），更新速度很快，上面除了登载赞扬或批评的意见，还有时事通报、文学投稿、新歌曲谱等。你没看错，的确是有文学投稿。可见，哪怕是在最艰苦的地方，也总还是会有文艺青年的存在。



可能是在打防疫针？

军医连的列宁室里，普遍有泥土做的人体和器官模型，主要用于医疗卫生方面的教学。个别洋气的列宁室，甚至于还有留声机，无疑，都是从国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战利品，有些外国曲目战士们听不懂，但总能听得哈哈大笑。
晚餐后，有唱歌和聚会活动，这个似乎也挺好玩。其实并不限于这个时间点，战士们似乎随时随地都会唱起歌来，只要有人起个头，就总能引得全体在场者一起大声合唱，并且总是唱得兴高采烈。
文工团也会经常来表演，节目都是战士们自己编的，紧跟时事，常换常新，创造力很是惊人。台上的演得出色，台下的看得入神，看到台上演土豪劣绅或贪官污吏的恶行时，台下气愤的战士往往要站起身来大喊打倒地主恶霸之类的口号，立时引发广泛的响应之声。
再来说说住的事情。



战士们在缝补衣服

战士们住得不好，住窑洞里（甚至于是洞穴里），住马厩里，住草率搭就的营房里。他们睡的炕很硬，连草席都没有，每人只有一床毡子，住处一般都没有桌椅，但他们有砖头和石块。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住处不论如何破败，但都很「洁净整齐」。这一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对了，他们还有星期天。
以上内容，不是我的杜撰，全部来自于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版书名为《Red star over china》；国内最早的版本，是由上海复社翻译并于1938年2月出版，为减少在国统区出版的阻力，当时更名为《西行漫记》）。
斯诺以外国记者的身份，曾于1936年6-10月间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接触了众多边区军民，之后依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成此书。此书自出版至今已有80多年了，我想，其内容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应该是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试想一下百年前，那些从黑暗中走出来的青年，当来到红军这样的集体中，过上这样的生活，真的很苦吗？
物质上来说，可能是。
但精神及身体上，绝对不是。
生而为人，当在人格上被充分尊重，在精神追求上被极大满足，在体魄上得以健康发育，能够享有学习与成长的机会，能够和万千人一起为一个光明灿烂的目标而奋力前进，生命的庄严感必然会喷薄而出。
在那样的环境下，可以成长出真正觉醒了的人。
我们来看看战士们的精神风貌吧。











左边这位，大衣好帅，是缴获的吗？大家对这张照片很感兴趣，有多位知友已经指出，前排左边是周希汉，右边是陈赓










斯诺曾不止一次的由衷赞叹：不论是红军战士还是边区百姓，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笑容。他们，是当时最具自尊与自信、最有精气神的一群中国人。
再来看看小战士们的照片吧。










在《西行漫记》中记载：有一个叫向季伯的红小鬼，给斯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季伯是山西人，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当时在做着李克农的传令兵。
他穿着一套精致且合身的小军服；洗得很干净的上衣领口里，老是衬着一条白麻布；帽檐破了的时候，他就用新的厚纸板衬上。斯诺说，这个小战士是「最漂亮的士兵」，哪怕是毛泽东站在他身边，都像是个江湖浪人。
有天，季伯走进斯诺的房间，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称呼他为「斯诺同志」，然后很严肃地说明了他的来意：父母给他取的名字，是叫「季伯」而不是「鸡巴」，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季伯还在一张纸条上郑重地写下他的名字，放在斯诺的面前。
斯诺说，他一直叫他季伯，不会叫错的。
季伯非常高兴，又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说：

我希望你给我保证，当你在外国报上写到我的时候，不要写错了我的名字。要是外国同志们以为一个红军士兵名叫「鸡巴」，这会给他们一个坏印象的。

在这名红小鬼来找他郑重说明情况之前，斯诺其实没想过要特别记录这个小战士的名字，现在好了，他不得不写下来了。
再补充两位老战士的照片：一张是徐特立老人，一张是朱总司令。徐老生于1876年，拍这张照片时，已经60岁了，但那种精气神，哪怕是现在的老人家都少有的；而总司令笑得很温和很有爱，让人一见就感到亲近。




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呢？
我就从《西行漫记》中摘两个故事来简要说明一下吧。虽然只是两个小故事，但我想，这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勾容集镇上，是一条苏维埃合作社所在的繁盛的街道，（国军来过后）这条街全毁了，只留下几个老年人没有死。他们引我们出镇外去看，那里看见了十七具女尸，都半裸着身子，他们是被奸以后再被杀死的。白军退却时，显得非常匆促。他们只能剥去女子的一只裤管。
这一天，我们开了一个会，军队则开了一个追悼会，我们都哭下来了。

上面这段话，是徐海东当时接受斯诺采访时的回忆。我个人的感觉，「我们都哭下来了」这几字，抵得过万语千言的血泪控诉。



延安时期的大将徐海东

他还说，国军占领他老家（湖北黄陂）的时候，杀了他家66个人（27个近房族人，39个远房亲戚），「老年、青年、女人、幼童甚至婴孩，都被杀死了。徐姓一族，完全消灭」（原文）。徐海东的妻子当时逃出，但不久即被国军掳去，后来被卖给一个靠近汉口的某地商人做了小老婆。
老有人讲国共之战是兄弟相残，请问：你有国军这样的兄弟，你要不要？
老百姓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我在刘子丹（即刘志丹）的第二十六军时，在定边作战的时候，我们一小队人正防卫一个孤独的前哨，抵抗国民党军阀高桂滋。农民们送我们食物和水。我们不必用自己的人去运给养，人民帮助我们运。
高桂滋的军队被我们打败了。我们俘虏了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两天没有水喝了。农民们把井里下了毒药就都跑走了。

上面这段话，来自于一个普通战士的发言。
当农民决定在自家井里下毒，这是要背井离乡了啊，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这样呢？但「农民们把井里下了毒药就都跑走了」这句话，却又有一种莫名荒诞的喜感：就都跑走了……跑走了……
讲完这两个小故事，让我们再回头看看红军战士们当时的军营生活。
你想想，青年们的投身红军，是不是更显难能可贵却又十分的理所当然？从现实的考量到未来的期许，当一名红军战士，怎么看都像是底层贫苦青年的理性抉择。
何况这抉择，天然就具备报家仇国恨、建大同世界的神圣光辉。
再补充几张边区制作的宣传画，前四张大概是出自于战士之手：










说明：多数照片来自《西行漫记》，部分来自于网络，侵删。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里有这样一个场景

饭是由两个态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端来的，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掉下来遮住他们的眼睛。他们最初不高兴地看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友善的微笑。这使我胆子大了一些，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就招呼他：“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
那个孩子压根儿不理我。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
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
“谢谢你——同志！”我道歉说。
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旧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森严，统治阶级哪怕收买底层人也仅仅是少许物质上的施舍，绝无可能传递平等的思想，因为这意味着自身神圣地位的丧失，而这种平等思想这对旧世界的人民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你根本无法拒绝，经历过红军的底层人，尤其是年轻人，再也不可能回到那个为奴为隶的旧世界了。

问题是红军上下并不苦行僧啊！苦行僧是故意用严酷的方式来折磨自己，锤炼信仰。可红军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那是客观条件限制造成的，不是红军想自己折腾自己。相反，红军尽可能想办法为自己的战士改善生活。
红军官兵生活水平上下一致，在军饷制的时代，全体指战员都拿一样的军饷，而且按时发放；后来实行供给制，官兵的衣食住行全部由部队负担。只要条件允许，不但让官兵吃饱穿暖，而且组织全体红军战士学习文化知识，甚至还组织他们进行体育锻炼。每天读书看报学习打球做游戏，比起旧军队中基层士兵要么是奴隶要么是兵痞的日常生活，红军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不要太丰富了。
我外公之前就是在家种地的大老粗一个，因为实在没饭吃活不下去了才上山去打游击。结果发现打游击的生活更苦，同村人许多坚持不下去，可问题是逃下山的只要被当地民团抓住，立刻死路一条，大家没办法才继续留在山上，用我外公的话说就是：“（国民党）但凡给条活路自己也不会再熬下去了”。后来国共合作我外公成为新四军，在苏北跟随粟裕将军的部队抗日。在部队中，学会看书识字，入党后还经常在党小组会议上学习马列主义。每天坚持写日记，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反思在战斗生活中的得失（补充一下，外公的日记许多内容是反思自己思想上的错误，所以我老爸看日记的时候还和我吐槽，自己老丈人日记的一半篇幅在骂自己）。这些日记我外公去世后就一直被我外婆珍藏，直到外婆去世后我才看见，说明我外公在日记中的话根本不打算让外人看。他在日记中对自己思想问题的剖析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这才是知识改变命运啊。
在当时一片黑暗的旧社会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新四军、八路军，就像微弱的明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唯一有光明的地方。如果没有他们，我外公、外婆多半应该是饿死、病死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里了。
<hr/>一天之内多了这么多赞，其中不乏数万粉的大V点赞，让我非常的感激。我相信我稀松平常的文字打动不了这么多的朋友，让你们点赞的应该是我外公外婆的经历。在评论区我说希望有时间把当年外公的日记上传上来，希望自己懒癌还有得救吧！！
其实我对我外公外婆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都是最最普通的中国人，农民出身，家徒四壁，没有文化，没有见识，甚至性格上还有很多问题。共产党人中有许多真正的中国精英，但很显然我当年那连字都没认全的外公外婆，和精英是绝对沾不上边的。可是他们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不但生存下来，而且还能不断进步，还成为了一位坚强勇敢的战士，最终迎来了解放。
很久以前微博上有篇热文说：祖国请给我平庸活着的权利。我在想，生在那个黑暗、险恶的旧社会旧中国，想平庸的活着才真的很难啊！一个没财富没能力没家世没运气的普通农民，又生在一个兵匪多如牛毛、侵略者铁蹄横行的时代，凭什么奢望能平安的活到善终呢？一个不留神就成沟壑枯骨了。但是我平庸的外公外婆，他们就在人民军队的中生存下来，还成长了起来，不但没有饿死没有病死，最后还成为解放全中国的参与者之一。
只有共产党，只有人民军队，才能在旧中国让人民拥有即使是平庸也能活下去的权利，即使是个不识字的农民也能成长为一个有文化的战士的权利，在那个时代仅仅是这一点，就足够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