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代的老战士经过抗战，解放战争还能幸存留于部队的大概有多少?

看亮剑的时候看李云龙感慨也想要那些大别山一起滚过来的老兵。所以不由感慨如果不算高级指挥官，在那个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代，从长征前加入红军，一直奋战生存到解放战争胜利的老战士有多少?他们有哪些老兵传奇?

1937年，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在老喇嘛的弟弟家干活，无论是放羊，还是下地干活，他家的姑娘总跟着他，特别亲近他，吕仁礼逐渐看出这名藏族姑娘的心思，但他一心要找部队，回延安。

1936年12月30，红军五攻占高台城。第二天下午，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趁红五军立足未稳，纠集了四个旅两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城并发起猛烈进攻，红五军与近十倍的敌人孤军血战八个昼夜，其战斗的激烈程度是红军长征以来罕见的，红五军打退敌人近30次进攻，损失严重，弹尽粮绝。
当时，马步芳、马步青是统治西北的残暴军阀，有一定的武器战力，又有地缘优势，敌人不断的增兵，补充弹药给养。
而西征的红军经过长征后，还未得到足够的休养，物质条件极差，武器弹药匮乏，又孤军深入敌地，未能得到及时增援与补给，处境极其险恶。
1937年1月18日晚，高台城火光冲天，城内厮杀声鼎沸，马匪攻占了高台城。两日后，城内的枪声稀疏了，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等多名高级将领及2000多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仅少数指战员突围出来。那晚激战中，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头部被敌人砍了一刀，当即不省人事。不知过了多久，吕仁礼醒来了，发现自己已被敌人俘虏了。随后，敌人将吕仁礼与被俘的红军押往西宁。

寒风刺骨的一天，马匪骑兵押着吕仁礼等一队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红军战士行走在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区，在途中有二十多名因重伤无法行走的红军战士遭到马匪的屠杀。战士们目睹敌人的残暴，愤恨地红了眼，又痛苦落入敌手的无能为力。
数日后，马匪押着吕仁礼等三十多名红军指战员到达大通县。当日深夜，吕仁礼上厕所，发现敌人的看守松懈，只在院里布置游动哨。吕仁礼与几名战友商量一起逃跑，但这些战友都是腿脚负伤，行动不便，只能放弃。拂晓前，在战友的鼓励下，吕仁礼再次上厕所寻机逃离。
当看到游动哨兵睡着了，吕仁礼飞快跃上屋顶，跳下朝村外狂奔，万幸，敌人没有追上来，吕仁礼跑到一处山坡躲进一个小山洞。中午，吕仁礼遇到一位在山腰干活的汉族老妈妈，老妈妈带着吕仁礼回家，吕仁礼在老妈妈家里吃了一顿热饭并住了一晚。
第二天，老妈妈送给吕仁礼一些御寒的衣物，准备了路上吃的干粮，吕仁礼挥泪辞别可亲可敬的老妈妈，向东、向着延安的方向走去。

沿着山路行走八九天后，吕仁礼下山讨饭，遇到一位会说汉语的藏族老喇嘛。老喇嘛收留了吕仁礼暂住在寺院，老喇嘛每天除了念经就是找草药给吕仁礼医治伤病，吕仁礼则帮老喇嘛干些捡干柴、打水，做饭的轻活。
一个多月后，吕仁礼身体痊愈，于是向老喇嘛辞行。老喇嘛看着这名眉宇俊朗的年轻人，有了私心和打算，当时救下的这名年轻人身负重伤，眼神依然坚定果敢，衣衫褴褛，言行又温良有礼，与那些野蛮凶残的马匪截然不同，看出这是一名红军战士。
在相处的这段日子，老喇嘛认识到这名年轻人有才识、思想进步，懂很多道理，应是一名红军军官。
老喇嘛和蔼地对吕仁礼说：“你伤还没有全好，先去我弟弟家帮忙，等把青棵种上再走。”老喇嘛是一位穷喇嘛没有牛羊，他弟弟也是穷苦人，住在离寺院几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只有三间破土房，一点山坡地，十几只羊，哪有什么活干，但他弟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这就是重点了，醉翁之意不在酒，老喇嘛要为他的侄女搭鹊桥牵红线。
吕仁礼为了报恩，就去老喇嘛弟弟家帮忙干活。吕仁礼在老喇嘛弟弟家的二十多天里，无论是去放羊，还是下地干活，他家的姑娘总跟着他，唱歌跳舞，特别亲近他，吕仁礼逐渐看出这名藏族姑娘的心思。
一天，老喇嘛的弟弟和弟媳提出让吕仁礼当上门女婿，吕仁礼一心只想找部队，回延安，于是婉言谢绝了。老喇嘛和弟弟一家没有强留吕仁礼，而是为吕仁礼准备了干粮，老喇嘛带着吕仁礼爬上山顶，为吕仁礼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及路线，吕仁礼千恩万谢地告别了善良的藏族同胞老喇嘛一家。

1938年4月，吕仁礼随着一群逃荒老百姓渡过黄河，到达固原县。在回延安一年多的路途中，吕仁礼在老百姓的帮助及掩护下，躲过马匪的搜捕，一路乞讨，帮人干活，活了下来。
一天中午，吕仁礼在路边休憩，遇到了红军五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两名在高台城浴血奋战、生死与共、幸存下来的红军指挥员紧紧拥抱在一起痛哭。高台城被马匪攻占那晚，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左腿负伤，不幸被俘，送到国民党九十七师当兵，最后逃了出来。
次日，俩人在镇原县找到了八路军三八五旅。1938年5月初，吕仁礼和张力雄回到延安。

红军西征是解放军军史上一次最为悲壮的征程，少数幸存的指战员在找部队回延安的路上更是九死一生，历尽艰辛苦难。但身上流淌着长征精神的红军指战员是不会被任何敌人，任何艰难险阻压倒的，远方那面风展如画血染而成的旗帜、心中那份矢志不渝的信仰，是他们勇往直前的动力。

吕仁礼 参加过百团大战、兰州战役，1961年被授于少将军衔。
张力雄 参加过中原突围、淮海战役，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

回答有误，长征、南方游击队、西路军失散、被俘、伤病等原因离队的红军战士在运动时期, 他们承受了很多歧视(被打成叛徒), 大多在80年代前已经凄惨离世。
建国后他们是被遗忘的一群人，80年代之前没有人去正视他们。



什么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年轻人懂吗？
历史深处的误会——老红军潘兴才最终被组织认定不是叛徒
余东发
(会泽县档案局)
在距会泽县城北郊约七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小村庄, 名叫挖泥寨。挖泥寨在会泽的地图上, 只是一个隐约可辨的小点, 难予让人知晓。可是这个寨子却因1935年有个名叫潘兴才的青年去当红军, 尔后又变为红军中的“叛徒”的故事而声名远扬。
挖泥寨是我的出生地, 父亲有一位好友名叫潘兴才, 他经常和我们一起赶牛碾泥, 在家乡烧制土陶, 挑到附近的村庄换粮度日, 维持穷困的生活。这位潘叔叔, 有着黑黑的眉毛, 他身材高大, 常穿一件粗蓝布多补丁的衣服, 憨厚宽大的脸上常带几分愁苦, 脚上常穿着家乡谷草做成的耳鞋, 给人一种朴素的感觉。他对我很好, 不仅教会了我耕种、割谷、连枷打草等难以学会的劳动, 还教给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 他对我的爱, 就像父母给的那样真诚。可常听人说, 他是红军中的“叛徒”。那时我读小学, “红军”、“叛徒”的概念并不陌生, 回忆起当年他的举止言行, 有时像小说中描写的叛徒一样, 有时却同电影中塑造的地下党人一样, 给人一种难予琢磨的感觉。三十多年来, 我对幼年时认识的潘叔叔总是难以忘记, 总想弄清楚他到底是红军还是红军中的叛徒。
今年元旦, 我偶尔翻阅旧时档案, 意外地发现了一份中共昭通地委党校1988的文件, 标题为《关于潘兴才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文件指出:潘兴才同志于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会泽时, 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任班长。1942年在黄河边上搞军事测验时, 其因未得满分, 用铅笔划靶, 受到连队批评, 本人不服, 闹思想情绪, 而被开除党籍。尔后, 认为革命没有前途, 于1943年4月自动脱离革命到陕西富平县以帮人为生。1945年10月, 从陕西转到会泽金钟区华泥乡当农民。1949年7月, 潘兴才同志第二次参加革命, 同年12月12日由任绍元同志介绍第二次入党, 成为后补党员, 1950年11月调任金钟区农会副主席, 1951年11月调昭通地委党校整党, 1952年1月14日, 因“历史问题复杂”原因被劝告退党, 动员回乡务农 (变相开除公职) 。“文革”期间因追究其所谓“叛徒”问题, 被审查, 身体遭受摧残, 1974年4月含冤而死。1986年1月23日, 其家属向昭通地委党校提出申诉
经再次复查:潘兴才同志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历时九年, 期间打过仗, 负过伤, 历尽千辛万苦, 对党对人民作出了一定贡献, 这是段光荣历史, 应予肯定。至于1942年在军训中, 由于连队思想工作做得不够, 其因思想有抵触而被开除党籍, 致使他自动脱离革命。但离开连队后, 他没有叛党, 也没有出卖组织。经校党委研究决定, 撤销1952年1月14日整党时对潘兴才同志劝告退党的错误结论。
组织的结论, 雪洗了潘兴才的冤情, 肯定了他是“红军”而不是“叛徒”。档案材料, 解除了我心中对潘叔叔的疑惑, 更增添了对他的崇敬之情

一位失散老红军的曲折人生
赖杞生, 1907年出生, 平远县东石区杨梅坑人。1930年5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纵队分兵平远, 帮助中共平远县委建立红色政权, 赖杞生参加了东石赤卫队。红四军月底奉命撤离平远, 他跟随县、区赤卫队转移到江西省寻乌县大田村进行整编, 成为平远县模范赤卫大队的一名战士。
1931年1月, 中共蕉平寻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 赖杞生任蕉平寻红军独立团第三连第三排排长。他由于作战勇敢, 经团政委罗屏汉介绍,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军区为了提高各地方部队的政治素质和作战本领, 从各师团选调骨干, 集中到军区教导队训练, 赖杞生到会昌县参加了第二期培训班, 聆听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的动员报告。教导队一边上课学习, 一边参加打仗, 打一仗总结一次, 从打仗中学习打仗。1932年2月, 红军攻打赣州城, 先后投入总兵力14000多人, 最后把赖杞生所在的教导队学员也调去参战。
赖杞生从江西省军区教导队集训归来, 原蕉平寻红军独立团已编入红军新独三师, 上级任命他为新独三师第八团代理团长。1933年4月, 赖杞生率领第八团与第七团会合, 攻打寻乌县城, 挖地道, 埋炸药, 炸开城墙, 与敌人展开浴血巷战, 活捉了国民党寻乌县长和警察局长。在这次战斗中, 赖杞生左脚受重伤, 到粤赣军区会昌后方医院治疗。一个月后, 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前来慰问, 得知赖杞生脚伤还不能走路, 关心地说:“那你就留在地方工作吧”。赖杞生出院后, 调到寻乌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工作, 不久后接任部长, 后来又调任安远县任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
由于工作繁忙, 赖杞生枪伤复发, 只好再次住院。有一天, 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来医院看望赖杞生, 看到他的左脚已跛, 经征询赖杞生的意愿, 介绍他到中央总卫生部报到, 还开给他一张半残疾证明书。中央总卫生部分配他到中央医疗所任所长, 该医疗所设在瑞金九堡。
1934年10月,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不久, 瑞金失陷。赖杞生带领医疗所21名伤员转移到铜钵山一个石洞中, 粮食吃完了, 药和其他日用品用光了, 只有采野菜、摘野果充饥。接着敌人又放火烧山, 天天围剿。眼看无法再坚持下去, 赖杞生召开党小组会议, 决定化整为零, 将医务人员与伤病员编为若干小组, 化装摸黑下山。赖杞生与医生曾标突出重围, 结伴回到广东。
赖杞生回到家乡杨梅坑后, 拖着残疾之躯, 东躲西藏, 四处谋生。后来经人介绍, 他到本县仁居镇六吉村一户赖姓人家落户安居。
新中国成立之后, 赖杞生积极参加土地改革, 担任六吉村农会主席。对于参加红军一事, 他却认为由于自己伤残, 早已与红军失去联系, 对革命也没作多大贡献, 因此没有向政府反映个人情况, 也没有向政府提出什么要求
1970年, 赖杞生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以“逃兵”、“叛徒”、“反革命”等罪名揪出来批斗, 后被逮捕归案, 县革委保卫组还将他作为死刑案呈报, 后经上级复核因证据不足未予批准。在牢狱中, 赖杞生身心备受摧残, 从监狱中出来不久后, 于1980年与世长辞。
1982年, 梅州市、平远县党史部门征集党史资料时, 查证了赖杞生参加红军的历史。2010年, 平远县在申报中央苏区县查找相关资料时, 又在中央档案馆查到《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补遗部分) 》 (1992年12月出版) 由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 有赖杞生参加红军和任安远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的记载。历史证明, 赖杞生不但不是叛徒, 而是红军失散人员, 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红军。

红军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全称中国工农红军。1928年5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全国各地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为红军，简称“红军”。抗日战争爆发后，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和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中国工农红军番号从此撤销，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协议，将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因此只有在1937年7月之前参加革命队伍才能称为红军。我们先分阶段看一下能称为红军的具体人数。


一、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后的陕北红军人数
1、红一方面军
1934年底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人数约为8.6万，其中1军团19880人，3军团17805人，5军团12168人，8军团10922人，9军团11538人，还有两个独立纵队：军委纵队4695人，中央纵队9853人。1935年4月渡过金沙江后剩余2.4万；1935年6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候降至1.8万，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长征结束时约7200人。
2、红二方面军
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命西征时，全军团约9700余人。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和红二军团会师，红六军团约3300余人，红二军团约4400余人，两军团合计约7700余人。两军团经过贵州及四川时，沿途宣传党的政策，补充了部分兵源，总兵力有所增加。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其兵力数为1.43万人。根据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九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此时红二方面军尚有兵力1.1万余人。


3、红四方面军
1934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长征开始时，总计约10万人。据1936年10月15日朱德、张国焘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电报中统计：红四方面军第四军5700人，第五军4600人，第九军9000人，第三十军8000人，第三十一军5000人，方面军直属队5000人，第三十、第三十一军伤病员800人，总计是3.81万人。另外还有总直属队：红军大学1215人，党校433人，总司令部57人，一局112人，一台38人，总卫生学校216人，供给处225人，通信营368人，各路司令部及地方机关约2000人，共计4664人。红四方面军五个军和直属队共计3.81万人，再加上总直属队4664人，总人数约为42764人。
1936年10月25日至30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遵照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指挥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六个师十六个团及直属部队西渡黄河进行西征，关于西渡黄河的人数，193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共产国际的电报说“人数两万两千”，陈昌浩在关于西路军失败报告说，西路军过河人数约2.12万人。由此分析，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人数约2.2万人左右。红四方面军除西渡黄河部队外，留下的红4军、红31军和方面军直属队一部分，人数约在1.2万人左右，主要依据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6年12月2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该电报说，“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一两军约一万二千人”，故红四方面军最后到达陕北的人数约1.2万人左右。
4、红二十五军及陕北红军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时共2980人，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川永坪镇时，全军共有3400余人，同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共计7000余人。还有四个地方军及若干游击队，地方军兵力及游击队合计约9000人左右。
综上所述，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时约7200余人；红二十五军及陕北红军兵力约7000余人；红四方面军除去牺牲的西路军2万余人，保存下来的兵力约1.2万人；红二方面军长征后人数为1.1万余人。总计，红军长征胜利到陕北后的红军兵力约3.8万人，这些都属于老红军，还有9000人左右的地方部队，兵力合计4.7--4.8万人。


二、截止1937年8月的红军人数
在1936年10月到1937年8月间，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通过两个方式进行了“扩红”，一是在陕北及相近的陇东、宁夏、绥远等地，发展了一批队伍，包括新征召入伍者，也包括将上述地区游击队性质部队编入红军正规序列，这部分红军人数，大约为10000余人。二是红军东征山西所扩充的兵源。1936年2月17日，毛泽东签发红军东征宣言，20日下发东渡黄河命令，到5月21日，红军从山西返回到陕北，历时117天东征结束，其间，共在山西境内扩充红军达8000余人，以上合计1.8万人，这些“扩红”后加入革命队伍的红军属于新红军，此时红军人数总计约6--6.5万人（未包含军委直属各机构人员）。
根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1939年编写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概况》一文的记载，陕甘宁地区红军改编前，实有兵力共计74404人，部队分为四个指挥系统，统归军委指挥，设有前敌总指挥部。
其中红一方面军：辖一军团(11000人)、十五军团(8000人)、方面军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包括特务团在内，5000人)，共24000人。红二方面军：辖第二军团(4500人)、六军团(3500人)、32军(即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2000人)、方面军直属队(1500人) ，共11500人。红四方面军：留在陕甘地区的有第4军(6000人）、31军(8000人)、援西军直属队(包括一个骑兵团，800人)，共14800人。陕北部队及军委直属机关：陕北主力部队，共8782人。陕北地方部队共5322人；军委直属红军大学、步兵学校(即教导师)，共5000人；各残废院2000人。军委直属机关、部队共3000人。以上四个系统，合计为74404人，枪支40584支。
根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的统计数据，“扩红”后加入革命队伍的红军大概有2.6万人（7.4万-4.8万）。
叶剑英元帅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一文中也曾指出，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红军，1935年至1936年在陕北会合，实际有官兵8万人。
根据以上资料初步认定，截止1937年7月在陕北的红军约7.4万人。
1937年10月，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也就是俗称的“新四军”，改编时兵员总数1.03万人。还有琼崖红军游击队约300余人（云龙改编时人数）。
综上数据，截止红军改编时全国可以称为红军的兵力在8.5万人左右。
三、建国后红军人数的测算
建国以后红军的人数，并没有明确统计过，但是我军在1955年-1957年进行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的颁发，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数据作大胆的猜测。
相关资料显示，1955年-1957年，我军共授予人民解放军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各种勋章103349枚，各种奖章52万余枚，其中授予一级八一勋章178人，二级八一勋章1467人，三级八一勋章5339人，合计为6984人；被授予八一奖章的人员没有明确统计数据，只知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共授予52万余枚，下面根据以上数据进行分析。
根据1955年《授勋条例》第三条规定：八一勋章、八一奖章分别授予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而无重大过失的下列人员：
（一）一级八一勋章授予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师级以上干部。
（二）二级八一勋章授予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团级和营级干部。
（三）三级八一勋章授予中国工农红军时期参加长征和坚持各地游击战争的下列人员：
1、1935年10月20日以前参加第一方面军的连级以下人员；
　2、1936年9月30日以前参加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的连级以下人员；
　3、1935年9月30日以前参加陕北红军和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连级以下人员；
　4、1937年7月6日以前坚持各地游击战争的连级以下人员；
　5、1937年7月6日以前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连级以下人员。
（四）八一奖章授予在1937年7月6日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除本条前三项所列各种人员以外的人员。
简单来说，也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前参加红一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参加红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前参加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1937年7月前参加南方各省游击队的红军能够被授予八一勋章（老红军），1937年7月6日前参加红军队伍的其他人员授予八一奖章（新红军）。
1955-1957年被授予八一勋章的人员共计为6984人；现在我们已知到达陕北后红军人数在4.8万人左右，1937年南方游击队改编时人数约为1万人，也就是说在1937年改编前符合被授予八一勋章的人数为5.8万人左右（老红军），实际授予6984人，实际授予率为12%，也就意味着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后老红军的存活率为12%，我们再按照这个比例计算一下新红军到1957年的存活人数，根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的统计数据，“扩红”后加入革命队伍的新红军大概有2.6万人（7.4万-4.8万），，如果按照12%的比例，截止1957年新红军应该还剩3120人左右，新老红军截止1957年健在10100人左右。


另外，我从一个视频中发现过一张八一奖章的证书，这位老人家是位新红军，被授予八一奖章，另外他还获得了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颁发的证书里面有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的编号，他的八一奖章编号为582、独立自由奖章编号为48838、解放奖章编号为98430，可以计算出获得八一奖章的比例为0.394%（582/582+48838+98430），根据授予的各种奖章52万余枚的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出，可能获得八一奖章的红军人数为2048人左右，故新老红军健在人数在9032人左右（此推测只参考）。
综合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截止1957年，健在的红军至少还有7566人（6984+582人，有确凿证据证明）。比较合理的推测是，截止1957年健在的红军人数在9000--10000人左右。

红军最鼎盛时期全国总兵力超过30万人，其中中央苏区就有12万多兵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约80000多人踏上长征路，15000多人留下打游击，其中包含大量伤病员，比如瞿秋白同志，陈毅元帅等，最终中央红军既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的只有7000多人，这还包括一路扩红的成果，除一路巨大牺牲外，伤病掉队的也不计其数。
红十五军团是红军长征先遣部队徐海东部与陕甘红军刘志丹部（后刘志丹牺牲于红军渡河东征战役）所组成的，共7000余人，红十五军团在陕西通过直罗镇战役等一系列战役连战连捷，扩大并巩固了陕甘苏区，有力接应了红军主力的到来。
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鼎盛时期3-5万人，夏曦肃反曾经杀的红二方面军不到3000人，直接杀害的就有10000多人，著名的洪湖赤卫队直接被杀的枪比人多，战士无人敢当连排长，深怕送命。不过红二方面军长征一路走的艰辛，队伍保存的却很完整，出发时17000多人到达陕北后还有13000多人，连毛主席都对红二方面军进行了夸赞。
红四方面军鼎盛时接近十万人，与中央红军在四川会师时兵强马壮，故而张国焘起了别样心思，红一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最终红四方面军南下进攻成都平原失败被迫北上与陕北主力会师，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县完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至此，长征彻底胜利结束，
最终胜利到达陕北苏区的红军为65000余人，随后红四方面军执行西路军西征遭遇惨败，损失22000余人，连徐向前元帅都是化妆成乞丐才得以返回延安（许世友上将因为纪律处分阴差阳错的错过了西征，反而成为了红四方面军难得保存下来的军事指挥官之一）
不过经过一年的发展壮大，1937年7月，陕甘红军整编为八路军时共有人数75000余人，其中包含大量的后勤人员，学员，以及部分红军女战士，最终红军整编为八路军共3师6旅12团（老蒋给的员额）外加4个教导团，独立团（红军自己增加的员额）全军46000余人。约两万余人转入后勤和地方工作，5000余人加入抗大。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实际游击区域包括15个省）统一整编为新四军共10300人。
除此之外
孤悬南海的琼崖纵队，也就是著名的红色娘子军所属与中央长时间失联，但一直坚持斗争，1938年曾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1946年还伏击重伤了国民党中将军长韩练成（有意思的是，韩练成他其实是个共谍……）1947年琼崖纵队已经发展到8000余人，然而直到1950年海南解放才正式进入人民解放军序列。
广西右江独立师本拟改编为新四军，由于其为国民党桂系武装所忌惮，最终被白崇禧所部借整编机会消灭，仅20多名干部逃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类似的小股红军部队全国还有数支，都在改编前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借各种由头兼并消灭
还有大量曾经的红军战士因病因伤因各种原因脱离部队，比如曾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率部在长征过程中攻下遵义县城的朱水秋，1939年旧伤难忍回老家浏阳休养，解放前才与组织恢复联系。携带三万元军费神秘消失的八路军115师参谋长的周昆等等
……
经历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后，1955年授衔前还在部队里的红军老战士约9000余人。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55年授衔时，大概有3000多名红军老战士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被授予少校军衔。当时把问题反应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决定把这些历经战火考验的老同志都授予少校军衔。所以授衔时留在部队系统的红军老战士（1937年7月7日前入伍的是红军），有不到万人。包含从元帅到少校的各级军官。甚至还有著名的哑巴红军（少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