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一个说教员如何牛逼如何牛逼的高赞回答，但是又从头到尾只在吹，不给实货，就让我无语。我来就这个简单说几句。
一，捐款，借钱
1935年，刚到陕北的时候，中央红军就找徐海东借了5000大洋，这五千大洋加上中央红军原有的1000大洋，算是帮助延安撑过了到陕北后的第一个冬天。
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后，又没钱了。于是教员想到了宋庆龄，向她求助，宋庆龄卖掉了自己的一所住宅搞了五万美元。
由于1935年12月确定的路线是联合抗日，所以土豪也打不了，只能收卖国贼和汉奸的财产，外加号召土豪地主捐款。1936年一年总共收了65.3万元。占红军总收入的55%。
二、苏援
还好这个时候苏联援助已经恢复。
应该说，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各种物资帮助，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1937年苏联资金援助是陕甘宁边区全年总收入的5.2倍，直到1940年还是1.5倍。
最醒目的一笔是来自于王稼祥的回忆。回忆称，王稼祥1938年从莫斯科回国时，曾经带回30万美元。
1937年11月，收到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提供的3万美元。
1938年4月28日由毛泽东签字的一份收条：“从米哈伊洛夫处收到30万美元。
1939年2月，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向季米特洛夫表示，中共现在需要用钱。后来，共产国际组织专门的工作组对中共的情况进行研究。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了两笔金额不大的经费。
1940年向中国党（中共）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由斯大林特批。
由于苏德战争突然爆发，应中共中央的要求，斯大林还是批准向中共提供一笔数目更大的援款——100万美元。后来由于苏德战况紧张和共产国际总部搬迁等原因，目前可以确认中共只收到60万美元，剩余款项杳无音信。
总之，全面抗战初期，除去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总计221万多美元，扣除英镑汇率下降造成的损失和没有兑现的40万美元，中共中央总共收到180多万美元。
三、自力更生
1937年夏，陕甘宁边区发行过200万元法币的公债。1940年后，各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建立公营经济，如建立银行自行发行货币，成立贸易公司开展对外贸易（如陕甘宁边区成立盐业公司外销三边地区所产食盐，成立土产公司推销边区土产，换取日用必需品，经营进出口业务），办起一些小型工矿企业（如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黄金生产），机关、军队开展生产，这些生产经营活动所得，成为抗战后期各抗日根据地经费的重要来源。
盐业是陕甘宁边区最重要的收入
在1941年以前，因系自由产销，无法统计，据估计最高年产量约30万驮（每驮150斤，每斤24两）
1941年，盐产量达70万余驮
1942年，陕甘宁边区盐产量40.5万担……;1944年，陕甘宁盐产量90万担……;1945年，陕甘宁盐产量60万担。
1940年前，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虽然也很紧张，但总体来说尚可勉强维持。但是到了1940年年底，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迅速，由抗战之初的数万人发展到50万人之众，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系统和各种群众团体也健全起来，地方的脱产人员也随之增加。而蒋介石不但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还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严格限制与根据地的货物人员往来。这样一来，大后方和海外对根据地的资金物资援助也几乎被断绝。
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尽量减轻根据地群众负担，各根据地普遍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例如，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大生产运动后，不仅开荒种地，还建立起了各种副业，如养猪、做豆腐等，使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经过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边区人民的负担逐渐减轻，以救国公粮为例， 如果以1941年为100，1942年为82.1，1943年为91.3，1944年为79.4，1945年为61.5。边区救国公粮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也逐年下降，1943年全边区的公粮负担率为11.51％，1944年为9.14％，1945年为7.75％。救国公粮占财粮总税收的比重：1940年至1942年平均为52.23％，1943年至1945年平均为29.53％；农民缴纳的各项税收占财粮总收入的比重：1940年至1942年平均为60.65％，1943年至1945年平均下降为35.38％。经过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达到了毛泽东号召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的。
我之所以写这么多，是因为我们不能只知道教员牛逼，还要知道教员为什么牛逼，是他老人家的功劳，就是他的功劳。瞎吹很容易让人反感。我们要正确认识教员，了解教员。
有一则消息，目前我没从官方渠道看到，属于存疑
我看到网上一则消息说抗日战争期间，刘少奇去延安开会，一次运送了一万两黄金给延安，目前仅在网易系新闻上看到，我怀疑是假消息，因为当年穿越封锁线极其不容易，带着1000斤的黄金赶路，怕是山东根据地都走不出去。
有的人不把资料甩他们脸上，就一直在评论区污蔑个不停。好了，非要逼我去怼资料，没办法，加更吧
在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以前，西北地区一直是仅次于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二大罂粟种植与鸦片生产基地，也是烟毒泛滥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据记载，20 世纪20年代末期，陕西、甘肃两省的婴粟种植面积曾分别达到农田总面积的90%和75%。陕西每县几乎都具有生产3 万两鸦片的能力，甘肃积存的鸦片可供全省使用10 至20 年，男女老少普遍吸食。1930 年，陕西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灾荒。1931 年1月的《陕灾月刊》发表文章指出：“在关中西部的眉县，水田肥地皆种烟苗，农民大多吸食鸦片，致使粮食异常缺乏，而农民体力又弱，一遇旱灾，即束手待毙。村落为墟，田地荒芜……”
1937 年，陕北登记的烟民仍然很多。邑、榆林等县都在3000 人以上，米脂、绥德、神木、淳化也都超过了1000人。邑一县的烟民每月吸食量高达3000 两。瓦窑堡所在的安定县，烟民占总人口比例约为60%，其中不但有年富力强的少壮青年，也有老年人，甚至还有未成年的儿童。这些地区本来就缺乏粮食，然而在1921 年后，改植婴粟的耕地竟然占三分之一。1936 年12 月红军解放延安时，延安计有居民1096 户、4841 人，就有烟民1500 人以上。当时有民谣曰“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烟民之多可见一斑。
严厉打击鸦片毒品犯罪活动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禁烟禁毒工作。1930 年2 月7 日，毛泽东在吉安陂头召开会议，在会议制订的土地法中，规定：“雇农及农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与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以这种办法敦促烟民戒烟。
1933 年元旦前后，红四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尽管省政府任务繁杂，仍然十分重视禁烟工作。首先各县政府发布告示，揭露地主军阀强迫穷人种鸦片烟，则抽收榜粮捐。红军发布了戒烟条例，规定壮年男女必需戒绝。然后，在各地设立戒烟所，取得当地中医的合作，制造戒烟丸，对烟民施戒。
川陕苏区在省县苏维埃成立了戒烟局，积极开展戒烟运动，一是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规定，一律禁止种罂粟。广泛宣传吸烟的坏处。在此期间，做了大量的禁烟工作，靠宣传教育，靠发动群众，靠切实可行的措施，基本上革除了社会恶习。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曾采取坚决措施，根绝烟毒。1937 年5 月27 日，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就颁布了《关于禁止鸦片的布告》，严禁种植、吸食和买卖鸦片：“一、种了鸦片的，由各级政府督促铲除，改种其他粮食。二、烟馆立予封闭。三、贩卖鸦片的一律没收，不管他在苏区发卖或只在苏区通过。四、吃鸦片未登记的，立即登记，限期戒绝，期间至长不得超过六个月。五、各级内务部(延安市由市禁烟委员会)发卖戒烟药丸，吃烟的拿登记证来买。贫的可以减价或不要钱。六、现藏有鸦片的商人或居民，限十天内把鸦片送到当地政府(延安市送到市禁烟委员会)登记，听候处理。如逾期不登记，查出除没收外，并严加处罚。”1938 年6 月，中共机关刊物《群众》发表社论指出：“禁烟，是和抗战一样，我们要把它看作一种民族解放的斗争，是一种全面性、民族性的斗争，要动员广大的民众来共同努力。”
自1941 年至1945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烟毒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规法令，这些法规法令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严禁种植罂粟。故意违犯者，严惩不贷，一般规定要处1 年以下徒刑或劳役,并200 元以下罚金;
严禁买卖或贩运烟毒。烟毒价值在300 元以上500 元以下者，处3 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1000 元以下之罚金。烟毒价值在500 元以上者，处死刑，并没收其家产;
禁止吸食或注射烟毒，违犯者要受到严厉处罚。凡隐匿不肯登记或登记后逾期未戒绝的，或戒后又复吸食的，或经过劝导鼓励而仍不愿戒烟的，查出后由区乡政府或司法机关法办。一般要处半年以下徒刑或苦役，并科百元以下罚金，仍要再限期戒绝;
严禁帮助或庇护他人吸食注射及买卖贩运烟毒，严禁抗拒禁烟禁毒职务的执行，违者视情节轻重处1 年以上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200 元以上500 元以下罚金;
严禁设立传布烟毒的商店机关，违者视情节轻重处1 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奖励查获烟毒者和举报人：有人报告因而查获私贩私卖鸦片的，报告的人给予所获鸦片价值十分之二的奖金。如直接查获烟土送政府的，赏金加重;
严禁在禁烟禁毒中徇私舞弊、栽赃陷害;
政府公务员、军人从事毒品犯罪活动要从重处罚;
严禁与日寇勾结,以烟毒危害民族抗战：凡直接或间接受日寇之主使，以烟毒危害民族生机者，按惩治汉奸论罪，视情节之轻重判其有期徒刑或死刑，并没收本犯之全部财产，或处以罚金。
查处的私贩烟土的案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烟贩利用各种途径，同根据地某些干部勾结，将鸦片从敌占区运进边区售卖。陕甘宁边区严厉打击军政工作人员的毒品犯罪活动，仅处理的鸦片贪污受贿案件，1939 年就有360起，1940 年达到644 起。1941 年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禁烟毒条例(草案)》第14 条专门规定：凡收受贿赂纵容他人从事毒品犯罪活动，依条例规定的相应刑罚加重处罚。
1942 年3 月4 日，边区政府召开第13 次政务会议，讨论根绝烟毒问题。会议制定了禁种、禁贩、禁运、禁吸条例和具体办法，其中特别规定：“对制造、贩卖毒品者给予较重处分，普通公务人员和在职军人犯同类罪者，加重三分之一处罚，禁烟人员加重二分之一处罚。”边区政府十分重视禁毒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数十个关于禁毒的专门性法规法令，内容较为系统和完备，涉及禁种、禁贩、禁售、禁吸等查禁工作的主要方面，为边区的禁毒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1942 年2 月11 日，《解放日报》公布了边区建设厅宋桂年违犯政府法令私售鸦片、贪污公款案。1942 年1 月15 日，林伯渠亲自处理了边区税务总局科员冯维贤与现役军人郭树华贩藏烟土175 两的案件，将他们撤职法办。林伯渠同时指出，“如政府机关藏此败类，贻害匪浅”，并希望通过这一案件，“以期惩一警百，并应以此教育所有同志，以造成廉洁奉公之美德”。
1942 年6 月，山西烟贩李起发、高光富等人带烟土6 件，经120 师715 团运输队保运到子长县，由718 团大光商店出售，被子长县公安局查获。公安局在向大光商店追要赃物受阻的情况下，120 师师长贺龙、边府主席林伯渠都去函查问此事，要求大光商店“将存货如数交出，给予惩处”。边区政府严厉禁烟的决心，加上政府工作人员率先垂范，是禁烟工作得以开展的坚强保证。
1942 年初，在延安七里铺新华客栈查获烟土贩贾福清、辛明亭等人所贩烟土若干，边区政府全部予以没收。1945 年初，延安市公安局破获绥德义合镇脚夫宋维章贩卖料面案。宋与霍国柱、宋居有从山西日寇方面购得料面运到延安牟取暴利。“料面为毒胜于鸦片多倍，而为日寇陷害中国人民之毒品”。这三名为虎作伥、毒害边区人民的毒犯，受到边区法律的严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