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问题下一位知友阅读《红星照耀中国》时对书中叙述的思考,我感到忍俊不禁,为什么呢?因为这位知友竟然认为,“一条人命换一头羊”,含义是“红军战士为了战友生存,宁违纪被处决也要去违反纪律搞来牛羊”。
当然,首先要承认,今天人有这样的思想,是因为我们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现代人,对革命前辈有着崇高敬意,发自内心的相信先烈们有最高尚的品德。这样的思想,当然是正面的。
可是,如果因为觉得革命先辈们个个都是道德苦修士,就认为他们没有“革命的两面政,那是否又是本末倒置了呢?毕竟革命先辈们投身革命,最初的动机便是为自己的生活、为乡亲们的生活不再痛苦,把革命者当成苦修士,那又是不正确的了。
事实上,在经过藏区时,中革军委与红军总政的首长同志们,就表演了一番“革命的灵活政策”。
1935年7月3日,进入藏区不久后,为筹集粮食,总政发布《总政治部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在这份训令中,我们今天熟悉、官宣频提的“严禁侵犯藏区群众利益”被提出:“绝对禁止”强买粮食、私买粮食和买粮食不给钱。
《总政治部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1935年7月3日 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资料选编》第三册
但是,总政的这份训令明显不符合部队的实际筹粮需要:既然已经下达命令,要求各部在贫瘠的松潘高原“用一切方法”去筹集粮食,以凑够半个月的食物(每人十五斤的标准)却又要禁止“强买”,甚至连打白条都不准(要求必须留下钱币或茶叶)这样的筹粮方式,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曾用过的比喻来评价来说,简直是“乌托邦”!
于是不到一周后,总政治部更上一级的中革军委,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布《中革军委关于组织别动队筹粮办法》,在该《办法》中,“禁止强买粮食”的办法被推翻。
中革军委明确提出,眼下为了筹粮,应当组织“别动队“进行搜山活动,劝导番民下山卖我粮食。对不愿“随我下山”的“番夷”,应予以强迫手段令其下山,再行劝导,使其愿向我红军出售粮食。
那么如果这些不愿与红军接谈的番人,反抗我红军别动队、被“强迫”了都不肯下山,红军可不可以动用武力?《办法》中直接指出:可以,应当实行“武力捕捉”、“带回劝导”。而且,如有番人敢主动袭击红军者,应果断还击,捕杀其头目,起到杀一儆百之效果。只要不滥杀、不烧屋拆庙即可。
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资料选编》第3册
具体的筹粮方法,“组织别动队”命令中也有提到,上山搜粮无人则留财物,房屋中搜出则只需打白条(购粮证)。
更详细的筹粮方式,我们可以看当年7月5日的《关于在芦花筹粮办法的指示》,这份指示提出沿用在汉地的办法,直接没收土司之粮食,同时向番民“解释”即可。对于有粮的地方和房屋,(无论主人意愿)则都要派兵看守起来,以便于征集。
训令还提到,在手头实在没有钱币和茶叶时,也不需要纠结于“买东西要给钱”的纪律,向民众打白条、开购粮证即可,待到日后再说还钱或茶叶的事。
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资料选编》第3册
当然,以上这些,都只是当时红军发布的训令、指示,并不能完全代表实际情况。但是,我们也能够借此明确一点,那就是在当时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革命军队的政策,不是死板的“不拿一针一线”,上级首长们审时度势,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刻做出了大胆的取舍:为了全体指战员的生存,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过去的群众政策,为了大家能够活下去,放开使用武力、动用强迫手段的限制。
至于具体的红军筹粮,我们又可以看《红军长征记》一书,看看上世纪三十年代亲身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们,回忆他们在番区是如何获取粮食的。
我们首先可以参考徐梦秋的《松潘的西北》一文,他在这篇回忆文章中就提到,当时队伍进屋并不需要像后来三野进上海那样,坚决“不打扰群众”。
徐梦秋写到,一行人到山坡下的一处房屋宿营,此屋主人显然早已逃去山中,留下了一条看门恶犬,此前的红军部队怕恶犬伤人,不敢入内,结果徐梦秋与同行的罗荣桓、贾拓夫等人一起同这狗“奋斗了许久”,让这狗挣断了铁链逃走,他们便直接进入屋内,将屋内数百斤青稞粉、上千斤青稞据为了己有。我们一小队人马,被指定在一个山坡下的屋子宿营。却巧门口蹲着一条凶猛的猰狗,恶狠狠的对着这些“不速之客”露着牙齿。谁也不敢接近它,更不能越过它冲进门洞去。这时大家都在抱怨设营员是在故意同我们为难。同猰狗奋斗了许久,终于那根手指粗细的铁链挣断了,它窜向老林去了,我们胜利地得到安身之地。
这条狗,给了我们二十天的美满生活。因为它的护卫,先过的部队不敢向这幢房子问津,于是保存下了五六百斤熟粉、千多斤青稞麦和一些酥油。这些东西是以前和以后极不易得到的珍贵食品。
莫休(徐梦秋化名)《松潘的西北》 收录于《红军长征记》 此前训令中曾提到获取的粮食应上报,不许私自藏匿处理,不过这命令是在芦花时下达的,此时似乎已作废了。
可是即使是在芦花时,上级的训令也没有得到真正的遵守。红军在7月18日曾下达《关于收割番民麦子问题的通令》,通令中在“丁“项一条指出,要严格禁止收割未成熟的青稞麦。若有严重违反者,要送军队的裁判所判刑。
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资料选编》第三册
可这一命令实际并未得到遵守,或者说为时已晚。舒同回忆写到:1935年7月初红六团在朱瑞带领下过草地,遭遇藏人骑兵袭击,作战不利,折返四天后遭遇大雪,粮食耗尽,困于山村,“饿死冻死者触目皆是”。
当时坐镇总部的朱德接到红六团求援急电,下令紧急动员,筹集食物输送到六团驻地,这些由舒同带队押送的馍馍、麦子,是由四团部队收割未熟的青稞麦得来的,而在此之前,他们便是“每天都是在田里自割未熟的青稞麦而食”……红六团配合我们右路,由康猫寺向左经草地绕出松潘。在前进路上,遇着极端骠悍的骑兵,横加拦阻,既战不利,乃折回右路。第一步以四天到达S雪山上的这个村庄。因为粮糈已绝,茹草饮雪,无法充饥,饿死冻死者触目皆是,已山穷水尽,不能最后支持。生死完全决定于我们能否及时接济。
事情不容迟缓,在我们接到六团急电之后,立即来了一个紧急动员,筹集大批粮食、馍馍、麦子、猪肉、牛羊等。其实驻芦花的四团五团师直属队,每天都是在田里自割未熟的青稞麦而食,各人揉各人的麦子,各人做各人的馍馍,用自己的血汗去生产。经过整个一天的动员,经过干部和党团员的领导,好容易才把这些粒粒皆辛苦、处处拼血汗的救命麦子、牛羊、馍馍粉搜集起来了。
舒同《芦花运粮》收录于《红军长征记》 <hr/>1941年,陕甘宁边区在蒋介石掀起的新一轮反共高潮里遭到了封锁,过去每年的“军饷”和外援都被胡宗南的大军给断绝了,边区军政人员赖以生存的经费来源没有了,边区陷入财政的危机里。
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有一个讲话,很有名,他说现在边区只有三条路,“要么饿死,要么解散,要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句话放到1935年红军过草地时,也是一样的。
当时的红军,要么抱着死的纪律,把自己活活饿死。要么解散投降,大家一起去吃国民党的屠刀。要么,就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打破过去的纪律,用一时的“违纪”换来同志、战友们的生存,换来大家光明的未来、国家民族光明的未来。(也有藏民与红军合作,担任通司,后来当地也建立了松潘苏区)
在这种大家面临饿死风险的时候,红军的领导同志们已经允许了“强买”的行动,那么,又怎么会去枪毙为战友获取食物的好同志呢?这哪里能够维持革命军队的战友情谊、革命团结?完全是要把部队带垮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