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如果红军在江西坚持下来，没有长征，直到抗战开始。 那么红军的抗战和发展会采用什么方式？

假设如果红军在江西坚持下来，没有长征，直到抗战开始。 那么红军的抗战和发展会采用什么方式？

题干其实就不太成立。
就算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第五次反围剿，那大概率苏区还是会“失守”。因为正常历史上，毛泽东同志就力主打到外线去，比如呼应福建的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如果他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大概率不会死守苏区，而是会突围向安徽江浙福建等地发展。主席用兵讲究一个活，历史上前有红军下井冈，后有中原突围和撤离延安都是最好的例子。第五次围剿，蒋匪军采取的是结寨推进的战术，红军的老战术诱敌深入和调动敌人都行不通了，所以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出外线，打出去才能在外线调动敌人寻机消灭。以下是我的猜想：
第五次围剿，蒋匪军构筑地堡推进向赣南苏区步步紧逼，红军诱敌战术无效，于是主席和十九路军蔡廷锴达成反蒋抗日协议，大军主力出福建，北上从上饶位置绕过蒋匪军的防线（就像二战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一样）直逼蒋光头所在的南昌行营，同时红四方面军也突然东进。
蒋光头立刻调集部队前来堵截围剿，然后红军突然调头北上，进入安徽，进安徽后距离省会南京（笑）也就不远了。潜台词就一句话：围魏救赵！苏区我不要了，我用瑞金跟你换南京！
后院失火的蒋光头必然会把在苏区的部队调出来，苏区的围自然不攻自破，然后红军再利用赣北和安徽的地理环境打几个围歼战，打破包围圈，返回苏区，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最擅长的调动敌人伺机消灭的战术。这么一顿操作下来，不但第五次围剿可破，苏区的范围还有可能扩大，甚至可以赤化整个江西湖南湖北（除了少数大城市）把苏区连成一片。
虽是我的猜测，但是主席四渡赤水就是这么操作的。更重要的是，红军不仅仅是一支军队。而是一支播种机，把火种播向更多地方，一旦经过安徽江苏等地的广大农村就会像火星落在柴堆上一样迅速燃烧起来，使更多农民觉醒，这就是从根本上动摇蒋政府的根基。


（红军不是一支单纯的军队，而是先进思想和唤起民族解放农民觉醒的宣传队，走的地方越多，民众的觉醒范围就越广，就如同火苗一样成燎原之势）
至于抗战发展，则是以新四军的历史为基础联想。抗战开始后，八一三抗战后日寇从上海登陆。国共合作进行抗战，蒋把红军派到前线，但红军无力正面阻挡日军进犯，就算打出几个如平型关大捷之类的围剿战，但日寇还是如历史上一样攻占南京，国民政府西迁，东部半壁河山沦陷。但是红军必然会利用江浙皖赣闽等地河网密布多山丘陵的地理环境进行敌后抗战，同时也会朝黄河以北发展敌后根据地。届时可能会形成南方根据地为主北方根据地为辅的抗战形势。和现实我军是北方的八路军为主南方的新四军为辅的情况恰好相反。
如果红军能够在1934年使鄂豫皖赣闽苏区连成一片，通过和19路军媾和以及通过政治手段联合反蒋势力形成较大的根据地，也许1937年全面爆发抗日战争后不会这么艰难。
红军的生产和学习能力是很强的，一旦有足够的资源就能极快速度成长。在赣南苏区这种土地贫瘠的地方都能养近十万红军，建立稳定的金融和商业秩序，还有较为完善的军工生产体系。一旦拿到福建这种相对富饶的地区必然会变得更加强大。再加上1941年苏德还未开战前，斯大林对亚洲的态度其实一直比较暧昧，如果苏区能否变得如此强大，有没有可能通过福建出海口给予支援呢？说不好。




（红军苏区时期生产的子弹和手雷。彼时只有赣南闽西农村的红军已经可以生产子弹手雷甚至少量地雷和迫击炮）
如果拿到福建等地的工业体系和生产能力必然会比kmt政府爆发出无数倍的生产能力。


（1932年红军在漳州战役缴获的飞机。图中人物为林彪（左）和聂荣臻）


以下依然是个人想象
如果上述的猜想实现了，同时抗日战争依旧如真实历史一样在1937年如期爆发，大概率还是蒋匪军在八一三中失败，随后一溃千里南京沦陷。km政府迁到武汉，再到重庆。由于江浙地区水路网复杂，道路简陋都限制了日军的进一步推进，日军只能沿铁路线进犯，江浙皖等地和华北大面积沦陷。但同时红军的敌后根据地蓬勃发展同时红军敌后部队开始大规模进入晋察冀地区。都有力限制了日军推进，最后日军最多推进到江浙安徽河南一线就进入相持阶段无力推进了。抗战胜利应该还是需要七八年的持久战，但损失应该不会这么大，日寇的铁蹄应该不会踏足到长沙武汉等内地省份，更别谈豫湘桂大溃败了。

长征这个决定其实是很匆忙的，就连很多重要的领导人事先都不知道。
当时正值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一个邋遢污秽的乞丐出现在瑞金，在昏倒前，他将自己手中的四本字典交到领导人手中。
字典里藏着的详细计划，直接让中央确定下长征的大方向战略！
1934 年，由于博古和李德的战略错误，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
不得已之下，中革军委派出红六、红七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
意在调动反动派的「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
但两方面的作战皆没有取得有利战果，未能达到预设目的。
10 月初，反动派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


第五次反「围剿」经过要图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围剿」已无可能，红军处在生死攸关之际。
是继续留在苏区和敌人战斗，还是撤出苏区暂避敌人攻势，中央面临两难抉择。
1，继续留在苏区，则要面对反动派的强大围剿攻势，存在全军覆没的可能；优势是有比较好的群众根基，同时相关的基础建设也比较完善；
2，撤离苏区，不仅会给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红色事业造成巨大的破坏，还对大多数已经在苏区扎根的人，会产生背井离乡的恐惧，进而动摇革命信念。尤其关键的是，如果选择撤走，那么撤到哪里？怎么撤？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明确的方向。
眼看着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在前线抵抗的战士牺牲越来越大，该如何决断迫在眉睫。
我方中央的核心领导人却还在就路线之争扯皮。


争论中的红军关键时刻，一份从江西德安发来的绝密情报，让这个关乎生死的抉择有了一个基本的定调。
这份情报十万火急的强调，反动派针对当前中央苏区的形势，制定了一个要将苏区一网打尽的恶毒《铁桶围剿计划》，投入的兵力和将要开展的战略，都非常致命。
接到这个情报后，中央立即开会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央苏区其实只有一个选择：撤离苏区。
因为实在太紧急，这份绝密情报是用电报发出。
当时的电报能够发送的内容量并不多，情报比较精炼，信息有限。
如果苏区方面没有得到国民党「铁桶计划」详细布防信息的话，接下来，即便中央选择撤出苏区，也不知道该撤向什么地方，该如何部署应对战略。
稍有不慎，很可能就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眼看情况越来越危急，整个中央苏区却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安排，只能眼睁睁看着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而来。
就在这时，一个邋遢污秽的乞丐出现在瑞金，在昏倒前，他将自己手中的四本字典交到周总理手中。
字典里藏着的详细计划，直接让中央确定下长征的大方向战略！


四角号码《学生字典》这名乞丐叫梁明德。
为了送出这四本字典，梁明德不仅自残其身，他的家人也被捕后失踪。
周总理亲自过问，列为专案专办，要求务必将他的家人找回。
但接下来历经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形势不由人，始终没有找到。
直到解放后，中央对此事格外重视，安排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直接负责。
接到任务后，根据为数不多的线索，曾希圣挑选精明能干的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项南配合协助。


项南当时正处在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各项工作都急待开展。
年轻有为的项南还有诸多重要工作要完成，面对安排下来的这个失踪案，项南书记并不是很理解。
在黎明到来前的黑暗里，牺牲、失踪对于革命者而言都是寻常事，项南本人就和自己的革命家庭失散多年。
组织怎么就对梁明德的案子执念这么深呢？
但项南还是遵照组织安排，开始着手调查寻找。
只是，他自己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番调查寻找后的最终结果，不仅让项南书记震惊，还使得曾希圣和他抱头痛哭，感动不已。
那么，引出这桩案子的梁明德同志，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人？
他与项南又有何种关系？
（1）
梁明德，原名项与年，是我方潜伏进反动派核心部门的一名机密特工。


梁明德1925 年，梁明德在浙江石甲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由组织派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三马林达等地，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
在海外活动期间，梁明德没有透露任何工作信息，跟家人都说是在外做生意。
1927 年，梁明德转入周总理在上海创办的中央特科。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1929 年，在海外工作多年的梁明德经组织安排回国，配合进行重要军事行动三打龙岩城。
战斗取得胜利后，梁明德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


三打龙岩城开心激动的妻子王村玉见到梁明德两手空空，很疑惑。
问他为什么在外做生意多年，却一点钱都没有赚到？
梁明德告知妻子，他做的生意虽然没有赚到钱，但给很多贫穷的农民分了土地。
文化不高但觉悟高的妻子，顿时明白，梁明德是做了共产党。
她没有害怕、恐惧，而是提醒梁明德要注意安全。
不久后，为执行一项绝密任务，梁明德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
他带上妻子、十二岁的长子和刚满周岁的女儿前往上海。
他在上海勃生路创办复炎小学，自任校长。
一切按照组织要求安排妥当后，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地下交通员联系上梁明德，将他带到一个秘密联络点，进行任务安排。
见到指挥这次任务的人后，梁明德非常激动，同时也深知这任务事关重大。
因为这次任务的指挥人，是周总理。
周总理向组织挑选来的梁明德等同志，介绍了即将执行的任务：劫囚车。
原来，在几天前，中共中央在沪西区新闸路六一三弄经远里十二号的一幢小楼里举行过一次重要会议。
主要参会人是周总理、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人。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把江苏军委的工作移交给江苏省委军委秘书颜昌颐。
会议形式以打麻将作为掩护。


因为参会叛徒出卖，导致五名参会人被捕：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白鑫夫妇。
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周总理因病不能参会，因此幸免于难。
事情发生后，中央震动，周总理连夜召集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开会，一方面研究营救措施。
另一方面，派特别行动科负责人陈赓亲自去见国民党特务机关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搞清楚事发的原因。
杨登瀛是我方潜伏进敌营的内线。
陈赓很快从杨登瀛处获取白鑫早已叛变投敌的情报。
与此同时，蒋介石已下达了杀害彭湃等人的命令。


白鑫事态非常紧急，我方已来不及做其它工作，唯有劫囚车一种方法可行，因此才将梁明德等精锐特工召集于此。
经过连夜分析后，梁明德等人化装成各色人等，秘密布置在通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路上，隐蔽在行人中间。


囚车早晨天刚亮，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经过，梁明德按照既定计划，准备劫囚车，却发现手里的手枪根本不能使用。
一番查看，梁明德发现原因。
这批手枪是「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送来的，因为收到手枪时间比较晚，枪上的油脂未来得及擦干净，以至不能击发。
迅速将这一情况上报，周总理权衡之下，只能忍痛改变计划，下达撤离的命令。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烈士就此遇害。
叛徒白鑫躲进反动派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的公馆。
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故意放出烟幕弹说：「白鑫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但中共特科知道，白鑫此时并未到南京。
周恩来与梁明德等队员们商议，一定要在白鑫前往南京之前将其正法。
（2）
中央特科指示杨登瀛掌握白鑫的行踪，同时，还利用以医生职业作掩护的柯麟与白鑫的熟人关系，找机会摸察白鑫的出没情况。
但白鑫非常狡猾，他深居简出，此时已不去找柯麟看病，而是约柯到他的住处去。
这样特科队员一时就难以下手。
眼看时间已日渐紧迫，绝不能让白鑫逃走。
梁明德等把相关情报汇总给周总理，并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
既然没有机会隐秘的把叛徒枪决，那就反其道而行，
在众目睽睽之下执行任务，就在范争波的公馆门前处死白鑫。
1929 年 11 月 11 日晚 11 时，霞飞路范公馆门前，特务头子范争波等人正簇拥着白鑫一起走出来。
叛徒白鑫是要出发去南京邀功领赏的。
就在白鑫举步要上车之际，公馆前面拐角处突然飞驰过来一辆黑色轿车。
「嘎」的一声停下来在公馆门前。



白鑫以为又是什么要员来送他，于是停步和范争波等着，车门打开，从上面很快跳下来梁明德和其他两位同志。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是刺杀，时刻保持戒备的白鑫马上夺路就逃。
梁明德紧追上去，几枪将叛徒击毙，然后立即上车离开。
在大庭广众之下，惩杀叛徒，特科红队声名大振，让叛徒寝食难安。
梁明德在任务前和任务中的英勇表现，给周总理留下深刻印象。
1933 年，因为梁明德能力表现突出，被选中前往江西执行重要潜伏任务。
在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的内应支持下，成功潜伏为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



1934 年 10 月，蒋介石自南京飞抵庐山，召开五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因为庐山正处于德安地区，所以时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司令莫雄也破格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获得了详细的计划。
该计划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制定。
全部相关材料有三四斤重，内有《剿匪手册》、《围剿总动员令》和《铁桶围剿计划》及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等有关图表文件。
每份文件上都打上蓝色的「绝密」字样，对领取材料的人员严加审核，严密监督。
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拟用国民党一百五十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指定的某日同时从四面八方突然合拢包围。


部署其包围半径距中心目标瑞金 150 公里，包围圈内划分很多编了号的区域，精确部署到那支部队在何时何地必须到达指定的编号点。
并按规定布上铁丝网，预留缺口，装以鹿岩、柜马，构筑火力网工事及碉堡，分段建立粮秣、弹药仓库、医院、绑带所，以及有线电话网、中继站等等。
一层包围圈完成，各部队依照命令，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 7-8 华里，每推进 1 华里布上 1 重铁丝网，每 5 华里筑一道火力网工事和碉堡线。
每月向纵深推进 25 公里，6 个月便逼近红都瑞金，到时候，瑞金四周将竖起 300 重铁丝网，30 道碉堡火力封锁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和地雷。
为防止红军突围，除严令各部防守所负责编号区域，还配有 1000 辆军用十轮卡车运送主力部队，严防死守，进行拦截。


人员、武器作为「铁桶围剿」的前奏，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派出 12 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迷惑红军，争取包围部署的时间。
当包围圈形成后，这 12 个师随即撤离，断绝铁桶包围圈内一切除军事需要以外的交通，彻底封闭苏区，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
参加完庐山会议的莫雄深感事关重大，意识到这个计划关乎红军生死。
一回到德安，莫雄就找来梁明德、卢志英、刘哑佛等人商议。
看到计划后，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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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第五次反围剿能取胜，前提肯定是毛主席仍然能够保留原职，维持对军事的指挥。而且唯一的战胜办法，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换家战术，守住根据地是不太可能的。如果还能有江西，那说明我党已经解放全中国了。
如果是史实情况，还能守住，那就意味着：
李德对赛克特大杀特杀；
王明对常凯申大杀特杀；
王明带着李德博古张闻天这一群人，能在兵力一比四，经济总量一比N，人口一比七八十的基础上两三年就秒杀正值壮年而且对自己有充分认知，放权不微操的五次围剿巅峰凯申。
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半完全体我党，在兵力一比四，经济总量差距较小，人口一比三的情况下，磕磕绊绊的用了三四年才解决了内战中的老头凯申。
我觉得这涉嫌乳德和乳常，也涉嫌乳……

结论：什么方式没有意义。
没有长征，就没有东方红，没有东方红，就意味着，没有绝对核心征服海内外的中国人，团结海内外的中国人。
实际上，作为一个拥有有四渡赤水，敌后抗日，延安整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两弹一星等等伟大成绩的领袖，教员依旧有被质疑被反对被抵触的各种艰难时刻。
那些人无非都是些例如嘴炮，杠精等，更多认为教员只是沾了党这个平台的光，是党让他成为领袖，拥有党的光环，如果给他们机会，他们也能成功甚是比教员更好。
所以蒋中正其实就是土共的炼铁锤，他一次次地将留法留德留苏和本土精英派等打爆打到紧紧依附东方红。
所以没有长征，教员很难获得军事绝对指挥权，
没有延安整风，党的领导就面临听中国还是听苏联的矛盾。
无法进行解放战争的大战略。
无法全国土地革命。
无法全国扫匪。
无法强制推动抗美援朝。
集中全国之力建设工业化。
无法上马两弹一星等等。
甚至用一生不断被赶去鬼都不上门的角落里。

我觉得吧，其实长征的实际意义都被忽略了。
    长征无论是“战略撤退”也好，逃跑也罢，实质上是一场难以言说、难以想象的行为。

    埃德加斯诺称之为“现代无与伦比的奥德赛”（an “Odyssey”unequalled in modern times）。
  我们都知道，期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
  直到今天有无数的文艺作品歌颂过长征，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丧事喜办”。
<hr/>  我来说说我了解到的长征的意义。
  首先肯定是确立了毛的领导地位，1934年10月开始的长征，次年1月，博古中央的权才被夺下。
  除此以外这也表示，中共从“儿子党”向着“兄弟党”的地位转变。

  如果在江西坚持下来，说明博古中央没有面临着大失败，那么博古中央肯定不会那么快的下台，
  那么会不会有“第六次”围剿呢？如果有效果如何？
  这都是难以假设的。
  假设继续坚持下去，那么路线会是什么？继续进攻城市吗？一定还会失败的，请毛回来当顾问呢？势必又有内部斗争。
  在这种历史中，又有谁会站在毛的一遍呢，我看也没几个，至少周不会。
  总之这种情况下，毛的地位肯定依旧会被排斥的，哪怕在我们的历史中，毛的地位也是缓步上升的，没有一步到位。
  这种情况下，毛就是被民主团结的对象，能发挥多少实力也就不好说了。

私以为在这个假设中，毛重上井冈山的可能很大。

但是分析起矛盾，当时国内的矛盾依旧不会有变化，到了抗日时期，中日矛盾肯定变为主要矛盾。
红军的势力会更强大，抗日战争也许会更轻松，但是其内部会有重大的问题。
<hr/>  要说内部问题，那么我们说说长征的精神意义。
  我觉得无论我用什么词，都不足以描述长征。
  想象一下，前有包围，后又追兵，虽然他们可能互相之间有小矛盾但是依旧对你虎视眈眈。
  补给一点点减少，前路未知，别说民族的命运了，连自己的命运也未知。
  饥饿、幻觉、低温、疾病……，最开始可能觉得是考验，但是长此以往那绝对是难以想象的苦难。
  牺牲，不光是战友的牺牲，还有百姓的牺牲。
  很明显长征中幸存者是少数，甚至应该叫极少数。
  你见过面的，没见过面的，老兵，新兵，老人，孩子，甚至至亲都可能就那么死掉了。
  你甚至来不及去进行一点悼念，因为你不跑就有人追上来了。
  我并不认为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全部都是无私的（这不代表我不尊敬他们，事实上更值得尊敬），我觉得客观上的趋利避害也一定存在于红军战士中，可能是一小根藏在衣服里的野菜，可能是一小捧炒面，也可能是一小块肉干……
  我虽然不敢断言，但是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至少在初期一定是有的。
  然后当部队行至富裕地区的时候，个人所保留的这一点“私心”这时候就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与此相对比的是，同志们的消失。

有人为了照顾我，牺牲了
如果当时我努力一点，也许就不会……
  死的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
  我觉得我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活。
……

不用多，这么反复个两三次，所有人的精神领域都会成长。
并不是带着坚定的意志进行长征，而是在长征中生出了坚定的意志。
这种意志大概只有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才能够完全理解，至少我只能尝试理解一部分。
那应该是一种非宗教式的神圣感，把愧疚变为了一种革命使命感，一种真正的精神财富。

  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了延安，成为了“延安精神”的基础，甚至到建国以后，被有些人污蔑为“禁欲主义”。

没有了长征精神，也就没有了延安精神。
我们在回到假设中，博古中央坚持下来，肯定会与其他派系发生闹矛盾，比如白区中央，那么斗争的结果是什么肯定不好说。

要是博古中央联合高岗胜利，也许真的就成为儿子党了。

抗日是一定会胜利的，老蒋也是饭桶一个，废物一帮。
那么到了建设新中国阶段，又会如何呢？
要知道，哪怕在正史中，建国之后，“先苦后甜”、“苦尽甘来”的风气也没停过。
那么队伍中如果没有信仰“延安精神”的一派系，后果如何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上面说，私以为毛会第二次上井冈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