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的军纪究竟怎样？

苏联红军的军纪究竟怎样？

说来很可悲，近代以来进入中国的外国军队，只有苏军会对违法官兵执行军纪。

主要谈谈对日作战的情况。
讲一个讽刺的事实。1945年8月，苏军在行军途中发现了很多日本侨民的尸体，其中大部分是老弱妇孺。这些人是被关东军杀害的。接受不了战败投降的军国主义者挥起屠刀，对准了自己的同胞。在牡丹江，红旗第1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斯莫利科夫在得知没有日本军人自杀后，问了第5军司令官清水规矩一个问题：

只是不理解为什么妇女和孩子执行“剖腹自杀”的法规，而将军们就不执行。

尽管日本战俘声称是“在征得妇女和孩子的同意后”才动手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妇女和孩子显然是没有拒绝的权利的。别洛博罗多夫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在接到几起类似的令人不安的报告之后，红旗第1集团军首长、司令部和政治部，立即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日本难民和老幼妇孺成群结队地迎向苏军部队，祈求保护。我们把他们——约有一万一千多人——收容起来，安置在一个日本兵营内，用很强的警卫力量保障其安全。事情就是这样：几十年来，日本的报纸和其他大规模宣传工具向人们的头脑中灌输了各种各样的关于“布尔什维克蛮夷”的胡言乱语，而我们一来，这一切肮脏的谎言就像被洪流荡涤一样，立刻烟消云散了。人们纷纷跑到我们这里来寻求庇护，其中还不仅是难民。

1945年8月的哈尔滨

可能有人会觉得别洛博罗多夫的回忆录在往苏军脸上贴金。不妨看看日本开拓民的回忆录：

我们成年人对苏联军人都有一种恐惧感，白天谁也不敢到公路上去。孩子不懂得这些，出于好奇，经常在苏联军队运送物资的马车从难民收容所前面的公路经过时跑到路边去看，这时有的苏联军人就将车上的军用饼干、罐头等扔给这些面黄肌瘦的孩子们。孩子们拿回来的食品吸引了许多饥饿的难民，后来在公路上等待运送物资车辆的就不只是孩子了。

——松田千卫，山形县天童市人

苏联军人叫人给我们做饭，吃完饭在南门里住了一宿，第二天领我们到东门去住。

——铃木五三美，岐阜县惠那郡人
回到问题本身，有没有违反军纪的行为？确实有。仅就“抢手表”这件事而言，我至少在三四篇回忆录里看到过。溥杰的妻子嵯峨浩在回忆录里提到了士兵闯进屋里勒索钱财的事。出生于长春的女演员赤木春惠说，晚上会有士兵敲门，她把自己弄得像个脏兮兮的老太太，因此没有受到侵犯。《苏联红军在旅大》一书中也提到了进驻之初的苏军有酗酒闹事、抢劫财物和奸淫妇女等行为。
违反军纪的行为无疑给战后的混乱局面火上浇油，也与苏军重建秩序的努力背道而驰。有必要指出，战后的混乱局面不全是因为苏军军纪问题，甚至这都不是主要原因。罪魁祸首恰恰是日伪残余势力、国民党特务、土匪、投机商人、地痞流氓等。一些人在大谈苏军军纪如何差的时候，对此只字不提，实际上是在暗示东北的混乱局面完全是由苏军造成的。在他们眼中，似乎上述势力都是良善之辈，完全俯首听命于苏军。事实上，他们的胆子很大：

九月十四日夜间，有一伙约三十人的土匪对警卫哈尔滨东郊缴获仓库的卫兵进行了袭击。卫兵击毙了三名袭击者，生俘十名。他们都是匪帮的普通成员。这伙匪徒是由日本宪兵队豢养的刑事犯组成的。

同天（笔者注：9月30日）晚上，在马迭尔戏院附近一间中国人开设的咖啡馆里，第257坦克旅军官米·格·扎伊采夫遇害。有人隔着玻璃门向他开枪，恐怖分子逃脱了。十月二日，我一辆载着步兵的汽车遭射击；十月十六日，我驻城郊巴兰格扎村的一支警备队遭射击。在这两次战斗中又抓获五名土匪。

——【苏】阿·帕·别洛博罗多夫《突向哈尔滨》

以曲子明为首的奸商们趁时局混乱，挖空心思掠夺战利品，控制民财，囤积居奇，致使市面物品短缺，价格暴涨。日本人在佳木斯有个石油贩卖组合，资本20万元，日商逃跑时，曲子明把这个组合财产全部据为己有。他还从蒙古力日军仓库拉出各种机器8大箱，电动机2台，水泥10万袋，白面2万袋和价值400万元的原木，只付100万元了事。敌伪官衙垮台，曲子明把伪省公署10几箱大烟搬到家里，只交出3箱，其余全部卖掉。

——孙雪雨《战后苏联红军占领时期的东北社会——以佳木斯为中心研究》


类似的材料还有很多。至于苏军如何在中国同志帮助下重建秩序，这里不作展开。回到军纪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各地的方法不同。
牡丹江搞了一个不错的预防方法：

陈章把这些日子发生的情况和苏军驻牡司令部说了，苏军派纠察队进驻铁路局宅。铁路员工们也组织起来，白天、晚上打更放哨，一有俄国士兵闯入民宅，立刻敲锣，我也参加了打更放哨的行列。还真有效果，俄国士兵再闯入民宅，一敲锣纠察队赶来，赶走俄国士兵。

——闫强《日军投降后的牡丹江》
有的是依靠军队内部的纠察：
满洲瓦斯株式会社总务部人事课长奥村松平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他在奉天站的时候，苏军士兵检查行李，有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太在手提包里藏了金表、金戒指等贵重物品，检查的士兵准备抢走。老太太恳求他还给自己，结果引来了另一名士兵，大声呵斥了他，要求物归原主。那名士兵不得已交还了抢走的东西。老太太不停地感谢这位主持公道的士兵。奥村松平发现了这名士兵的头盔和臂章不同，意识到他是苏军内部的执法人员。
有的则是以严刑峻法来震慑：

其实，苏联红军的军纪很严，如果老百姓向苏联军官反映有当兵的抢东西，当官的二话不说，接着就会把那个兵枪毙。我就亲眼看到过好几次，有苏军士兵在街上抢东西，正好后面有苏联军官走了过来，被抢的老百姓就赶紧向他们反映士兵抢劫的事，苏联军官听完后二话不说，掏出手枪就把抢劫的士兵枪毙了。

——康登勤《哈尔滨日军投降前后亲历记》

苏军在朝阳期间，也发生多起违纪事件，在群众中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但苏军首长还是十分注意维护军纪的。在朝阳、凌源都曾对苏军违纪事件进行过公开严肃处理。驻建昌的苏军发生几起违纪事件后，驻凌源的苏军团长杜林克·伊万奥夫上校亲自调查违纪事件，并把严重违纪的3名士兵押回凌源，第二天在凌源车站召开了全团官兵大会，并按军法予以处决。

——秦奎一《辽西光复时日——苏联红军在朝阳》



红海军士兵和东北民众在一起

与群众接触时间比较长的是旅大的苏军。旅大苏军一开始也是“常有违纪侵犯群众利益的恶劣行为”。在中国同志的交涉下，苏军军纪从1946年下半年起有了明显的好转。具体的内容可参考：
有什么能比生活在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更可怕的事情吗?

某布达佩斯市民回忆
对她施暴的是一名苏军士兵
但是冲过来打跑施暴者救了她的是另一群苏军士兵

什么是军纪？
是军队纪律的好坏还是军队纪律的执行率？
如果是后者，我可以说苏军的军纪非常败坏，如果要用这样的标准衡量军纪，那么二战的军纪排名应该是德＞英＞美＞苏
德国的军队纪律执行的非常好，甚至可以说是立行禁止的水平。在OKW下令杀光所有苏军游击队，杀死占领区的青壮年劳动力，焚烧农田和强制征收乌克兰口粮的时候，德军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屠杀的命令，而且出奇的高效率。以至于哪怕是西乌这种苏维埃牛鬼蛇神之地也奋起反抗要干死德国纳粹。而对于占领区的搜刮，德军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纪律，他们严格执行了希姆莱的东方总计划，将斯拉夫人视作可以随意屠戮的低等人，在城市里人为制造饥荒清除人口。而党卫军则更是纪律严明，在德国投降的最后一天，他们的宪兵还在大街上搜捕逃兵，执行配给，设卡拦截，处决逃兵，甚至在已经投降以后，他们仍然机械地杀死了牢里的逃兵，精密的像一台机器。
这也是德军的焦土政策执行的非常好的原因，德军的组织非常先进以至于几乎所有部队都无视了女人的哭嚎将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吊死在树上，或者是赶上火车驶向后方的集中营，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苏军反攻到这里的时候将他们征进部队。他们并非变成了野兽，他们仍然具有让人毛骨悚然的理性，这种理性将他们变成了杀人机器。
就论执行军队命令而言，德军当之无愧的军纪第一。
英国人确实可以说在二战期间的军队纪律执行率非常好，也许是因为他们除了吃炸弹和吃鱼雷以外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仇恨导致人变成野兽，而军队关于纪律的管控比他们的盟友好的太多，至少战后欧洲多出来了很多美法混血或者是德美混血的宝宝，而英国人似乎总能管束住他们的下体。
美国人就单纯是贼配军行为，暂且不论莱茵大营的几十万德国战俘都去了哪里，就连法国人和低地的比利时和荷兰人也见识了美国人的行为。虽然后面常说是她们为了尼龙丝袜和美国人上床，但是这种东西未免过于牵强。这里可是西欧，丝袜是什么贵族才能享受的高档奢侈品吗？倒不如说是美国大兵给良家妇女穿上这玩意然后狂暴鸿儒以后没拿回去。
但是美国几乎不管这档子事，士兵管不住那玩意我有什么办法，既然从来没有什么规定，自然也不需要说美军违反纪律了。
苏联的军纪很差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第一是苏联的军队纪律本来就严格的吓人。二是大量的有素质的士兵都在战争的前几年消耗殆尽，而后面甚至要征用女兵和罪犯填充部队。而与其他军队不同，苏联一般用政委和nkvd进行物理的军纪管束。比如在柏林陷落之后，苏军部分人员在柏林城内打砸抢烧，严重违反苏军军纪，于是当时的柏林方面的主管别尔扎林和戈尔巴托夫在进行仔细的甄别之后，枪决了几千名违反军纪的苏军。这件事其实给了西方很大的震惊，本来他们对苏军在柏林的军纪问题怨声载道说这不好那不好，苏军方面直接毙了加起来能填充几个团以后的违纪士兵以后全都不吱声了。
包括苏军在东北的军纪也是这样，不少士兵是贼配军出身，在东北抢劫，盗窃和强暴不是新鲜事。而苏军政委对此的应对也很简单—杀。在维持军纪高峰的时候，政委甚至一天要枪毙二十几个违纪的士兵，然后把他们的尸体集中扔到野外去—英勇作战死在敌人枪下的士兵才是苏联人民的英雄，而滋扰袭击平民的败类甚至不配挖坑埋葬，又或者是没那个精力。
距伍修权回忆，当时有个中国女子的手表被苏军士兵抢走了，跑到苏军司令部那边去告状，然后苏军也没说什么，在旁边挖了个坑把苏军士兵叫过来把手表还给中国女子，然后当着她的面一枪给那个抢劫的士兵打到坑里去了。
当时是中方直接将军纪问题跟苏联人反应，这件事甚至捅到了斯大林那里，然后斯大林就下令制裁（物理）违反军纪的人。于是在这种命令下，苏军的违纪士兵再也没有犯案，因为他们都被崩了。
当然违纪的士兵也并非跪着吃枪子的高素质人才，要真是那样他们也不会违纪了。包括我方卢冬生也是一样，当时他阻止苏军士兵抢劫的时候由于穿着军装而且看起来像个军官，苏军士兵害怕吃枪子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卢冬生杀了，事实上在苏军中这样的违纪士兵害怕被惩罚就杀死军官和政委的事情并不少见。
<hr/>每个士兵都是由人穿上军装以后转变过来的，既然人有好有坏，那么士兵就肯定有好有坏。这种就看军队高层的态度是什么样，是德军那样放纵甚至鼓励，命令军队杀戮平民，抢劫或者是制造人为的饥荒，还是美军那样对手下士兵的暴行不管不问，还是苏军对士兵执行铁与血的战场纪律，又或者英军对于军纪的立法管控，这才决定了军队在人民眼里是杀人机器，残暴野兽，人民解放者亦或是翩翩君子。

很多朋友在问题下义愤填膺，痛斥“来自苏联的星星杠杠”在1955年严重破坏了人民军队的官兵平等、将“苏俄军队”的“腐败作风”带进了我国的革命军队里，并以此斥责苏联红军军纪糟糕、作风垮台。这些话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不能将人民军队中兵干矛盾、纪律作风问题都归结于“星星杠杠”、“苏俄作风”。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1955年之前，在革命年代里，革命军队的领袖、首长们就曾多次大胆、辛辣的指出革命军队中的问题——军中风气上的、群众纪律上的、兵干关系上的——正是因为对自身问题勇于揭露、勇于批评、勇于改正，人民军队才有了“代代光荣与胜利”。
在此，我便凑个热闹，依照老干部、老革命们的讲话、报告，罗列一下革命战争年代里人民军队的种种问题，以让大家可以更加全面的认识人民军队内部问题，可以更辩证的看待1955年军队改革的影响。
<hr/>上、兵干关系

这是问题下知友们批评的重点，一位知友就这么写

建国初期解放军全面学习苏式体制，很多战士都直言军队变味，等级意识凸显，上下级关系恶化

显然，这位知友是对人民军队的兵干关系带有一定刻板印象的，即下意识的认为“人民军队兵干之间亲如兄弟”，事实是这样吗？
自然不是，一支职业军队里怎么不会有兵干矛盾？而在残酷血腥的革命战争年代，兵干矛盾可以说只多不少，更有甚者夸张到了拿手榴弹威胁的地步。
像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晋绥军区，照理说晋绥区已开辟多年，经历了抗日战火的重重考验，在部队中兵干关系的处理上应当已经有一套才对，可在1947年，晋绥军区的问题被贺龙“扒底裤”扒了个精光。
1947年4月11日的晋绥军区建军会议上，贺龙就对军区部队中打骂新兵（甚至枪决）、引发战士大批逃亡的“军阀主义”作风作出了严肃、直接的揭露和批评：

其中三十六团最为典型，有一个连队一个班就逃了六个兵。班长不敢向连长、指导员报告。该团有的单位把逃兵抓回去后栓在马尾巴上拖，或是枪毙后把帽子拿到部队，去吓唬其他士兵。所以这个团的士兵打了胜仗、行军时都跑，如打了败仗就跑完了！

贺龙对三十六团发生的恶性事件，直接用了这么一句话评价：

可见这个团的军阀主义作风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十六团作风如此败坏的结果就是严重的逃兵问题，三十六团问题的曝光正是因为其逃兵之严重，在1946年就引发了贺龙的关注（当时他还以为是因为士兵家庭问题）

如三十六团，由于士兵家庭的问题没有解决，一下开小差走了三百多，一个团总共一千多人，一跑就是几百，真是令人吃惊。

除开“军阀主义登峰造极”的三十六团，贺龙还指出了二十七团的管理问题：因为怕新兵逃跑，把宿舍房门锁了不算，甚至往上面挂手榴弹

二十七团有个连怕士兵逃跑，晚上把门倒锁了，甚至在门上挂手榴弹，结果士兵还是开窗跑了。

晋绥军区管理问题之严重、兵干矛盾之巨大，到了什么地步？贺龙举了岢岚县的案例：

岢岚县一个区就有几百名逃兵，都拿着手榴弹，他们表示，如果让他们归队就同归于尽。

而这些问题还只是晋绥军区严重兵干矛盾的冰山一角，在一个月后建军会议的总结报告上，贺龙抖出了更多“黑暗”：1944年整军里晋绥军区干部普遍的抵制官兵民主、大搞旧军队作风、压制战士民主，搞得部队“打胜仗也发生逃跑现象”。简直和旧军队一样。

一九四四年整军，晋绥是搞练兵团，毕业以后再回部队练兵。但是效果不大，而且许多部队中是遭到抵制的。二十七团前任团长就反对“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练兵方法，他要搞旧军队那一套。不过他不敢公开反对，只是消极抵抗。xx团下面民主发动起来，被前任团长xxxx同志压下去。xx团的民主也被压下去了。据说特务团搞得好一点，但不是思想认识了，而是因为发生过一次事件，团长、政委受了处分，才有一点民主。据说xx团也不坏，可是到一九四五年就暴露了。打骂逃兵，逃跑战士不愿归队，打胜仗也发生逃跑现象。

甚至，“天子脚下”的警备连，都是个充斥着军阀主义、随意打骂战士的军阀主义老巢

我举我们警备连为例。前任指导员打战士，对战士罚跪，连长也打战士，这完全是军阀主义的管理办法。

这样的兵干问题是不是普遍的？答案是肯定的。晋绥军区的案例不是个案，往东，晋察冀军区也有同样的问题。
朱德在1947年6月1日关于晋察冀军区问题给中央的报告里就提到

平时有贪污腐化的，战时有发洋财的，纪律也因之普遍的坏，打人骂人也相当的多，军政军民的关系也不好。

晋察冀区部队纪律上“普遍的坏”，“打人骂人也相当的多”，坏到了什么地步呢？坏到丢了红军的优良传统、坏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被忘光了、坏到要朱德这位人民军队的“副统帅”、大元老，亲自在冀中军区干部会议上讲话，要冀中军区的干部们“把红军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
在朱德这次讲话里，第一个谈的问题就是纪律作风上的问题，朱德是这么说的：

这几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做好了，使战士都懂得，群众也都懂得，那就很好！可是现在我们忘了，不打人不骂人谁都知道，但是打骂现象很严重。服从命令听指挥，旅长可以指挥直属的团长，别的团长就不听，各自为政的小团体主义相当严重。…
…我们自己还说：“我们的队伍，很好！很好！”那么好，也许是过去，现在呢？好多都是红军出身的干部，把红军的气味都搞掉了，自己还不知道！

朱德亲自上阵，批评言辞可以说相当激烈，冀中军区的干部们丢掉了红军作风、丢掉了群众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看不到了。打骂现象十分普遍。
同时期晋察冀军区野战军九旅政治部在检讨战士逃亡时也承认，兵干矛盾是造成战士逃亡的主因，还讲到部队没有做到官兵感情上打成一片：

官兵关系上还有某些不够好的地方，这也是促成逃跑的主要原因。打骂虽已不多，谩骂讽刺还是不少；真正爱护关心战士，官兵真正从革命感情上打成一片，就更不够。

再向东，同样的问题在中原野战军也是存在的。1948年5月，张际春在中原野战军政治工作会上表示：

不少战士的逃跑是被打走骂走的，例如50团逃亡46人中已知6人是打跑的，军政干部都有打人的。

张际春还讲到了一些战士的意见，有的战士就这么说：

大家不和气，谁想干呢？出来革命不是为了挨打！

再看东北野战军，东野中同样有兵干矛盾。且还是到1949年，解放军全军整训过后的毛病，谭政在1949年1月底的东野政治工作会议上就指出东野内仍有严重的军阀主义问题，干部老兵容不得战士说话、战士提意见就要挨整：

有些地方军阀主义很严重，处罚战士用肉刑、打骂，这是很严重的。有的经过了民主运动，战士提了意见就报复，整战士，还说你帮助了我，现在我帮助你一下，叫人家刺枪，一刺几百下。

这种作风的结果就是东野里平白出现了不少的逃兵，乃至自残、自杀现象，谭政直接指出，这是军中虐待士兵的军阀主义、干部的强迫命令，即兵干矛盾导致的问题

管理教育的本质就是政治工作，就是个官兵关系的问题。从这次行军中看出我们的教育管理是很差的，二十几天的行军逃跑很多。除了有些是落后、想家外，就是管理教育工作不好，军阀主义还很严重。除了逃跑外，特别严重的是自伤，其中有些是自杀，各部队都有这种现象。这里面与强迫命令有关，要不整这方面，想消灭逃跑及巩固部队是很困难的。现在部队搞下决心运动，这个很好，但有的搞成形式，每个人都要下，逼迫别人下，有的他不敢下，硬要他下。有的实在有病，走不动，硬要人家走，不准坐火车，说坐火车不光荣，逼得人家没有办法。强迫命令，简单的方式是不好的，有许多逃跑、自伤，就是这样引起来的。

那么，这样的问题在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有没有被改善、改正呢？改善、改正肯定是有的，可要说消灭，那肯定没有做到，“讽刺谩骂”依然存在于军队之中。
曾领导晋察冀野战军的杨成武，就在1950年1月25日关于二十兵团练兵的报告中指出部队中普遍存在的“锦标主义”，并作出了批评

在第一期练兵中，这个倾向相当普遍地存在，这是十分有害的。…某些干部为了争第一，为了整锦标，在管理教育上产生急躁情绪，直至发展到打人骂人。在某军就发生了一个严重事件：某单位为了争取全员的出操率，把发高烧的病号用担架抬到操场上。对那些进度较慢的同志不是耐心地教育、帮助，而是讽刺打击，叫他们“笨兵”。实行突击式的“车轮”训练，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hr/>下、群众纪律

兵干矛盾的问题我们讲了一箩筐，接下来该讲什么？该讲群众纪律的问题了，这一点苏联红军没搞好，士兵胡乱拿东西、抢劫，甚至是强奸，都是众所皆知的事。不过，应当被我们注意的是，革命年代里的人民军队也有同样的问题。
就比方说西北野战军，1947年4月，野战兵团建立不久，彭德怀司令员就要专门在给麾下各部的电令里指出群众纪律的问题。在1947年4月1日题为《亲密军民关系 展开群众战》的电报里，彭德怀提到

最近，有些部队利用群众逃跑及坚壁清野，将鸡鸭猪羊杀光，翻箱倒柜，挖窖，牵牛赶驴，打人骂人，乱拉向导，吃粮用草不打条子，吃菜烧柴不开钱等现象异常严重。

“异常严重”，严重到了什么地步？彭德怀直接了当的说，再这样下去人民军队的名声就要被败坏光了、人民群众要怨恨野战军了

这将引起人民怨恨我军，必须立即停止，不容许再有上述现象发生。过去已发生的应立即纠正与赔偿损失，向部队进行教育。

尽管彭德怀同志在1947年4月就作出了批评指示，可这样的现象并没有消失。1948年8月27日彭德怀呈报毛主席的报告里就讲到1947年西野一系列破坏群众纪律的事件（一九四七年冬季整军摘要）

在青化砭战斗时（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即发现了严重的破坏群众纪律，打鸡杀猪，买东西少给钱甚至不给钱者。青化砭战斗后大整纪律，蟠龙战斗后又整纪律。到陇东战役时（六月）为烤干粮损坏群众几百口锅，踏死青苗、马啃树皮仍然是普遍现象。在环县战斗胜利后又整纪律一星期。三边战役后，又有十天修整，严肃纪律仍列为重要课程。榆林战役后，至沙家店消灭三十六师时，纪律很坏，在柏树墕牵过群众三十余头毛驴，并有强奸者，枪毙了一个十九岁的侦察员（这是整纪律的一个讽刺）。经常念着加强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实际上收效甚微，其基本原因是缺乏真正的民主作风与真正的群众路线。

同时期，充当西北野战军大后方的晋绥根据地，群众纪律又搞得怎么样呢？全面内战刚刚爆发、西北根据地还未遭到进攻时，贺龙就在1946年7月的晋绥分局向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做出了批评，县政府“不像是群众的衙门”、“县长也不像是群众的县长”。

我先到了黄河边的三交镇，看到街上三种样子：河边房子很好，有大招牌。一进街，与国内战争一样，破破烂烂的。再往里去，贸易局有很大的院子，后勤部、行署、地委的商店很繁荣。再到了三交县政府看看，它不像是群众的衙门，县长也不像是群众的县长。到上西坡，看到老百姓的房子很不像样子。到峪口，发现一年征了三年的公粮，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六的粮食都借了，还有好多队伍去。…我们的军队纪律不好，让老百姓背草、挑水、烧水、磨面、喂马等等，群众负担很重。到了文水东社地区，发现有的群众卖青苗。八分区开的合作社，股金是供给部的，他们从临县十元钱买一支针，回来卖二十元。这样的合作社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个剥削社！…到杨坡、寨上遇到了三专署一些搞生产的人，这些人留着长头发，穿着白衣服，根本不像个生产的样子。他们不开荒，占农民的水地种…越往东走越坏，在界河口至岢岚，老百姓穿的破破烂烂。我看到一个战士骑在牛背上，让几十岁的老头牵着，我就让他下来。一直到平鲁八角堡，看到大多数老百姓穿得和叫花子一样。

到了1947年4月的建军会议上，贺龙对部队群众纪律问题做出了大量的批评，他先是批评部队经商、大发群众横财的事迹

但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干了许多违反群众利益的事，到今年一九四七年，脱离群众的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八分区一个连办了十几个商店，一直开到黄河边。有的商店就搞投机倒把，剥削老百姓。如利民堡商店用六块白洋买走的一匹布，卖出要二十八元；一匹布要换胡麻一石二斗到二石二斗。有的地方要五十斤莜麦才能换一匹布。据说六分区、绥蒙、卫生部、政治部都有这种现象。…
…政治部的家业，司令部副官处的几十万白洋，卫生部的一千万元农币，这样大的家业是怎样搞起来的？有没有剥削群众的血汗？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接着又指出部队在生产运动里随意征调民力、使唤群众，甚至是放高利贷

有的部队占老百姓的好地。特务团自己不开荒，去占群众的水地种。该团驻康宁的单位，把农业生产变成了放高利贷、买青苗。这种现象，无论是军区、分区和主力兵团都有。有的部队名为自己生产，实际上盖房子、运东西等，都让老百姓来干。对粮食搞统购，实际上是抢群众。有些地区收不到公粮，就搞公粮变款，所谓“公粮变款”，实际就是抢，并出现了捆绑、吊打、禁闭、甚至打死老百姓的严重事件。

这样差劣的群众纪律，结果就是群众普遍不满，贺龙提到了群众对晋绥部队的评价：

所以，有的群众说：“八路军的钱都是商店化了。”“…以前是铁的纪律，现在是豆腐纪律。”等等。

群众对部队印象糟糕了，结果就是群众不支持作战、国民党清乡队都不怕部队。贺龙在1948年2月4日的西北联防军区参谋会议上提到了三边分区的事，作为陕甘宁边区的老分区，三边分区的群众竟然宁支持国民党军而不帮助分区的地方武装，可见群众纪律之败坏

三边分区的部队也不敢下平川。敌人敢于袭击我们，打我们的游击，连敌人的清乡队都不怕我们 这说明该分区的部队脱离群众，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所以敌人可以得到我们的情况，而我们却得不到敌人的情况，对此该分区应当很好检讨，吸取教训。

当然，以上这些都还只是发群众财、用群众力的行为，像是苏联红军那样，战争中直接的抢掠有没有呢？有的，贺龙在参谋会议上也讲到了

打朔县时，有的部队执行政策很差，搞了十几家天主教堂和二百多家与阎锡山没有关系的老百姓，甚至把打马掌的工具、理发匠的剪子都拿了，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西北的糟糕事讲完了，我们再看看晋察冀。遭了朱德批评的晋察冀军区群众纪律是如何呢？虽然朱德元帅的报告里没有细讲，但领导晋察冀的杨成武同志，在1948年2月的整军讲话里勇于“自曝家丑”，把军区部队里的坏事都抖了出来。在群众纪律方面，杨成武讲到

（三）侵害群众利益，浪费民力极为严重，并且各部队普遍存在（只是程度的不同）…一两个人就找一个响（向）导，甚至把自己的背包叫老乡背上，或私自动员大车，并有打骂群众抓车抓夫恶劣现象。驻军中，无组织的向村中要粮柴草，借锅桌凳等，甚至私自动员群众劈柴铡草等等…对群众利益的侵害无法以数字计算，关心群众疾苦太差…

这样的事，在更早时间的华东野战军，也被陈毅揭露了出来。1947年1月，鲁南战役胜利后，刚出任新组建华东野战军司令的陈毅，就在野战军干部会议上批评军中“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后勤民夫乃至汽车司机的现象，严厉的批评这是脱离了人民军队的本性

由于部队不断伤亡，老骨干损伤很大，新骨干还待培养，解放区新战士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士兵大批涌入，又加战斗频繁，训练时间腾不出来，不能不使部队的组织和制度方面大大削弱，于是便产生各种坏现象，如群众纪律不好，打骂老百姓…甚至沿途拦汽车，打汽车工人的现象屡屡发现。某些部队骄傲的很，自以为天下第一，天兵天将。…
…可是某些同志不能把这种作战精神扩充和贯串在一切生活方面，每每在处理日常生活时、接待日常事物时反而常有脱离人民的错误的表现，以致常有部分的打骂群众、压迫群众、不尊重地方党政等恶劣现象，这是最大的错误，因为他根本违反了我们人民军队的本性。

莱芜战役胜利后，陈毅在华野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军展开纪律检查民主动员会，解决乱抓民夫、牲口和干部带头破坏纪律的现象

各部要开纪律检查民主动员会…犯纪律最大的原因，就在抓伕抓驴搞粮食上，因为东西运不走，命令又急，没有办法就乱抓，就逼粮、逼草…
…如果这样一定有很大转变，干部带头破坏纪律的现象就会消失，个别的现象就容易克服。

还有的事例，陈毅在《支前与生产结合的经验总结》里有写过

军差命令急如星火，地方政府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军差…常常控制几千几万民工集中待命；区、村政府则采取控制民力办法，禁止农民、大车、牲口远离家乡，以便随时征用；有些地区，更提出“村不离村，区不离区”的口号。…很多群众逃避支差，甚至把大车破坏，牲口杀掉，群众对我们极感不满。此种状态，我们在九月间（一九四七年）才发觉，即下令禁止…民间商运及群众情绪才逐渐恢复，但社会经济已遭受莫大的损失。劳民伤财，妨碍生产，莫此为甚！至今思之，犹为痛心。

华东战场上的群众纪律问题主要是因动员人力物力而起，战士犯纪律也就是打骂群众的地步。视角放到关外，1946年的东北民主联军有更严重的犯纪律错误，1947年5月25日谭政向各纵队发出电报，向各部传达群众意见和工作方针，在这份电报里，谭政就提到东北群众对1946年初入东北、吸收大批游杂武装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初印象”：

二纵在黑林镇附近召开群众座谈会。群众对我反映认为，今年的八路较去年的强得多。这回可得民心，主要原因为纪律好，不抓车、担架，不打骂人，不换牲口，不吃穷人东西。去年的八路纪律不好，特别是新部队，抓人、拉车、报复、罚款、随便枪毙人，难侍奉。

在1948年11月16日的东野政治工作会议上，谭政又讲到部队作战中给造成的生活民众影响，像是锦州战役为修建工事，将群众的门板、箱柜搜刮一空

攻锦州部队做工事，把锦州外围几十里路的门板都搬光了，埋死人把柜箱也要光。十一纵在锦西做工事，把老百姓的门板、高粱杆拉光，把果木树砍掉。二纵在巨流河架桥，用了七千块门板，后来又说少一些，没有这样多。

如此大的“门板消耗”，以至于谭政专门讲“群众太苦了”，以后要避免如此征用民间物资

将来还要做工事，如果把老百姓的门板都搞光，老百姓就太苦了。这次锦州、锦西、新民三个地方的经验，给老百姓损失很大，应该是可以想办法的。

在谈了这些之后，谭政又专门讲了群众纪律的问题，特别指出战士打骂群众的问题

锦州战役前部队纪律还不错，但锦州战役以后，就差了，野政彭科长写来一个材料，他跟九纵走，部队从锦州到营口，纪律就坏了，干部战士对老百姓态度不和气，打骂向导的事时有发生。有一个排长打向导，老乡问他：“八路军兴打人吗？”排长说：“就是要打人”，两个战士在旁边帮腔说：“现在不是讲民主的时候”。

尽管1948年11月中旬辽沈战役时谭政就指出了这些问题，可一直到第二年3月，东野百万大军入关发动平津战役时，乱征物资、打骂群众、扣留人畜的事仍有发生。1949年3月29日谭政在东北军区师以上高干会议的报告中谈到了这些问题

只有两个纵队群众认为满意，其他的尚可，有的纵队群众提出说不好。群众提出我们纪律不好的表现：（一）在锦州在山海关部队乱打枪；（二）有嫖窑子的现象；（三）规定不许动员车马，但仍有不少部分动员了车马，并且抓住了不放；（四）打人骂人的事也发生了，根据热河和冀东群众的评论，一纵、二纵纪律比较好，三纵也还好，其他纵队不算好也不算坏，而对七纵、五纵、十一纵是有意见的。五纵有一个时期纪律很不好，有十三种违反纪律的事情，如扒坟上的石头；把果木树砍下来做工事；别的地方都停止了，他们还搞征发没收，把旧职员的东西也没收了。

群众最糟糕的评价是什么呢？就是那句经典的“和美国军队差不多”，因为东野战士开车撞死撞伤了人，这件事的影响相当坏，坏到了谭政要专门“特别”指出的地步

特别是汽车压死人 ，压伤人，群众最不满意。说：“这和美国军队差不多，只少一个吉普女郎。”这种说法是包含着污蔑的意思在内的。还有个别部队有没收医院的事，这也是严重地脱离群众，需要加以注意。

<hr/>说了这么多，相信看到这的大家也能明白一个道理：一支长期处在战争中、士兵物质待遇匮乏的军队是难以保障部队纪律的。
战争里巨大的精神压力、因死亡而引发的“享乐主义”、空前死伤导致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这些都会造成军队纪律的败坏、群众印象的差劣、抢劫事件的发生。
解放战争这场被陈毅称之为“三十年来未有的大战争”的大战，在现代一些网友里都是“烈度不高”、“死人不多”的“农业国内战”，解放区的农民子弟兵都在残酷激烈的血战里“生锈”，打完仗便纪律下降。
而二战中苏联红军则处在一场人类历史上都堪称空前绝后的史诗大战里，上千万用坦克、大炮、机关枪充分武装起来的军队在广袤的东欧大地上互相厮杀，意识形态冲突、民族冲突更加剧了这场战争的血腥。对平民的大屠杀、对军人的屠宰场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如何能指望这样环境里的军队能保有什么良好的军纪呢？
当然，苏联的将军元帅们确实忽视了军队的纪律与意识形态问题，于是苏联红军最终蜕化为一支军官拥有巨大权力、“军阀主义”盛行的旧社会“职业军队”。
而这正是我国的革命元勋们始终关注的问题：红军的创始人能时时不忘红军传统、“胡子”出身的老革命能看到民众的困难。
看得见问题、敢于提出问题、勇于揭露黑暗，这是我国革命能够经历漫长的二十二年武装斗争考验（以现代革命的历史来看，还从未有哪个武装革命能坚持如此之久又取得最后胜利）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原因。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的我们，也应该像过去革命的领袖们一样，看到革命历史“光荣和胜利”的另一面，只有如此才能得出正确的历史经验教训。只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完美胜利者”的位置，是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也无法得出什么经验教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