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电影产业的角度看，我们的传记片产量不足以构成传记片这一电影子类型。
其次，记忆往前追溯，勉强过得去的传记片，且值得立传的故事是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
这是归属于艺术片范畴里的。
而诺兰的《奥本海默》则是上亿成本的大制作商业片，只不过诺兰的个人风格过于强烈，兼顾了商业片的艺术性。但归根结底，这依旧是商业片。
回看国内，陈可辛的《李娜》拍完很久了，但也很久没有消息了。这种勉强可以归类为体育片的商业类型，投资回报的周期都拉得这么长，投资的风险又完全不可控，因为我们的审查标准是“灵活的”，但又是不和创作者商量的，谁愿意投钱呢？
然后就只剩下一种，主旋律传记电影。
钱的事儿您别操心。但是人物，就按“我们”说的来。有什么意思？人物的复杂度变成单向的，平的像一张纸。
去看程耳的《无名》，王一博饰演的角色是典型的反派，镜头语言暗示到那么明显，最后还是靠补拍，把黑的说成红的。
继续拿《李娜》作比。
有人也许会拿李娜的一些污点帮电影审查说话，说给这样的人拍的传记片，不上就不上了。
行。
那换两个人，刘翔和姚明。
这两个人身上的英雄性和悲剧性，能刻画到位嘛？悲剧的源头，是能找敢找，找到了敢放出来供大众讨论的吗？
回到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里把研制原子弹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省掉了。为什么需要尽快扔？为什么在掐断日本海上供给的情形下，不能慢慢等他们投降？为什么美国不愿意苏联介入，来瓜分日本这一块肉？通通略去。
视野没有盯着过去的某一点不放，扩大到了整个人类未来——全面核战争的隐患，以及有资格按下按钮的人，是否存在同样严重的道德顾虑？
施特劳斯和奥本海默，分别代表的两条叙事线，讨论的是科学和政治的关系，然后汇聚到一起，看看居于其中的奥本海默是怎么被推上神坛，然后又如何被随意撕扯的。
诺兰在第三幕中，也就是原子弹研制成功后所做的表达是：科学在政治面前很幼稚，是一个被随意摆弄的对象。
奥本海默在曼哈顿计划结束后，镜头语言的变化是，在人群中不再居中，听证会现场经常瑟缩在荧幕的左下角。人物的妆容更加憔悴，近景特写照旧，但机位变成俯拍，像个婴儿。
但诺兰在大结局又做了一重反转，用两个伟人的预言暗示了对政治的不屑。
我们开启的是一道永恒的、不可逆转的大门，这道大门将我们引向的，是自我毁灭。但那些有权力按下按钮，扔下炸弹的人，却没有足够的道德顾虑在乎这些。
科学在时间尺度上，对人类产生的影响是永恒的。但我们知道政治，从来不愿意将自己视为历史短暂的一瞥。
就像电影中杜鲁门所说：“没有人在乎是谁制造了炸弹，他们只在乎是谁扔的。”权力的快感，在历史长河中扔下一颗炸弹，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似乎是更重要的事。
所以，拍什么呢？有什么值得讨论的空间？或者，又留给你多少讨论的空间？
不只是电影产业的事了，朋友们。
想拍好深刻入骨的传记片，你面对的甲方，可没有宽宏大量到你指着他的鼻子骂，还要夸你骂得好的气量。
在我国，电影是为政治服务的。电影局都被归入中宣部了，谁是儿子谁是爹一目了然。
所以，别拍了。乖乖的，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别想别琢磨，听话就行。
虚假的自豪感，总比真实的羞耻感容易面对，不是吗？毕竟儿子长得好不好不重要，但父亲的面子，可太重要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