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感觉刘邦的性格如此矛盾？

最近在看资治通鉴，一开始楚怀王派遣刘邦的原因是因为刘邦是长者且宽厚，但是文中反复提到刘邦傲慢无礼。在入关中时能提出约法三章关爱百姓，却遇到危险是可以将骨肉推下车。难道对外表现都是装的吗？

书中没有说刘邦傲慢，而是说他不尊重人，喜欢侮辱他人。
魏豹的说辞

今汉王嫚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吾不忍复见也。

王陵的说辞

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

以上两件事我们需要结合前后文和时代背景来看，魏豹的话只是找个借口拒绝投降而已，他毕竟是贵族出身，造反还是需要借口的。不像英布直接来一句：我想当皇帝了。魏豹整不了节目效果。
王陵是欲扬先抑，后面紧接着就开始夸刘邦了

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 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刘邦这种我们换个说法叫“不拘小节”，他并不是对任何人都这样，例如董渫向其献策时，刘邦毕恭毕敬的说：不是先生您，我那里知道这个。

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 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 也。」汉王曰：「善，非夫子无所闻。」

还有个比较有趣的是刘邦与郦生的初次相遇，其实在《郦生列传》中记载了两条if线
版本1：郦生委托熟人求见汉王，熟人说汉王喜欢往儒生帽子里尿尿，而后在对话中刘邦骂郦生是竖儒。

后闻沛公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适食其里中子，沛公时时问邑中贤豪。骑士归，食其见......骑士曰：「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攻秦，何谓助秦？」

版本2：
郦生到军营前求见，说要与沛公谈天下大事。
沛公问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士卒回答说看打扮是一位大儒。
沛公说我正在干大事，没时间见儒生，你去替我回绝他。
郦生听说后瞋目案剑，怒道：「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
使者一看这气场，慌忙跑回去告诉沛公：来着是天下壮士，说他是高阳酒徒，并非儒者。
刘邦光着脚说快请进来。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郦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助楚讨不义，敬劳从者，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

两个不同的版本，版本1刘邦确实没素质，版本2刘邦的反应很正常，不愿意接见儒生而已，又谈何没素质？版本2是司马迁引用的《楚汉春秋》：

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瞋目按劍入，言：“高陽洒徒，非大儒也。”

版本1大概率是民间故事，无法确定故事来源。
傲慢的人会在称帝后愿意接见普通戍卒，并对他的提议高度重视，找来张良商议？

刘敬者，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敬脱挽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

书中刘邦确实有好几次破口大骂的情况，汉初三杰他都骂过。
骂萧何：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
骂张良：上骂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
骂韩信：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而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喜欢嘴臭，他就不是长者了吗？长者还可以解释为有担当的人，例如钟离昧骂韩信：公非长者。就是骂韩信没担当。
刘邦有担当吗？
刘邦在称帝后跟自己老爸可是有很多互动的，一位爱父亲的儿子说出分我一杯羹，这是要告诉自己的部下，自己不会抛弃他们，会与项羽战斗到底。你觉得他有没有担当？
被项羽暗箭射中胸口，他不喊疼，第一时间还是想稳定军心。大喊贼虏只射中了我的手指，我很好，我没事。这样的人，你觉得他有没有担当？
称帝后马上就下令要照顾有功将士们的利益，严查官吏以权谋私，过河不拆桥，你觉得他有没有担当？
对家人如何咱不评价，对追随自己的人来说，他是完美的领袖，长者这个称呼难道不是实至名归吗？

东汉时隗嚣曾询问马援，光武帝比之高帝如何，马援的回应是：“高帝无可无不可。”
马援的这句评价可谓对刘邦性格最好的概括，在刘邦的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类似的矛盾表现，而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这种性格表现的尤为明显：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刘邦身上所表现出的矛盾，除了其豪放随性的个人性格之外，同样与秦末汉初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在李开元所称的“后战国时代”，作为统治者的刘邦，必须更加小心翼翼地维持各方之间的平衡，这一点进一步加深了其行为上的反复与矛盾。
汉五年，在击败项羽后，刘邦置酒洛阳，与群臣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讨论：

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如今这段对话已经成为“成功学”“管理学”的著名鸡汤而广为人知，但是如果站在政治史上的视角上，一个极其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高起、王陵所说的，曾经是楚汉之际的“标准答案”。
在楚汉争霸时期，韩信、张良都曾在不同场合向刘邦强调过“与天下同利”的重要性：

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

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

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

甚至在汉五年，诸侯向刘邦劝进的上疏中，同样在灭秦之功外，特意强调了刘邦分封之德：

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地。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

通过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能够与功臣“共天下”对于刘邦阵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刘邦最终被推举为帝，同样离不开这种分封之德。然而，就在同一年，当高起、王陵重新提起君臣之间的共识时，刘邦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当刘邦以“用人之能”替换“分封之德”时，实际上是以帝制君臣的逻辑替换了此前为双方认可的盟主与诸侯的逻辑。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韩信，彼时裂土一方的楚王韩信，在刘邦的话语之中被转变为与萧何近似的汉家臣子。
如何理解刘邦此处的转变呢？为了回答这一点，我们需要进一步回到楚汉争霸的背景下。
自楚汉争霸初期，刘邦便有意识地着力重建郡县体制，刘邦先是还定三秦，后逐步向韩魏地区扩张，而在这一过程中，除立韩王信为韩王外，设置郡县一直是刘邦的主要规划：

二年，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於是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

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虏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东、太原、上党。

然而，在楚汉战争进入到僵持阶段，刘邦项羽对峙于成皋、荥阳，刘邦的郡县计划在赵地受到了顿挫：

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王许之，乃立张耳为赵王。

汉三年十月井陉之战胜利，汉军延续了此前设置郡县的方式，“置常山、代郡”，然而在将近一年以后，却发生了“请立张耳为赵王”的事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韩信请立张耳为王的理由是“以镇抚其国”。
换句话说，在井陉之战的胜利后，韩信沿用了汉军以往战略，在赵地设置郡县，然而在一年以后，赵地仍然难以彻底控制，为了实现镇抚其国的效果，韩信不得不向刘邦请求“立张耳为赵王。”
类似的事更为明显的发生于韩信请立为假王时：

汉四年，遂皆降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
汉王大怒，骂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与“镇抚其国”类似，韩信在此提出的理由是“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结合垓下之战前夕，仍有曹参“留平齐未服者”的事实，韩信此言或许并不仅是借口，以郡县统治关东的确仍有困难，而刘邦的不情愿和激烈态度，更说明其本心更愿意以郡县直接统治。
直到正式称帝以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刘邦对于郡县制的执着。在“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之后，齐地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并未分封，而是置为郡县。随后，“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在平定之后其地也被置为南阳郡。
然而裂土封王既是秦末汉初的共识，也是刘邦阵营内部的普遍要求，最终在垓下决战的压力面前，刘邦最终认可了张良所言“共分天下”的主张，并且在诸侯的称帝上疏间正式确立。
然而对于刘邦而言，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从他战胜项羽开始，他就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身份抉择：他究竟要成为一个项羽式的诸侯盟主，还是秦始皇一样的皇帝？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内容，就其本心而言，刘邦更愿意成为后者，而洛阳的君臣对谈，则是这种尝试的体现。
洛阳对谈并非个例，从汉五年到汉七年之间，刘邦有过多次塑造皇帝权威的行为。
第一，刘邦曾直接干预功臣位次的排序，并钦定萧何压过曹参位列第一。
在论功行封，群臣争功之际，诸将均认为“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但是刘邦却以“功人功狗”之说，并借鄂君之口，将萧何置于曹参之上，位列功臣第一。正如洛阳对谈一样，刘邦再一次推翻了“诸将”的共识。
第二，刘邦通过对卢绾、刘贾的分封，试探着改变分封功臣的逻辑。
在击败臧荼后，刘邦考虑立功臣中与自己最为亲近的卢绾为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话语的转变十分值得注意：

欲王卢绾，为群臣觖望。及虏臧荼，乃下诏诸将相列侯，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卢绾，皆言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诏许之。

如上所述，对于功臣排名早有讨论，无论是诸将认可的曹参，还是刘邦钦定的萧何，“功最多”无论如何也与卢绾无关。所谓卢绾“功最多，可王燕”显然并非事实。换句话说，在“知上欲王卢绾”的背景下，在刘邦君臣所公认的“因功封王”话语之下，政治逻辑正在悄然改变。
而在分封卢绾不久，刘邦再次下诏：

欲王同姓以镇天下，乃诏曰：“将军刘贾有功，及择子弟可以为王者。”

在重新分封的时刻，刘邦所选择的两个人选十分值得玩味，卢绾是功臣之中刘邦最为亲近之人，而刘贾则是宗室之中功劳最多之人，二者都是典型的“中间人选”，刘邦通过分封这两人，开启了逐步分封同姓王的过程，体现出其谨慎与试探。
第三，刘邦通过使叔孙通起朝仪，在礼仪层面确立皇帝的权威。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
於是叔孙通使徵鲁诸生三十馀人。……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竟朝置酒，无敢讙譁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当异姓王上疏请刘邦称帝时，刘邦认为所谓帝号不过虚名，“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然而在叔孙通起朝仪后，“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综上所述，在汉五年正式即位以后，刘邦并未满足于成为项羽式的诸侯盟主，而是尝试在多个层面上重新确立皇帝的权威，并且这种尝试被或明或暗的掩盖在过去的传统之中，我们不应该忘记，刘邦将韩信废为淮阴侯的场合，是“会诸侯于陈”，皇权确立的时刻，仍然披着“共天下”的外衣。
然而就像垓下决战的形势迫使刘邦接受“共天下”一样，以汉七年韩王信投靠匈奴开始，天下形势迫使他放弃成为一个秦始皇式的皇帝，他不得不接受一种变更后的“共天下”。
早在刘邦定都关中时，娄敬便曾指出了汉初形势的不稳定，山东诸侯之于汉朝犹如假想敌：

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

在汉六年时，刘邦对于天下局势还未觉异样，当张良将功臣的行为称为潜在的“谋反”时，刘邦对此的回应是：

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

然而到了汉七年，随着韩王信投奔匈奴，以及随之而来的白登之围与陈豨叛乱，这种危机成为了现实。高帝末年平定异姓王的过程并非普通的平叛，而近似于楚汉争霸：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此时为汉八年，无论是刘邦还是萧何，均认可“天下方未定”“成败未可知”，与之类似，此前贯高在谋刺高祖时也曾表示：“夫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这充分说明，对于时人而言，天下形势似乎重新回到动荡之中。
迫于这种危机形势，从汉七年以后，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刘邦通过变更政治传统来强化皇帝权威，他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平定异姓王的征战之中。而当汉十一年，一切尘埃落定时，而刘邦本人也已知晓天命时，他最终放下了自己对郡县制的执念，转而选择全面推行同姓王体制。



汉五年分封形势



汉十一年分封形势

如果我们观察高帝晚年所采取的分封形势，我们会发现，相比于高帝即位之初，汉朝所直辖的郡县领土反而更少了。不仅齐地被重新分封，靠近北方边境的代国也被设立，在高帝末年，汉初的历史走向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此做一个总结，从汉元年入主关中，到汉十二年去世，刘邦对政治形势的观念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在楚汉争霸初期，刘邦着力于全面恢复郡县体制；第二，受制于山东各国的统治困难，以及垓下决战的要求，刘邦被迫接受了“共天下”的方针，并在称帝上疏中确认了下来；第三，在汉五年到汉七年即位初期，刘邦以不同形式试探着强化皇帝权威；第四，受制于高帝末年的危机形势，刘邦最终接受了同姓王格局。

如果讲到这里结束，这似乎只是个政治家迫于形势选择接受、妥协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故事总是在反复发生。
但是刘邦终究是刘邦。
高皇帝，“无可无不可。”
对于我个人而言，尽管刘邦有着那么多为人不齿的行径，但是他身上最大的魅力也在于他的豁达与豪放。当他执着了一生的事业付诸东流，当他最终也未能实现“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豪言壮语时，他却展现了一种令人动容的豪情。
所以当他结束征战后，会在沛县父老面前高唱大风，回忆自己一生的功业；所以他会以刑白马为盟的方式，与自己昔日的兄弟再次立下誓约；所以当良医试图为他医治时，他的回应是：“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他在人生最后一年的诏书中写道：

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

他的功业，他的矛盾，他的无可无不可，全都留在《大风歌》的高台之上了。

因为他做到了心令如山。
他内心以外的东西，都可以说是为他所用的工具。
礼义，道德，亲情，甚至是他自己的身体，他的情绪，欲望，他自己的优点，缺点，都是他的工具，不光用了，还都用的如挥舞自己的手臂一般，非常之灵动。
哪怕一时被声色等迷惑住，他也是在人提醒之下马上控制住自己的欲望，和情绪。 知道什么是对自己当下和以后更重要的。
你所看到的，都是刘邦让你看到的，都是他表现出来的，都是他。
他的欲望是他，情绪是他，他的油滑是他，他的城府是他，他的道德是他，仁义是他，善良是他。
但是他不只是他的欲望 ，不只是他的情绪，不只是他的善良。
刘邦是真的悟到了空，唯心所致，唯其空，才能做到包容万物，使用万物，这些工具都是他的一部分，如他的手臂一样，随他的心挥舞，无所不致。
在心境上也做到了庄子所说的无待，万物皆可以为我所待，而我则无所待。
而且刘邦不见得看过庄子，或许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厉害，但是他就是做到了。

作者这样提问。说明作者有些明白，也不明白。
所谓薛定谔的明白。
只有经历过事情才能明白真正的世情不是非黑即白，而是薛定谔。
宋襄公仁义不？
当然仁义。绝对真仁义。
他不是真仁义，他跟强楚争霸，结果呢。
不击半渡，不擒二毛。
自己大败身受重伤，部下拼死把他救出。
在中国的历史上什么评价，直接说他是蠢猪一样的仁义。
他真的是很仁义，坑死自己部下与国家的仁义。
～
刘邦你可以说他虚伪，说他伪善，但绝对不能说他蠢。
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与时俱进。
他懂得人心，百姓要什么。也懂得黎民要什么。
懂得变通。
百姓在先秦与两汉是个好词，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指的是贵族。
贵族要什么？
回到过去啊，当割据一方的老大啊。
百姓要什么？
秦法苛烈啊。要结束战乱啊。
～
所以约法三章，就是收买人心。
萧何搞得那么多图书，档案，卷宗，法文～一个帝国严密国家机器的一切，活活用自己总动员力碾碎了强楚，齐，赵的一切，他难道都当早餐吃了？
只有范增知道，萧何看中这些档案，不看重珠宝，女人，房子，不光是一卷卷废纸那么简单，这是国家机器，是秦王朝动员力的秘密。是无尽的战争潜力。
不武力斩首，就会成为他的俘虏。
所以约法三章后，行的还是秦法。
萧何源源不断的输血，汉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惨败后爬起来。输着输着就耗死了项羽。
诸位再天真，相信也不是认为萧何是靠约法三章进行动员的吧。
你跟萧何理论，说刘邦已经废除秦法，拒绝服兵役徭役，拒绝上战场，结果可以预料。
约法三章，是一种宣传效果。
表示这个刘邦啊，会宽厚待人。
就好像灯塔国哪些天堂一样的宣传，说移民过去二代读完公立大学，就有16万美金的工作签，不用996。
知乎说几个唱灯塔之光的。最后都被灯塔跟袋鼠的华人坑的不要不要的。被入市抢劫，生意被坑，警察不管，大骂之后回国。
他们只是不懂宣传效果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
男人你得看他的意志。他的目的。
你缺什么，他们可以在心理上给你什么。
比如吹灯塔就是满地炸鸡一元，随便豪斯，年薪数十万的天堂。
然后你自己就会上钩。
这叫投其所好。
正如刘邦约法三章，只是想要代替秦国，获取关中那种稳定的动员力。
安抚人心。
又比如封雍齿于边疆，就是想告诉天下人，仇人都可以封。何况你们。天下已经安定下来。
我要与功臣集团合资经营。
～
群雄要什么。
当然是保持割据啊。
大割据在打项羽的时候可以有。
我直接封你当齐王。
封你当xxx伯爵。
小割据在平定天下后，就只能是姓刘的了。
这乃是国家机器，国家意志的体现。

早年的刘邦，成天游手好闲，只知道结交各种奇怪的朋友，30 多岁还是一个老光棍外加啃老族。

但刘邦恰恰是通过这些经历，才看到了这些人的军事素养和成为管理者的潜质。

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草根上位」「草根逆袭」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而把这件事做到极致的，显然是后来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草根帝王——刘邦。
这里我们首先要说明一个问题：能「逆袭」的「草根」其实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草根」，只不过是老天爷小小的一次任性，最初把他们放错了位置而已。
我们知道，知识可以靠后天努力去慢慢积累，但是还有一些东西，靠努力也是得不到的——这就是一个人的「格局」。
那什么是格局呢？
形象点说，它就好比是我们心里的一套定价体系，对我们来说，什么算贵，什么算贱，什么算重要，什么算不重要，这些问题决定的不只是你的消费观念，也是你给自己所设定的「玻璃天花板」的高度，一旦到达这个高度，你将很难再有提升。

通常教科书里都会告诉我们：那些成功的大人物，在发迹之初必然是励志典型，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和道德楷模。
他们一定是天天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勤俭节约、远离声色犬马、过着近乎苦行僧的生活。
是否果真如此我不知道，但在刘邦身上，我们很难看到这些「美德」。
按照普通人的价值标准，早年的刘邦绝对是个典型的「Loser」——失败者。
他成天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只知道四处结交各种奇怪的朋友，一直到三十多岁还是一个老光棍外加啃老族，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连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个最基本的人生标配都没混上。
不仅如此，面对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他还一点都不虚心，不懂得讲文明礼貌。
总而言之，「五讲四美三热爱」刘邦是一条没做到，但是，这些「罪过」也没妨碍他后来成为大汉的开国皇帝，他是继始皇帝之后，第二个实现华夏大一统的人。
那究竟是历史错了，还是某些道理错了呢？
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去细究。

其实人的发展往往是非线性的，有句名言叫：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在现实中很多将军未必就是好士兵。
虽然说大格局意味着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当你的格局或者说定价体系与你所处的境遇不符时，这就未必是一件好事了。
有些人总爱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可现实是，能扫天下的人，在他们的眼里往往就不存在「一屋一舍」，他们看到的是山川地势，是财货，是人口的多寡。
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很可能不具备普通人的生存能力，比如韩信，比如刘邦。
在普通农家看来，几吊钱是能决定全家生活质量的大事，而有没有稳定的家庭，对他们来说更是天一般大的事，可这些在刘邦眼里却都不是事儿。
于他而言，最重要的东西是人脉、是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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