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汉武帝为了打匈奴，已经把大汉子民的每一个毛孔都压榨殆尽！
作为伟人钦定古代皇帝第一梯队的一员，汉武帝这一生说好听点是“大有为”的一生，说难听点就是折腾个没完的一生。
虽说折腾个没完，但汉武帝这一生确实干了不少实事。
比如说在北边和匈奴死磕了一辈子，在南边又对南越、西南部族又拉又打，将汉帝国的版图又扩大了一圈。
除了连年不断的战争外，汉武帝在外交和国内建设上的活也没落下。
如开规模开发西域、在河套地区驻军，又比比如动用十几万军队把黄河从东到西修了个遍。
再加上汉武帝个人的私生活也搞得异常精彩，比如各种赏赐皇子、求神拜佛、泰山封禅等，哪一项不得轰轰烈烈？
汉武帝这么能折腾，还真是因为人家有底气。
文景之治七十年，为汉武帝政府留下了巨额的财富。
具体有多少，咱也不知道。
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刚刚当皇帝那会儿，府库粮食全满，国库里还有着几百亿铜钱，很多串铜钱的绳子都腐烂了，官员却没有时间清理。
但是就是这么多财富也经不住汉武帝可劲糟蹋啊。
像什么修城池、冶黄河，只要把工程干好了，汉武帝大手一挥就是十几万钱的奖赏。
打仗打赢了就更不用说了，从士兵到军官都得赏个遍。
甚至一些装神弄鬼的道士、方士，只要能把汉武帝哄高兴，又得一笔开心钱。
当然这些钱都得从国库里拿，皇帝私人的小金库还得玩些其他花样。
人家秦始皇也像汉武帝一样折腾，这才十几年秦帝国就崩了，但是汉武帝却一连折腾了五十多年，汉帝国仍然屹立不倒。
为啥？因为他有钱。
壹、
历经文景两帝七十多年的放养，汉帝国也从最开始刘邦出行都凑不到六匹一样颜色骏马，到后来中央粮仓里净是陈谷。
汉帝国也走过了其极其羸弱的年代。
在这七十多年的修养生息中，不仅是民间和国库的日渐肥腴，也使得商人集团迅速崛起，开始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性产业。
打个比方，当时的汉代社会就如同，现在的某现代现代化国家中（说的就是你，韩国）石油、卫星、航空、电信等支柱型行业被国内的几个寡头操控。
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全都用一个企业的产品，大家想想能发现这有多可怕。
由于这些商人集团太过于出名，司马迁也在《史记·货殖列传》给他们留下了一个位置。
这篇列传中，司马迁累计列举了21位汉初富豪。
其中有详细介绍的为八位，这八位当中有四个都是搞冶铁业，其他则是分别从事流通、粮食、种植和金融等。
这些大商人就是所谓的“豪强大家“，在《史记·平淮书》中就有他们横行天下，诸侯都“俯首仰给”的记载。
这些商人吃穿住行，都快赶得上当时的一些有封国的诸侯了，于是司马迁给这些人取了个“素封”的称号。
啥是素封？
也就是指些那没有实际封号、官爵和领地，但是在吃喝玩乐的程度上丝毫不逊色侯爷的人。
这就叫素封。
文景两帝放任民间经济自由发展，但是自由似乎过了头。
在商人获得原始资本的积累后，也没有逃掉封建社会的固有规律，大量的新富阶级开始兼并土地成为地主。
继而在这一新身份的掩护下，获得了普通商人难以得到的诸多特权扩大和发展产业。
有些胆子大的甚至开始勾结官府、横行一方。
资本的贪婪是没有限度的。
这些大商人在与地方政府勾结后，又开始各种巧立名目逃避税收，这就导致了国家税收与贫富分布的严重脱节。
肥的基本全是那些功勋阶级和商人阶级，而汉帝国的升斗小民却时常忍受土地兼并的痛楚。
所以文景两帝留给汉武帝的不只是巨额的财富，还有着一大堆麻烦事。
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孱弱、经济和税收制度漏洞百出等等都是汉武帝亲政后亟需解决的事。
这些问题在汉朝刚刚建立那会尚且可以回避，维持一下表面的繁荣，但是到了汉武帝的时代，国家若有丝毫变故，那么中原大地可能又会烽烟四起。
所以摆在汉武帝面前的不只是反击匈奴的战争，更是一场盘活全国经济的战争。
进行这场战争的最好方式，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
贰、
前面咱们提到，汉帝国的盐铁行业，其重要性堪比现代社会的石油、矿产行业。
这些行业即属于国民经济的命脉，又是一种暴利的行业。
只要是汉帝国的农民，就完全都不可能离开农具和食盐两样东西。
就单论冶铁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门槛毕竟什么时候炒钢，什么时候热锻都是需要一定技术门槛和设备支撑的。
但这个行业的需求量大，市场稳定，要想赚钱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食盐行业，这个行业只要挖个卤水井、盐池就能开始制盐，成本极低。
而食盐又是又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完全就属于买方市场。
在汉初无为而治的口号下，无数的盐农经过积累摇身一变从农民阶级跃迁到了地主阶级。
这些富豪们常年把持着食盐的定价权。
他们也懂得，没有权力作为根基的财富也只是一个浮萍的道理，于是他们开始勾结地方官府。
地方政府收了钱，那自然也得帮盐铁商人打些马虎眼。
所以中央政府基本上难以从盐商口袋里捞到钱。
尽管中央政府从盐商里面收不到多少税，但是统治者还是信仰无为而治，就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坐看他们壮大。
但是到了公元前120年，政府要想在“无为而治”是不可能的,自马邑之谋以来，汉匈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多个年头。
文景两帝留下的巨额财富，早已在公元前124年，河套驻军时就消耗殆尽。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年黄河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关中地区又蝗虫肆虐，无数百姓沦落到啃树皮、草根的地步。
于是为了妥善处理这些老百姓，不使他们变成流民各地到处流窜，汉武帝决定全国的粮仓都放开了给灾民们吃，但是这还是不够救济灾民。
于是汉武帝又将70多万灾民全迁到边郡安置，衣食住行全由政府负担，只求他们不闹事。
本来战争就将府库给掏空了，现在又搞个七十多万人搬家的大手笔，再加上一年后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的战事，汉政府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财政的窟窿越来越大。
为了填上这个大窟窿，汉武帝只有先拿利益巨大，且监管不到位的的盐铁业开刀。
因为监管越不到位，那么其中滋生出的腐败和利益越大。
开刀的决心易下，从那里开刀却是个难题。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盐铁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
毕竟国家的钱不是我的，盐铁的钱才是我的啊。
之前说好了自由发展，现在就要我拿出白花花的钱给国家，这可不行，我没钱。
此时的汉武帝要是粗暴一点，说不定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官员，以及大商人会立即抱团，势将“自由经济”发展到底。
要想敲这个利益集团，那么还是得讲点方式方法。
上天在每个时期都会派一些人下凡来指导人类，就如同盖房子一样，必须要有几个柱子，几个梁。
如果说卫青、霍去病是汉帝国的栋梁，那么桑弘羊就是让汉帝国伟大的台柱子。
没有桑弘羊在后方给这舅甥俩筹钱整军费，恐怕也不会有他俩的伟大功绩了。
叁、
桑弘羊早在13岁时就开始入宫服侍汉武帝。
这个人头脑灵活，特别会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数学神童。
只要是跟数字有关的东西，和他说一遍他基本上就不会忘。
正是有着这一个特长，汉武帝特意提拔他为自己的秘书，来计算国家的各种日常开支。
除了会算术之外，桑弘羊还对各种财政问题都有着自己的见解。
比如卫青夺取了河套地区之后，朝廷上展开了是否应当在河套地区驻军的辩论。
以丞相公孙弘为首的保守派认为，在河套驻军就是一个财政陷阱，根本就没必要浪费钱财在哪里。
这群人在朝廷一人一口唾沫，将汉武帝说得哑口无言，就在大家一致决定撤军的时候。
桑弘羊挺身而出列出了各种军费花销的数字，怼得公孙弘们哑口无言。
于是大家只好同意驻军河套。
除了人聪明外，桑弘羊这个人还有个十分加分的社会属性，那就是他出生商人家族。
家中有从商的长辈，这也就意味着煮盐冶铁的那些环节该交税、有那些潜规则，桑弘羊都门清。
就是这样一个能算、会说还懂得潜规则的复合型人才，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场伟大改革的操盘手。
此外，桑弘羊这个人还贼精。
细数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变法，成功的都很少，更别提那些功成身退的人，离桑弘羊远点的吴起，近点的商鞅，那个得以善终了？
仿佛历史带给变法者的宿命，就是身死法存和身死法灭两个选项。
总之，变法者就是不能活。
毕竟你动人财路，人家就要动你生路。
于是在这样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局中，桑弘羊的职位仅仅是一个侍中，只是这个政策的执行者，也是背后出主意的人。
而顶在最前面的则是当时的大农丞东郭咸阳和孔仅。
肆、
桑弘羊在对盐铁业改革就出了四个主意，却是条条直击重点。
- 煮盐、冶炼的行当即刻起由国家接管，所得收入全部收归国库。
- 由官府出面招募盐户来负责盐的生产。
- 严查私盐和私铁。
- 在全国各地设立铁官，专门负责铁器的销售。
其中第二条属于对盐商们的一招釜底抽薪，为啥这么说呢。
为啥盐商这么有钱？其本质还是对普通盐户的控制和剥削。
盐商就如同中间商一样，先从盐户手里低价收购食盐，然后在高价卖出去，这其中的差价在汉景帝时就有了五倍之多。
人家盐户又煮又煎忙活几个月，才拿着微薄的利润，而盐商们左右手一倒腾就赚了好几倍，这谁受得了。
于是在改革之后，政府向盐户们免费发放制盐工具和生活费，牢牢的将食盐的供给侧抓到了手里。
就这样，盐商们被汉武帝掐住了喉咙，想翻天都难。
当然，汉武帝也明白拉一派打一派的道理。
于是，汉武帝又决定用高官厚禄，吸引一些大盐商来给政府办事。
比如前面提到的东郭咸阳和孔仅，就是当时齐地和南阳闻名的大盐商。
这俩人在得到汉武帝的批准后，就乘着专车巡行天下，去宣传盐铁专卖是如何利国利民的，并在相关地区设立盐铁专卖机构。
虽然此时的他俩很卖力的给汉武帝办事，但是可不要忘记，他俩根本就不是传统的封建官僚，而是汉武帝的外聘专家。
出于其商人阶级的立场，东郭咸阳和孔仅因为对汉武帝打压商人不满，而上书抨击汉武帝，这件事气得汉武帝直接免了他俩的职。
在这哥俩被汉武辞退后，桑弘羊才开始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为这场伟大改革的操盘手。
前面咱们也说了，你动人财路，别人就要动你生路。
桑弘羊的计策阴狠毒辣，要想平稳渡过改革期是不可能的。
根据当时野史的记载，一些大盐商对桑弘羊恨之入骨，都打算找杀手除掉他了。
除了民间盐商们一片反对外，汉帝国的朝堂内外也是反对声鹊起。
有些老臣认为，盐铁收归国有，就是与民争利。
对于这一点汉武帝早有料到。
汉武帝的方式也很有个人特色，他没有召开什么廷议去和他们费口舌。
因为他也知道，要想在这群人的嘴巴上占到便宜，那基本上不可能。
于是汉武帝找了个狠人来监督，谁敢反对改革就办谁。
这个狠人就是帝国第一酷吏——张汤。
张汤审鼠
凡是汉武帝想整的人，只要交给张汤去办，那么立马就能给安上一大堆罪名，而且人家还总能从法律条文中找到依据。
就算实在找不到罪名，也还可以给你安排个“腹诽”的罪名。
反正只要是皇帝想办你，交给张汤后你就绝对跑不掉。
最重要的张汤这个人还特别听话，凡是重要案子，早汇报晚请示，一样没有落下。
这样既听话能力又强的下属，自然就成为了汉武帝改革路上最得力的鹰犬。
在汉武帝的改革初期，也正是这位得力干将为改革保驾护航。
在盐铁官营开始前，张汤就迅速的收集到了大小官吏的种种劣迹，尤其是他们与盐商勾结收贿赂的证据。
于是在改革开始后，只要没跳出来反对，那么汉武帝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好好过日子。
只要胆敢跳出来抨击改革，那么张汤带上证据，直接从朝堂上拉走。
要是在监狱里还嘴硬，那么直接杀了。
无数政府官员就在这种恐怖氛围下，集体哑巴。
大家都哑巴了，那么事情也就好办多了。
于是盐铁官营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在西汉时期全国在27个郡设立了36个盐官，从河东、上郡的池盐，渤海、会稽的海盐，雁门、巨鹿的碱盐到益州、犍为的井盐，全都归官府所有。
铁官则在帝国境内分布更广，累计遍及四十个郡国。南阳、太原等地成为了著名的冶铁中心。
并且在辽东、西北等偏远地区，也开始建立冶铁中心，主要为前线兵士提供兵器与铠甲。
单纯从军事上来说，盐铁官营为汉武帝北击匈奴提供了军费，苦在当代，利在千秋。
专卖制度还是利大于弊。
但是从政治、经济上来说，这项政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文景时期，帝国境内农业税极低，国家财政完全就是靠着煮盐、冶铁、铜矿等产业苦苦支撑着。
这些流落民间的支柱型产业，对于帝国来说并不是创造了无数的富商和税收。
还意味着庞大的产业链吸收着无数帝国的噩梦——流民。
据《盐铁论》记载，当时一个大盐商所雇佣的劳动力通常达数千人，而一个劳动力领到的工资足以养活一个六口之家。
这些产业就像一个大型蓄水池一样，将成千上万的精壮汉子蓄在里面，让他们和他们背后的家庭活下去。
伍、
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一个农民要是失去了土地， 但是只要还能靠出卖劳动力赚钱，他们也还可活下去。
但是要是连卖力气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他们就只能四处游荡找出路。
而历史给了这群人一个特定的称谓——流民。
流民没有土地、没有户籍、没有收入属于妥妥的“三无人员”。
在汉帝国没有垄断产业之前，这些“三无人员”还可以去煮盐、冶铁、采矿。
只要还能混上一口饭吃，不让妻儿老小，忍饥受饿，善良的中国农民就不会想着造反。
要是有活路，谁想去死啊？
但是现在国家垄断了最赚钱的行业，并且盐铁官营了一段时间后，汉武帝为了节省开支，将从事煮盐、冶铁的那些平民换成了服徭役的民夫和罪犯。
也就说，蓄养精壮男子们的水池被打破了。
他们开始在帝国境内四处游荡，这会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们村或者小区突然多了几个鬼火少年、或者鬼火中年，整天都在村里乱窜你们怕不怕？
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那就是国家之所以让那些考不上高中的学生去职校继续读书。
本意并不是让他们学一门技术出来，而是想让他们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学校。
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
毕竟十几岁的不良少年发起怒来，那可真是连阎王都不怕。
所以让青壮年把精力消耗到生活中，远比让他们无事可做更好。、
除了普通人无事可作之外，那些吃着文景时代红利的商人也开始不甘寂寞。
在官府垄断了这些产业后，他们手中的钱自然也要寻找出路。
毕竟资本的天性就是去寻找低风险，高回报的事。
很快，商人们就发现了一个低风险高回报的好事，那就是向破产的农民收购土地。
于是汉帝国的第一次土地兼并就开始了。
土地接连集中在有钱人手里，普通的老百姓就没有了立身谋命之路。
但最可怕的并不是富人们的“田连阡陌”，毕竟人家富人买了田也是需要人种才能有产出不是？
所有失去田地的农民还不至于立刻变成流民，他们还是可以寄居于某地主名下当佃农，混一口饭吃。
最可怕是那些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这些人靠着手中的权力，逐渐填补了官和商之间的空白，也就常说的官商。
这些人即是官，也是商。
在汉武帝疯狂敛财的那段时间，官商们也混得风生水起，他们垄断了市场上各种赚钱的买卖。
只要普通人敢入场，那么他们就用手中的权力将其罚下，甚至予以肉体消灭。
官商就是帝国的另一颗毒瘤。
为什么这么说？
作为一个商人，好歹也是需要经营、要发工资、要盈利的，这过程很漫长，很艰辛。
但是官商不同，他们不需要盈利，不需要等待。
想要多少钱，直接去抢不更快吗？
这里的抢不是那种“鬼子进村”式的扫荡。
那种做法最low，还容易激起民变，只要稍微正常点的统治者都不会去这么干。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干啥最赚钱？当然是搞垄断啊。
而在盐铁专营下的汉帝国官商，已经具备了这种“抢劫”的权力
可能说到艺术，帝国的官吏们不怎么感兴趣。
但是一谈到捞钱的艺术，封建官吏们往往都及其富有创造力。
毕竟在古代，一个封建官僚的成长并不意味着职务的高升，而是意味着有了多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官吏们洞悉人心的弱点，平衡好各方面的利益。
他们在升迁的路上调和了多少真金白银的冲突，那么就意味着受到了多少真金白银诱惑。
一旦官吏有这样的历练，那么他们都会将所有的聪明才智用到捞钱上去。
陆、
汉武帝开办的盐铁专营，除了正常的商业利润比较高外，还有着另一种收入——暗税。
之前我就说过，世界上最会捞钱的政府，从来不是那种横征暴敛的政府，那种不是政府，是官匪。
最会捞钱的政府往往将税收结合现实，揉入日常生活，捞钱细无声。
要达到那种我征了你税，但是你还感觉不到的地步。
也就是常说的拔尽量多的鹅毛，还不让鹅叫唤。
汉武帝官营盐铁就在盐铁的价格上动了手脚。
只要是帝国境内的百姓，一要吃盐、二要用铁。
这两样是老百姓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哥俩少了谁都不行。
从经济学来说，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小，无论你是穷是富都得吃上两口盐，挥几下锄头才不会死。
这就使得官府只要控制住供给侧，悄悄的在食盐生产或销售环节加税，即给国家增收，又不至于让百姓饿死。
因为老百姓总不能因为盐比平常贵个几毛一块就不吃了吧。
所以官盐就成了剪羊毛的天然工具。
再说说官铁。
因为没有竞争，所以从官方铁铺里卖出来的铁犁足足有一米多高。
这哪里是生产工具啊，完全就是一堆废铁，就因为大、重就可以卖得贵，才做成这样。
要是有得选，这种大铁犁早就被市场教做人了。
但是汉武帝时的老百姓有得选吗？
没得选，在国家垄断生产销售的情况下。
就算卖你二两白豆腐，定一个满汉全席的价，你不买也得买，反正就此一家，别无分店。
至此，官与商一体，权与利相结合，民间的经济活力全被这群吃拿卡要的蛀虫给霍霍干净了。
更为可怕的是，这次经济改革的实验的开始，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样，放出了贯穿中国历史几百年的梦魇——豪强。
柒、
普通商人、地主就算在怎么欺行霸市，鱼肉百姓，但是总还遵循着经济规律，有着这一行的规矩。
那就是商品的价格不能太离谱，不像汉武帝一张鹿皮四十万钱，地租也不能太高，要给小农留条活路。
毕竟盗亦有道，那些钱可以赚，哪些不可以，人家还是有点底线的。
但是有着“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官商可不讲什么规律不规律的，有什么比抢劫来钱快啊？
做生意还需要出本金，抢劫直接“0元购”。
毫无成本，但代价总还是有的，那就是人们会将对压榨的怨气转移到皇帝上。
毕竟是皇帝让我们这么干的，有问题请找皇帝去。
不管什么好政策，只要交给封建官僚去办，总有他们捞钱的偏门。
官商加入掠夺后，整个社会不在热衷于生产财富，而整天琢磨着抢劫财富。
《汉书》就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现象：“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
生产财富和劫掠财富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其逻辑也正相反。
生产财富会增加财富总额，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很痛苦。毕竟一粥一饭当知物力维艰，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
劫掠财富来的钱快，但是也伴随着更多财富的毁灭。
当官商阶级掠夺了大量金钱后，自然也会带着巨额的财富冲向那个巨大的市场——土地。
当时的全国各地官僚掀起兼并土地的热潮。
比如汉成帝的舅舅，红阳侯王立，在强占了南阳几百顷土地后，又将这些土地卖给了官府。
左手倒右手，就挣了大约一个亿的铜钱。
在当时一枚铜钱足以买到一升小米，如果按照当时的米价折算为人民币至少为2亿2千万。
什么概念？也就是说郑爽需要连续工作满106天才能赚到这么多钱。
而别人只是左右手一倒腾，喝杯茶的时间就挣了这么多。
就这样，帝国的财富被这群官商敲骨吸髓式着盘剥殆尽，要不是远征匈奴带来的胜利给汉帝国吊着一口仙气，估计长安宫早就不姓刘了。
人民总是要生存的，当政府断绝了人民正常的求利空间，那么非法的求利空间便会出现。
汉帝国的这些非法逐利者们也开始粉墨登场了，由于这群人太过于出名和重要，历史给了他们一个特定的称呼—豪强。
最开始的豪强其实也还是原来的那一批商人，但是在市场竞争中被官商以非市场手段搞下了台。
尽管失去了合法的收入来源，作为帝国的精英，他们立刻明白了要想在这场改革中大富大贵，那么就必须同流合污。
于是这群人开始和官府勾结，充当政府的白手套，用种种暴力手段去压榨农民们的每一块铜板。
与其闭口而死，何若苟延岁月以逃？
于是在汉武帝元封5年，（公元前106年），光是长安就涌进了四十万的流民，而流落于全国各地的流民更是不可计数，整个帝国摇摇欲坠。
面对如蝗虫般的流民，汉武帝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试图以铁腕手段去处理全国的豪强问题。
当然这就是后话去了。
文|梨花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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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汉武帝的盐铁官营，喂肥了谁？
参考资料：《中国金融史1》、《中国古代经济改革家》、《中国经济史》、《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