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刘邦当上皇帝以后，手下有那么多人造反？

根据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的记载，高祖统一天下当了皇帝以后，先后有燕王臧荼反，利几反，韩王信与匈奴谋反，贯高谋杀高祖，陈豨反，韩信反，彭越反，黥布反，刘邦的同窗发小卢绾反……，之前死心塌地跟他干，现在为何纷纷造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必然结果？还是之前打江山时刘邦隐藏的太深，掩盖了自己的人品问题？

题主之所以有这种认识，主要是因为以后来形成的大一统视角去返观秦楚汉间的史实，先入为主地认为大一统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潮流。
事实上哪怕是汉初之六十年，都迥异于武帝之后的历史时期，李开元甚至将秦末陈涉起义至汉景帝在位之间的历史独立出来，称之为“后战国时代的秦末汉初时期”，亦即这一时期仍然受到战国思维的支配。
统一并非是理所当然，更非易事，强暴如秦，灭六国、一宇内，都积善累功上百年之久。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当然，如以大一统观念返视这一时期，无非就是惊诧于汉高祖“五载而成帝业”。

是以汉亡尺土之阶，繇一剑之任，五载而成帝业。书传所记，未尝有焉。《汉书·异姓诸侯王表》

所幸太史公去秦末未远，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古今之变，即“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生民以来”，“受命斯亟”。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与其说秦末回潮反扑的是分封思想@三种不同的红色 ，倒不如说是七雄并立的战国思维，甚至王绾等人所主张的“请立诸子”也是出于镇压六国余孽的政治目的。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史记·秦始皇本纪》）

前文所云“号令三嬗”在田余庆先生看来，很大程度上是战国时代国际关系的重演和发展，即：陈涉首事，张楚反秦，天下云集响应，其实质是战国末年楚为纵长合纵攻秦的重演；六国复辟，秦地益小，秦国君臣意识到，去帝称王方能自存，如此一来，战国七王就一个不差地恢复了。至此，始皇帝业重归王业，要想再造帝业，须得重新“秦灭六国”，这就是刘、项之战。（参见《说张楚》）

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史记·秦始皇本纪》）

李开元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一书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拓展，将秦楚汉间的政治类型分为以下阶段：（1）陈涉复国建王（平民王政）；（2）七国复立（贵族王政）；（3）项羽众建列国（军功王政）。
总的来看，贵族王政虽已取代平民王政，但王政复兴、战国七雄复国之大势并不长久，很快便为论功行赏、众建列国所代替。七国一变而为十九国，新建之封国皆以军功为原则，王之为王，军功而已。

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羽本纪》）

以功为王这一原则上承陈涉之平民王政，下启刘邦之称帝，与功臣共天下。

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陈涉世家》）
于是诸侯上疏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三月，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高帝纪下》

造反是什么？
真的公开宣战，并且举兵兴师了，言行一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古今中外都没什么争议。
但是有时候抱怨两句，话里话外带着点吹牛加威胁的口气，但是始终没有行动，这算造反吗？现在看来这还不能算吧？毕竟人家没有动作，没准就是痛快痛快嘴呢？但是，在皇权时代，这就已经是板上钉钉、已经坐实、而且实的不能再实的造反了。
不光受害者皇帝这么认为，旁观者的文武百官、平民百姓也是这么认为的。为什么？因为皇帝是一家通吃的权利，这个权利实在太大、太诱人，所以也极其危险，有的是人在盯着，以至于他是一种极其脆弱的关系。为了维护这种脆弱关系，必须小心翼翼、必须防微杜渐。
尤其建国之初，这帮开国武将可都是打出来的，能力是经历了血与火考验的，那是实打实的能打，这是能力方面。
意愿方面呢？能造反的，你觉得有几个是老实人？不老实不是贬义，只是说他们不会安于现状、麻木不仁。认刘邦当老大，你以为是真心诚意的？当然不是，起初必然有把他推出去当炮灰的因素。
造反九死一生，领头的风险尤其高，擒贼擒王嘛。其他人可以逃跑、可以重来，那么多人打起来也不能挨个抓。但是带头的是没得跑的，敌人就是奔着你来的，你往哪跑？跑了人家还回来，只能是不死不休。
运气好，没死，就会有人来投奔。能入伙的武将都是带着队伍来的，人家来是跟你合伙，可不是给你卖命的。大家是平等关系，只不过抱团取暖，没有谁必须听谁的这回事。
建功立业的时候还好，都团结一致，因为不团结就都完蛋了呀，没得选，只能团结。
可一旦仗都打完了，没有敌人了，还团结着干嘛呢？于是大家必须寻找新的目标，最显而易见的目标不就摆在那吗？皇帝的位子啊！
一开始开国皇帝凭着胜利积累的威信，还能镇得住。但是，一旦开始建设了，矛盾可就凸显出来了。
建设不能靠军队吧？所以要裁军。武将是打仗专业，搞破坏在行，让他们搞建设？隔行如隔山，所以要换成文臣。怎么建设效率高？当然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要把权力收归中央。
看出来问题了吗？以上每一条都是在割武将们身上的肉，这是人家的核心利益。
所以，只要不是分封制，站在武将们的立场看，这就是皇帝对不起自己。本来都是合伙人，凭什么你就要一家独大，把我的股份也霸占了？股份是我用命换来的，你说拿走就拿走？所以，他们的不满是很值得同情的，这件事上皇帝理亏。
所以，皇帝面临的问题就是，一群有能力、有意愿、又占理的武将，时刻窥伺着自己的皇帝宝座。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说的就是这种状态。
怎么办？退让一点？退回分封诸侯？秦始皇以前，倒是可以考虑。但是自从秦始皇发明了皇帝，大家知道了有这么个至尊无上的东西，就再也被办法退回去了，人心不古啊。
所以，没得退，而且这是零和博弈，还是赢者通杀。都不是成王败寇的问题，成是可以王，但是败了不但要成寇，还只能是死寇。不但死，还得诛灭九族，基本就绝种了。
在这种局面下，皇帝有得选吗？只能斗争到底，而且没有什么缓冲，必须上来就下死手、无所不用其极。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杀人者、被杀者都迫不得已、身不由己，这是皇权制度造成的，是认知局限造成的，在某种意义上，汉初这个局，从这个角度看，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包括刘邦。
有人说，刘邦感叹“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不是自相矛盾？请注意，他说的是“守”，他杀的人都是以“攻”成就的。
有人说韩信毕竟挺可怜的，都折腾成那样了，干嘛非要赶尽杀绝呢？刘邦其实还真是未必想赶尽杀绝，所以听闻韩信被杀，“且喜且怜之”，我想这应该贴近真实的刘邦。
为什么韩信不杀不行？因为即便韩信不想反，他的手下幕僚不会劝他吗？他的故旧部下不会劝他吗？就算他经得起劝，就是不反，他的部下就不能自己造反裹挟他吗？哪怕他以死明志，坚决不反，难道就不会有人打着他的旗号造反吗？所以，刘邦只能杀韩信，不但要杀，还必须以谋反的名义杀，为的就是砸了韩信这块招牌，断了想借招牌谋反那些人的念想。
其实，评论人是应该多论事、少论心的，因为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但是，我倒是愿意假设刘邦是个好人，只是处在那个时代、坐在那个位子，身不由己。这个假设虽然不能被证明，但是他却合理，因为一个坏人是不大可能统一中国的。假设他们是好人，我们看世界时，也会多一分美好。
补充0:
也不是每个朝代开国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夏商周，分封制，不用杀人，给股份就好。
秦始皇，因为本身就已经集权了，所以开国没必要杀功臣。
魏晋，集权是在篡位之前完成的，该处理的人都提前处理干净了。
南北朝太乱了，更迭频繁、异族、各种篡、始终有外敌，特殊时期，有机会再谈。
隋，没处理干净，被功臣取代了。
唐，还没处理，功臣上位，好在功臣是儿子，而且这儿子军功最盛。
五代，也够乱的，找机会谈。
宋，杯酒释兵权，应该是处理的最好的，原因有几个，太祖本身军功最盛，其他人离他太远，不比汉初豪杰；因为这是篡位，不是武装夺权，没有功臣没有那么大功劳；篡位前做了一些工作，等等。
元，异族统治，其实这种矛盾容易缓解，因为主要矛盾肯定是民族矛盾，皇帝和武将之间的矛盾相比之下就降级为次要矛盾了。
明，比汉初有过之无不及，太祖比高祖自视更高，把相权也给废了，所以显得更暴力一些。当然，其实相权这事并不是不可退让的，所以，因此造成的杀戮，用现在的眼光看，确实过了。
清，还是异族，优先处理民族矛盾，而且多尔衮相当于篡了，军功又盛，所以也不需要杀了

提要
西汉开国之初，高祖刘邦分封了七大异姓诸侯。但很不幸的是，短短7年间，7位藩王先后陷入谋反的丑闻，或死或逃。究竟西汉的分封制相比于西周有何不同，刘邦为什么不能复制西周建国的成功经验，以分封制建立一个稳固的庞大帝国呢？






虽然刘邦最终接受了娄敬和张良的迁都建议，但是对分封制度的隐患，他仍未警觉。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公元前202年6月，刘邦起驾，移都关中。短短两个月后，长安又传出旨意，太尉卢绾晋位燕王。

卢绾封王之前，西汉已有七大异姓诸侯，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韩王韩信、长沙王吴芮、燕王臧荼和赵王张耳。诸王之中，除了实力最强的楚王韩信出身刘邦帐下，其余各王都是与刘邦联兵剿杀项羽的合作方。他们或者早在公元前206年项羽主持的戏下分封中便获王爵，或者虽未封王，却独立成军，割据一方。

所以西汉建国后继续承认他们为藩王，既是对他们助剿项羽的酬劳，也是妥协于他们的政治军事实力。至于封韩信为楚王，那就连前一项考虑都没有了。天下人都知道，韩信的王爵是用手中兵权要挟刘邦，强行讨来的。

刘邦迁都长安的一个月后，公元前202年7月，燕王臧荼举兵叛乱，攻占代地。刘邦御驾亲征，生擒臧荼。燕王兵败枭首，他身后的燕国该作何安排呢？刘邦的决策不是将燕国转为中央直辖的郡县，而是策立卢绾为新燕王。

这在西汉分封的历史进程中是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因为这标志着刘邦开了一个先例：他的嫡系丰沛功臣集团中第一次有人晋封王爵了。如果说之前分封七大异姓诸侯的时候刘邦还或多或少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只是出于利害的权衡不得已而为之，那么这次封王卢绾就更像是真诚地按照周公遗法赏赐亲近功臣，准备与他们共享太平了。




然而，就在刘邦的美好愿景刚刚画下第一笔后，令他失望的事情便接踵而至：

公元前201年，楚王韩信遭人举报谋反，废为淮阴侯，并于5年后处死；
公元前200年，韩王韩信勾结匈奴，内侵西汉，失败投敌；
公元前198年，赵相贯高等人于上一年阴谋刺杀皇帝刘邦的计划曝光，连累张耳之子赵王张敖被废；

公元前196年，梁王彭越又遭遇谋反举报，被刘邦剁为肉泥；
同年，慑于唇亡齿寒之危，淮南王黥布公然叛乱，兵败身亡；
到公元前195年，刘邦的世交和兄弟，异姓诸侯中号称近幸无与比的燕王卢绾也反了……

短短的数年中，西汉几乎每年都要闹出藩王谋反的丑闻。至卢绾叛逃匈奴为止，七大异姓诸侯中只剩长沙王吴芮未丧臣节。失望至极的刘邦于是与群臣刑白马盟誓，约定今后非刘姓不得封王。

可是以同姓子侄取代异姓功臣，新受爵的那些刘姓王爷们也不见得可靠。比如那个因平定黥布叛乱立功而受封的吴王刘濞，四十年后正是他挑头掀起了七国之乱。高祖刘邦九死一生打下的基业差点儿就毁在了这帮不肖子孙手里。曾经保佑姬周社稷绵延八百年的分封制为什么不能给西汉王朝带来和平与安宁？

解释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西周分封的目的和意义。钱穆《国史大纲》说：

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与后世统一政府只以封建制为一种政区与政权之分割者绝然不同。因此在封建制度的后面，需要一种不断的武力贯彻。周人立国，是一个坐西朝东的形势，其国力的移动，大势可以分两道。

第一道由陕西出潼关，向河、洛，达东都，经营黄河下流。此武王伐殷、周公东征之一线。

第二道由陕西出武关，向江、汉，经营南阳、南郡一带，以及淮域。此文王化行南国之一线。

——《国史大纲》

西周的分封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抱团取暖式的武装拓殖。也就是由实力最强的周天子牵头，号召各个部族合力向东疆、北疆和南疆拓展势力范围。因为西周代商之初版图很小，而可供经略的边疆地区则幅员广大，因此环拱于王畿四围的封藩都拥有巨量的拓殖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西周王朝不必担心诸侯们倒戈内向。对齐、鲁、晋、卫等国来说，征服弱小的莱夷、淮夷、赤狄、白狄远比从强大的周天子手里讨便宜来得轻松。

所谓周务欲以德致人，其实就是西周王朝可以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转嫁国内矛盾。各诸侯封国之所以愿意响应天子的号召，枪口冲外，不打内战，也是因为他们和周天子一样都能通过对外扩张收获巨大的战争红利。诸侯们在战争中攫取了新的土地和人口，而周天子则因此杜绝了外敌的内侵，并心安理得地享受诸侯进献的战利品，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

唯一可能对周天子构成威胁的是，当那些能征惯战的诸侯国在边疆兼弱攻昧，终至尾大不掉，周天子驾驭起他们来就渐渐力不从心了。所以我们看到，进入东周之后，齐、楚、秦、晋四个原本在西周分封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先后崛起，成为代周行令的新巨头，并最终由僻处西方的秦国取周而代之，终结了周朝的国运。




由秦朝一统开始，中原王朝复制西周分封的条件就永久地丧失了。因为东起辽东，西抵高原，南据岭南，北达长城，秦朝奠定的这块版图已经基本达到了农耕文明时代中原王朝对外扩张的极限。再向外发动战争，就算占得土地，也因为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难以长期据守。正如西汉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汉武帝分析的那样：

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

——《史记·韩长孺列传》

翻越司马迁线，让帝国的统治扎根大漠，那不是擅长耕战的中原王朝所能实现的战略目标。对外拓殖的空间已经榨干耗尽，西汉却仍在分封诸侯，这时的分封制度势必不能再保持西周时代积极进取的精神，而要转向消极防御。我们不妨以刘邦分封的韩国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刘邦正式册封韩王信，事在公元前205年：

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就国，更以为列侯。及闻汉遣韩信略韩地，乃令故项籍游吴时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汉二年，韩信略定韩十余城。汉王至河南，韩信急击韩王昌阳城。昌降，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戏下分封之后，项羽以西楚霸王之尊定都彭城，号令天下。为了预防来自西方的刘汉政权可能的进攻，项羽违背戏下之约，迁魏王豹于河东，又不许韩王成之国，巧取豪夺地将韩、魏故地置于自己的掌控下，充作抵御西方之敌的战略缓冲区。

刘邦自汉中还定三秦，然后东出函谷，与项羽争衡天下。他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要控制韩国故地，占据中原腹心，以便争取对楚战争的主动权。考虑到韩信故韩国公族的身份对遗民有较强的号召力，刘邦选择用他充当攻略韩地的急先锋。韩信助刘邦击垮了项羽在韩地建立的傀儡政权，并因此获得刘邦的赏识，成为韩地的新王。

在楚、汉双方长期拉锯于荥阳、成皋一线的情况下，韩信的封国无疑起到了藩屏关中腹地的重要作用。可是楚汉战争一结束，韩信封国的位置就非常尴尬了：刘邦都于洛阳，韩信就在咫尺之遥的颍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所谓藩国，顾名思义，应该是藩屏大汉的附属国。它应该被置于边疆地区，当作巩固边疆防御的第一道防线才对。可韩国现在据于大汉帝国的腹心之地，反倒是大汉负责边境防御，做起了韩国的藩屏，这种本末倒置的态势必须扭转！

于是，就在楚汉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刘邦宣布徙韩信为代王，都马邑，派他到北边儿去防御匈奴。正是这次迁徙，直接导致了韩信的反叛。《史记》载：

秋，匈奴冒顿大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闲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韩信当初在中原死心塌地帮助刘邦进攻项羽，哪怕被项羽俘虏，也要亡归刘邦，再投故主。甚至刚刚被刘邦从颍川调往太原的时候，韩信也表现出了为大汉戍边的积极态度，主动请求将国都由晋阳迁往更靠近北方边境的马邑。可为什么一与匈奴接战，他就变得这样首鼠两端、骑墙观望呢？

韩信的这个前后转变绝不是个案，它折射出的是楚汉之际许多藩王的普遍心态。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首先阐明这些藩王们最核心的利益关究竟是什么。




有这么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公元前205年刘邦在彭城败于项羽后曾对群臣说，如果有人能为我走一趟淮南，策反黥布，让他背楚投汉就好了。只要拖住项羽，让他在齐地滞留上几个月，我取天下，十拿九稳！这话乍一听去简直匪夷所思——黥布是从前项羽帐下的第一号猛将，号称楚军军锋，他凭什么要背楚投汉呢？可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了刘邦的远见。

汉使随何奉命前往淮南，只一席话就说反了黥布。随何说：

“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乡而臣事之，必以楚为强，可以托国也。项王伐齐，身负板筑，以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于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骚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乡楚，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

——《史记·黥布列传》

精明的随何一针见血地揭穿了黥布的老底：当年黥布之所以随项羽浴血奋战，生死不弃，那是因为战胜之后，有荣华可图，有富贵可期。可一旦当上了九江王，黥布的想法就变了。这时的他既已拥有了独立的封国，就不再和项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项羽北伐田齐，向淮南国征兵，黥布借故推脱，百般搪塞；刘邦偷袭彭城，夺占了项羽的首都，黥布隔岸观火，无动于衷。

这位曾经的楚军猛将一面在口头上对项羽表示臣服，一面又不肯为项羽卖力气，他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呢？随何说：托国而已。说得直白点儿，黥布的如意算盘是要利用臣服的名义借强大的项羽来保护自己，大树底下好乘凉嘛。他只愿享受权利，却拒绝履行义务，所以黥布绝不会为项羽冲锋陷阵，赔了自己的家底儿。刘邦和项羽掐得你死我活不关他黥布的事儿。只要刘邦不向淮南国伸手，就算他把项羽的老巢端了，黥布也不会对刘邦宣战。

黥布对项羽的态度是这样，韩信对刘邦的态度也没有不同。楚汉战场上的韩信之所以死心塌地助汉伐楚，那是因为韩信的王国是刘邦封的，刘邦要是倒了台，项羽不会承认他为韩王——从前被项羽废掉的韩王成不就是前车之鉴吗？为了生存，韩信只能把自己跟刘邦紧紧地绑在一块儿。

可是公元前201年徙为代王后，韩信的考虑就不同了。刘邦把他从安逸的中原调到汉、匈交战的前线，摆明了是要拿他当炮灰。如果匈奴兵临城下，韩信就倾尽全力与匈奴人真刀真枪地干，打输了，必被追究守土抗战之责；打赢了，又会引来皇帝的猜忌——你要是比匈奴还厉害，皇帝决不能放任你在边疆坐大，削藩的诏旨说话就要来了。




所以站在韩信的角度考虑，他没法儿像刘邦期待的那样成为藩屏汉朝的忠诚卫士。面对强大的冒顿单于，韩信只能频繁派遣密使到彼，争取以和谈拖延战争的爆发。即便不能让冒顿单于取消作战行动，至少要为自己争取时间，保存实力以等待汉朝援军的到来。

不但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和敌人眉来眼去，暗通款曲。刘邦开始疑心韩信的忠诚了。韩信的确没有尽到藩臣的守土之责，但如果他的作所作为应该被定义为谋反的话，那西汉的列位藩王只怕都难逃法律的制裁。不信我们再看看彭越：

十年秋，陈豨反代地，高帝自往击。至邯郸，征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称病。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太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公元前197年，刘邦征讨叛乱的陈豨，要求彭越率梁国军队协剿助战。彭越的反应像极了彭城之战时的黥布——自己称病不出，梁军主力不动，只派一支偏师应付刘邦了事。当年刘邦就因为看出了黥布对项羽的消极抵抗才策反了他，难道今天刘邦会让自己沦为下一个项羽吗？不能够。所以他心一横，以谋反的罪名把梁王彭越碎成了齑粉。




自西汉分封制度建立的那天起，各地藩国与中央政府的结构性矛盾就已经生成。无论是谁，无论他与刘邦的关系多么亲密，只要坐到藩王的位置上，就一定会萌生保存自身实力、逃避藩臣义务的投机心理。

刘邦在称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悟透这个道理，所以剪灭臧荼之后，他又把丰沛功臣中和自己关系最为亲密的异姓兄弟卢绾封为了燕王。刘邦期待卢绾能像太公、召公撑起西周边防那样为大汉王朝尽忠职守，殊不知正是他的这个安排害了卢绾，也葬送了他和这个好兄弟自小培养起来的亲密感情。

根据《史记·韩信卢绾列传》的记载，公元前196年，燕王卢绾得到战报：代相陈豨叛乱，皇帝刘邦已经御驾亲征。卢绾的第一反应是要配合刘邦的中央军，从东北方向夹击陈豨。这说明和刘邦从前的情谊仍然强烈地影响着卢绾的立场和决策。只可惜，故燕王臧荼之子臧衍的一席话却让卢绾住了手。

臧衍说：

“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臧衍提醒燕国方面，从身份上说，你燕王卢绾和代相陈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往年汉朝已经诛灭了韩信、彭越、黥布等诸王。你卢绾难道一点儿唇亡齿寒的感觉都没有吗？今天你助刘邦灭了陈豨，明天你就是下一个陈豨。留陈豨一条命，养寇自重方为明智之举——狡兔尚在，猎狗才有被继续豢养的价值啊。

臧衍的一席话迅速扭转了卢绾的态度。很快，他开始和陈豨、和支持陈豨的匈奴人眉来眼去，暗送秋波了。于是乎，卢绾和从前的韩信一样遭来了刘邦的猜忌，并最终因叛逆罪逃亡匈奴。




卢绾逃亡匈奴后，虽被封为东胡卢王，却仍时时思念故土，最终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悔恨死在了异国的土地上。不知未央宫里渐入膏肓之病的刘邦想起这场兄弟反目的悲剧，耳边是否会回荡起娄敬的忠告：西汉不可能复制西周建国的历史。

其实，从刘邦接受娄敬的建议，放弃洛阳，西都长安开始，西汉王朝的命运就已经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决策中注定了：既然建都在故秦而非故周的废墟上，新生的西汉只能沿着秦始皇的足迹，走向郡县制帝国的未来。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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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录自“知乎”专栏——“晋公子读《史记》”

燕王臧荼反，利几反，韩王信与匈奴谋反，贯高谋杀高祖，陈豨反，韩信反，彭越反，黥布反，刘邦的同窗发小卢绾反……，这几个里面利己是小人物，被害妄想症患者，单独放一边去。贯高是因为不满刘邦对张敖的态度，这种事情到东汉末年都还有类似的事情，也划到一边去。陈韩谋反其实是一体，只能算一次。而且这次实际上带动了后面的彭越被谋反和英布自保谋反，是真正影响力大的。其他几个被封到北面的所谓谋反其实更像是被不良少年勒索之后不敢回家离家出走罢了。尤其鹿丸和韩王信后来都有再次归汉的心思哪里看出来高祖的性格问题了？

首先要明白一点，秦汉之际社会上的政治思想是什么动向？
秦始皇统一天下，六国为郡，自称皇帝，这是中国首次出现一个单一的、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帝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处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皇帝对其他所有的官员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
那么，社会上的主流思潮是这样的吗？秦始皇刚统一天下，丞相王绾就建议分封诸侯，“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只有李斯一人反对。数年后，到秦始皇33年，又有博士七十人请求分封诸侯，又只有李斯一人反对。——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社会上的主流思潮还是分封。
但这些分封的思潮在秦始皇的强力之下，都被压制下去了。但是，当秦始皇死后，谁又有能力把它压下去呢？所以，随着陈涉首义，豪杰蜂起，纷纷自立为诸侯。分封思潮再次正式回来了。
所以陈涉要以“张楚”为国号，所以项梁要立楚怀王心，所以六国之后纷纷自立。所以项羽要分十九路诸侯，所以刘邦要分那么多异姓王。——这都是封建诸侯啊。
然后要明白的一点是，这些诸侯和天子是什么关系？
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分封制下，诸侯和天子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依附关系。欧洲有一句名言说“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在中国分封制度下，也和这个差不多。天子所直接管辖的，只是王畿地区，而其他分封出去的土地，就不再是天子的地盘了，天子对那块地方将不再有处分权。在人事上也是一样，诸侯是天子所分封，但分封之后，诸侯的再次分封、任命官员、君位传承等，天子也没有处分的权利。
——换言之，诸侯就是小一号的天子，天子就是最大的诸侯，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孟子论爵位，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这里孟子赫然将天子与公侯伯子男并列，深刻地揭示了这个问题。
所以，在分封制下，天子和诸侯是处于同一级别的，并不象皇帝和官员一样存在那么强烈的依附关系，他们之间也绝不是后来皇帝和大臣的关系，没有那种生杀予夺的权利。
明白了这点，就明白了汉初为什么那么多人要造反，就明白了为什么刘邦要杀韩信、彭越、英布了。
因为韩信、彭越、英布他们都是诸侯，是和刘邦同一层级的存在，但刘邦要建立的，是一个秦始皇那样的大一统的、单一的、高度集权的帝国，而不是周朝那样一个松散的邦联。在战争期间，因为社会思潮以及其它各种原因而被迫分封的诸侯王们，是终究要进行铲除的，这就是刘邦对付韩信等人的最根本的原因，和韩信本人的才能、性格以及对刘邦的态度没多大关系。
伪游云梦之后，韩信被擒，削去兵权，带到长安，改封淮阴侯。淮阴侯是列侯，这其实已经把韩信的地位从诸侯降到臣子。所以《史记》记载，这时期韩信“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樊哙很崇拜韩信，有一次韩信去樊哙家串门，樊哙跪拜迎接，说“大王乃肯临臣”，韩信出门后，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如果不能理解韩信地位的变化，就不能理解他这句话。韩信此前是诸侯，是君，是和刘邦同一层级的，而樊哙是臣，但是现在，韩信居然沦落到和樊哙一个层次了，这怎不叫他感慨？史书中说他“笑曰”，不知道这个“笑”中，包含了几分悲凉，几分无奈，几分恐惧。
最后韩信据说和陈狶勾结造反，被吕后杀死在长乐宫中。两千年来，无数史学家为了韩信究竟有没有真的造反而争的面红耳赤。其实，我觉得韩信究竟有没有真的造反，根本无关紧要。试想以他的身份，他还能活下去吗？伪游云梦后他苟活数年，那是有刘邦惜他才能的成分存在，但吕后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对于吕后而言，杀韩信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事情。——所以，即使当时韩信是真的要造反，那又如何？不过是英雄走险冀偷生罢了。
韩信死后，刘邦回到长安，听到韩信死讯，《史记》用了五个字，说他“且喜且怜之”，我从来都认为，这五个字可谓刻画刘邦入骨，喜其死、怜其才，刘邦之态跃然而出。
如果说韩信有没有真的造反尚在两说，那彭越之无辜，《史记》明载，但刘邦和吕后就是要找茬杀他，这不是他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而是他身为诸侯，就天然和刘邦站在了敌对的位置上，要么被诬告造反而死，要么真的造反而死，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所以在韩信、彭越死后，英布看明白了，所以他就只有造反了。我前文在讲韩信时说了一句话，叫做“英雄走险冀偷生”，是不是很屌？逼格很高？其实这句话就是说英布的，是后人吊英布的一副对联，全联是：“刑而后王，当大地纷争，豪杰屈身聊建业；反原宜死，奈功臣尽戮，英雄走险冀偷生。”对英布，这副对联看得很透。
至于题主所说的其他人，具体问题我们来具体分析：
燕王臧荼，他是项羽分封的诸侯王，换言之他其实是项羽残余势力，本身与刘邦就并不兼容，打天下时，名义上投了汉，但事实上汉并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管制。所以双方是互相不信任，刘邦让他入朝，肯定是没有安着好心，他当然也不敢去，于是干脆反他娘的了吧。这个很正常。
利几，是项羽部将，也是项羽的残余势力，项羽败亡后，他投了汉，被封为列侯，但天下平定后肯定是要收拾他的，他臧荼一样，他的反是必然的。
韩王信、卢绾的造反，其实和韩信、彭越、英布一样，都是刘邦铲除异姓王的手段。匈奴围韩王信，韩信求救，而刘邦反而使人责让之，这摆明了就是借刀杀人的手段。至于卢绾，没当诸侯前那就是刘邦的小伙伴，当了诸侯那就刘邦的敌人，政治上的立场谁也没办法改变。臧荼之子臧衍对卢绾使者张胜的那段话，说得就非常透彻：“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卢绾虽然是刘邦发小，可一听这话，也立刻警醒，马上采用了臧衍的说词。——在政治面前，友情算个狗屁。
至于贯高谋杀刘邦，这是一个典型的分封制度下的思维。我前面说过，“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同样的，主君的主君不是我的主君。贯高的主君是谁？不是刘邦，而是张敖。张敖在刘邦面前受了羞辱，主辱则臣死，作为张敖的臣，贯高他们必须要洗刷这个耻辱，所以才有行刺的行为。因为刘邦并不是他们的主君，所以从道义上而言，是丝毫不违反道德的。反而因为他的行为太过壮烈，而得到了刘邦的赦免，并且“名闻天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思想。
陈豨的反，据《淮阴侯列传》说，是韩信启之，这段记载的真假，历朝历代无数学者争论过无数遍，反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过我总感到这货反的有点莫名其妙，论地位，他不是刘邦要对付的对象，论才干，史书记载很少，想来也就是中人之才，他凭什么要反？反正感觉这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顺便再说一句，有人说刘邦杀他们是为了铲除功臣，其实不是的。你看刘邦真正的功“臣”谁被杀了？萧何？张良？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周勃？王陵？一个都没有。杀掉的都是诸侯王，所以这是汉对诸侯的行动，不是刘邦对功臣的行动。倘若韩信不求封齐王，卢绾辞封燕王，想来他们都能得善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