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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在聊斋众多读者中是比较常见的，世间的误解也比较大（包括知乎这里）。问题看似简单，但牵涉的知识面较广（除了本书和聊斋文集的研究，还包括蒲学，及相关的王士禛和毕家）以及思考角度都比较多，所以我略作详细的答复（预计阅读时间8-10分钟）。
先说我的答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创作动力，并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并非仅源于“科举无望”！换句话说，《聊斋志异》一书的成因是多种因素构成的。
<hr/>首先，从时间维度上来看人与书的关系，并不支持这种说法。
蒲松龄一生的起讫日期是：1640年6月5日（明朝崇祯十三年）－1715年2月25日（清朝康熙五十四年），寿活76岁。
他科举生涯起讫日期是：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即他19岁初应童子试。当时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进学，受到当时做山东学政的文学家施闰章的奖誉。一直到1711年（清康熙五十年），时年72岁的他赴青州应考而为岁贡生，受知山东学政黄叔琳，最终结束了科举生涯。整个应试的周期是53年。
聊斋一书的写作时间，目前学术界虽还有一定争议，因涉及多次增删、修改和填补（和后来《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很类似），整个过程可以分三个阶段来看——
（1）开始创作的时间，是目前争议较多的。但基本的指向范围大概在：1664年—1669年，即康熙三年至康熙八年之间，也就是蒲松龄25岁至30岁之间这个年龄段，已经着手创作本书。
（2）撰写《聊斋自志》的时间——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当时40岁。对于这个富有“结集意味”的标志性成果，也存在部分看法争议。一般都认为“基本成书了”，不仅自己撰写了前言，更确定书名为《聊斋志异》，而且好友高珩为之作了序。但实际从书中迹象来看，只能算是“初步结集”的性质。
（3）最终成书时间，没有确切的具体节点。不过可以根据聊斋原书和其他资料来看，初步结集之后，他从40岁起开始在西铺村毕际有家设帐坐馆，后面其实还在不停地写作（这个从《马介甫》、《绛妃》等诸篇来看，证据很清晰）。所以，他是直至年逾花甲才渐渐辍笔（此为袁世硕教授的研究结论），之后不断做整理、抄写与誊清。
那么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至少可以看清两点：
（1）创作聊斋一书在蒲松龄中青年时期以及成婚后就开始了，也是在他正式参加科举考试之后；
（2）该书创作在“基本成型和初步结集”的时间之后，他仍在坚持科举之路。
这方面我建议您可以找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认为这本书在研究聊斋过程中“不可逾越”，就是袁世硕先生的名作——《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至少这本书对我完善对聊斋的认知影响很大（当然我不是仅读这一本，同时参详其他作者的书籍去验证了的），因为通过文本细读和众多旁证，都基本证明了袁教授观点的内在合理性。此书其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就是他对蒲松龄一生的行迹、交游、著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揭示出许多自路大荒先生结集后，不少后世罕知的事情。从而基本上搞清了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和若干情况。
关于蒲松龄一生的事迹，尽管我们已经可以勾勒出其崖略，知其大半生在舌耕笔耘中度过，古稀之年方才撤帐回家。然而这对于把握一位文学家的性格、情趣、人品、气质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的上编将蒲松龄一生交游，尤其是与《聊斋志异》创作有关的细节内情都一一揭示出来，于是，一位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作家形象站在了我们面前。可以说对蒲松龄有了一种更亲切、更直接、更具体的认识和了解，而与文学创作关系最为密切的正是作者身上这种个性使然在起很大的作用，由此对《聊斋志异》的创作研究，便能让大家进入一种细致入微的切身体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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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作品反映的本身来看，此说法难逃理解片面和结论武断。
我个人认为，“应该从作品出发去真正理解本书”——这一点对于思考聊斋的写作初始目的，十分关键！如果通读聊斋原文，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感受到，蒲松龄在运用文学表达手段与惯例的基础上，在微观、具体的语境中，阐释出他作为一代文学大家关注的社会多个层面，以及多元化的艺术创造理念。
诚然，蒲松龄一生饱受科场失败的打击，这些经历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和伤害，在刻画士人精神世界和描写科举的许多篇章中均有充分体现——如《叶生》、《司文郎》、《贾奉雉》和《王子安》等篇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者要么讽刺考官无能，要么感叹天命难违，要么让失意者死后得中以求一快，这其中无不饱含着他个人的某些经验和感受。特别对饱受科举之害的文人内心刻画，若没有切身的经历，无法达到那么逼真的效果。也正因有此，蒲松龄为了谋生，以及养活一家老小就不得不常年选择客居或者临时做幕宾。这种情况下导致精神上的寂寞，以及苦闷和愤怒的情绪是不难理解的。同时反映在小说的创作中，必然会呈现出一种“痴坐经时总是梦，念当局从来不肯输”的揶揄常态，并以文字为武器将一腔腹诽变为某种发“无端之踔厉”的甩闲话或有“酸葡萄心理”，甚至让读者常能感到“咬牙切齿”之感。
但如果您认真读过全书，并以整体性的视角来审视近500篇的文章，会发现科举题材虽然所涉较多，所占比例仅约为全书四分之一强。而占篇幅最多的主题，其实都是与爱情、生活相关的故事。而且不少篇故事更是纪实体（如《地震》、《瓜异》）、寓言体（如《狼三则》、《牧竖》、《骂鸭》）和叙事体（如《安期岛》、《查牙山洞》）等，书中反映更多的是清代民间的精神文化风貌，民俗风情和实事，乡间穷困生活；更有反映社会黑暗，揭露和抨击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残害人民罪行的。
所以，我认为应该这样理解：蒲松龄作为那个时代的底层文人，除了感受科举、官场和社会腐败的同时，更多的视角是“以人本-存在主义为内核”（呵呵当然那会没有这个词，是我加的），在一种强烈社会责任和正义感的驱使下，根据个人朴素的世界观、善恶观、佛道观、社会角色和经济地位的综合身份，去浓墨重彩地展现各类的题材，从而形成了《聊斋志异》一书艺术世界的瑰丽色彩。
而且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不仅感情细腻、忠于自我，更善于采用“神道设教”的手段。所以让自己经常沉浸在他的感觉和心灵世界中，予取予与，不受约束地倾泻自我的意欲、喜好和义愤，最终造就了聊斋艺术世界一方面温情泛滥，颇具菩萨心肠；一方面又激愤酷烈，有如投枪匕首的特殊复合面貌。比如看《促织》、《梦狼》、《考弊司》、《冤狱》、《公孙九娘》和《金和尚》等揭露性极强的作品；还有各种线索较多，涉及鬼怪、神仙江湖里的复杂情感的，比如《云萝公主》、《莲香》、《连琐》、《霍女》、《侠女》、《晚霞》、《彭海秋》、《锦瑟》等；还有，对于民间智慧和美德的欣赏和提倡，这方面佳作迭出，也是《聊斋志异》趣味性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如《劳山道士》、《姊妹易嫁》、《仙人岛》、《陈云栖》、《石清虚》、《胭脂》、《细柳》、《珊瑚》、《仇大娘》、《张诚》、《凤仙》、《小二》、《狐谐》、《素秋》、《红玉》、《王桂庵》和《寄生》以及《长亭》等篇。
所以，有人说《聊斋志异》与此前的六朝志怪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书中很多奇异的故事，都是蒲松龄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人生的多重感受、感悟，为了寄托不同寓意而虚构出来的，反映了《聊斋志异》志怪内涵的本质性的变化。 上述这话说的有一定道理（因书中不全是虚构和鬼狐题材，更有很多不涉鬼狐的人际间实事），我比较赞同。如您感兴趣可再去深度阅读与理解，以下部分是我的某些作答，仅供参考——
《聊斋志异》中有提携之恩吗？聊斋志异里有因为爱情改变性格的故事吗?*****************************
第三，从蒲松龄的写作意图去思考，应如何更好地去理解“孤愤”。
“孤愤”这个词是评价聊斋一书用的最多最滥的，同时，我想也正是“被误读”最多的。
它出自《聊斋自誌》中的一句：……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它本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的韩非所著的一个书篇名，被读书人常以引用。在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做《孤愤》。我个人觉得，这句话背后是一种不被世间俗人俗论理解的愤懑、孤寂的情绪和情感，所以后世以&#34;孤愤&#34;来形容某人因孤高嫉俗，而产生的愤慨之情。
而纵观蒲松龄的一生尽管满腹才华，博览群书，可惜在“科举道路”上偏偏命途多舛。不管是运气差还是越幅犯规等，总之是潦倒落魄，不得已以教授孩子为业，一边科考一边谋生。反正一生功名不遂，没有实现读书人出世做官，光宗耀祖的结果——这对于那个时代，他这样优秀的读书人，当然是不幸的！
但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作为明末清初的文学大家，尤其在后世被国内外誉为“中短篇小说集大成者”，他又是有幸的！因为放在历史长河里来看，他不仅在成就和影响上把同时代的众多知名文人墨客，官场达人甩出好几条街，更是赢得了世界文学史上的“生前身后名”（此点和世界很多优秀作家境遇类同）
虽然当初是为了生计，经常来往奔波于主家和客馆之间，既有代笔捉刀，也有兴之所至，其内心必然是非常复杂而矛盾的。内心有惭愧，有失落，且去路彷徨，我心无定，在这名利熏天的世间，我究竟能够留下什么呢。可是细读蒲松龄的众多作品（并不仅限于聊斋一书）中，我能够清楚看到，作为文学巨匠的他在心理上的充盈感，获得感，价值感。显然哪怕痴情在“神鬼狐妖”的世界里，其平生所恨的只是没有更多知己，至于成名与否，根本不会挂怀的……
这从后来他与众多高级文人和诗友，比如王渔阳、高珩、唐梦赉、张笃庆、济南朱氏的朱缃等，频繁交往和往来唱和频繁，便可知晓——这其中很多人是懂蒲松龄，更懂《聊斋志异》的写作目的，看到了它的非凡之处的！
下面这首诗是他抄录聊斋部分文章给王渔洋，而后者评点题识之后，让蒲松龄深感大恩，在第二年写成七律一首以表敬意。细读蒲松龄此诗，知心畅意等欣喜之情跃然纸上，以为资正，也从侧面可以对“孤愤的意义”做更全面的参详。
泉石栖迟五十年，临风我自笑华颠。文章近世无知己，几杖当时接大贤。望斗瞻山钦雅度，明刑弼教阐真诠。高官偏是宜名士，日下蜚声岂偶然。 也正因为有此，我想才有王渔阳后来绍介《聊斋志异》这本书时题写的那首名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下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因此，我想要理解蒲松龄的“孤愤”不能人云亦云，或者习惯性从字面去理解，而要多去体会他全书的作品，到底和这个词之间是否构成“内在的情-理-法-论之逻辑关系”。如果只是看到他面对科举无望的“孤”和“愤”，就以为他脑子里似乎只瞄着终生不第，没有人理解呢就剑走偏锋，瞅谁都不顺眼（你瞅啥啊？我瞅你咋地，不服我让鬼狐收了你，呵呵）；或者象不少读者（更包括某位著名传媒界的主持人）那样动辄就胡乱贴个标签：他就是一“意淫控”——
他的原话如下：从聊斋就能知道蒲松龄，他就是一“意淫控”。蒲松龄真是一个人才，他把所有的沮丧和不遇寄托在狐仙鬼怪上面，比如这里面狐仙的特点是莫名其妙的爱穷书生，穷书生是谁？穷书生就是蒲松龄自己。这样的故事，我用一个词，他有很大的“意淫”成份在里面，这是蒲松龄对自己生活、现状、仕途不满，对所有的都不满，于是心里面有比较失衡。当他失衡了之后就会说：凭什么他过的比我好？他看到一些很傻的事情就放在狐仙鬼怪里面说。 看到这种话，我会经常为曹雪芹这部红楼梦感到惋惜的地方。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里面其实有很多让人叹服的部分，尤其是那些反复细品清新隽永的词句。比如我印象深刻的：颦儿、绿蜡、沁芳、禄蠹、蘅芷清芬、杏帘在望、蕉下客、母蝗虫、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创造的深意词汇多了去了，包括“意淫”一词。但唯独意淫这个词后世乱用瞎用最多，而反映在这位性格有点矫情的主持人身上似乎更典型与突出！
看完他说的这段，不仅让我觉得此君很多时候不知天高地厚，这也就罢了，我真想问问他：到底是谁在意淫！是蒲松龄在意淫书中的女人，还是你在意淫他呢！！
我真是想当面质问一下这位主持人：如果按照你的逻辑，蒲松龄不过就因为自己是屡次落第的秀才，为了成全“老谁家那小谁”的读书人群体，没事坐到屋子里写这么一部书把世间生灵都来个“拉郎配”、“乱点鸳鸯谱”，甚或常常搞个“二女侍一夫”（小说情节当然有，某些文字和章节确有糟粕，但其书立意又何止于此呢）什么巴拉巴拉......那么近500篇小说构造的文学境界，直至流传至今，它300年来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何解释？！如果真是你说的这样，聊斋一书还能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成为世界名著？？到如今中国的《聊斋志异》外文译本的语种近30种，且被世界公认与法国的莫泊桑、俄罗斯的契可夫并列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这又怎么说得通呢？
——所以具备一定话语权的人如此的不负责任，简直岂有此理！这何止是根本没懂聊斋这书，把蒲松龄想得太小了，而是真荼毒了这本伟大的《聊斋志异》呢。
因为即便是《自誌》里写明了，也应做整体性的理解，同样是这篇文字，千万不要忘记作者开头这第一段，他为什么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为什么又说“情类黄州，喜人谈鬼”，其性已彰，其意自明——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 以下部分是我之前的相关作答，希望也能够帮助您理解——
蒲松龄是不是直男癌？【聊斋随笔】《聊斋志异》这部书妙在哪里？
蒲松龄的《聊斋自志》片段
第四，从旁证的角度来看，也并非如此言。
（1）从同时代的多位著名评家的结论来看
清代著名评点家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谓：“署清令阳湖张安溪曰：《聊斋》一书，善读之令人胆壮，不善读之态人人魔。予谓泥其事则魔，领其气则壮，识其文章之妙，窥其用意之微，得其性情之正，服其议论之公，此变化气质、淘成心术第一书也。&#34;
清人张元评价蒲松龄其人其文：“学者目不见先生，而但读其文章，耳其闻望，意其人必雄谈博辩，风义激昂，不可一世之士；及进而接乎其人，则恂恂然长者，听其言则讷讷如不出诸口，而窥其中则蕴藉深远，而皆可以取诸怀而被诸世。然而厄穷困顿，终老明经，独其文章意气，犹可以耀当时而垂后世。”
清代著名评点家但明伦，在评价聊斋开篇之《考城隍》说：一部大文章以此开宗明义，见宇宙间惟仁孝二字，生死难渝；正性命，质鬼神，端在乎此，舍是则无以为人矣。有心为善四句，自揭立言之本旨，即以明造物赏罚之大公。至有花有酒二语，亦自写其胸襟尔。
清代评家何守奇在“青柯亭本”末篇的《绛妃》中说：此书之旨，在于赏善罚淫；而托之空言，无亦惟是幻里花神，空中风檄耳。“约尽百馀级，始至颠头”，全书归宿，如是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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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经典的艺术理论来评价
这方面，我觉得理解《聊斋志异》（包括对京剧艺术，或莎翁的诗作等）都可以尝试运用“斯坦尼体系”思想阐述总结表演艺术方面规律，予以思考和体验——其精华在于体现出人的“天性”：真正的舞台不是在表演，而是在生活！
那么，对于聊斋书中的人物、主题也好，作为好的读者、知味的读者、高层次的读者也罢，要体会作者和作品，就要通过将“体验+方法+表现”这三派的方法论合而为一，同时必须懂得其人与时代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遵守社会、生活的逻辑和有机性的规律，在作品设定的情景中真诚地去感觉，去想，去把握，去融入。
所以，虽然本人对当今研究聊斋的著名学者之一的马瑞芳先生，其所研究的聊斋成果中不少结论、提法均存在较大分歧和意见。但她曾说的这段话我很赞同。分享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语吧——
我在想，在贫困中，在不得志中，在世人不理解乃至讽刺中，一文钱稿费没有，蒲松龄坚定不移写聊斋，只是因为热爱中华传统文化，只是因为热爱而且想发扬中国小说传统，只是为了实现文学理想，只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写聊斋，再苦，再累，再心焦，再心酸，蒲松龄忍受着，拼搏着。现在，隔了三个世纪，《聊斋志异》仍魅力不减，造福中华民族，风行全世界。 回复至此，希望解你及一众读者就此问之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