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文学角度看，曹操诗歌处于什么水平？

仅从文学角度看，曹操诗歌处于什么水平？

关于曹操诗歌下品的原因。
大概有以下三点
第一，钟嵘评得是五言诗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嵘今所录，止乎五言。

第二，钟嵘虽然反对彰显文采，反对形式主义，但自己在品评的时候也往往依文采为依据。

其源出於李陵。“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
其源出於《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备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其源出於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馀。
其源出於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叹其大才，信矣！
其源出於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词采葱菁，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以上皆是上品人物
其源出於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馀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
小谢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

第三，反对用典，但并不是推崇，提倡自然美，相反，他也认为要有雕琢。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专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那么曹操的诗歌呢？
曹操的五言诗出名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而且曹操的文章多为古直，尚有民歌痕迹，还没有过多雕琢的痕迹，文采也不甚华丽，自然位列下品。但位列下品也并不是对曹操贬低，钟嵘也发现了曹操诗歌的另外一特点——“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种悲凉的风格情绪贯穿于曹操的诗歌之中，钟嵘也是予以肯定。而且曹操诗歌后人在论时一般不言其文辞，多言其气韵雄厚。
并且关于文采的评价

明人许学夷虽对钟嵘《诗品》关于曹操的定品有疑议, 但他也认为“孟德《薤露》、《蒿里》, 是过于质野” (《诗源辩体》卷四) 。翻查后人对于曹操诗的评价, 毁誉虽然参半, 但最看重的并非其五言诗。

同时，曹操诗歌成就还在改写乐府诗，以时事入乐府旧题，并且我对之前的一个观点稍微修正一下，便是山水诗的问题。

古人山水之作，莫如康乐、宣城；盛唐王、孟、李、杜及王昌龄、刘眘虚、常建、卢象、陶翰、韦应物诸公，搜抉灵奥，可谓至矣。然总不如曹操‘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二语，此老殆不易及。

而到了明清，因为尚古，对气格的推崇反而更高，因而曹操的地位便又上升。
至于说是因为主席的？我只能说看看从古到今的诗论吧。

宋敖陶孙《诗评》言曹操诗：“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
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有句名论：“曹孟德诗，如摩云之雕，振翮捷起，排焱烟，指霄汉，其回翔扶摇，意取直上，不肯乍下，復高作起落之势。”
《古诗源》中言：“沉雄俊爽，时露霸气。”

但同时也有反对这种气论的，比如

清黄子云《野鸿诗的》也有奇见：“孟德虽思深而力厚，然乏中正和平之响，而徒有强梁跋扈之气。
清朱乾《乐府正义》评《气出唱》曰：“阴气不尽不成仙。今观魏武一生，甚处心积虑，皆阴气也。阴气不尽，而阳气绝矣。

曹操诗歌在品鉴时，多以古直悲凉，气韵雄厚为重要评价的点，而文学史贡献则体现在旧题新写，改造文章，文风质朴，同时对诗经出新。

吴乔《围炉诗话》坦言：“作四字诗，多受束于《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惟曹孟德耳。”称赞曹操作四言诗另辟蹊径，跳脱《诗经》束缚，开辟新路。
徐祯卿《谈艺录》:“韦仲、班、傅辈,四言诗馆缚不荡。曹公《短歌行》……工堪为则矣……缘不受《雅》、《颂》困耳。”
钟惺《韵诗序》:“夫《风》、《雅》后,四言法亡矣。然彼法中有两派:韦孟和,去《三百篇》近,而韦有韦之失;曹公壮,去《三百篇》远,而曹有曹之得。”
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卷七论曹操《短歌行》:“钟云:`四言至此,出脱《三百篇》殆尽。此其心手不粘带处。`青青子铃’二句,`哟哟鹿鸣’四句,全写《三百篇》,而毕竟一毫不似,其妙言。’”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
陈柞明《采寂堂古诗选》卷五:“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

并且对后世影响很大，建安风气，陈子昂受其影响自不必多说，亦有论者发现

如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提到： 《苦寒行》不过从军之作，而取境阔远，写景叙情，苍凉悲壮，用笔沉郁顿挫，比之《小雅》，更促数噍杀。后来杜公往往学之。大约武帝诗沉郁直朴，气真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寻其意绪，无不明白；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蟠；诵之令人满意。后惟杜公有之。可谓千古诗人第一之祖。

最后便以许学夷作结

许学夷《师源辨体》卷四云:“按嵘《诗品》以王处中品,曹公及睿居下品。今或推曹公而劣子桓兄弟者,盖钟嵘兼文质,而后人专气格也。”

以上。
<hr/>稍做补充

《章句》篇:“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
主张换韵
《诏策》篇:“魏武称作救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
《章表》篇:“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
《章句》篇:“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于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徐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主张写实事

别的不说，先反对一群仅仅以为看了几段《诗品》（或是甚至连原文都没看过）就认为了解诗品，以至于认为曹操放在下品还是高看的。
这里有一段《诗品序》的引文：

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 「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 「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 「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

我虽然语文水平可能不如某些大V，甚至可能某些民科的都可能秒杀我，不过，这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吧？“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这里的吟咏（对象为诗句，从前文与后例判断），在钟嵘的看法里，用典并不是值得称道的事情，甚至还说“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直接认为用典到最后就是对文的残害，在如此的状况下，居然还有人能认为钟嵘是贵古贱今，所以曹操才能勉强进入下品？然而，从钟嵘的论点，我们可以知道，对于写诗用典，不仅反对，甚至可以直接说是厌恶的，在如此的情况下，曹操的诗多有用典，能列入下品，也已经不错了。

此外，我不确定，以《诗品》作为论点总结曹操诗歌的那几位，特别是拿来认定“曹操放下品都算高看”的，还记不记得有一句话？

“嵘今所录，止乎五言。”——钟嵘《诗品序》

这里稍微补充说明一下吧，虽然钟嵘也说了他“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不过，实际上，从他对一些人物及诗作的评定依然可以知道，他的主要参照依据依然是五言诗，例如对于位于中品的曹丕：“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馀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在这里，钟嵘便是认定曹丕的五言诗“西北有浮云”写得比较好；袁宏则是“彦伯《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总而言之，这里品评的多半还是五言诗为主。

此外，补个“陶渊明为什么只算中品”的理由：“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用个现代化的说法来说，那就是他认为陶渊明有点“超纲”了，这大概是最大的扣分项吧？至于中品里孰优孰劣，其实钟嵘没有明言，但他显然也有认定同个品次里，依然有优劣存在，例如他就认为王粲“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馀”；除此之外，这三品也并非就是定论，“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也就是说，到了后代，如果重新排定，陶渊明可不可以提升到上品，曹操又会不会是中品？那都是可以让后人调整的。

曹操与建安诸文士之间的关系，其实限于各种原因，曹操不重视也不重用建安诸文士，诸文士志不得伸的不平之鸣，成为建安时期文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亦导致建安文学求效命之色彩严重。只能说客观上曹操统治了北方且坐拥汉帝，文士被迫聚集在他身边，实际上亲重文士是曹丕、曹植而非曹操，这是关于曹操“文坛领袖”地位的一个过度解读，当然这也和建国以后曹操风评改变密切相关。
古代长期来讲曹操文学形象其实多为擅长慷慨悲壮诗的一个知名诗人，有佳作傍身但成就不高，在建安文学中一流人物，但是远不如曹植曹丕蔡邕孔融等人，至于如果范围扩大到魏晋，更无法比肩阮籍、陶潜。
关于很多人提到的钟嵘《诗品》给曹操定下品的问题，诗品是“牛逼人”名单，能入选已经很难得，在一个陶潜小谢中品的名单里，曹操能入选主要是因为钟嵘非常厚古薄今，能入下品已经是超规格待遇了。
不过呢，曹操另辟蹊径在另一条路反而领跑，曹操对于文字狱的造诣则是全史留名的水平，给崔琰安排的文字狱应该是国史上最离谱的文字狱，没有之一。

古时，在《诗品》里把他和孙子曹睿同列为下品。
在他的乐府词中，有一部分古挫到连韵也不用，其内容有的铺排游仙而无玄意，有的装点儒术而失空泛。像这类作品，既非抒情，也不是写景，想是当时入清商俗乐的歌辞，以典重能入乐为主。而诗歌艺术却居于次要。

随着时代审美观的变迁，到了现代却被拔高了很多。近人刘永济则另辟蹊径，高度评价曹操，认为论文学成就曹操当为三曹之首：“唯列孟德于下品，以为劣于二子，则不免囿于重文轻质之见。实则武帝雄才雅量，远非二子所及。虽篇章无多，而情韵弥厚。悲而能壮，质而不野。无意于工，而自然谐美，犹有汉人遗风。此乃天机人力之分，非可同日而语也。”

钱穆先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读文选》中评《短歌行》：“次三四章共八句，乃武帝自述思贤若渴，故曰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今诸贤既集，故鼓瑟吹笙以喜乐之也……七章述诸贤良禽择木之意。八章述作者优贤礼士之心。读者试设身处地，若亲入魏武幕府，饮讌之次，听此乐歌，能无知己感激之意，怀恩图报之心乎？”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余秋雨则这样点评：曹操写的是宇宙人生，曹操这个就大多了。
因为诸葛亮的文章是君臣之情，曹操的诗歌是宇宙人生，格局不一样。君臣之情当然要把我们感动，但是曹操写的是宇宙人生，在这个面前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余秋雨认为虽然多数文史学家会把曹植排第一，他却认为应该是曹操第一、曹植第二、曹丕第三。“曹植固然构筑了一个美艳的精神别苑，而曹操的诗，则是礁石上的铜铸铁浇。”

说到底各个时代，各个文学评论家也只是放大了的个人好恶而已。

魏武风骨，当世无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