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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主要功绩一：唐朝统一天下的最大功臣，也是唐朝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白居易称：“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狄仁杰曾对武则天说“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魏征曾经在《群书治要》的序言里评价过唐太宗“化前王之所未化”、“行列圣之所不能行”。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对唐太宗与唐玄宗进行过对比。
曰：“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
“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于此矣。”[1]7486
白居易认为，唐太宗与唐玄宗的治绩，要超越“成康之治”与“文景之治”。太宗“拨天下之乱”，玄宗“致天下之肥”。所谓“拨乱”与“致肥”，可谓是“治世”与“盛世”的显著特征。
魏征曾经在《群书治要》的序言里，评价过唐太宗。称：【翰海龙庭之野。并为郡国。扶桑若木之域。咸袭缨冕。天地成平。外内褆福。】 《群书治要》序: 皇上以天纵之多才。运生知之睿思。性与道合。动妙几神。玄德潜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损己利物。行列圣之所不能行。翰海龙庭之野。并为郡国。扶桑若木之域。咸袭缨冕。天地成平。外内褆福。……
【北方异族的地域都归入了大唐的版图，远至海外的日本也都学习穿戴我朝的服饰。天下和平安宁，人民生活美满。】
然而我皇并不因此而有恃无恐，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态度谦恭温和，处处以尧舜为榜样，言行有依有据，完全考察古圣先王的常道而行事，不只在平静的水面上照看自己的容顔，更要从古圣先贤的教诲中得到治国的大道。……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唐纪二十二（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六九八年）：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数使人说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太后意未决。
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太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
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预知。”
仁杰曰：“王者为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
又劝太后召还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亦劝之。太后意稍寤。
他日，又谓仁杰曰：“朕梦大鹦鹉两翅皆折，何也？”
对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
将归属唐的周边地区视为中国一部分的观念，也出现在中亚、西亚人的著述中。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所撰《道里邦国志》记载通往东方的道里：怛罗斯、下拔塞干、俱兰、米尔奇、阿史不来、弩支卡特、大城萨里克、突骑施汗庭、纳瓦卡特、科帕勒、上拔塞干，又说“该城(指上拔塞干——引者注)为中国边界”。 (87)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所撰《税册》有同样的记载。(88)科帕勒即碎叶，上拔塞干位于热海(伊塞克湖)南岸。此线路上碎叶西还有千泉，俱兰也在碎叶西。唐灭苏禄余部后，玄宗册立阿史那昕为十姓可汗，于天宝元年派军护送他上任，行经碎叶俱兰城，可见俱兰是唐西部的军政据点之一。唐在西突厥五弩失毕阿悉吉、拔塞干部落中置有千泉、俱兰、颉利都督府。(89)《道里诸国志》所记上述路线均在西突厥五弩失毕部驻牧范围内，所以称上拔塞干为“中国边界”。说明在阿拉伯人的眼中，唐周边诸族地区进入唐统治体制即为政治共同体中国的一部分。
<hr/>《佛教汉文文献所见唐朝疆域变迁》，王义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
贞观二十年（646）以来唐北部疆域的变化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贞观二十二年六月，三藏法师对唐太宗说：“及陛下御图，一征斯殄，倾巢倒穴，无复孑遗。瀚海、燕然之域其入提封，单于弓骑之人俱充臣妾。”
“瀚海”，唐代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及今准噶尔盆地一带广大地区。
“燕然”，即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提封”是指封疆或疆域。
“单于”泛指当时的北方游牧诸部君长可汗。三藏法师所说瀚海、燕然入提封，单于之众为臣妾，是指贞观二十一年（647）以来唐北部疆域发生的变化。
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以后，漠北（蒙古高原）长期处于突厥统治之下。
贞观四年（630），突厥颉利可汗败亡，“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分别置定襄、云中都督府，以统领突厥降户。唐将突厥部众安置于以河套为中心的黄河以南地区，而漠北地区的则由薛延陀统治。
贞观十三年（639），唐册立阿史那思摩为突厥可汗，命其率突厥降户迁于黄河以北，为唐保塞。太宗告知薛延陀，薛延陀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疆土。虽然东突厥灭亡后，“斥土界至于大漠”，即原东突厥部分领地成为唐领土，然而其时唐北部疆域仍不过碛口。
由于薛延陀与唐冲突加剧，贞观二十年（646）八月，唐攻灭薛延陀，薛延陀统治的漠北铁勒诸部降唐。唐与游牧政权在博弈与较量中获胜，推动了北部疆域的变迁。
次年（647）正月，唐在铁勒诸部置府州。
置府六，回纥部置瀚海都督府，多滥葛部置燕然都督府，仆骨部置金微都督府，拔野古部置幽陵都督府，同罗部置龟林都督府，思结部置卢山都督府。置州七，浑部置皋兰州，斛萨部置高阙州，奚结部置鸡鹿州，阿跌部置鸡田州，契苾部置榆溪州，思结别部置蹛林州，白霫部置窴颜州。以各部首领为都督、刺史，颁发印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以貂皮充赋税。”
同时，唐置燕然都护府，统领铁勒六府、七州。贞观二十二年（648），又以结骨部置坚昆都督，隶燕然都护府。分瀚海都督府所统骨利干部为玄阙州，俱罗勃部置烛龙州。
对此，正史记载薛延陀灭亡后铁勒诸部，“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收其瀚海，尽入提封”。
李德裕追忆唐初回纥诸部内附时说：“曩者回鹘因延陀之乱，归心中国，太宗亲幸灵武。纳彼降人，置瀚海都督，列于内地。”以铁勒诸部所置府州同于唐内地府州。
唐公私文献以及三藏法师对铁勒诸部所在地属性变化的认识是一致的。
严耕望等人与谭其骧关于如何划定唐疆域版图，分歧点为羁縻州是否属于唐版图？唐人的认识直接回答了严耕望等人的疑问。唐代判定版图并非以正州或羁縻州为限，而是以政治归属来判定版图所至。今人判定唐疆域版图自然要根据唐人的疆域版图观念，而不是根据现代国家的疆域版图观念来确定唐疆域范围。
根据唐人的判断标准，羁縻州未脱离唐统治之时，即为唐版图，今人绘图将羁縻州列为唐版图是合理的。
然唐在漠北的统治并未止步铁勒诸部。贞观二十三年（649），唐灭同属突厥可汗阿史那氏的支系小可汗车鼻。永徽元年（650）安置其众于乌都鞬山，左厢部落置狼山州，右厢部落置浑河州，并隶燕然都护府。至此，“突厥尽为封疆之臣”，即漠北铁勒诸部与金山（阿尔泰山）以北的突厥部落尽入唐版图。燕然都护府初置于云中郡境内，唐高宗龙朔三年（663），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本部，统领铁勒诸部，更名瀚海都护府。旧瀚海都护府，移置云中古城，改名云中都护府。两都护府以碛为界，瀚海都护府主要统辖碛北铁勒诸府州，云中都护府统辖碛南突厥府州。总章二年（669），瀚海都护府更名安北都护府。垂拱三年（687），因漠北叛乱，安北都护府迁徙于甘州东北一千八百里的隋大同城镇（今额济纳河流域），以招抚流亡的铁勒部落。不久南迁于删丹县（今甘肃山丹县）南西安城，已有名无实。
自唐在铁勒诸部置府州以来，贞观二十一年至垂拱三年，四十年后，唐失漠北之地。三藏法师所说瀚海、燕然入提封，单于之众为臣妾，正是唐统治及于铁勒诸部、版图延伸至漠北高原初期的情形。
<hr/>《汉唐西域纪功碑考述》是朱玉麒教授西域石刻研究的首篇文章。从康熙年间用兵西域开始，远在边塞的汉碑唐刻被陆续发现，逐渐为世人熟知。乾隆朝以来，几乎每个远赴新疆翻越巴里坤天山达坂的文士，都会在他们的传世作品中留下有关“天山碑”（即《姜行本碑》）的记载。
《姜行本纪功碑》，又称唐碑或天山碑。刻于唐贞观十四年（640年）。该碑原位于天山北麓之松树塘附近，清雍正十一年（1733），将军查郎阿在辟修天山运道后，经数十折，将碑运至天山。民国20年（1931），天山庙为马仲英军焚毁，石碑弃于野。民国36年（1947），哈密专员李朗星将此碑移至老城中山堂，镶嵌在墙壁上。50年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将其运至乌鲁木齐，现收藏在自治区博物馆。
该碑记载了唐贞观十四年（640），高昌王荫文泰自立为王，与唐为敌，阻断交通，扣留过往使者。唐太宗李世民即命吏部尚书、上柱国、陈国公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薛万钧、姜行本为副总管，率领大军讨伐高昌。姜行本率部先出伊州，至今巴里坤松树塘，屯集粮草，置办战马，制作兵器和攻城器械，配合前方部队，保证军事胜利。
由于该碑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即“碑至神异，相戒不得拓，拓即立致风雪断行人。”加之新疆距内地路途遥远，所以清初该碑的拓片较少。民国时期，由于交通较为便捷以及迷信思想的破除，该碑拓片开始传入内地，虽然清初的拓片比较少，但清代金石类著述以及西北边疆史地著作无不涉及此碑，民国时期有几位大家对其进行过研究，如罗振玉先生在《雪堂金石文字跋尾》以及钱大昕先生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均对该碑文收录、跋尾。
战争的宣传是从纪功碑开始的。战争的胜利通过石刻的方式来庆祝纪念，在世界不同文明中都有表现。这种表现方式，与人们对金石坚固品质的敬仰相关，期望功勋寄托于不朽的石刻而永远流传。汉文化的石刻表现方式偏好文字的表述，并逐渐形成有固定形制的碑石，这便是古代石刻功能分类中最早出现的类别——纪功碑。
（清）董诰等纂修 《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二：
司马太贞
太贞，河内人，贞观十四年官瓜州司法参军。
纪功碑
昔匈奴殄灭，窦将军勒燕山之功；闽越泯清，马伏波树铜柱之迹。然则振英风於绝域，申壮节於殊方，莫不腾茂实於千载，播芳猷於万古者矣。（阙）
大唐德合二仪，道高五帝，握金镜以朝万国，调玉烛以驭兆民，济济衣冠，煌煌礼乐。车书顺轨，扶桑之表俱同；治化所沾，濛汜之乡咸暨。苑天山而池瀚海，内比户以静幽都，莫不解辫发於槀街，改左衽於夷陋。
高昌国者，乃是西汉屯田之壁，遗兵之所居，麴文泰即其苗裔也。往因晋室多难，群雄竞驰，中原乏主，边隅遂隔，间届我於射多拔王，磨局至吟，靡遗启政，自皇威远被，稽颡来庭，虽沐仁风，情怀首鼠。杜远方之职贡，阻重译之往来，肆豺狼之心，起蜂虿之毒。若德聚庶贼盛无已。圣上慜彼苍生，申兹吊伐，乃诏使持节光禄大夫吏部尚书上柱国、陈国公侯君集、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副总管左屯卫大将军上柱国、永安郡开国公薛万均、副总管左屯卫将军上柱国、通川县开国男姜行本等，爰整三军，张行天罚。但妖氛未殄，将军逞七纵之威；百雉作固，英奇申九攻之略。以通川公深谋间出，妙思纵横，命前军营造攻具，乃统沙州刺史上柱国望都县开国侯刘德敏、右监门中郎将上柱国淮安县开国公衡智锡、左屯卫中郎将、上柱国富阳县开国伯屈、左武候郎将李海崖、前开州刺史时德衡、右监门府长史王进威等，并率骁雄，鼓行而进。以贞观十四年五月十日，师次伊吾时罗漫山北登里绀所，未尽旬月，克成奇功。伐木则山林殚尽，叱咤则川谷荡薄，冲梯暂整，百橹冰碎，机会一发，千石云飞，墨翟之拒无施，公输之妙讵比？大总管运筹帷幄，继以中军，铁骑亘原野，金鼓动天地，高旗蔽日月，长戟彗云霓，自秦汉出师，未有如斯之盛也。班定远之通西域，故迹罕存；郑都护之灭车师，空闻前史，雄图世著，彼独何人？乃勒石纪功，传诸不朽。其词曰：
於赫大唐，受天明命。化济得成，功宁山境。荒服犹阻，夷居不定。乃拜将军，殄兹枭獍。谋六奇动思群雄逞力，阵开龙胜营（阙）庶星光旗明日色。扬旌塞表，振威西极。峨峨峻岭，眇眇平原。塞暝结，朝风昼昏。长纪洛雪，高树（阙）今据铭功赞德。
<hr/>唐朝平定高昌后，以其地设西州，并开始推行屯戍制度，
“贞观中，李靖破吐谷浑，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
唐朝在高昌城、交河城、天山县等地都设置了大量屯戍，如“天山军，开元中，置西州城内，管镇兵五千人，马五百匹”，天山军于开元中期置于西州城内，有镇兵5000人，有效促进了当地的屯田发展，呈现《唐六典》中所载“天山一屯”的兴盛局面。大量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也记载了西州镇戍、烽铺屯田的史实，
如《唐永徽六年（655）某月西州诸府主帅牒为请替番上事》提到因“即时种麦”“种麦时忙”而“请替番上”一事，体现了屯戍政策的落实；《武周天授二年（691）总纳诸色逋悬及屯收义纳粮帐》中记载了西州的屯田收入情况。
西州不仅屯田地域广，而且产量高、作物品种丰富，
大谷文书3786号《唐开元年代（c.724）西州屯营田收谷计会》中就有关于小麦、粟、青稞等作物的种植情况。西州屯戍活动起始时间早，经验相对丰富，管理制度较为完善，这些不仅为西州农业发展打下基础，而且为唐朝进一步经营天山廊道提供了物质基础。
《唐永淳元年（682）西州高昌县下太平乡符为百姓按户等贮粮事》载高昌县太平乡百姓“各贮一二年粮”，由官府亲自查验。永淳元年正值西域多事之秋，西突厥阿史那车薄反，安西都护杜怀宝战殁，四月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讨西突厥“师未行，行俭薨”，此时西州百姓依令屯田贮粮，为应对西域乱局提供后勤保障。
同时，唐朝在西域设立西州都督府，直接管理辖区内诸县行政事务。
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垂拱元年（685）西州都督府法曹下高昌县符为掩劫贼张爽等事》记载了法曹事下诸县及镇营、市司掩击捕拿盗贼张爽的事宜；
《唐开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记载了由于高昌县不能轻易决断修理堤堰，故向西州都督府户曹上牒请示的事情。
此外，东天山北麓也开始了大规模屯田。东天山北麓长期被游牧族群如匈奴、高车、柔然、突厥等占据，是其南侵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的基地。唐朝在天山北麓以庭州为中心开展屯田，伊吾、庭州、轮台等成为重要的屯田区，呈现“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的情形。《唐伊吾军上西庭支度使牒为申报应纳北庭粮米事》是目前较为完整记载东天山伊吾屯田收获的一件文书：
该文书详细记载了伊吾军屯田收获情况：伊吾军每年纳给北庭4000石粮，伊州仓197石，自留3646石。《册府元龟》所载“（开元）七年二月癸未，敕伊州岁贡年支米一万石宜停”，也体现了伊吾屯田的显著成效。开元年间，东天山北麓屯田规模大、范围广，“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其屯戍经验也为塔里木盆地开展大规模屯戍活动提供了范式，为唐朝经营中天山、西天山奠定了物质基础。
作者:张安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西域史、丝绸之路文化史。《天山廊道与唐朝治理西域研究》社会科学战线
<hr/>贞观十四年（640），唐朝征服西域腹地的高昌国，旋即改作西州（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这个举措的意义非同凡响，意味着唐朝将此地视作内地的正州而非羁縻州，也就是由朝廷派官直接控制。为什么将这个远在数千里之遥的西州置诸朝廷的直接掌控而非间接统治呢？证据表明，这里的汉人居多，自汉朝以来就是如此，他们与中原的同源使得唐朝设置直接机构进行管理不存在心理隔膜，但这只是一个表层原因，更本质的还是出自统治集团经营整体战略的考量。
唐朝设置西州之后的进一步举动就是再设军政兼理的安西都护府，它的管辖远远超过了州，加上随后的北庭都护府，它们监控的地盘包含了天山南北的广漠地带。考虑到当初用兵高昌并设置西州之时，魏徵等大臣曾批评朝廷舍近求远且劳民伤财，善于吸取教训且对魏徵尊敬有加的唐太宗，这次却置诸不顾，执意西进。显然，唐太宗及其支持者若没有国家经营的整体思路和方针政策的考量，是说不通的。因为用兵西域及其随后的控制管辖，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而它从那里获得的直接好处远远资不抵债，这就只有求诸王朝的经营盘局和整体的战略考量了。如此看来，西州就是唐廷以控制西域腹地战略据点进行考量的。西州的成功就意味着唐廷控制天山南北有了希望，它应该是这个战略布局的立脚点。正是在这种格局的安置下，将西域腹地与都城关中乃至整个内地连接在一起的这条“河西走廊”，它的地位就随之凸显出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事实：只要开拓进入西域腹地，将它纳入王朝控制的范围，河西走廊的联络和交通就不可或缺。这条连接的纽带，是中原内地与亚洲中心腹地这两大板块能够衔接在一起的助推力量，没有它，板块的各自分落就不可避免。为什么这样说呢？河西走廊的北端是蒙古高原的纵深之地，从这里西去直抵阿尔泰山系，这片区域历来是游牧势力活跃的场所，多沙碛戈壁，难以生存，更不易形成通路；河西走廊南部则是高耸入云的青藏高原之北缘，那里亦属人迹罕至之地，更无从轻易通过的道路，且为吐蕃所控制。这样看来，能够起到沟通东西且水草茂密、适合行进的通路，就只有这条走廊了。
吐蕃崛起后，向东北方向挺进，就是争夺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吐谷浑，它原本夹在唐与吐蕃之间，发挥着缓冲作用。吐蕃一旦兼并吐谷浑，就与唐朝关中西部直接对垒，这对唐廷构成了严重威胁。
向其西北方向开拓，是为了跨越今青海西北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直接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管辖的天山南北。
安西四镇是唐朝为控制西域腹地设置的军政机构，包括龟兹（治今新疆库车）、焉耆（治新疆今地西南）、于阗（治今新疆和田西南）和疏勒（治今新疆喀什）（中间续有变更），上由安西都护府兼统。这一广漠地带是周邻各种势力交互往还的必经之地，谁若是控制此地，谁就占有致胜之先机。
所以唐朝部署之后北方草原各势力、中亚西部如兴起的大食等，都相继投入力量介入其间，其中吐蕃表现得咄咄逼人。在唐蕃的相互角逐中，四镇多次易手，成为双方较量的筹码。对唐朝而言，能够起到保护或行使管辖四镇的有效作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调动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自身的兵力对抗吐蕃，然而它的规模有限，一旦起不到防护的作用，唐朝就从河西征兵开向西域。如高宗仪凤四年（679），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李庶匐率众侵逼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连合吐蕃，唐朝遣派重臣裴行俭前往征讨。裴提出以护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师为名“便宜从事”，最终将叛乱剪平。又如长寿元年（692），驻守河西武威的总管王孝杰受命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军攻击吐蕃，重新收复四镇，无论裴行俭还是王孝杰，他们进入西域完成预定的任务，都依托河西走廊提供的便利。
可见，唐朝若要保住西域腹地，除了在当地维系军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保持本土后方对西域的支撑，维持这一支撑的衔接就是河西走廊，也就是说，河西走廊起到了将内地与西域整合在一起的作用，这也是唐朝整个盘子成型的必备条件。
作者简介：李鸿宾，男，吉林长春人，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唐间丝绸之路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19ZDA261）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专题“‘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hr/>“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唐太宗遗诏。
唐太宗坚持“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怀柔原则，表现出对少数民族的信任，强调“不必猜忌异类”，“四夷可使如一家”，宣称“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
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这种“华夷一家”的思想使其受到各族的尊敬与拥戴，“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
中原皇帝兼有北方游牧民族“天可汗”称号，“增加了胡汉结合的时代特点”，表明唐王朝“在继承中原传统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了北方草原民族的政治文化”。励精图治与相对开明的民族政策，造就了唐代“四夷宾服”的辉煌盛世。
唐王朝的空前统一与繁荣促进了大一统政治下的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华夏认同，推动了“华夷”共同体的巩固与发展——正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大唐盛世。
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作者刘正寅，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
<hr/>论文。程喜霖：略论唐朝治理西域的战略思想与民族政策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发现李渊与突厥相结的“香火盟”事件，对李世民正确处理边州少数民族关系的深远影响，陈寅恪有言：
隋末中国北部群雄并起，悉奉突厥为大君，李渊一人岂能例外。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唐初最为实录，而其纪刘文静往突厥求援之本末，尚于高祖称臣一节隐讳不书。逮颉利败亡以后，太宗失言之余，史臣传录当时语言，始泄露此役之真相。然则隋末唐初之际，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也。但唐太宗仅十年之后，能以屈辱破残之中国一举而覆灭突厥者，固由唐室君臣之发奋自强，遂得臻此，实亦突厥本身之腐败及回纥之兴起二端有以致之也。[2]
又称：
太宗起兵太原，与突厥酋长结“香火盟”，谊同骨肉。若自突厥方面观之，则太宗亦是与突厥一部之酋长，所谓“特勤之类也。”此点寅恪于拙著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详证之。兹不赘论。[3]
从“香火盟”事件，唐太宗李世民悟出二条：其一，他看到雄踞大漠的突厥是大唐劲敌，因此，他于贞观元年（627）即帝位，以击败突厥解除北方边患为己任，他与群臣励精图治，国力渐盛。贞观四年（630）正月，令李靖统帅精兵讨伐突厥颉利可汗，二月，李靖灭其国，擒颉利可汗。三月，“上皇（李渊）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4]“太宗大悦，顾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突厥），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群臣皆称万岁。”[5]太宗以武力击败突厥，解除北疆的边患，北方大漠安宁。然“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6]，远徙西域西部金山地域游牧，成为与唐争夺西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二，李世民由“香火盟”萌发与突厥及其他少数民族“情同骨肉”，汉胡一家的战略思想。当贞观四年，李靖灭东突厥，擒颉利可汗，解除北方边患。《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三月戊辰条载：
四夷君长诣阙请上（太宗）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墨书赐西北（主要指西域）君长，皆称天可汗。
于此可见，李世民认识到，无论与突厥或战、或和或结盟，以武力解除边患之后，正确处理与突厥及诸少数民族的关系，施行“胡汉一家”的战略是大唐长治久安的重要国策。
由是观之，一代英主李世民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以唐廷为主导的胡汉一家亲、民族和谐的政策。诚如前揭陈寅恪文所言：自太原起兵，“与突厥酋长结‘香火盟’，谊同骨肉。若自突厥方面观之，则太宗亦是与突厥同一部之酋长，所谓‘特勤’之类也。”故太宗称为“天可汗”。《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
上（太宗）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知，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种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这是唐太宗与大臣讨论总结贞观之治（627～649）的成功经验：用人惟贤、惟才是举、纳谏和胡汉一家，和谐的民族政策为治国的基本国策，亦是贞观之治的基本内容。
如上所论，李世民在与突厥或战或和或结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处理边州诸少数民族关系的战略思想，而突厥于贞观四年远徙西域，这里是太宗及继承者处理与西突厥及西域诸胡民族关系的重要地域。从胡汉一家的总体战略派生出唐王朝治理西域的战略思想。
概而言之，唐王朝治理西域的战略原则是以建立完善的军防体系，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即轻骑兵和陌刀队组建的野战军，保障西域的安全和稳定，以唐王朝为主导。太宗称为天可汗，视胡汉一家，采取“厚德载物”、以和为贵、“宽柔以教”、宽容而致和谐、胡汉合治的原则处理与西域突厥及诸胡的关系，由此产生唐治理西域的民族政策。
和唐武宗联手创造“会昌中兴”的唐朝宰相李德裕，曾写下《与纥扢斯可汗书》:“我太宗文皇帝圣德高于百王，英才轶于千古，内定诸夏，外服百蛮，贞观四年，西北蕃君长诣阙顿颡，请上尊号为天可汗。是后降玺书西北蕃君长，皆称皇帝为天可汗，临统四夷，实自兹始。”
“我朝（唐朝）太宗皇帝的圣德功绩高出历代帝王，丰功伟绩彪炳史册，李世民内部统一全国，外部征服百蛮（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包括唐帝国西部北部地区在内的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首领来到长安，他们都服从李世民的领导，给李世民上尊号‘天可汗’。后来的唐王朝西部和北部地区国家和少数民族首领，都称唐朝皇帝为天可汗，唐朝成为周边四方国家民族的领导者，就从天可汗开始的。”
在政治上，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可汗（国王）的登基，必须经过唐朝皇帝（天可汗）的下诏册封。比如，回纥汗国有13位国王，其中有12位国王接受了“天可汗”（唐朝皇帝）的册封。
而没有接受册封擅自登基的可汗（国王）是“非法”的，唐帝国不予承认。比如，在公元648年，一个叫做乌纥的回纥人杀掉了自己的叔叔可汗吐迷度，自己当国王。这种杀叔篡位的举动自然引起李世民的厌恶。唐帝国迅速派人杀掉乌纥，让吐迷度的儿子婆闰成为新一代回纥汗国的新一代可汗。
<hr/>唐灭东突厥后，把一部分突厥人南迁，从事农牧生产，在原来突厥的地盘上，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府，任命原突厥贵族为州府长官，对突厥部众进行管理。贞观中期，唐还扶持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为突厥可汗，名义上保留突厥汗国的地位。唐政府的用意，一是想妥善处理好突厥的部众问题，另一方面也想利用这些羁縻州府把唐和强大起来的薛延陀隔开，使薛延陀不能直接攻击中原。唐太宗曾赐夷男玺书，告诫他说：“我策尔延陀日月在前，今突厥居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尔在碛北，突厥居碛南，各守土境，镇抚部落，若其逾越，故相抄掠，我即将兵各问其罪。”（《旧唐书·突厥传》）但是，薛延陀是一个反复无常的部族，本性好侵掠，时常抄掠唐的北方边州，唐太宗求文治，起初没有对其大规模用兵。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幸洛阳，准备到泰山去封禅。消息传到薛延陀夷男那里，他认为这正是入寇的最佳时机，对部众说：“天子封泰山，士马皆从，边境必虚，我以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于是“命其子大度设发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等兵二十万，度漠南，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资治通鉴》卷196）。
真珠毗伽可汗屯军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唐羁縻州府纷纷战败，退入长城，遣使告急。唐太宗立即组织五路兵马前去征讨。据《资治通鉴》卷196、两《唐书》等史料记载，唐的五路兵马分别为：营州都督张俭率部从营州出发；兵部尚书李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将兵六万，北上抗击；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将兵一万七千，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将兵四万，骑五千，，屯灵武；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从西面进攻。五路兵马出征，唐太宗告诫他们：“薛延陀负其强盛，逾漠而南，行数千里，马已疲惫。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备，急击之，思摩退入长城，又不速退，吾已敕思摩烧寇秋草，彼粮糗日尽，野无所获。顷侦者来，云其马啮林木枝皮略尽。卿等当与思摩共为犄角，不须速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破之必矣。”（《资治通鉴》卷196）。五将出征，差不多都按照唐太宗的部署，或拥兵徐进，或按兵坚城。惟李勣一路，距敌较近，李勣又极会用兵，挺兵奋进。唐军势大，尘埃涨天，薛延陀先锋将大度设惧，沿赤柯泺北撤。李勣抛下步兵，选麾下及突厥精骑六千从小道追击，逾白道川，追及于青山，败薛延陀于诺真水，斩首三千余级，俘虏五万人。唐军诺真水大捷后，薛延陀退回漠北，“值大雪，人畜冻死者什八九”（《资治通鉴》卷196）。
贞观十九年，薛延陀多弥可汗对内残暴统治，又不听唐中央的劝告，唐先以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将所部，分道并进，很快战败薛延陀，杀多弥可汗，立真珠毗伽可汗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立，敕勒九姓不服。太宗恐咄摩支终成北方大患，乃令李勣到前线统一指挥。李勣到敕勒九姓部，招九姓健壮，屯乌德建山。薛延陀梯真达官率众归降。咄摩支南奔荒谷，李勣遣大将萧嗣业前往招慰，咄摩支降。其部落犹阴持两端，李勣大怒，纵蕃兵进击，斩首五千级，俘虏三万余口。
贞观二十年七月，咄摩支至京师，拜为右武卫大将军，薛延陀遂灭。
三：带来了老百姓渴望已久的和平，在隋末的废墟上重新构建稳定的秩序，点燃文明的圣火。
这并非虚言，且看古代战争中，如宋辽金时期的人们，如何评价初唐名将李勣呢？
先讲历史背景：蒙古入侵造成的巨大破坏和牺牲，从贞祐南渡起，就进入了金朝文人的视野。如赵元的《邻妇哭》满含血泪：
“ 邻妇哭，哭声苦，一家十口今存五。我亲问之亡者谁，儿郎被杀夫遭虏。邻妇哭，哭声哀，儿郎未埋夫未回。烧残破屋不暇葺，田畴失锄多草莱。邻妇哭，哭不停，应当门户无余丁。追胥夜至星火急，并州运米云中行。 ”
（张静：《中州集校注》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373页。）
赵元继承乐府诗的传统，即事名篇，表现民生苦难。十口之家，只剩下一半老弱妇幼，房屋残破，田园荒芜，即便如此还要面对胥吏夜晚上门逼租，要求上交粮食支援云中(今山西大同)前线。
贞祐二年(1214)，赵元已经失明，向南逃亡时途经刚遭遇屠城的忻州，得知当地幸存的百姓正在维修残破的城墙，有感而作《修城去》，真实地记录了“百姓哀叹”，
“倾城十万口，屠灭无移时。敌兵出境已逾月，风吹未干城下血。百死之余能几人，鞭背驱行补城缺。修城去，相对泣，一身赴役家无食。城根运土到城头，补城残缺终何益。君不见得一李勣贤长城，莫道世间无李勣”
(张静：《中州集校注》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383页。)。
忻州屠城，十余万百姓遇难，修补城墙也无法抵挡敌人。幸存者怀念唐代名将李勣，他曾镇守并州十六年，边境安宁，唐太宗称他的作用远胜于长城，但世间已无李勣这样的将领。
结句表面上与唐朝边塞诗人高适《燕歌行》“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同构，差别在于，高诗写战士，赵诗写平民。
参考文献：《金代战争与文学》.社会科学战线. 2021,(06).作者：胡传志，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安徽 芜湖 241002）。
四：让粮价稳定下来，老百姓能吃得起饭。
隋朝大业七年(611)，山东、河北一带斗米数百钱，到隋义宁元年(616)，洛阳由于处于战乱中，斗米3 000钱。湖北一带米斛万钱，即1斗米1000钱。
武德初年，长安的谷价一直居高不下，因为谷价高的缘故，下令禁止关中屠酤。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贞观初年，两《唐书》和《通鉴》都记载其时斗米值匹绢，《贞观政要》更指出尤其是在关中、河东、河南和陇右等地区米价居高不下。
（《贞观政要》卷6，贞观十一年(637)马周上疏，提到贞观初是1斗粟值1匹绢(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9页。)，但其余的两《唐书》、《通鉴》、《唐会要》及《贞观政要》卷1的记载都是1斗米。）
从贞观三、四(629-630)年开始，米价忽然开始下降，全汉昇（《唐代物价的变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上海，1947)，第101—148页。）指出从此时到高宗麟德三年(666)，一共38年的时间物价下落并保持稳定。
贞观三年(629)，米斗3、4钱。(《新唐书》卷51《食货一》)
贞观四年(630)，米斗4、5钱。(同上)一说米斗3钱。(《新唐书》卷97《魏征传》)一说米斗不过3、4钱。(《通鉴》卷193)
贞观五、六年(631、632)以后至十一年(637)，1匹绢得十余石粟，即1斗粟相当于2/5尺的绢。(《旧唐书》卷74《马周传》)
贞观八、九年(634、635)以后，米斗4、5钱。(《通典》卷7)
贞观十五年(641)，米斗2钱。(同上)长安斗粟3、4钱。(《通鉴》卷169)（本年的米粟价格有点问题，粟一般不会高过米价，如果是首都，更加不会有这样的事。但是如果把米斗2钱当作是本年出现的最低价格则有可能。）
永徽五年(654)，洛阳粟米斗2·5钱，秔米斗11钱。(《通鉴》卷199)
麟德二年(665)，米斗5钱，麰麦(大小麦)不列市。(《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
麟德三年(666)，米斗5钱。(《通典》卷7)
大致上这38年间，1斗米的价格最低2钱，最高5钱，大体上在3、4钱左右，米价极低而且稳定；同时的绢价，如果以贞观十五年长安的粟价计算，1匹绢等于10余石粟，则1匹绢大约要三四百钱，或者更多。这是相当高的价格。只是贞观初年的匹绢斗米缺少具体的价格数字，难以判断出这种米价的下落究竟是和绢价的上升同时，还是绢价维持一定，只有米价下跌。
当时的物价水平虽然记录中以关中居多，但是据《贞观政要》的记载，“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则这样丰富的物质供给应该是相当普遍的。
从乾封三年(666)到开元元年(713)物价始终维持相当高的水准。
乾封元年(666)米帛涨价。(《旧唐书》卷48《食货志》)
咸亨元年(670)八月，谷贵，禁酒。(《新唐书》卷3《高宗纪》)
仪凤四年(679)夏米粟价格上涨。(《旧唐书》卷48《食货上》，《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
永隆二年(681)雍州，米价上涨。(《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
永淳元年(682)四月，关中米斗300。五月，米斗400。(《通鉴》卷203)六月，长安米斗220文。(《旧唐书》卷《五行志》)
神龙元年(705)夏，谷价上涨。(《新唐书》卷109《宗楚客传》)
神龙二年(706)长安谷贵。(《旧唐书》卷93《张仁愿传》)
景龙元年(707)谷贵。(《通鉴》卷208)
景龙三年(709)关中米斗百钱。(《通鉴》卷209)
先天元年(712)长安物价上涨。(《册府元龟》卷501)
先天二年(713)物价上涨。(《旧唐书》卷99《严挺之传》)
这一时期米价最高点是在高宗永淳元年，1斗米400钱，中宗睿宗时期米价最高为100钱。比起贞观、永徽时是增长了几十倍。
开元年间，物价又开始回落。
开元十三年(725)，山东米斗13钱，青、齐谷斗5钱。长安、洛阳米斗不足20钱，面32钱，1匹绢210钱。“自后天下无贵物”。(《通典》卷7)
洛阳米斗10钱，青、齐米斗5钱。(《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
洛阳米斗15钱；青、齐米斗5钱，粟3钱。(《通鉴》卷212)
开元二十八年(740)，长安、洛阳1斛米不满200，即米斗不到20钱；1匹绢同样不满200。(《通鉴》卷214)
长安米斛不满200。(《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
天宝五载(746)，米斗13钱，青、齐间3钱；1匹绢200钱。(《新唐书》卷51《食货一》)
按照以上记载，则开天时米价每斗不超过20钱，绢每匹不超过210钱，大多时候在200钱左右，整个玄宗时期物价都相当稳定，山东一带的米价最低，差不多在每斗5钱左右，长安、洛阳则在10余钱上下，绢价很稳定。
唐代的币制改革从武德四年就开始了，到贞观三年时已有8年，何况唐代尤其是北方，以绢为货币交易根本就是十分普遍的事，对于钱币的依赖恐怕不如想象中的大。
五：改革兵制，在长达几十年内，让唐军战斗力基本维持了较高的水准。
孟彦弘:唐初的兵制
唐初平定直接威胁关中的陇右薛氏，关中形势基本稳定后，武德二年(619)七月，李唐对军队进行了初步整顿。攻下长安时，即以太原的元从义军三万人设置了禁军， 此时又将元从义军以外的关中军队分作两部分，一小部分归秦王府统领，绝大部分则分作十二军，驻屯于关中的十二道。十二军的军事组织和编制采用了府兵制的组织形式，军下设骠骑、车骑府以统兵。
这时的十二军是否即已兵民合一呢?《新书·兵志》记载军下有坊，坊主有检查户口、劝课农桑之责，《通典》、《会要》亦载各军将有督察耕战之事。谷霁光认为这是“军事初定后又使一部分军队转入耕战兼顾，并逐渐地著，粗具府兵之雏形”。但是，《置十二军诏》说得很清楚：“今虽关塞宁谧，荒裔肃清，伊洛犹芜，江湖尚梗。役军未息，戎马载驰，武备之方，尤宜精练。所以备因部校，序其统属。”《会要》、《通典》也说，高祖以天下未定，举关中之众以定四方，乃置十二军。武德六年，天下初定，罢十二军。八年，因突厥寇掠，复置十二军。可见，武德二年的初置、八年的复置十二军，都是军事形势紧张的结果，是为了便于大规模的用兵，而不是由军事形势缓和所致。相反，武德六年取消十二军，乃是由于刘黑闼被平定，全国形势已基本稳定之故。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作为关中主力部队的十二军不可能是兵民合一的预备兵制。十二军分屯十二道，也不是军队之地著，充其量不过是属屯防区性质，一旦战事需要，则予以调防。比如，按十二军驻屯规定，泾州道是天纪军，宜州道是天节军，但罗艺在任天节军将时，便率本军镇守泾州。据《通鑑》所载，罗艺是武德六年二月入朝，八年五月复置十二军，六月丙子出屯华亭县。该县原属安定郡(泾州)，义宁二年(618)虽分置陇州，但此地一定属天纪军屯辖区。贞观元年(627)正月辛丑罗艺据泾州反。他率兵屯驻此地长达一年半，这也可以佐证武德八年恢复的十二军并非兵民合一的预备兵，因为这一兵制不利于长期屯防。况且，如果武德二年设置的十二军就是兵民合一之制，那还有什么必要在武德六年形势基本稳定后取消它呢?!而事实上，贞观以后所实行的兵制正是兵民合一之制。
如果此时的十二军是职业兵，为何还设有坊主以检查户口、劝课农桑呢?谷霁光认为驻屯部队中包括有军户， 唐长孺也认为这一情况说明“此十二军者正西魏北周十二大将军之遗意也”。但西魏北周的府兵前后也有变化，虽然北魏初年在其部落制影响下的军士具有的特殊地位到北魏后期已一落千丈，但经过魏末的镇兵起事，他们又成为拥有特殊社会地位的军人集团，并拥有依附民户。经过整顿，在大统十六年(550)以后，府兵体系得以确立，其兵民分籍则是沿自魏晋以来的士家制度，——这既可以养兵，又可保护其既得利益。但在与东魏、北齐的长年征战中，府兵伤亡惨重，不得不在北周武帝时大事扩充，一般百姓亦须入伍，且在部队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大，这些新入伍的士兵不再拥有依附民户，此后的兵民分籍的目的更明确地体现在通过世袭为兵而保证兵源。隋文帝在兵民合籍的诏书中所说的“魏末丧乱，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指的就是军队扩充、不再有依附民户之后的情况，说明已不能再检查户口、劝课农桑了，而军人自己在当时也根本不可能有馀暇兼顾耕作。所以，坊主劝课农桑之事仅存在于北周武帝未大规模扩充军队之前的几十年中。至于在隋末各地起事时，兵民合籍实施已近三十年，李渊父子的军队也大多是“诸起义以相属与降群盗”，他们既不可能有依附户，军士本人又都处在戎马倥偬之际而根本无暇耕种。所以关于十二军下坊主“劝课农桑”、“督察耕战”不过是后人照抄前代的官样文章或理想之制，正如《宋刑统》中有均田制的规定一样，不足为据。
上述是关中的军制。在其它地区，对那些降附者，则就地安置，割州县以宠禄之；在边要之地则设总管府以统数州之兵，武德七年改名为都督府。这是屯驻部队。在打仗时，则设立元帅、行台尚书省、行军总管以指挥军队。十二军下辖骠骑、车骑府，这些军府及十二军与十二卫的关系怎样呢?有关的史籍中没有对武德年间的这一制度作详细的记载，只有在一些墓志所涉及的官衔上透露出一些情况。《乙速孤墓志》称“父晟，皇朝上开府右武侯右廿府左车骑将军，转骠骑将军”，《罗君副墓志》称他在唐初曾“授左勋卫四府中郎将，又转右卫右翊卫一府中郎将”，《李楚才墓志》称他“义宁二年授车骑将军，累加开府。武德五年迁右卫二十四府右车骑将军，仍于邛州镇守……六年转仲山府左列”。从这三方墓志可以看出，第一，军府以数字表示，与后来以地名表示者不同；第二，武德六年取消十二军后，才以地名表示军府，但李楚才的官衔虽是仲山府左列， 镇守地却在邛州。仲山府在关内道，邛州则远在剑南，从墓志下文称“南州旧俗淫”以及武德七年用兵等事来看，其镇守地确在巴蜀。可见其镇守地与官衔所系完全是两回事。此前之某府某卫也同样仅是官衔而已，并不表示军府与中央诸卫存在着事实上的统属关系。
进一步整顿兵制，以府隶卫、兵民合一则是在贞观初。
武德年间，关中的部队与关中以外的部队在统属上并不一致，后者大多属权置，所谓“隋末丧乱，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唐兴，相帅来归，上皇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便是指的这种情况；有鉴于此，贞观元年二月，下令并省州县，取消了许多这样的州县；对其所属之兵众虽未明言，但不久(当年四月)中央即“发诸道简点使”到各地拣点府兵。可知在并省州县的同时，也对其所统兵众进行了彻底改编，其具体办法就是将他们纳入府兵统领的系统中。在这次整顿中，还将兵制恢复成了隋代亦民亦兵之制。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将军府归于中央十二卫、军人由职业兵变为亦兵亦民之预备兵，是在贞观元年二月至四月的这次整顿中完成的。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以地名府而隶于诸卫的材料也是在贞观二年。《许洛仁碑》云：“贞观二年除右卫原城府统军。”《李汪墓志》称：“贞观二年授右武卫九嵕府别将。”这两个实例都是在兵制调整后的第二年，且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以地名府而隶于诸卫的情况，可见绝非偶然。贞观十年，又将统军、别将改为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军府统名为折冲府。
经过贞观初年的整顿，全国兵制统一成为亦兵亦民、隶于诸卫的预备兵制，其常备兵则是中央的宿卫军和镇戍防人。宿卫军是由部分折冲府轮番派来的府兵组成，约有七、八万人；防人则是驻守于边要之地的军事力量，并以驻屯人数的多少不等而有镇、戍之别，共有七万多人，由府兵和百姓充，但可能优先拣点府兵。此外，在战时要临时以府兵制的组织体制组建行军，战事结束即予解散。府兵是行军中的中坚力量，但在数量上却以召募的百姓(即兵募)为多，这从《文苑英华》所收《露布》中即可看出。折冲府由中央诸卫统辖，上番宿卫之府兵也由诸卫统领；战时行军则由中央临时命人以行军总管、大总管、元帅等名义统领；镇戍即由都督府统领。都督府由总管府变化而来，武德元年，以“天下未定，凡边要之州皆置总管府以统数州之兵”，具有军区的性质。在贞观初，唐太宗整顿兵制时，虽然将各地武装力量归入了府兵系列，但边要之地客观上又需要防守，于是将由总管府改称的都督府也进行了调整。其所统之众由军队改为防人，按规定，防人是负担军事任务的“役”而不是“兵”，但它起的是常备兵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防人是府兵系统之外的军事系统。镇戍并非每州都有，每一镇戍的防人又都有限，这就要求加以相对的集中，都督府就是在此情况下被保留了下来。所谓都督府统州，便是指统领所属州的镇戍，即《新书·百官志》所称“都督掌督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禀，总判府事”。当然也有个别镇戍属州统领，《唐律疏议》诸监临官司条疏议曰：“其有府及镇戍隶州者，亦为统属之限。”可知折冲府、镇戍隶属于州乃是特例，通例则是折冲府隶属于诸卫，镇戍隶属于都督府。但为什么《旧书·职官志》《大唐六典》将都督府、州的职掌一并叙述，表示其间并无不同呢?我以为在撰成《大唐六典》的开元末年(738)，防人的作用已逐渐为镇兵和团结兵所取代，都督府和州的区别已不明瞭，《旧书·职官志》取材于《大唐六典》，故亦如此。而《新书》多方综合，故可辨析其异。另外，唐初的两件史实也可证明都督府不同于州。第一，贞观元年二月合并州县，调整行政区划时，如二者无实质不同，则必会合二为一；其二，从都督府的分布来看，边疆地区一概置府，并大抵两层环绕，内地军事重地亦置之，且与《新书·地理志》所载之镇戍分布大体吻合，说明它不同于州而具有军事意义。
总之，武德年间的府兵是职业兵，太宗贞观元年整顿兵制后才变为预备兵。在亦兵亦民的府兵制状态下，唐之常备兵共有十四、五万，其中一半宿卫京师，一半驻屯于边要之地。
二 边地屯兵及其统领体系的变化
李唐在统一中原后，对周边进行了一系列的征服战争。在这个过程中，贞观十四年灭高昌后设置的安西都护府是唐廷设置的第一个都护府。据《旧书·职官志三》都护府条，“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可知它是为控制诸蕃而设立的。但是，在此之前的贞观四年，唐破北突厥后并未设置；而在此之后的贞观十八年、廿一年，两次用兵高丽后，也没有设置。这说明都护府并不仅仅是一个抚慰周边少数民族的机构，而且还另有其特别的意义。
灭高昌设立都护府的同时，还设兵千馀镇守其地，且归安西都护府统领。它既是都护府设立的最早记载，又是唐在用兵后留兵镇守的最早的明确记载，二者相合，绝非偶然。这说明在某地设立都护府就意味着在该地设兵镇守。所以，在设都护府后的贞观后期，任都护期限最长的郭孝恪，曾先后两次率兵西征焉耆、龟兹，可见其实力和作用。另外，从此后都护府设置的背景及其作用上，也可以证实这一看法。
唐对周边第一次大规模用兵，是贞观四年击溃北突厥，但唐并未在当地设都护府，而仅以其降附部落设羁縻都督府和州。
六：奠定唐朝监察制度
唐朝中央向各地全面遣使巡察，始于贞观八年。《资治通鉴》载：唐太宗“乃命（李）靖与太常卿萧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年，赈穷乏，起久淹，俾使者所至，如朕亲睹’”。
李靖、萧瑀等人作为黜陟大使，代表皇帝考察地方官吏、了解民间疾苦、礼敬长者、赈济贫困、观省风俗。其职权范围不仅包括对地方官员的监察，而且要考察各地实况，为中央治理地方提供有效信息。
此后，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欲“遣十七道巡察”；贞观二十年，派“二十二人巡察四方”。
可见，唐朝逐渐以道为单位派使监察地方，其目的在于加强对地方官员履职情况的掌握，保证政令在地方有效落实。贞观元年划定天下为十道，其后黜陟大使以道为单位分行天下，遣使人数却并不限于十人。巡察时划分的道，应是以贞观元年划定的十道为基础而临时增加的，道与巡察的使职已关联在一起。
唐朝行政体系在制度形式的设计上整齐划一，在地方治理上体现为州县二级制的地方行政制度，在职官设置上体现为官员按照《职员令》和《官品令》等各司其职。然而，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地方管理不得不考虑社会运行中的各种要素，需要突破整齐划一的制度形式。由此，产生了独立于地方层级系统的“道”和灵活处理专项事务的“使职”。道与使职均不属于律令官制的范畴，却能突破固有制度的藩篱，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务关系中面临的新问题，形成了“制度之外”的制度，唐王朝的制度灵活性得到充分发挥。国家以道为单位派遣使职，虽然各道与使职不一定完全对应，但独立于律令官制系统的“使职”与超然于地方层级系统的“道”相结合，保持了监察在地方治理中的独立性。
贞观二十年，中央派使的主要任务是“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这意味着中央逐渐重视监察地方官员，表明唐朝建立了按道派使的监察模式，地方治理制度日趋完善。
贞观以后，唐朝对道制不断进行调整。唐高宗时期增加为十三道，武则天恢复为十道，唐睿宗景云年间又改为十三道。
至开元二十一年（733），唐朝划定天下为十五道：京畿道、都畿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陇右道、河西道、剑南道和岭南道。次年，又增置了黔中道。贞观时期的道属于地理区划，而开元时期的道已经成为监察区划，每道常设采访处置使，负责“检察非法”。开元道制实际上建立起了直贯基层的监察体系，这就能有效监督地方落实政令，突破行政阻滞。安史之乱后，唐朝增设大量节度使，节度使辖区亦称“道”。节度使又兼领采访处置使，监察道与节度使道逐渐合二为一，成为州之上的政区。
简言之，从贞观到开元，道从地理区划成为监察区划，反映了唐朝政府不断根据治理情况调整、完善国家制度，试图建立起从中央直达基层的政令传播渠道。依托于交通线而划定的贞观十道成为信息传递的空间载体，唐朝以此为基础，通过派使的方式推进政令落实。开元时期建立的以道制为核心的监察体系，进一步完善了地方治理体系，为政令统一提供了制度保障。
七：奠定唐朝法律制度。
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指出：“在当时（公元7世纪）世界上，达到像唐律（及律疏）这样发达程度的法典一部也没有。即使被称为中世纪西欧划时代法典的《加洛林纳法典》，也不仅比唐律晚了九百年，发达的程度也大不如。甚至19世纪西欧的刑法典，与其相比也未必增色多少。”唐律是我国古代社会鼎盛时期的产物，也是法典趋于成熟的标志。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司法实践层面上，唐律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法系之杰出代表，其所展现的法律文化之辉煌，突出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律、令、格、式为表现形式的法律体系发达、完善。律是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关于国家基本制度的规定；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类单行敕令的汇编；式由令分化而来，是关于国家具体制度或基本制度具体化的规定。除此之外，唐律还以条例、则例、格例、格后敕、敕令、习俗、比附、理法（法理解释）等补充法的形式制定了一系列行政和经济管理法规。律、令、格、式属于通规，司法实践中必须优先适用，即《唐律疏议》所规定的“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其他渊源中，敕令和习俗在适用上要优于比附和法理解释，因为敕令和习俗虽非常法，但仍是有文可据的，尤其是敕令，因其来源于皇帝，故而其效力甚至超过律、令、格、式。唐律多种法源并存且层次结构清晰的法律体系体现了当时高超的立法技术，为后世所沿用。
第二，以《永徽律》等为核心的法典，条文简洁、规定明确、逻辑完整。唐初太宗以宽简为原则，对隋律作了一番“削繁去蠹，变重为轻”的工作，制订了适应初唐形势的新律，因而使得唐律首先具备了“科条简约、刑罚适中”的特点。清代律学家薛允升在其所著《唐明律合编》中将之描述为“繁简得中，宽严俱乎，无可再有增减者矣”。除律典之外，皇帝颁发的以监察为内容的大量诏令，对于国家机关之间的制衡关系以及监察机关的活动原则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构成了监察法的重要内容。同时，官修的《唐律疏议》与《唐六典》为监察机关的设置、职掌以及监察官的活动提供了纲要。法典与诏令、监察法规相结合，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监察法网，可以说是唐代封建法制完善的一大体现。……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民族智慧的叠加：唐代中华法律文化的辉煌》，《法学论坛》2022年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