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唐太宗放到开元末年会怎么样？

最近在听韩昇教授的课，他说在开元末年因为流动性人口增多以及两税法的实施而导致唐朝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而唐玄宗却是一个集大成的皇帝并不是开创型帝王。然后我就想，既然，唐太宗是一个开创型帝王，那么他穿越到开元末期的玄宗身上，会实行哪些措施来适应社会转型？

2012年6月，祝总斌先生的《唐初宰相制度变化原因试探》一文获评“第九届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奖”。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对贞观元年至十三年五位最先以他官"参议朝政"而为宰相者的具体情况考证,论述唐初宰相制度的变化,不是出于君权压制、分散相权,而是当时的统治集团力图使宰相集思广益,取长补短,提高统治质量与效率。
关键词：参议朝政;集思广益;分散相权;
正文：

《新唐书·百官志一》：
三省之长“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稍后又出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名，也都是宰相之职。
这些变化都始于唐太宗一朝。
短短的二十多年中为什么制度一再发生某些变化，原因何在?
过去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皇帝嫌宰相权重，故通过用他官参与宰相事务的办法以分其权。聂崇岐先生在《中国历代官制简述》一文中，在介绍了历代宰相制度演变，包括唐初在三省长官之外又设参议朝政等官“作为实际上的宰相”之后总括说：“这种制度的一变再变，里面都含有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皇帝要抓权。”所谓“抓权”，与多设他官“居宰相职”结合，具体便是指对原来宰相权重不放心，要借此分其权，便于皇帝最后控制。也就是有的学者所说：“加强皇权，分散相权” 。
然而唐太宗以他官参议朝政等，其指导思想是不是为了“抓权”，即嫌宰相权重，“不放心”，要分其权呢?恐怕不是。
一

按贞观年间宰相任职时间最长的是房玄龄，前后不会少于二十年 ；而且长期担任尚书左仆射，位从二品，高过三品的宰相侍中、中书令；本人声望又高，“论者称为良相焉”。因此，如果唐太宗要“抓权”，嫌宰相权重不放心，则重点之重点必定是房玄龄。然而事实是，历史上没有留下这方面任何材料：
1．

贞观十三年、十五年房玄龄以自己任宰相时间太久，“频表辞位”，如唐太宗嫌其权重，不是正好可以顺水推舟，批准所请，免其相职吗，可是为什么不但“优诏不许”，命他“仍总朝政”，而且随后于贞观十六年将他“进拜司空”，十八年又加太子太傅，二官皆位一品，高过所任尚书左仆射二品，即不断提高其地位、声望呢? 如果原来已嫌其权重，这样一来，岂非更加重了对皇权的威胁吗！
2．

更不好解释的是：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征辽东，竞以房玄龄为“京城留守”，即由他独自主持全国政务和出征大军的粮食、军械供应等事，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 ；而且命他“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如非毫无猜忌和分其权之心，能赋予如此大权吗?
3．

还有一事也可证唐太宗对房玄龄的极端信任：在唐太宗出征辽东路途中，“或诣留台(指长安留守政权)称有密，玄龄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玄龄驿送行在。上闻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告者为谁?曰‘房玄龄’。上曰‘果然’。叱令腰斩。玺书让玄龄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连“告密”内容是什么都不问，就把对方杀了，只能表明对房玄龄信任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然，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说，唐太宗这时远在外地，对京城鞭长莫及，杀告密人是一种姿态，万一房玄龄果有不轨行为，这样便可以稳住他，不致变生须臾，腹背受敌。可是如果出于这种谋略，征辽东归来便应细究其事，而事实是一直毫无动静，对房玄龄委任如初。贞观廿一年唐太宗出巡外地，不但再一次以房玄龄留守，而且还留下了一段佳话：唐太宗在出巡途中，提升司农卿李纬为民部尚书，“玄龄时在京城留守。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说)?’对曰‘玄龄但云李纬好髭须，更无他语’。太宗遽改授纬洛州刺史。”玄龄意思当是李纬除髭须好，无他才干，太宗立即醒悟而行改授，君臣之际默契如此，这哪里是“抓权”，明明是“让权”！
4．

还有一事也反映当时不可能存在君相权力之争。这就是房玄龄“善归人主”。中唐柳芳曾概括说：“房、杜(杜如晦)佐太宗，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珪)、魏(征)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李世勣)、卫(李靖)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为唐宗臣，宜哉!”“是后新进用事，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这些都是说房玄龄为相，极力提高太宗威望，不居功，不揽权，“君臣之契深矣!”
所有以上史料都证明：贞观年间唐太宗不可能存在嫌房玄龄权重，对他不放心，要分散其相权的指导思想。
那么会不会是唐太宗嫌其他宰相权重，而要“抓权”，“分散相权”呢?同样不可能。
据万斯同《唐将相大臣年表》(以下简称《万表》)，除房玄龄外，贞观年间三省长官即正式宰相先后有十六人，如以权重可能导致太宗猜忌，以至需变更某些制度来对付者作为标准，以下七人在位时间短，不足以成此气候，均可不计：
萧瑀，尚书左仆射，半年即罢。
封德彝，尚书右仆射，同年卒。
宇文士及，中书令，同年罢。
杜如晦，侍中，右仆射，多病，不到两年逊位。
刘洎，侍中，一年半赐死。
岑文本，中书令，不到一年卒。
褚遂良，中书令，半年后唐太宗崩。
而其余九人的经历，也都反映不出唐太宗对他们猜忌，要分其权的意图：
高士廉，为尚书左仆射八年。“任遇益隆，多所表奏，成辄焚稿，人莫知之”，也属和房玄龄类似“善归人主”的人物。死后太宗甚至驰出宫门，欲亲吊祭 ；评价他“为官亦无朋党”，只不过“骨鲠规谏”不够而已。
魏征、王珪，先后为侍中均四年余，主要功绩都是敢于规谏。规谏固然可以影响大政方针，但是否采纳，主动权操在太宗手中，非如房玄龄、高士廉等直接处理政务，权力较难控制。特别是魏、王二人原系太子建成党羽，魏征当年还曾建议建成早除太宗，归顺太宗后一切行动自在太宗众多旧属时刻注视之中。贞观六年一次宴会，太宗亲信长孙无忌还在说：“王珪、魏征往事‘息隐’(指建成)，臣见之如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 这一前提，就决定了魏征、王珪不可能也不敢揽权妄为，太宗也没有必要加以猜忌。
李靖，善于用兵，立战功累累，但因原为隋官，被俘归降 ，故一生小心谨慎，“每与时宰参议，恂恂然似不能言”，为尚书右仆射不到四年，就“上表乞骸骨”，太宗把他视为“能知止足”的“一代楷模”。和李靖情况略同的杨恭仁、杨师道兄弟，原为隋宗室，恭仁且官吏部侍郎，地位高过李靖；归唐后二人先后为侍中、中书令十年。恭仁“性虚淡，必以礼度自居，⋯⋯时人方之石庆”；师道尚公主，太宗评他“性谨审，⋯⋯ 而懦不更事”。显然，三人都不具备遭猜忌条件。
此外，温彦博，原为隋官，归唐较早，为中书令六年、尚书右仆射一年。“性周慎，既掌机务，谢宾客不通”，卒后，太宗评他“以忧国之故，劳精竭神⋯⋯致天性灵”，故“谥曰恭”。马周少孤贫，“一介草茅”，因缘时会，为太宗重用，为中书令近四年卒。太宗曾说“暂不见则便思之”，赐书“股肱之寄，诚在忠良”，相互关系被视为“君宰之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以温、马之恭慎、忠良，太宗又何必要向他们“抓权”?
剩下只有一个长孙无忌，曾经有可能成为猜忌对象，因为他有显赫家世，是“佐命元勋”，又是皇后之兄。故贞观元年拜尚书右仆射才半年，便“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者，太宗当时虽对他甚为信任，但因无忌本人固求，长孙皇后又为之陈请，“太宗不获已”，乃免无忌仆射职。不过从贞观七年进拜无忌为司空(位一品)，且“知门下省事”，即参与宰相政务 ，以及贞观十九年征辽东，又命他以司徒(位一品)“摄侍中”作为宰相随行，提供谋略看 ，可以说，唐太宗对无忌为宰相是从无猜忌之心的，否则便不会一再任命了。
二

那么究竟唐初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以为主要就是为了广泛任用人才，使之参与宰相事务，以提高统治质量与效率。
1．

《资治通鉴》贞观元年九月“御史大夫杜淹参预朝政。他官参预政事自此始”。其主要原因当有二：第一，两省长官当时皆缺。侍中高士廉八月因微过已出为安州大都督；中书令宇文士及则因“或告其反”，虽“ 无状”，仍罢为殿中监。为免削弱统治质量与效率，需增补人选，由于杜淹资历、声望皆不够 ，所以想出了赋予“参预朝政”名义这一办法。第二，其所以选上杜淹，则是因为他“多识典故”，且善于识别人才，参预宰相政事后，“前后表荐四十余人，后多知名者” ，是其证。而识别、推荐人才正是当时巩固统治的关键。直到贞观三年，唐太宗依然叮嘱宰相“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可见用杜淹并非出于猜忌已有宰相之动机。
2．

《资治通鉴》贞观三年二月“以尚书右丞魏征守秘书监，参预朝政”。这是宰相制度有所变化后第二个任命的人。其主要原因当有二：第一，和杜淹情况略同，当时恰好中书令房玄龄升尚书左仆射，其位空缺；如增补宰相，而魏征资历不够 ，故再一次行新制。第二，魏征敢于并善于谏诤，太宗正是看准这一特点，命他“参预朝政”的。其证一：《贞观政要》记唐太宗对魏征曰“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于是“(贞观)三年，(魏征)累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算，多所弘益”。其证二：太宗后来对魏征说“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公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也，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这个“枢要之职”，自包括最初的“参预政事”，其目的显然是要他通过宰相之职，参加宰相会议，广泛了解大政方针，以便有效谏诤。也就是说，任用他主要是针对皇帝的，而不是为了分其他宰相之权。
3．

《资治通鉴》贞观四年二月“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预朝政”。这是第三个被如此任命的人。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和杜淹、魏征时情况略同，自贞观三年末右仆射杜如晦病罢，其位空缺；而戴胄也是资历不够 ，只得“参预朝政”。第二，戴胄的优点是“明习律令，尤晓文簿”，“达于从政，处断明速”，即长于吏才。以前为大理少卿，曾多次与太宗辩论，“犯颜执法”；后为尚书左丞，掌尚书省吏事，“议者以为左右丞称职，武德以来一人而已”。用戴胄参预朝政，显然是从他明律令，擅长吏事角度考虑。当时左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珪、中书令温彦博、参预朝政魏征四人，在这一方面皆有所欠缺，用戴胄便可弥补诸相之不足。特别是当时权力最重的房玄龄，以及声望甚高的魏征“均与之亲善” ，如果太宗有“抓权”和猜忌之心，要用人分房、魏之权，也绝对轮不上他。
4．

《资治通鉴》贞观四年二月，与用戴胄同时，以“太常少卿萧瑀为御史大夫，与宰臣参议朝政”。这是第四个被任命此职的人。萧瑀此人，颇具特色。一方面他是后梁皇室，又是隋炀帝皇后之弟，有显赫家世。归唐后于唐高祖时已为宰相内史令(后称中书令)，有统治经验，“凡诸政务，莫不关掌”；而且在太宗与太子建成争夺皇位斗争中站在太宗一边，为此后来太宗曾赐以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由于以上之故，太宗即位不久即用塥为尚书左仆射。但另一面他心胸狭窄，“性多猜贰”，以至太宗在他死后所谥二字竟是“贞褊”。所以贞观元年仅任左仆射半年，即因奏诋房玄龄而“忤旨”罢相。贞观四年这次又以御史大夫参议朝政，由于正宰相时为房玄龄，因而太宗意图似可理解为有猜忌成分，即有意利用二人过去矛盾，以分房玄龄等之权。然而实际情况又不像。因为据《通鉴》记载，第一，萧瑀“与宰相参议朝政。瑀气刚而辞辩，房玄龄等均不能抗”，但“上多不用其言”；第二，房玄龄等“尝有微过”，瑀“劾奏之”，但“上竞不问”，“瑀由此怏怏自失”，于是罢御史大夫，“不复预问朝政”，在位前后仅五个月。如果太宗原本确对房玄龄有上述猜忌、分权意图，萧瑀作为合适人选，即使短时期内谋略不当而“多不用”，劾奏琐碎而“不问”，但时间一长总会起作用的，为什么一下子就免职呢?这当表明，太宗用他并不存在对宰相猜忌、分权意图，当是从其忠心、资历和富有充任宰相经验着眼的，本希望他能吸取贞观元年免相之教训，与房玄龄等配合，提高统治质量与效率，谁知所言一不用，瑀便“怏怏自失”，眼看或许会导致相反后果，于是只得再次予以免职。太宗这一指导思想还可从以下事实窥得：贞观九年十一月萧瑀再一次以“特进”(正二品)身份参预政事，太宗同时赐诗(见上)且夸他在当年“高祖有废立之心”时支持自己，是“社稷臣”，似向群臣表示又起用他主要着眼于此，并有怀旧感恩之意。一年后虽因某种原因出为外官而罢此职，但贞观十七年又以太子太保(从一品)，“同中书门下三品”(此亦当时“他官居宰相职”的一种新制度，见下)。不久，萧瑀故态复萌，而且劾奏房玄龄等宰相的罪名竟是“朋党不忠，执权胶固”，不再是“微过”了；这时太宗刚从辽东征战归来不久，联系出征初之“告密”事(见前)，如果太宗用萧瑀存在对房玄龄等诸相猜忌、防范之心，则岂非正好就此大加追查吗，然而事实是太宗立即驳斥说：“卿言得无太甚!⋯ ⋯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不能聪明，何至顿迷臧否，乃至于是”，加上他事“忤旨”，萧瑀第三次被免去相职。这就再一次表明太宗一再起用萧瑀是“取其所长”，并有感恩之意，想让他与诸宰相和谐共事，而不是掣肘，此旨既然无法实现，立即果断处理。
5．

《通鉴》贞观四年十一月“以右卫大将军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议朝政”。这是唐初第五个被任命此职的人。其原因主要当系历年西北用兵，宰相中除右仆射李靖外，需要再增一有军事才干的人为兵部尚书，且参预朝政，旨在宰相议事时保证军事决策的稳妥、高明，故侯君集参预朝政前后十二年，仍多次率军出征西北，却无一其他方面包括在朝与其他宰相，特别是李靖争权的记载。由于“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 ，所以也和用萧瑀一样，用他似不排除太宗借以感恩之因素，未必有意要分谁的权。
为免烦琐，考证到此为止。因为唐初宰相制度发生这些变化时，以上五人是最早被任命的，由贞观元年一直延续到贞观十三年，再无他人参预 ，是足以体现唐太宗和统治集团变更这些制度的指导思想的。而如上所考，既然它们基本上是为了提高统治质量与效率，则自然也就表明“抓权”“分散相权”诸说未必符合事实了。
还要补充两点。第一，《通鉴》贞观八年七月尚书右仆射李靖“以疾逊位，许之。⋯⋯以靖为特进，封爵如故，⋯⋯俟疾小瘳，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胡注“唐初政事堂在门下省。欧阳修曰平章事之名始此”。如所周知，“平章”之词始于《尚书·尧典》，此处“平章事”乃参与商议政事之意，并非官衔，“平章”乃动词，整个太宗一代均不例外。设于门下省的政事堂乃当时宰相议事之所。李靖从右仆射退下，允许疾瘳仍可三两日一次参与商议政事，显然是一种荣宠，故同时加“特进”之衔，称“优诏” ，并无分谁权力之意。而且另创“平章政事”，不用当时已很习惯的“参预朝政”等，可能也以此表示是资历深、官品高者退下参政，与资历不够者参政不同。后来贞观九年萧瑀以“特进”身份参预政事(见上)；贞观十七年高士廉解右仆射，以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依旧平章事”，指导思想当均如此。
第二，贞观十七年四月，萧瑀、李世勣“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自此始”。按用萧瑀情况已见前，而太宗用李世勣也与所谓对诸相不放心，要“抓权”的意图无干。原来李世勣乃仅次于李靖的杰出军事人才，一直率军征战或捍卫边地，功勋卓著，“使突厥畏威遁走”；同时他又出任过并州大都督、晋王李治(后来的高宗，当时年少，其大都督是遥领)的主要辅佐长史，所以贞观十七年李治为皇太子后，太宗即有此任命，以李世勣为太子詹事(主要辅佐)，且同中书门下三品，对他说“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随后又说：“朕将属以幼孤(指李治，时年十五岁)，思之无越卿者”。由此可见太宗这次用李世勣，实是看中其才干，先让他在政事堂挂上号，是在为未来皇帝储备忠心又能干宰相之意 ，并非要分谁的权，随后贞观十九年征辽东，又把李世勣拉出去任行军大总管，仅留房玄龄在京城独掌大权，也是充分证明。
总之，参预朝政也好，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也好，唐初这些宰相制度的演变，其原因用皇帝“抓权”，对宰相猜忌、不放心，要分散相权去解释，至少就唐初太宗这一朝言，是基本上找不到史料依据的，而如说它主要出于提高统治质量和效率的需要，则比较符合唐太宗的情况和当时形势。因为唐太宗和后来的明太祖不同：要说明太祖出身低微，家族孤弱，即帝位后面对家世显赫、高贵的大臣，有着强烈自卑感，因而猜忌、不放心，力图抓权、削弱臣下权力，并付之行动，是可以理解的。而唐太宗出身关陇贵族，不但家世显赫高贵，宗族强大，而且本人功勋卓著，声望极高，统治稳固，以致被四夷尊为“天可汗”，为古来所未有；相反，在政敌太子建成等消灭后，声望最高的宰相如房玄龄、高士廉、李靖等，倒不过出身隋朝中下级官吏，赖太宗赏识、提拔，方得以飞黄腾达，太宗统治从高层集团内部言可以说几乎不存在什么威胁，有什么必要去猜忌大臣，抓权分权，无事自扰，而不是广任贤臣，放心使用，使之充分发挥才能，集思广益，以提高统治质量与效率呢?试看房玄龄与杜如晦相知友好 ，太宗既以房为左仆射，又以杜为右仆射；房玄龄与魏征、戴胄“亲善”，太宗先后用他俩“参预朝政”；萧瑀与房玄龄不和，太宗便把瑀调开，不都体现这一指导思想吗?贞观年间王珪进拜侍中，“时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与珪同知国政”。唐太宗要珪“品藻”诸人和他本人，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时魏征、戴胄均为“参预朝政”。故王珪这话从一个角度反映当时对唐太宗其所以设立多名宰相(包括正职与非正职)的共识：旨在用其所长或取长补短，使之相互配合，以保证、提高统治质量。
宋代胡寅因此指出：唐设三省长官为宰相，“又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参预朝政，⋯⋯ 当贞观时，⋯⋯不数年坐致太平，其集材并用之效如此”。并引“诸葛武侯曰‘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以说明之。这一看法似更符合历史事实。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祝总斌《唐初宰相制度变化原因试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话说这段对话我是不是该起名叫翘家人安禄山……）
安禄山：开玩笑，我超勇的，腹重四百斤诶！
李世民：呀，这么厉害？
安禄山：里面就是一颗忠于陛下的心！
李世民：卧槽！（拿刀）让朕康康！
民哥不要，民哥，民哥不要！！！！
安禄山，卒。
李世民：哼，这怂娃欺君咧。

李世民是彻底改变了隋末时代形势的，超越了隋末形式的。
（某人去类比拿破仑希特勒早死是错的。而应该类比如果刘邦起义前死了，会不会有汉朝。应该类比如果朱元璋在起义前死了，会不会有明朝。）
【历史大家、隋唐史泰斗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指出：隋末华夏弱，而突厥极强，突厥可汗想要做拓跋道武帝第二、取得中原，而华夏有不世出之人杰李世民，李世民数年苦战，不仅统一，还抵御突厥，粉碎了突厥可汗想做北魏道武帝第二、取得中原的企图，因而保卫了华夏几千年的文明；还消灭了突厥支持的多个割据势力，削弱了突厥的力量，打击了突厥可汗的威望。
历史大家、隋唐史泰斗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评价唐太宗李世民：最重、最知军事，不世出之人杰，是推进历史发展、改变亚洲形势的主要人物。】
杨广造成隋末严重大乱，严重削弱华夏，而外敌东突厥空前强大，达到“戎狄炽强，古未有也”，而且隋末东突厥将要攻占中国，华夏面临灭亡的危险。多亏后来李渊李世民攻灭众多内外强敌，结束了杨广留下的隋末大乱与恶劣形势，解决了这危险。 其中，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亲自指挥、参与多次重要大战、立下大功，为统一、较快结束隋末大乱、较快结束恶劣形势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世民登基之后，四面扩张作战取胜，不仅结束了隋朝杨广留下的恶劣形势，还占据庞大疆域，还建立了华夏王朝在周边的权威。

（这回答最后有详细说明:  真正的科举制不是隋朝开创的。科举制既不是隋文帝时期起源的，也不是隋炀帝时期确立的。 隋朝根本没有科举制的实质。其实，科举制是萌发于南北朝，起源于南北朝，唐朝开创了科举制，唐朝确立了科举制。
后来宋朝进一步发展了科举。）

唐太宗有五花判事，死刑五复奏等等制度设计。
唐太宗主持推出了古代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水利法典――《水部式》，促进了唐代的水利事业发展和社会、经济繁荣，更对其后的朝代产生了重大、深刻的影响。
魏晋时期，已经有了五省六部（五曹六部），到了周隋时期，因为其中两省太无用，而演变成为三省六部。 唐朝唐太宗实际完成了三省六部制，即三省平行。到了宋朝，三省已经名存实亡，虽然名为三省，但是实质是一省，而且主要只能已经被转移到其他机构。六部继续沿用，但是六部不是隋朝开始的。


李世民接手的情况，既远不如唐玄宗接手的情况，也远不如唐玄宗开元末期的情况。但是李世民仍然做到了巨大成就。那么李世民接手情况好了千万倍的唐玄宗开元末年的情况，李世民会做的做出的成就将远超过历史上的唐太宗唐玄宗做出的成就的总和，而且不会发生安史之乱。
唐玄宗接手的情况、以及后来唐玄宗末期的情况，唐朝有中原、南方、安南、河西、陇右、河套、漠南、西域等地，而且人口、财富远多于隋末。
李渊李世民起义成功时只有太原一城，周边都是敌人，当时李渊李世民几乎没有地盘。然后，李渊李世民唐朝击败、打垮众多强敌，打下唐朝江山，其中绝大部分是李世民打下的。李孝恭占据南方，李世民占据中原、河西、陇右、河套、漠南、安南、西域、漠北等地。
李世民用远少于唐玄宗时期的资本，仍然扩张占据中原、河西、陇右、河套、漠南、安南、西域、漠北等地，并且同时保障了绝大部分华夏百姓的安宁与发展，使得贞观年间经济发展、政治清明。

<hr/>
唐玄宗晚安变昏了。但是李世民晚年没有变昏。  晚年的李世民虽然不想早年的李世民那么善于纳谏，但是晚年的李世民仍然是古代君主里比较善于纳谏的。
而且，晚年的李世民仍然知道反思，仍然会改正自己的错误。  
李世民留下的是强大、并且正在变的更强大的唐朝、国家。

某人（似乎是个宋粉）拿李世民吃丹药来吐槽李世民。但是，李世民并不是死于吃丹药。 李世民是晚年重病，吃其他药没有效果，才吃丹药，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既没有好效果、也没有坏效果。后来李世民是死于疾病，不是死于吃丹药。  
（李世民家族有遗产的某种血管病，李世民、李治、唐顺宗等多个唐朝君主都有这种遗传血管病。）
而且，另外还有史料记载天竺术士还没造出丹药，李世民就已经病死了。李世民更不可能世死于吃丹药了。

<hr/>

<hr/>
开元末的时候唐朝人口、财富、疆域远多于隋末各割据势力的总和。隋末只有200万户，而且基本都在其他割据势力手里，不在李渊李世民手里。
李世民面对的隋末恶劣形势，比唐玄宗面对的形势恶劣的多。李世民的本钱远少于唐玄宗的，而李世民的敌人却强于唐玄宗的敌人。但是李世民不仅攻灭内外多个强敌，而且还扩张占据河西、陇右、安南、河套、漠南、西域、漠北等等广大疆域，周边那些被没占据的地区也被李世民唐朝打的称臣于唐朝。

李世民连续攻灭、打垮了薛秦、刘武周宋金刚、梁师都、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而且这些敌人是紧密的对李世民唐朝作战，但是仍然都被李世民唐朝攻灭、打垮了。
王世充还有窦建德帮忙。李世民两线作战，攻灭窦建德、打垮王世充。王世充只能投降。
李世民是通过击败敌人、扩张地盘取得补给。
李世民是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元帅、将军。
拿李世民没打下高句丽来否定李世民，很不合理。李世民征高句丽，唐朝的战果、缴获远大于损失、消耗，李世民唐朝消灭了十几万高句丽军，攻破10座城，而唐朝只损失了不到2000人，唐朝损失八千匹马，但是唐朝从高句丽夺取的马都超过了5万匹，唐朝还缴获了大量铠甲装备等物资。 高句丽是因为远在东北而且早寒，李世民唐朝多次击败高句丽之后，当地已经“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李世民才班师，才没有灭了高句丽。如果高句丽在中原，那么早就被李世民攻灭了。
在被李世民唐朝打击之前，高句丽是个人口众多的、而且有不少重甲骑兵、重甲步兵的地区强国，高句丽还打败了隋炀帝，缴获了巨额隋朝铠甲兵器粮食等各种物资。 但是李世民唐朝仍然大胜高句丽。 高句丽因为地处东北、早寒，才没被李世民攻灭。（但是后来唐高宗仍然攻灭了高句丽。）   如果高句丽在中原，那么早就被李世民攻灭了。

李渊李世民的敌人，薛秦、刘武周宋金刚、萧铣、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梁师都、以及在隋末达到“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东突厥，他们的人口、经济、军队数量都远多于李渊李世民，他们的军队战斗力也强于李渊李世民的军队。 李渊李世民起义成功时只有太原一城，周边都是敌人，李渊李世民只有3万军队（而且这3万军队基本都是李渊李世民自己临时招募训练的。之前太原的军队早就被杨广损失了以及被王仁恭带走了。）  但是，李世民训练军队，并且依靠李世民特别强的政治与军事水平，李世民不断击败敌人，提高军队战斗力，扩张地盘与军队，最终李世民唐朝击败内外众多强敌。


李世民面对的隋末局势非常恶劣。李世民尚且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那么李世民面对唐玄宗开元末期那好的多的局面，李世民会比在隋末唐初做的更好。

隋朝杨广造成隋末严重大乱，人口锐减，只剩200万户，严重削弱华夏，而且各地严重分裂。而隋末dong突厥崛起，达到“控线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极盛程度，隋末dong突厥不仅有西域、漠南、漠北、河套、东北，而且把河西、陇右、陕西北部、河北等地纳入势力范围。突厥将要攻占中国。
突厥祖上是给柔然制造钢铁兵器的，后来突厥崛起，南北朝以及隋朝时期，dong突厥又从中原获得大量技术与物资，隋末dong突厥也趁隋末大乱而从中原获得了大量技术、人口、物资。隋末dong突厥国是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有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等多种产业，军队众多的强大国家，而且突厥可汗想效法拓跋道武帝入主中原。
隋朝杨广造成隋末严重大乱，隋朝已经统治崩溃、名存实亡之后，李渊李世民才起义。李渊李世民起义成功时，只有太原一城，周边都是敌人，几乎没有地盘，而且李渊李世民总共只有自己临时招募训练的3万军队（之前太原的兵绝大部分被杨广损失了，剩下的数千人还被王仁恭带走了，李渊李世民自己临时招募训练军队），  当时，李渊李世民的地盘、军队，在隋末各势力里是最少的。
而且，绝大部分关陇贵族、贵族门阀、世家门阀支持的是杨广，后来改为支持宇文化及，不支持李渊李世民。
因为隋朝杨广造成的隋末恶劣局势，为了防止突厥与刘武周攻打，李渊起义时才暂时结好突厥。后来李渊李世民很快就与突厥开战。  李世民唐朝一边多次与突厥大战，分化突厥，抵御突厥，一边攻灭了、打垮了突厥下属的薛秦、刘武周宋金刚、窦建德刘黑闼、王世充、梁师都等等势力，不仅做到统一，结束隋末严重分裂大乱， 而且削弱了突厥可汗的实力与威望，导致其力量下降到无法维持内部团结，导致dong突厥内乱。  
李世民派唐军攻灭突厥国、西域诸国、薛延陀国等，扩张占据河套、漠南、漠北、西域、安南等地，并且使唐朝开始统縣治这些地区。唐朝真正统縣治了这些地区，不仅在这些地区设置统縣治机构，还能在当地任免、处置官员，征兵，并且控制了当地的政治、军事、外交，唐朝甚至在漠北收税，而唐朝对河套、漠南、西域、安南等地的控制还要强于对漠北的控制。
李世民还派唐军攻灭吐谷浑国，并且使吐谷浑成为被唐朝控制的下属；李世民还派唐军打败吐蕃、西突厥、高句丽、松外诸蛮；松外诸蛮归降于唐朝；吐蕃退出党项、吐谷浑、白兰羌等；吐蕃、西突厥、高句丽称臣于唐朝唐太宗。

李世民唐朝击败内外众多强敌，扩张占据河西、陇右、中原、安南、河套、漠南、漠北、大部分西域等地，李孝恭唐朝击败敌人、扩张占据南方。

<hr/>

在征高句丽方面，唐太宗李世民与隋炀帝杨广有天壤之别。
隋朝杨广征高句丽，杨广的错误指挥导致华夏损失惨重，严重削弱了华夏，华夏大乱，而高句丽还在，还俘获大量隋人不放还。后来中原人到高句丽，还看到大量当年被高句丽俘获的隋人，“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 之前杨广下令把隋朝各地物资运往高句丽，最后也被丢给了高句丽，高句丽缴获了巨额隋朝物资。
隋炀帝杨广这样征高句丽，对华夏的破坏远大于对高句丽的破坏，对后世征高句丽反而有不利影响。

唐太宗征高句丽，唐军的战果、缴获远大于损失、消耗，增强了华夏的实力，同时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高句丽，有利于之后征高句丽、灭高句丽。
只是因为唐太宗在对外事务方面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才因为没有灭了高句丽而说没成功。（但也没说是失败。）唐太宗是因为没有攻灭高句丽而后悔。但是看唐太宗征高句丽的实际情况，其实是唐太宗、唐朝取得了胜利。
高句丽是个强国，但是仍然被唐太宗打败了，仍然被唐高宗攻灭了。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唐朝总共损失了不到2000人，但是，唐朝攻破高句丽10座城，消灭十几万高句丽军，斩首4万多级（因为很多杀死的敌军的首级因各种原因而难以收集，所以通常实际杀敌数远多于斩首数。例如平壤之战明军斩首就八百、但是敌人小西第一军被杀却超过1万），唐朝损失了八千匹马，但是唐朝从高句丽夺取的马都超过了五万匹，此外，唐朝还缴获了大量铠甲装备等物资。无论在作战中还是在班师的时候，唐朝的损失都非常小。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的战果与损失，《资治通鉴》：贞观十九年……凡征高丽（高句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馀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五：“始行，士十万，马万匹；逮还，物故裁千余，马死十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时，唐军是多次胜利，其中单是击败高延寿高惠真的那次胜利，唐军不仅消灭大量高句丽军，还缴获马5万匹，牛5万头，大量铁甲，以及其他大量装备。）

（唐军击败高句丽的高延寿高惠真15万军队的那次，唐军是以少打多还做到了包围敌军（古代其他顶级将领也有几个做到以少打多包围敌军的），并取得大胜，高延寿高惠真率馀众依山自固，没有退路，于是投降于唐军，高延寿高惠真率领的馀众是三万六千多人，这是之前高延寿高惠真15万军队被唐军包围并打的惨败之后的馀众，这之间少了的那11万多军队大部分是被唐军消灭了，唐军在这一战消灭的敌军远超过2万数倍，还有三万六千多敌军投降于唐军。唐军还缴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大量铁甲、以及大量其他装备。）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五：高丽（高句丽）北部傉萨高延寿、南部傉萨高惠真引兵及靺鞨众十五万来援……帝夜召诸将，使李勣率步骑万五千阵西岭当贼，长孙无忌、牛进达精兵万人出虏背狭谷，帝以骑四千偃帜趋虏北山上，令诸军曰："闻鼓声而纵。"……帝望无忌军尘上，命鼓角作，兵帜四合，虏惶惑，将分兵御之，众已嚣。勣以步槊击败之，无忌乘其后，帝自山驰下，虏大乱，斩首二万级。延寿收馀众负山自固，无忌、勣合围之，彻川梁，断归路……延寿等度势穷，即举众降。入辕门，膝而前，拜手请命……获马牛十万，明光铠万领。高丽震骇，后黄、银二城自拔去，数百里无舍烟。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八 唐纪十四：高丽（高句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帅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上夜召文武计事，命李世勣将步骑万五千陈于西岭；长孙无忌将精兵万一千为奇兵，自山北出于狭谷以冲其后。上自将步骑四千，挟鼓角，偃旗帜，登北山上，敕诸军闻鼓角齐出奋击……上望见无忌军尘起，命作鼓角，举旗帜，诸军鼓噪并进，延寿等大惧，欲分兵御之，而其陈已乱……龙门人薛仁贵著奇服，大呼陷陈，所向无敌；高丽兵披靡，大军乘之，高丽兵大溃，斩首二万馀级……延寿等将馀众依山自固，上命诸军围之，长孙无忌悉撤桥梁，断其归路。己未，延寿、惠真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他器械称是。高丽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皆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

唐太宗的退兵原因，《资治通鉴》：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癸未，敕班师。

之后，唐太宗派出李勣、牛进达、李海岸等征高句丽，也都取胜了。

再之后，唐高宗时期，唐朝攻灭了高句丽、百济。

（

唐太宗征高句丽，唐朝的战果、收获远大于损失、消耗。而且，最后唐太宗是从容班师。班师时唐太宗还耀兵于安市城下，安市城的人皆屏迹不出，安市城主登城拜辞，唐太宗赞赏安市城主的坚守与忠诚，赐给安市城主缣百匹。李勣李道宗率领步骑4万殿后，高句丽根本就不敢来追击。
之后的返回路上，修路时，唐太宗还曾亲自系薪于马鞘。可见，唐太宗显然没受伤。唐太宗听说太子来了，为了尽快见到太子，唐太宗还从飞骑奔驰，在这种根本就不紧急的情况下、只是为了尽快见到太子、唐太宗就从飞骑奔驰，由此可见，在征高句丽以及班师过程中，唐太宗显然没有受伤。  
《资治通鉴》：“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癸未，敕班师。先拔辽、盖二州户口渡辽，乃耀兵于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迹不出。城主登城拜辞，上嘉其固守，赐缣百匹，以励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将步骑四万为殿。”
“乙酉，至辽东。丙戌，渡辽水。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上自系薪于马鞘以助役……”
“丙辰，上闻太子奉迎将至，从飞骑三千人驰入临渝关，道逢太子”。

而那些说唐太宗在征高句丽时受伤被射瞎一只眼的说法是近代朝鲜半岛小说伪造出的谣言，之前的古代汉人史料、朝鲜半岛史料里都没有这事。     
）
另外，专业研究著作《唐征高句丽史》、《唐丽战争史》、《高句丽军队与战争研究》都证明了，唐太宗征高句丽，是唐太宗、唐朝取得了大胜；贞观年间唐军大胜高句丽，只是未灭高句丽而己。

<hr/>

是唐朝开始做到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要有高官特别推荐。唐朝开始允许寒门、平民的人参加科举。唐朝为寒门、以及平民开辟了新的仕途通道、上升通道。  

（【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朝。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但实行的实质却仍然是察举制，具体见研究过科举制的历史学家何忠礼的《科举制起源辨析》、金铮 的《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 。）

科举萌发于南北朝，南北朝有允许投牒自进的萌芽。而隋朝反而倒退了，隋朝不允许投牒自进，只允许高官特别推荐的人参加，等于是只允许贵族门阀、士族世家的人参加，不允许寒门、平民的人参加。与之前相比，隋朝没有为寒门、平民开辟新的仕途通道、上升通道，隋朝时期的科举反而维护了贵族门阀、士族世家的利益。后来，唐朝开始做到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要有高官特别推荐。唐朝开始允许寒门、平民的人参加科举。唐朝为寒门、以及平民开辟了新的仕途通道、上升通道。  
（《晋书·柳毅传》）为克服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到东晋末期尤其是南北朝中叶以后，人们便采取“罢中正，限年入仕，不拘门资，九流常选，试经授官”等强化考试在人才选拔中的作用的措施。公元505年，梁武帝“诏开五馆，建立国学”，规定凡五馆就读学生均可参加考试，“其射策通明者除为吏”。（《梁书·儒林传序》）公元509年，梁武帝再次颁布“不拘门资，考试取才”的诏令，规定“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梁书·武帝纪》）北齐时代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且考试管理更严格，考试时“皇帝常服乘兴，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其有脱误、书滥、孟浪者，呼起立席后，饮墨水，脱容刀”。  
但是隋朝在这方面反而倒退了。看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的诏书，看隋的记载，都没有允许“投牒自进”。隋唐宋元明的记载里，隋朝都没有允许“投牒自进”。 只有距离隋朝一千多年以后的清朝的一个人幻想出隋朝允许“投牒自进”，既跟隋自己的记载不符，又跟唐宋元明的记载不符，清朝这个人的记载不可信。事实上，隋朝没有做到允许“投牒自进”。
看隋朝杨坚、杨广的诏书，隋朝只允许高官特别推荐的人参加，没有允许“投牒自进”，隋朝没有科举的本质与主要特点，反而在实质上仍然是察举制（如果隋朝这算是科举的话，那么早在汉朝就已经有科举了）。
隋朝隋文帝、隋炀帝都没有做到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而只让高官特别推荐人，本质跟很早以前的察举制一样。隋朝没有为寒门、以及平民开辟新的社会晋升通道。 唐朝开始做到了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这才开辟了新的晋升通道，为寒门、以及平民开辟了新的社会晋升通道。

开元末年那个局面给李老二，岂不是要爽死他？
真的好担心李老二直接开启征服欧亚大陆的宏图伟业。
改革税制进而开拓财源这种事情，太宗做的能有啥难度？
建立强军不被强军所制，这个对于李老二又有什么难的？毕竟龙椅哪里来的马背舒服啊！

我叫安禄山，我隐约从梦中记得，我本来是要在开元年间发迹，天宝年间爆发的。结果……奶奶个锤子的，陛下忽然变了个人似的，现在哪儿打仗，他就亲自来后方坐镇，时不时就钻到兵营里去了。我本来想着，以后干个造反之类的勾当，现在倒好……你们别笑话我，我居然……我居然进了御林军了……嗯是这样的，干爹张守珪去征讨契丹，陛下亲自来营州，看到我打仗勇敢，就把我挑走了……
我有次鼓起勇气问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去边关，我也能做一方节帅的。可是陛下居然说，节帅是不能常设的，打仗了才设，平时弄那个干嘛？你一个营州胡儿除非一直在边关，否则就是给你个节帅你也不能服众。还不如好好在御林军待着，要是哪天表现好，给我封回我老家当个国王去……
——————————————————
我叫骨力裴罗，我隐约从梦中记得，我爹因为报仇刺杀了节度使，然后带着回纥人叛离唐家，投靠了突厥。然后我在天宝年间趁突厥内乱起兵而崛起，正好在突厥内乱时遇到的俩劲敌，一个是同罗的阿布思被唐家的安禄山给害了，一个是葛逻禄的顿毗伽都督被我给击败了，然后我就召唤唐兵和我一起打突厥。唐家的统帅叫王忠嗣，是个憨子，每次打突厥，突厥可汗的脑袋归他，土地和人口都归我。然后我就成了回纥可汗。
然而现在，你们别笑我……我现在和阿布思、顿毗伽，以及阿史那施、仆固怀恩……这些本该是敌人的人，居然都在草原盟誓，而盟誓的主持人居然是憨子王忠嗣……因为今天，是安北都护府重设的第一天，王忠嗣担任安北大都护，我们四个担任副都护并且各自封一个都督，我祖上一直是瀚海都督，我又成了瀚海都督。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我拿走了土地和人口，王忠嗣屁颠屁颠地拿着突厥可汗脑袋给陛下的时候，被陛下一脚踢了个跟头……
——————————————————
我叫莫贺达干，苏禄汗不懂事，老是喜欢武装上访，被唐家进攻，最后乱打人被我给杀了。我梦里隐约记得，我此后又杀了唐家派的阿史那家的傻孩子，然后被唐家灭了砍了，反正后果很悲惨……
结果，原来那真是个梦。现在我是新的金方道经略大使，统辖一半的突骑施人。天可汗说了，阿史那家气数已尽，漠北如今封给了回纥，碛西就靠我们突骑施了。只是我有点纳闷，最近天可汗咋又派了一个叫哥舒翰的家伙带着一伙汉人进驻弓月城了。说是以后黄姓突骑施归我管，忠于苏禄汗的黑姓突骑施却要这个哥舒翰去辅佐苏禄的后代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