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为什么有足够的钱去发展那么多的特务？

记得好像在哪看到过从抗战前到解放，中统和军统特务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特务要执行任务要发工资，配枪支弹药，电台等各种设备，收买贿赂线人。这笔开支应该不小？
另一方面民国经济并不发达，虽然有过高速增长，但总体还是穷困。那么民国政府哪里来的财政收入去支持如此庞大的特务活动？

你以为的民国特务：
穿西装，皮夹克。出门轿车，出入酒巴，舞厅，美女做陪。
真实的特务：
躲在人后，领着微薄津贴，平日低调不敢出头。每次发报，每次接头都象过生死关。
对了，潜伏特务长的出众是劣势，最好的特务最好是大众脸，混人群里看不见。
抗战时敌后潜伏的军统上海站特务每月津贴（大洋）：
基层：10元；
骨干：20元；
组长：40元。
参考当时工资：
纺织女工：7元至11元
工厂男工：13至16元
技工：27到30元
写字间文员：40元
当特务收入低，压力大。只能从失业工人，学生中招募，好在当时不景气，这样的失业者很多。
不过津贴实在太低，物价上涨，特务们日子过不下去闹过一次，军统总算开恩加了十块钱的敌后津贴。
大后方的军统特务更穷，不过公开机关有外快，如公路稽查组可敲诈司机，邮检组就偷拆信件偷钱，曾有一个邮检组女特务偷钱案发，虽然己怀孕，戴笠还是下令枪毙了。
抗战八年，特务们苦了八年。所以胜利了，接收了，大小特务们纷纷弹冠相庆：
“这下可该轮到我们发财了”！

如果特务吃皇粮，自然是一笔天价，不过　蒋公手下的特务机关是可以经商的，自然就不怎么花钱了。而且不光能经商，能走私，甚至可以大印假钞（军统拿到了印汪伪假钞“破坏敌占区金融”的权力；而中统则长期勾结日伪，利用沦陷于日伪的法币铜板制作假法币在国统区谋利，直到1943年夏被戴笠人赃俱获），反而是创收大户。
1944年8月19日，唐纵在日记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记载：

戴的为人更深认识了一层。
他想掌握胡宗南的一生，他正为宗南培养一个女人，这是叶霞翟【按：又名叶蔚、叶夏蒂、李爱珍，胡宗南的老婆。浙江警校三期毕业，军统分子。很得戴笠宠爱，一度当过戴的秘书。后入杭州、南京特训班。1937年由戴笠保送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叶是警校毕业的一个学生，叶毕业后授以特务训练，曾在上海工作。太平洋战事发生之前他送了几个女子往美国读书，叶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想掌握她将来，必须掌握她现在一切的活动。在美国时，叶与胡的通讯，他要求经过他的检查，她拒绝了，他恨而停止叶的费用，同时阻止她回国。但叶在他委托监视人肖勃【按：时任军统美国站站长，其公开职务是驻美大使馆助理武官。】返国时，居然又回到重庆，叶与胡的联系接上了，他又回复原来的笑脸。
对付宋子文的办法，他是两个法宝。一是特务威力，一是迷魂的女人。王亚樵案是他换取交情的开始。宋觉得戴某人是有力量的，他在香港为宋预备了个有名容太太的女儿，刚才十六岁献给宋。这年轻而可爱的女人打动宋的心情。容太太是戴的姘头，如果容小姐得了宠，岂非妙喻吕不韦吗？不幸这事情给宋、蒋二夫人风闻在耳，曾在康庄起了风波。他赶急送她往桂林暂避。现在宋的对头走了，容小姐自然回到重庆，宋氏将她藏在郑莱公馆内。
该局经费，据说每月亏空千余万元，但他并不以此而着急，他是生财有道。生财的方法有四：一是买卖外汇黑市；二是货运局匀补；三是抢运物资弥补；四是伪钞。

当然，要是在军统局内老实领工资，生活就很凄惨了。
1943年9月8日，唐纵在日记中记载：

启瑞，锡鳞向我诉苦。锡鳞坚决要辞职，而雨农不肯。启瑞云中美合作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竭同志同事之膏血，而掷于对美人之宴会中。职员无饭无衣，病者累累，  而缫丝厂之宴会，—餐十万元无吝色。外间谣言戴先生出国，而忠实同志暗中有喜悦。启瑞、锡辚要求我再作忠告，彼不知我已无言可告矣！

第二天一大早，他辗转到达“军情局”。一个叫胥继侥的人接待了他。“他一见面就跟我说，你来也白来，一分钱也拿不着。因为‘国防部’要的证明，你永远也拿不来。胥继侥让我回北京，还是偷渡，可我哪有钱呢？后来，他同意让我领7个人的抚恤金，共2.1万美元，还开了个条，让我找个有台湾身份证的人代领。”钮益惠认为，胥继侥已经承认他说的是事实，也就是说，他的身份合法了，既然在台湾没地方住，就想先找警察，去警察局待着。

谁成想，一到警察局，钮益惠就作为偷渡客被抓了起来。关押了3天之后，他被送到新竹市静庐的一处拘留中心。在那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坐。“挺胸、抬头、收下巴、闭眼睛，一动不动，而且还有人监视。因为这种姿势非常难摆，所以经常有人挨打。”钮益惠说。“把你一人叫进屋，眼睛蒙上，四个警察一人一根电棍，分头打。打完之后，出去，有人问，‘有人打你吗？’要说实话，就又会被拖进去继续打。”

钮益惠申请给“军情局”局长写信，他以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写了好几天，上万言，但都石沉大海。有件事情钮益惠始终想不通：“我是军统特务的家属，我到台湾，应该是功臣，你们不仅不给钱，为什么还把我关起来。”

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10个月，2000年9月28日，钮益惠终于和一批大陆客一起，回到大陆。事实上，还没离开台湾时，他已经盘算起下一次的行程。“我跟亲友们借钱的时候说了，我到台湾拿到钱了回来就还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拿着就回来了，我肯定还要去拿回胥继侥承诺给我的那2.1万美金。”

　终于拿到“刑牢补助”

2001年2月24日，已经轻车熟路的钮益惠再次偷渡到台湾。这一次，他首先去了中国时报社。一位叫林照真的记者接待了他，并且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后经林照真介绍，钮益惠见到了“立法委员”陈学圣。“他对我很同情，说会想办法帮我要到那笔生活补助。”陈学圣受钮益惠委托，将钮益惠的证明材料交给了“军情局”。

不想再麻烦别人，钮益惠在台北火车站的高架桥下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耐心等待消息。为防止警察盘问时露出破绽，他装起了哑巴。

两三个月过去了，“军情局”方面终于有了回复，称“本局考量其兄遭中共枪决，为国受难属实，以殉难人员家属发给钮员一次济助金3000美元”。钮益惠对此并不满意。

陈学圣已经尽了全力，只得劝钮益惠先回北京。由于他没有合法身份，又被当成偷渡客关了几个月。随后，钮益惠再次被遣返。

2001年回北京后，钮益惠一直不间断地给“军情局”、“监察院”打电话，申请生活补助。

2009年6月，“军情局”终于发来函件，却称“钮员系前保密局民国卅九年敌后单位失事殉职同志之弟，非前保密局正式运用人员”，“且无法证实为我工作牵连之难”。对函中所述自己曾“请求返台定居及刑劳补偿”，钮益惠表示不满，他说：“我从没有说要去台湾定居，也没说要刑劳补偿。我就是生活困难，你给我点生活补助。”对钮益惠找台湾方面要钱，同村人丁占营当着钮益惠的面，毫不客气地说那是“痴人说梦”。“历史上，对共产党而言，他是罪人；而国民党一方，也不觉得他是功臣。”

事情在今年有了转机，8月27日，钮益惠通过合法渠道第三次去了台湾，并终于领到了他争取了12年的“刑牢补助”。

现在，北京市政府每个月发给钮益惠和妻子各1030元的生活补贴。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他：“你这一生坎坎坷坷，你怎么看待自己和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钮益惠长叹一口气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小丑。”

你把刮民党的特务想的太高端了。。。
你以为特务都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职业情报人员，但是中统军统特务他不是这样啊，绝大多数中统军统特务






都是这种货色，一群地痞无赖，平时就跟街面儿上混着，打探个消息，欺负欺负进步学生，勒索一下铺面门市，招摇撞骗敲诈勒索绑票打劫才是他们的主业。
所以你看中统军统那么庞大的组织，工作效率低得令人发指，因为正经的情报人员就那么几个人，每一次大的收获，要么就是共产党自己出叛徒，要么就是那几个正经情报员干的。所以你看刮民党的情报工作成绩，绕来绕去就那么几个名字。
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末这十年中，刮民党特务机关看似卓有成效的工作其实另有玄机：因为大革命时代国共合作的深度，双方都是熟人，所以412和715之后，就靠瞎溜达碰熟人的方式，也可以成功逮到共产党，靠发报习惯都可以判断出对面是不是共产党特工。而且由于共产党组织的不成熟以及两边都是熟人，刮民党的政策上升官发财的大门还是为叛徒敞开的，所以往往一人被捕就牵扯出一级组织。
抗战胜利后，军统中统/保密局党通局的工作效率就一落千丈，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分道扬镳久了，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成长起来了新一代的情报人员，瞎溜达逮不到人了。。。而且由于刮民党加速腐败，情报人员也学会了情报交易这一发财手段，刮民党的情报满天飞，宿北战役粟裕奇袭宿迁干掉戴之奇，电文头一周就泄露了，结果被我党的情报员两根金条从刮民党手里买回来了（潜伏里有这个细节），情报系统腐败成这样，谁都救不了。
说穿了刮民党这种lowB法西斯，就是一个冒充政党的封建会党，那几十万“特务”，和满清步军统领衙门手底下那些“密探”是一个路子，马路边包打听的水平。
对了，著名的叶问大师，就当过这种特务，广州市卫戍司令部南区巡逻队上校队长，军队系统的，专办共产党，就是因为这个建国后他才跑路去了香港不回来了。

民国搞得无非是穷逼土条法西斯而已，你误以为的特务是影视剧里那种锦衣玉食西服革履手持各种先进武器高科技装备的精英特工。（脑海里浮现出胡歌演的伪装者形象）
但真实的民国特务呢，绝大多数特务看起来，反而是五十年代初期的那些老电影里的地痞无赖形象更接近，吃穿也就是老百姓水平，也没啥文化和本事，无非也就是利用特务机构编制和黑帮身份（所有国民党特务几乎都要加入黑帮，完美的旋转门）敲诈良民老百姓，迫害进步教授大学生，控制妓院烟馆搞创收，把持物流商业搞走私。
你就寻思，就海地那种选手，都能搞出个数量和武器比正规军还多，老百姓闻之色变的“通顿马库特”组织来。
此种话题，实质上是在探讨一个政府能失败什么程度，以及人的道德能有多崩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