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百姓生活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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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f8336 发表于 2023-8-27 06:28:53|来自:中国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北平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民国时期的真实百姓生活和夜生活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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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jinz 发表于 2023-8-27 06:29:19|来自:中国 | 显示全部楼层
有说法是“民国时期人民生活困苦,只能吃粗粮”,我只能说有些人吃得太饱,太缺乏想象力了。
民国时期,粮食产量低,一般农家一年所产仅够年内食用。一日三餐,离不开红薯面和玉米糁,多稀汤少干饭,常常几天才吃一次粗面馍,客来或逢年过节,粗细粮掺半。病人才能喝点面叶、汤面条。而富豪人家却花天酒地,生活糜烂,
——《伊川县志》
民国时期粗粮是逢年过节才吃的,还想“半干半稀”?没门!只有“稀”和番薯!
而在走了二十多年“经济僵化,人民生活停滞”的弯路之后,伊川人民的主食变成了这样:
据统计:1979年,全县农民人平食品支出为46.3元,人均主食用粮329斤(其中 稻谷19斤,小麦207斤)。改变了长期以来伊川农民“红薯汤、红薯馍,离了 红薯无法活”的状况。同时,副食品销售量增长。
我愿称果粉为“宁吃民国稀汤水,不吃公社白馒头”
pingping521 发表于 2023-8-27 06:29:27|来自:中国 | 显示全部楼层
说个特殊群体:娼女。
一入娼门暗无天,「金楼」就算是花魁,也逃不了自尽的结局。
她死后,还要被曾经的「心上人」挖坟掘墓,做成骷髅以表思念。
在这个娼妓数量,史上第一的乱世里,很多女人一生任人鱼肉,甚至死后也不得安宁。
她们不仅要面对血淋淋的压迫与剥削、惨绝人寰的酷刑,还要被鄙视、咒骂、排挤、吐口水,最终变成听话的行尸走肉。
以下内容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真实到可怕。


民国时揽客的女子尹老板

1942 年冬,陕西西安。
一家赌馆里,欣喜与懊悔的声音交杂着传出。
这些赌客们,都羡慕死了眼前的这个男人——尹老板。
这个男人几日前便来了。
他有钱,有派头,有女人。
赌鬼们专指着在赌桌上赢把大的,能够翻回本钱,每盘都会嗷嗷嚎叫杀红了眼。
可他不一样。
他仪表堂堂又出手阔绰,赌输了也不会「闹情绪」,每次都是把手上的钱输完就走,潇洒得很。
等到第三天的时候,他仍然是每盘都会下赌注,但却开始赢钱;只一晚上,仅在一张赌桌上就赢了上千银元。
赌馆老板本就盯他已久,以为是「千中老手」窥探明白门道后来捞钱的,却不想他把赢来的钱大部分都赏给了「玻璃杯」(招待女郎),惹得赌客们啧啧称奇,群蝇逐臭般凑了过去,对其大套近乎,纷纷请教赌技。
可不论谁怎么打听其来历,玻璃杯如何献殷勤,他均笑而不谈,只说姓尹。
有人根据他的口音和穿着打扮,猜测他是打河南来的富商巨贾。
第四日晚,此人不再独行,而是带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人。
一个十五岁左右,身着黑衣,体态柔弱纤细,凝脂般的肌肤吹弹可破,一双桃花眼却目露冰霜;一个二十岁上下,身着白衣,体态丰腴,面如桃花,一头乌黑油亮的髻发衬得嘴上的口脂格外猩红。
两个女人一左一右跟在男人身后,步履款款轻盈,惹得赌客们艳羡不已。
尹老板继续豪赌,盘盘皆赢,赌场老板知道来了高手,坐不住了。
转过天来,赌场来了个贵客。
此人四十岁上下,虽着便装,但一眼就能看出行伍出身,一身上位者的气息。
刚进赌场,老板便赶忙迎上去,口称「欢迎『桂先生』大驾光临!」
桂先生和尹老板坐到了同一张赌桌上,一晚厮杀,尹老板输得很惨,到最后终于脸面变色,竟把身边的白衣女人也输给了桂先生。
此后,尹老板再也没来过赌馆。
直到几天后,有个老赌客在赌桌上吹牛道出了真相。
他在一个酒局上知道了尹老板的真实身份。
此人乃河南省商务会委员,洛阳乐户业公会主席,尹宗耀。
他是河南「巨鳖」,洛阳娼业的龙头大哥,鳖头老鸨的统领。
难怪出手不凡,又有绝世美女相陪,靠得就是拿女人做生意发家的。


在鳖头和老鸨控制下接客的女子尹宗耀来赌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等人。
等的是谁?
当然是在赌场背后撑腰的人!
也就是国民党高级官员,暗地里统管西安各大赌局和窑子的「桂先生」。
设计送「礼」

赌客说得没错,尹宗耀做的是「大买卖」,此番西行干的是在乱世里倒卖女人的暴利勾当。
1942 年春,河南大旱,饥荒四起,民不聊生。
作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河南 111 个县中的 43 个县被日军占据。
日军烧杀抢掠,逼得百姓走投无路,死的死、逃的逃、十室九空。
夏秋之交,遮天蔽日的蝗虫又席卷而来,让这场灾难雪上加霜;3 千万人受灾,上百万人被活活饿死,遍地哀鸿,饿殍遍野。
无数家庭卖掉女儿,有的妇女为了能让孩子活下去,主动把自己卖掉。


逃荒时带着四个孩子的妈妈,脚上连鞋子都没有卖掉做什么?做奴、做妾、做娼。
洛阳非日占区,成了繁荣的「交易市场」,更有那操持娼业之人,趁机挑选貌美女子,贩卖到外省,获取暴利。
洛阳的尹宗耀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探听到了桂先生的为人和喜好:徇私枉法、贪污成性、狂嫖滥赌、霸占名伶。
于是便设下一计,在桂先生管控的赌馆里守株待兔。
钱和女人送到位了,便打通了利用陇海铁路的火车,向陕甘两省高档窑子长期输送美女的路子。
逃荒的百姓进不了西安城,被机枪堵在了铁路上;而那些被贩卖的豫州大地的女子们,却顺利地抵达了一个个销金淫窟,从此踏入人间炼狱。


记者拍照时露出笑脸的揽客女子们白衣女子,艳名金楼,乃洛阳娼界首屈一指的花魁,无数追捧者争相购买她的「开苞权」,均被尹宗耀拒绝,目的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桂先生虽得美人却未「尽兴」,只因春宵一刻时,金楼竟然敢反抗。
金楼之所以跟寻常女子不同,是因出身于开封城的书香门第。
日寇入侵时,她家被日本鬼子给烧光了。
家破人亡的她,逃难时被人贩子拐骗卖到洛阳,落到了尹宗耀的手里,堕入娼门。
因上过学识字又是大家闺秀,加上一副能唱河南坠子的好嗓子,尹宗耀认为奇货可居,想尽办法逼她下水。
金楼骨子里从未想过自甘堕落,她百般不从,寒冬腊月被扒光衣服扔出门外,不一会便冻倒在地,抬回屋里继续毒打,一直打到她连连称「是」为止。
当晚,金楼在尹宗耀租住的宅院里对桂先生反抗许久,最终被迫屈服。
桂先生虽然得逞了,但肚子里窝火啊。
然而表面上,面子还得给足。
第二天上午,桂先生便派人给金楼送来豪礼,包括一瓶法国进口的高级香水。
礼物送来时金楼不在场,因为她一大早便要在茅厕里完成「撇苏七」仪式。
娼业有各种独特的禁忌和仪式。
所谓「撇苏」,就是哭;「七」指的是夫,即哭丈夫之意。
高档书寓的姑娘在初次接客之后,老鸨或鳖头为禁锢姑娘的精神,便会断绝其恩爱情感,迫令她们在茅厕内烧纸钱作上坟哭夫状,以象征夫死,此生打消从良结婚的念头,安心从娼。
当有新顾客到姑娘房间留宿时,该女要在门前放一把纸扎的「撮钱」,象征前夫已死,此女已经改嫁。
「嫁」给任何男人都可。
可以说,这套仪式算是把从娼女子对未来期盼的美好彻底毁灭。
先生们的手段

就在金楼做假哭之时,侍女的尖叫声从她房内传来。
那侍女将香水喷洒至地面,顿时满室异香,侍女颇为高兴,随即将香水喷洒在金楼的床榻、衣服鞋子上。
不料,薄如蝉翼的帐子瞬间被烧出许多孔洞,侍女以为自己闯下大祸,急忙提着鞋子去找金楼。
路上,被黑牡丹瞧见,随即被尹宗耀得知。
黑牡丹便是尹宗耀带着去赌馆的另一位绝色女子,是他「上供」的备选人。
这黑牡丹与其他姑娘不同,她打小便独居书寓中的小楼,鲜少接客,也没人知道她的来历。
与金楼一样,她也是被尹宗耀捧着的红人,却一直与金楼不合。
见到金楼侍女的惊慌之态,她便在尹宗耀耳边一番添油加醋,揣测端倪。
尹宗耀听后,顿时脸色一变,骂了句:「破鞋!」
心知一定是金楼头一晚没有听从指令、招待不周,令桂先生暗恨在心。
那香水里被桂先生派人掺了硝酸水,倘若喷到身上,脸面肌肤算是毁了。
尹宗耀琢磨一番,咬牙切齿:「臭婊子坏我好事!」
但他行事一向缜密,唤黑牡丹给金楼送去一盏茶。
可怜金楼不知何意,以为喝茶也是仪式中的环节,毫不迟疑地将茶全部喝完。
茶里下了药,第二天金楼的嗓子就破了,从此再也无法唱坠子。
尹宗耀控制着数家窑子,历来手段毒辣,死在他鞭子下的女子不下十人。
这鞭,是娼门一种虐待女子的独特酷刑,阴毒至极,名曰「万能鞭」。
鞭子用皮条编成,比马鞭还粗,内插钢针百余根。
如从业女子要「飞鹰」(逃跑)、拒不接客,就会被捆绑后吊在房梁之上,遭到鳖头或老鸨的百下「鞭祭」,遍体鳞伤。
被打之时,还要遭受训诫,窑子里的其他姑娘们要排队观看,正是所谓的「以儆效尤」。
有的被打到奄奄一息,第二天还要含笑接客。


《风月画报》里做宣传的名妓金楼是尹宗耀斥巨资培养出来的,舍不得杀。
但必须要弄残,做给桂先生看。
桂先生的手段,坊间早有传闻。
当年京剧名伶葛翠芬来西安演出,只因多次拒绝桂先生的私下邀约,便遭到了报复。
葛翠芬是著名坤伶,唱压台戏,桂先生就将戏院前三排座位全部包买,请客看戏。
待葛翠芬最后出场时,前三排的观众一哄而散,后排及楼座观众不知何故,亦随之而散。
一连三天均是如此,葛翠芬才知是得罪了桂先生,压不住座、站不住脚,无法继续演出,只能束装离去。


民国时娼门中会唱戏的女子,也会到台上表演得罪了两位先生,金楼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了。
她在忐忑中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无边苦难的人生。
回到洛阳后,金楼就被转卖到了二等窑子里。
毕竟,一个破了身、哑了嗓的女人,不值钱了。
洛阳的娼业自光绪三十四年陇海铁路通车后,便已呈现繁荣之态。
开封沦陷后,河南省政府及一战区长官部迁移到了洛阳,党、政、军、宪、警、特机关林立,去沦陷区跑单帮的行商、沦陷区的娼女,均逃来洛阳,一时间形成了畸形鼎盛状态。


等待客人的女子安仁里、平安里、吉庆里、刘家院、酸崖沟、城内外各旅社客栈,甚至是山沟里的土窑洞里,都塞满了各等窑子和不计其数的暗娼。
还有那最低等的「卖大炕的」,主要为住大车店的车夫和商贩们服务,在能住几十人的大通铺上招揽生意,出五毛钱就能上炕「做生意」。
没有一个女人是心甘情愿出卖皮肉从事「贱业」的。
「柜上姑娘」指的是老板收买的幼女,从小干最苦的杂活儿,十一岁就得开始卖「清倌盘」,也就是除了陪睡之外,要忍受客人的所有下流侮辱行为。


清末上海街头便有了被掮客扛着走的「清倌」「搭伙姑娘」是被人贩子拐卖后送到窑子里「搭伙经营」的,收入所得归人贩子所有;终身被奴役,脱离不了管控。
「租赁姑娘」是以月或季度论,以活期租赁的方式被租给窑子出卖肉体,以救燃眉之急的。她们基本是因为家遇不测或父母、丈夫吸大烟赌博所迫。
这类姑娘多数身价低微,且备受虐待和歧视。
然而,窑子借给她们的高利贷可没那么简单,如果到期不能还本,还要加罚利息,越积越重;要么被逼终身为娼,要么到期回家后再被嫁出去,被榨干所有价值。
最惨的是签了「死契」的女子,有的是被家人所卖,有的是被拐卖、抵债的,还有的是被人玩弄后卖入娼门的。
她们是老鸨的私人财产,就是打死了也不负责的那种,终生没有自由,所有收入归窑子所有,任凭宰割。
牲口还有休息的时候,但她们连牲口都不如,永无出头之日。
有人在短短三年里,不分昼夜被迫接客 5000 多名!而本人分文未得,所有嫖资全进了老鸨的腰包。
可怜这女人想死也死不掉,连着三次吞大烟膏均被拦下。
姑娘们是给老鸨赚钱的工具,非至奄奄待毙,绝不会被允许轻易死去,所以被日夜提防,分秒都不会放过。
若有姑娘出门赴酒局,必有茶房紧紧跟随,防范逃脱。
窑子门口的街头巷尾,有人日夜巡风,轮流把守。
夜间如不接客,姑娘们便会脱去衣裤接受检查,倘若被发现藏有麻绳剪刀之类的物品,必遭毒打和「家法」。
金楼就是终身为娼的,进了二等窑子后待遇一落千丈,不分昼夜,逢客便接。
迎来转机?

这一天,一个戴着眼镜书生模样的客人进了窑子,改变了她的命运。
此人文质彬彬、模样俊俏,只一眼,便相中了最貌美的金楼。
书生跟着金楼走进房门,帘子一拉,金楼习惯性地脱衣服,却被对方制止。
「姑娘,我想要不一样的服务。」书生张嘴第一句话便让金楼震惊不已。
原来,书生姓叶,是报社记者,为了编写报道至各等窑子采访不同女子。
金楼像是找到了救赎之人,将所受屈辱统统道来。
一边低声哭诉,一边还要防着门外听房的茶房;倘若泄露窑子里的隐秘,必遭毒打。
头等书寓档次高,接待的多是中上级军官、大发国难财的商贾们,只留夜宿;二等窑子则大相径庭,多数客人是豫州各县的,也有趁灾难之年从陕西来豫收古玩、估衣的商人。
窑子里的姑娘豫东豫南的最多,还有山东曹县一带拐骗来幼女;或头等窑子中年岁稍长、患有初期梅毒,降为二等的姑娘。
营业上没有头等窑子的各种规矩,不分昼夜皆可成交。
每个姑娘一间无窗无门小屋,门上挂白布一条。
姑娘们立于屋前,在老板的威逼下,唱《打牙牌》、《十八摸》等各种不堪入耳的淫荡曲调,勾引过客。


民国时揽客的姑娘有兴致者,不用点名即可上前问话调笑谑骂,讨价还价。
地方上的流氓、兵痞、二流子均可来此,时常寻衅生事,稍不如意便会对姑娘拳打脚踢。
姑娘们挨打受气也不能反抗,只能饮泣忍痛,装陪笑脸,以免跑了主顾,被老板拷打。
二等窑子同样规矩多,有些犯忌讳的词也不能说,要用行话、暗语替代。
倘若谁犯了规矩,惩罚便随之而来。
鞭抽棍打,揪头发撞墙,逼喝洗头水,天冷挨冻都是初级对待;更有甚者,被罚跪碎玻璃碴子,以至于流血过多丧命;被用老虎钳子夹大腿内侧的细肉,疼痛难忍却伤疤隐秘。
被打板子,「数十下而红,百下而肿,二百下而紫且黑,三百下而血流,四百下而皮卷,五百下而肉随杖飞」。
被逼吃屎灌尿,灌得肚子大到如同怀孕;被用烧红的铁条烫下身……
一名 14 岁少女的因不愿接客,被老鸨用开水和熨斗烫伤,伤痕多达 120 多处。
可以说,炼狱里的酷刑,全在人间的阴暗角落里被实现了。
没有人把从娼之人当人对待,她们被定性为最「下贱」的人。
就连「从业执照」上的卖身原因,也会被写成「天生淫荡,自愿卖身」。


「从业执照」上的卖身理由窑子一直是警署嘴里的肥肉,打从 20 年前起,娼业每月便要交 20% 的「花捐」,养肥贪官污吏。
窑子老板便把这层盘剥再加到姑娘们身上。
在《风月画报》上做广告,是常见手段,但这是仅限于头等书寓女子才有的待遇。


民国娼门女子宣传画报倘若谁生意不好接客不多,老鸨便叫她给娼业祖师爷管仲的塑像叩头烧香;一手端着骚臭尿盆,一手拿小棍敲盆边,边敲边祈求;或者把黄表纸点着,在桌子底下、床底下燎,驱晦气。
下等窑子的老鸨为了逼姑娘们多接客,能施展各种非人手段。
如果某个姑娘一整天都没有开张,第二天就罚「满堂警」,也就是让所有姑娘都跪搓衣板;有的因一天没接到客,便被老板唾骂、花样毒打,甚至被剪刀刺伤大腿。
这些反复无常的手段其实就是不停地摧毁姑娘们的心理防线,让她们每天都活在胆战心惊里,不敢懈怠。
姑娘们为了完成老板定的份额,被逼得要「争夺」顾客。
客少之时,客人会被群起包围,你拉我扯。
有人甚至在拉扯客人时为其脱去衣帽,以至解掉腰带,扔于屋内。
本来可以堂堂正正做人的女子们,被活生生地逼成了「下贱东西」。
说到此处,金楼潸然泪下,哭求道:「求求记者先生带我逃出火坑吧,我识文断字,会花红女工;倘若先生嫌弃我脏,就当个野猫癞狗,能舍口剩饭吃便罢。」
怎奈,叶记者连连摇头。
他已采访过各等窑子十数位女子,有三等窑子里被打得满嘴缺牙说话漏风者;有四等窑子里被折磨得形同枯槁不着寸缕疯癫抑郁者;甚至有暗门子里患梅毒二期身体溃烂鼻骨脱落的暗娼,竟然还在接客!
没有一个女人不对他发出求救的哀嚎,可是他只是个小记者,说不定哪天就被报社辞退,在乱世里自身难保。纵然对眼前的金楼产生爱恋之心,也奈何没有出手相救之力。
此后,叶记者频繁去找金楼。
只不过是把采访变成了真正的「交易」。


被逼良从娼的女子们怀孕与熟客

1944 年冬,金楼偷偷怀孕了。
自打两年前与叶记者第一次相识,她便一直认为这是唯一一个有良知,能带她脱离苦海的男人。
她想用孩子作为砝码,赌一把,但是她的期盼终究是落空了。
纵使叶记者为了孩子给她赎身,那点积蓄也不够用的;况且,老鸨子不会放弃一棵摇钱树。
旧社会没有如今这样安全的避孕药,安全套虽然在民国十几年开始被使用,但一般人买不起,客人们也不想用。
窑子老板为了能让姑娘们保持持续接客的状态,就用「娼门邪法」避孕,招招阴损毒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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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ywind 发表于 2023-8-27 06:30:05|来自:中国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原,老实!逐一发送水旱蝗汤!

sanqiren 发表于 2023-8-27 06:30:50|来自:中国 | 显示全部楼层
根据民国48年中央调查统计局数据,上海十六铺码头的搬运工,工资是50个大洋每月,而当时一个大洋可以买30斤大米+10斤猪肉,而上海最繁华的地段霞飞路,一套法式别墅也就1000个大洋。而当时的油价比水价还便宜,而国产车的公里油耗也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哈尔滨新京等发达城市人均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西欧国家水平,远超日本(包括韩国殖民地),周末开车郊游已经是当时白领生活标配。
同年,在李宗仁给居正的参政意见里写到“(苏区)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却以数十万万大洋而年养之,占党国财帛收入百之有三四,虽财力有余,但以德报怨非绝匪患之道也,故而匪相逼而无穷也。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故进忠言,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这里看出,每年国民政府要用几十亿大洋去养苏区,可见当年国民政府差不多一年的财政收入保守估计是3000亿大洋,约合人民币120000亿元,推算当时GDP大概是120万亿元,按照当时四万万同胞来算人口,按7.2来算汇率,则人均GDP约4.16万美元,远高于现在的日本和韩国,就算打个6.5折,也达到发达国家人均GDP的标准,这还是没有房地产泡沫注水的人均GDP。
再说说教育,以上海国立圣约翰大学为例,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教授里光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就达5人,更别说中央北大清华辅仁等名校。而圣约翰大学的文凭全球通用,不像现在中国大学文凭基本上没有国家认可。而当时的学术环境下,的学生和教授都精于治学,没有什么评职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民国大学的学术严谨性举世闻名,对于论文抄袭或者考试舞弊者,都要追究刑事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民国出大师的原因。
军事方面,民国的确有所不足,这也是后来八年抗战艰难的原因之一,但当时的民国军事实力也是仅次于英法德日意美,军事成就依然值得我们每一个国人骄傲:民国35年打造德械师完成步兵装备升级,民国38年建立中华民国空军,民国40年中山号战列舰下水(排水量仅次于德国俾斯麦号、日本大和号、英国胡德号),民国42年更是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艘航母正气号,同年经罗斯福总统邀请派出林烨、钱学森等科学家参与美国曼哈顿计划,这些都为后来抗战胜利和进入联合国五常打下坚实的基础。特别提一句,民国最为著名的是谍战实力,就是那个在抗日神剧恶贯满盈的军统,被誉为世界五大谍报机构(另外四个是cia、军情六处、克格勃和摩萨德),军统的抗日志士在对日谍报、破译密码、暗杀汉奸方面做出来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41年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电码(可惜美国当时以为中国要破坏美日关系,而没在意,导致珍珠港事件爆发)。
这样的民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民国的富足,不在于飞机大炮,不在于航天卫星,而在于一点一滴,在于民主与科学,来自于国民素质的培训,来自于党国的树人精神。最后,余仅以中华民国国歌收尾,以纪念中华历史上唯一的黄金时代:

雯雯374943 发表于 2023-8-27 06:31:20|来自:中国 | 显示全部楼层
民国时期的上海,在被日军占领之前,有“东方巴黎”之称。但这个“东方巴黎”,和中国人有多少关系呢?它的繁华,是西方列强建立的租界创造的。各租界实行宗主国的法律,关税有宗主国管理,中国的军队和警察均无权进入。它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现代化的程度,在远东地区首屈一指,但和当时的中国人,真的没什么关系。
有一部记录片,名叫The man who changed Shanghai。光看片名,你以为是讲中国人的故事。我和朋友初次看到片名的时候,还猜这个man到底是谁来着。但实际上,这部纪录片是讲述斯洛伐克建筑师Ladislav Hudec的故事的。
Hudec生于斯洛伐克的一个建筑世家,很小就在父亲的建筑公司帮忙。他一战的时候从军,被沙俄俘虏,然后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当苦力。他在火车接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跳车跑了。随后他进入东北,辗转到了上海,凭着建筑知识,开始给英美公司做建筑设计。后来他在上海开了自己的建筑公司,数年间为上海留下了许多现在被视为经典的建筑,比如当时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淮海路上的诺曼底公寓等等。
Hudec的故事,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纪录片。我只想讲讲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段Hudec儿子和女儿的访谈。他们说,那时的上海,外国人和中国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Hudec在上海生活了二三十年,但基本不会说中文,因为他的工作伙伴中几乎没有华人。他们出游的时候,经常能看到饿的奄奄一息的华人。Hudec的儿子说,富人们去饭店大吃大喝,有的喝醉了,在路边呕吐。等他们吐完了,就有饥饿的华人冲上来,把他们的呕吐物吃下去。简直无法听下去。
即使那时的上海,比伦敦巴黎更发达,又能怎样呢?它不过是英国人法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的另一个伦敦巴黎而已,很值得我们骄傲吗?我怎么一点也不觉得?
作者:睡神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4550854/answer/14047600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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