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说清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是什么样的人很难，但有个谣言是可以澄清的：他从未因为制造原子弹，并同意在二战中使用它向日本道歉，也不像鸡汤文中所说，是因为双手沾染鲜血负疚而死。在最后的演讲中他曾明确表示，投放原子弹是不可避免的，是当时条件下伤亡最小的方式。科学的本质就是要了解并控制自然，它也许会产生巨大的危险，然而毫无疑问，也是巨大的希望。最后，终其一生，他也从未在反核声明上签字。
另一方面，他的确说过“我的双手沾满鲜血”，这是在杜鲁门总统的庆功会上公开说的，这件事使得一心想炫耀战功当做自己政绩的杜鲁门大发雷霆，也导致了他功臣沦落的结局。因为同情苏联，联邦调查局怀疑他是苏联间谍。审查会上，一向坦率的奥本海默毫不掩饰自己的左倾政治观点，“甚至比指控他的表现得更多”，最终被免去了所有公职和头衔，并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囚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解密后的苏联档案，克格勃曾多次试图策反，而奥本海默从未背叛自己的祖国。
奥本海默的一生，是卷入政治漩涡的天才科学家的悲剧。直到他死后，他最爱的女儿申请联合国翻译职务，依旧因为父亲的所谓“污点”被拒绝，这也部分导致了她的自杀。另一方面，科学之光也由他传递下去，他本人未能获得诺贝尔奖，但他所主持的普林斯顿研究院则容纳并造就了杨振宁、李政道与吴健雄这样的顶尖物理学家。至于发明原子弹的利弊争论，我不具备足够的知识，无法参与。然而三战至今未爆发以及长时间的相对和平似乎证明了，人们对核战的恐惧本身也是止战的手段。
有人说，他只是原子弹的制造者，决定投放不是他的责任。……能理解这句话是想要为奥本海默辩护，然而这恰恰违背他本人意愿。目睹了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托马斯准将曾这样描述奥本海默那一刻的反应：“他一直承受着沉重的负担，随着最后读秒，他变得更加紧张，双眼直视前方，几乎屏住呼吸。当播音员传来'开始！’后，巨大的、震耳欲聋的爆破声响起，闪光仿佛要席卷整个世界。而这时，他的面容放松了，显示出极大的轻松来。”奥本海默自己则回忆道：“有一些人笑了，有一些人哭了，大多数人惊呆了，一声不响。我心中浮上了古印度圣诗《薄伽梵歌》中毗湿奴对王子说的一句话：‘我将变成死神，世界的毁灭者’（Now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
误解在于，无论是“双手沾满鲜血”，还是“我变成了死亡，世界的毁灭者”，都不是宗教和平主义者或浅薄小清新们理解的忏悔。与那些和平项目不同，原子弹研究目标明确，就是要用于战争。作为主持这项工作的人，无论后世责骂还是平民的鲜血，都是奥本海默必须背负的责任。对此他从一开始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他没有逃避、也不想逃避这个责任。就好像那个著名的扳道岔选择题，一边是五个人，一边是一个人，你必须选择让火车冲向哪一边。如果你选择了人少的那边，一方面你拯救了五个人，但另一方面那一个人的死亡就会成为你的责任，你的重负。你就是杀他的凶手，没有其他人可以推诿。
幸运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要面临这样的选择；但是历史却必定要选择某些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大任”并不仅仅是劳作和决策，它还意味着鲜血、生命或者“罪责”。《薄伽梵歌》的起源，便是俱卢大战前印度主神毗湿奴的化身奎师那向王子阿周那阐述行动的哲学，为此他展示了作为时神与死神化身的宇宙相：“焚烧一切是时间，时间又将火熄灭”，毁灭、创造与重生，都是时间的显现，以及历史的必然。
我们处在一个不能理解“责任”的时代，崇尚的是“高洁”，“无辜”，手不染尘，更不要说鲜血。但这不是奥本海默的时代，也不是他的选择。没有必要为奥本海默辩护，如他所说，“我不后悔”，“我承担我的责任”，这是他一直就有的觉悟。在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有人要成为扳道工、执剑人。奥本海默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中学时代就沉迷印度哲学的奥本海默，对“行动之歌”的理解显然要远胜于西方宗教语境下的诸人。行动是庄严的职责，他从未试图逃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