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如何评价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苏轼的放逐与回归——有感于林语堂《苏东坡传》

苏轼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他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林语堂先生所著的《苏东坡传》比较系统详细的讲述了苏轼的生活经历、政治经历、个人思想、文学成就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向我们展现了丰富的、变化的苏轼。苏轼一直处于政治的漩涡之中，但他却风光霁月、从容应对，依然保留自己纯洁的心灵。这样的天之骄子，没有被那个时代捧在手心。而如今，却依旧被我们万人敬仰。在错综复杂的人生经历，他保持着孩子的心性，坚持做自己，在成长中快乐着。
说起“苏轼”两个字，中国家喻户晓，于我们而言，他不仅是宋朝的一个名字，也是中华优秀文化的象征，更是中国人的骄傲。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代表，为他所作的传记不可计数。这些传记中，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是其典型代表，我们依稀可从中窥见苏轼的一生。
>>一生
苏轼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十一岁以前。苏轼在眉州老家过着平凡的生活，父亲苏洵老而发奋，带领苏轼和弟弟苏辙一起学习。第二阶段是二十岁到四十三岁。二十一岁之时，苏轼与弟弟随父亲一起进京赶考。苏轼为当时的第二名。当时颇富才情的他一举名扬天下。然而，文采的名望并没有给他带来顺利的仕途。苏轼的一生被我们现代人概括为一句话：“一贬再贬，越贬越远。”这一阶段在第二阶段适用更加明显。在新旧党之争中苏轼因为支持旧党，而受排挤。通过《苏东坡传》可以看出，苏轼并非否定改革，而是提倡温和的改革，这并不为当时激进的改革派所容。因此，他的人生用颠沛流离概括不足为过。第三阶段是苏轼四十三岁之后。四十三岁，为何会成为苏轼人生的分界线？因为这一年，苏轼经历了人生最大的磨难——乌台诗案。在经历这一坎坷之后苏轼的性情发生了变化。出狱之后，苏轼被贬黄州，在那里写下了诸多千古名篇。在第三阶段，苏轼已参透世间的名利和苦难，他不在乎身处何地，不在乎人间的蜚短流长，因此这一阶段他也是最潇洒的。这一阶段他也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大悲。在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为相，苏轼得到了高太后的赏识得以东山再起。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他在这一阶段创作了无数的名句佳作，包括《水调歌头》、《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
《苏东坡传》可概括为苏轼的放逐与回归。苏轼的一生一直在放逐当中，苏轼能以儒家思想为本，又能兼有道家所长，重儒不功利，好道不厌世，在逆境用自己的乐观、旷达、淡然追求自己的人生。
>>放逐
对于苏轼来说什么是放逐？逆境的不顺、困难的折磨还是心灵的围城？不全是，或者都是。但这些又不能完全将他放逐。
中国古话有云：“逆境出人才。”纵观古代历史，此话是有道理的。《苏东坡传》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苏轼一生所到的地方。由于他始终坚持己见，多次被打压，一生遭受无数外放、贬谪、流放。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每次在一个地方一段时间就要搬家，所以苏轼一生也没有什么积蓄。因此苏轼自己都说，他不想搬家。即便如此，他也可把逆境当顺境，四海游荡便四海为家。正是这种放逐才成就了苏轼。
对于苏轼来说，一生的每刻无不在漂泊中，纵观他的一生，最大的放逐莫过于“乌台诗案”了。不知道重回宋朝，世人会不会反省，这样一个天之骄子，为何没有被视作珍宝反倒经受这么多的磨难？翻开“乌台诗案”，让我们重新看清这个时代给苏轼的，以及这一场浩大的苦难是如何成就这个时代最无上的骄傲。
也许有人会迷惑于“乌台诗案”究竟是什么。余秋雨先生是这样概括的：“就是‘一群文化群小’的典型以文字诬陷苏轼的案件”。当时的皇帝宋神宗并未想要迫害苏轼。另外还有如太皇太后等人在支持苏轼。但最终苏轼还是下了大狱。那这样的一股邪恶势力来自于哪里？宋朝当时处于专制主义体制，设有专门的监督体制，作为皇帝和朝廷的耳目。但这种机制存在弊端，谏官的品质不一，谏官的话语不容怀疑，即便是谏官说的有失偏颇，甚至皇帝都无法追究。当时批评苏轼的言论就纷纷聚集到此。批评苏轼言论的人究竟有哪些？我曾经看到余秋雨先生是这样概括的：“诸如舒亶，一个检举揭发专业户。又如李定，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再如王圭，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从以上的三个例子足够可以看出，当时苏轼受到的排挤并非正派势力。
在这一场经历里，苏轼九死一生，也许是因为宋朝的“士大夫不可杀”，苏轼勉强的捡回一条命。苏轼陷于如此大的包围圈，而他心灵的突围才是真正的文坛领袖的诞生。
>>回归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苏轼对于逆境的态度是坦然的。他的一生经历过大喜大悲，有如欧阳修、范镇、高太后等知遇之人，也曾遇到背地中伤、无事诋毁之人。所以他曾官居高官，也曾多次贬谪、几度入狱、客死他乡。然而这些对于苏轼来说并不算什么，他用自己的旷达和淡然战胜苦难。即使远在岭南依然悠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六年没见子由可以乐观歌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或许真如他自己所说：“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有些人生来就是要做伟人的，有的人生来就把伟人的责任扛在肩上。所以苏轼选择了入世。他心系天下苍生。杭州的浚治运河筑西湖堤、徐州的抗洪、密州除蝗灾、一桩桩政绩无不以民为本。他想做一些有价值的事，这大概就是入世的苏轼。然而，命运的不顺，苏轼又有他的另一面。平生最喜欢陶渊明，与参廖、佛印等出世之人为友。他对道家有深入的研究。入世是苏轼的放逐，出世便是苏轼的回归。放逐是外在的，回归是内心的。被放逐的是他的躯体，永远不可禁锢的是他自由潇洒的心。
>>林语堂的个人风格
不能否认，林语堂对苏轼的喜爱致使在写作的时候带着浓浓的个人感情。林语堂的笔触独到、细腻、全面，他塑造的是多才多艺、性格饱满、可爱多面的苏轼。但作品中有着浓浓的主观判断。所以，我们看到对苏轼的正面评价是其他作品不能比的。书中写到：
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他的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正是由于作者的个人偏爱，我们才能看到这样丰富的评价。另一方面，对苏轼的偏爱也造成了林语堂先生过分的否定了他人，比如王安石。也许是林语堂先生一生推崇“性灵文学”的创作观念的缘故，他在苏东坡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解。
《苏东坡传》里的话有一段被写在封皮上：“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诚然，我们无法否认林语堂把东坡写的很具体。但是他对苏轼的了解之自信，让我惊讶称奇。当我读完了这本书，看到最后一页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满满几页的参考书目。当某一天我们像林先生一样看了那么多的参考书目时，我们也会自信的说出“我完全了解他”。
因着对苏东坡的喜爱，我曾发帖和他人讨论苏轼。曾有人问我，我们能完全了解一个人吗？以前我也常常想我们可以完全了解一个人吗，毕竟一个人有那么多变化面。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读起来是酣畅淋漓，我特别喜欢。让人有一种他说的全部是自己的观点的感觉。我认为林语堂先生是我观点上的知己。当然我也相信有很多和我们一样持相同观点的人。很多人说林语堂的书个人感情太强烈。也有人不理解我这样的年轻人居然会喜欢苏轼。而今我不再这么想，喜欢一个人会促进我们去了解他的，关于他的事情会特别留意。人也没有那么的复杂，苏轼也不会在乎现代人泼给他的脏水，毕竟他在宋朝的时候就不在乎。我们同意林语堂先生说他完全了解苏轼。这既是感性的因喜欢而了解，又是理性上的看过他所有的文字和所有相关资料基础上的了解。
若能回宋朝，我想看一看那个男子，他写尽人间繁华看过人情暖冰，他高唱大江东去他独得世间潇洒，他虽漂泊心中自有家，他有“与君世世为兄弟”的手足，他的爱情虽不完美却人人道是佳话，他是苏轼，眉州眉山下，淡然旷达的男子。

看完一定要看王安石传

最近刚好写了《苏东坡传》的书评，所以不请自来回答一下。轻拍，废话很多，可以直接看加粗部分...原文标题为：当我们在谈论苏轼的时候，我们在讲什么
已作修改的原文如下：
     季羡林先生在谈及苏轼时提到，中国古代赞誉文人有三绝之说。三绝者，诗书画三个方面皆能达到极高水平之谓也。而苏轼至少可以说已达到了五绝：诗、书、画、文、词。因此，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最全面的伟大天才。论诗，他为宋代一大家。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画，笔墨凝重，大气磅礴。论书，他是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论词，他摆脱了婉约派的传统，创豪放派，与辛弃疾并称。
     我们所认知的苏轼，更多在于苏词之旷达洒脱，激荡人心。在苏轼逝世九百年后的今天，对于苏轼本人以及他最为人所知的词的争辩依旧不曾停下。先看唐圭璋先生载于《词学论丛》中的评价：

         苏轼所作的《东坡乐府》，内容广阔，气魄雄伟，语言朴素，一反过去绮罗香泽及离情别绪的局限，是宋词空前的划时代革新，也是宋词进一步的发展。

      再看吴世昌先生于《词林新话》上的评价：

         东坡的词像郭老的诗，做得很不经意，很随便，时有妙语警句、深刻至情的的话，而全篇精美者少。

      二位学者评价存在较大分歧的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文学欣赏本就是随着时代的推移、文学观念的变迁以及个人文学品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在今天，我们已在苏轼对词的创新上达成共识（摘于刘石先生在《苏轼词集》的导读部分）：一是扩大词的题材；二是突破词的音律；三是创新词的体制；四是改变婉约一体笼罩词坛的局面，风格呈现多种多样的面貌。

     风格是融合了题材、情感、声律、体制呈现出来的整体效果。按一般标准来说， 苏词是称得上豪放一派的。但他的词却不被认同为豪放派的代表，其词还有与豪放不尽相同的，王鹏运所说的“清雄”。也正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写的“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


     从对于苏词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苏轼在其作品中留给人们的印象，豪迈却不奔放，动情却不风流，清婉却不缠绵。不似豪放派的意气风发、豪情万丈，也不似婉约词的清切哀怨、俊逸韶秀。
     有趣的是林语堂先生所作的《苏东坡传》一旦提及苏轼的文学作品只称赞其为不可多得的诗人，却不曾称其为词人。李清照的《论词》中说苏轼的词”不协音律“，不是词，只算诗。而东坡词是苏轼有意打破词”别是一家“的正统观念，将词当作“长短句诗”的创作产物，获称为“诗人之词”。因此《苏东坡传》中多次提及他为诗人身份也就不足为怪了。
林语堂在开篇中写到他去了解苏东坡的方式——作品、生活资料与他人记述。我认为去了解一个死去已近千年的人，最好的方式还是通过他的作品。因为生活资料可以杜撰，他人记述又带有主观情感，而作品才是还原了他的完完本本。
     正如我去了解苏轼，通过《苏东坡传》，也可以说是他人记述，我了解到的是一个才华横溢、乐观豁达、可敬可亲的伟人，是无所不通的智者，是不可触及神坛上供奉的大才子，堪称世间最完美的理想人格。
     但是通过他的作品，却又可以发现他身上许多可爱之处，仿佛他同你我这类凡人并无区别。我读《苏轼词集》时便发现了苏轼身上的一处，其中《临江仙·夜归临皋》写道：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太守看了此词立马派人找，以为苏轼要自杀呢。大才子死我县里，官是甭做了。（此事件在《苏东坡传》的解释是，太守有职责监视苏不得越出辖境，以为苏要逃跑才去追找。叶梦得《避暑录话》也有这一解释相关记载。）结果找到苏轼了，家门口睡觉呢。原来门童睡得太死，苏轼太困就睡了。
从苏轼自己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走下神坛的一面，诸如此类的还有东坡日记里对司马相如拍汉武帝马屁的不屑以及散文里记录大晚上去找张怀民散步的惬意之情。这使苏轼在我心中的形象多了几分人气，而并不是像《苏东坡传》中描述的漂浮在空中难以触及的神。
林语堂所写的苏东坡带着自己对他的喜爱与赞美，敬仰与佩服以及名士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所以他笔下的苏东坡有诸多神化。他称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不可否认的是苏东坡在历代文人中占有重要的一位，但是如此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评价未免偏颇。更甚是本书用了大量篇幅着重写王安石新政，把王安石其人贬的一文不值。加之《苏东坡传》的原著是英文，书中为了方便外国人理解运用了许多小说叙事的笔法，这也使得这本书作为传记来看显得不那么合格。
虽如此，但本书仍然不失为一本必读经典之作。我们所读只是译本却已经可以透过字里行间感受林语堂不凡的语言功底。字字句句如行云流水般通畅轻快，衔接之处毫无瑕疵。他对苏轼其人的刻画添加了许多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反倒让读者看到了苏轼身上放大化的潇洒才气与高尚人格。正是所谓的“瑕不掩瑜”。
     林语堂在他那部精彩纷呈的《苏东坡传》中说：“人的一生就像一出戏，只有落幕后才能判断这出戏的好坏。”这句话多少有些绝对。我们以回望历史的角度看，似乎苏轼一生的风云波澜、跌宕起伏都显得那么顺势而成、理所应当。但苏轼本人站在历史的那个节点，对未来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命运对于他自己来说都是毫无准备、不可思议的。不知苏轼去世前回想自己的一生有几分可笑？几分惋惜？
     读过这么多东坡词，最喜欢的一句词还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再多的天赋异禀、才华横溢和洒脱旷达，苏轼也不过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我喜爱他，正是因为他烟尘气的一面。他的人格，注定是人类群星中闪耀的那一颗。每想到世间曾经有一个这样伟大而温暖的灵魂生活过，我就觉得非常感动。苏东坡用他的文，他的行，他的人，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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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五年再读并修改这篇文章，仍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谢谢评论区朋友们对文中一些笔误的指正！
本文允许在标明原作者的情况下转载或者引用。
再一次，感谢阅读！

这是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的观点

文章就是写善恶是非最难。这回偶然看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只觉真是人不能写比他自己高的对象。苏轼与王安石是政敌，而两人相见时的风度都很好。林语堂文中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当事人更甚。苏与王二人有互相敬重处，而林语堂把王安石写得那样无趣，甚至明知故犯的对史料作不当的取舍。

两年前写过一些关于这书的想法，节选如下——

　　一直有人说林语堂这本《苏东坡传》并不是严谨的传记，但林语堂在自序中说“have taken care to make only statements which can be backed by sources”。我并未读过太多与苏东坡有关的原始史料，亦非历史、文学专家，对此并无判断能力，不敢乱说，但据我揣测：林语堂这么个做事认真精细的天秤座人士，应该不会乱说。

　　当然，就算确如林语堂所说，他书中描述的苏东坡是否就是历史上真正的苏东坡也不确定。资料未必真实，选择亦有角度，描摹难免主观，更何况林语堂是那么喜欢、敬仰苏东坡。好比让杨丽娟去写《刘德华传》，怎么客观的了呢？其实从书中可以看出，有些段落，林语堂写作时恐怕就已入戏了，笔下写的是他想象、揣测中的那个苏东坡，甚至是他希望自己可以做到的境界。林语堂所写的是一个他所期望的完美的人，是一种完美的人格，一段完美的人生。当然，此处的完美并不是指全无瑕疵、一马平川。如林语堂说要了解一个人先要喜欢一个人才行，了解此种完美恐怕也得先喜欢这种完美才容易些。

　　苏东坡是林语堂追慕的完美人格，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也确实很像林语堂本人——热情、真挚、幽默、豁达的文人性情之外仍有精明、缜密的一面，但终究又因其热情真挚而不免天真，且因此天真而遭受磨难与非议。当然，我所说的林语堂更多的是林语堂自己文字中的林语堂，但考察旁人记述的林语堂事迹、传记，比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中对林语堂性格的评价，也不难看出林与苏在性格上的相近。包括苏东坡的种种弱点。

　　细想想，苏东坡在政坛上的挫折与林语堂一生中的很多坎坷都有共通之处，林语堂为苏东坡所作的一些判词，后来在林语堂自己身上也有应验。一切都是令人无奈而又不可避免。该书第十四章结尾处提到，苏东坡刚刚被保释出狱，就又写诗发起牢骚来，写罢掷笔说：“我真是无可救药!”林语堂这一生中，恐怕也没少发出过此类感慨。（btw，这句话，张振玉译本中译为“掷笔笑道”。但原文只是“threw down his pen and said”，我真没看出哪儿提到苏东坡笑了。）

　　苏东坡钻研制墨及工程营造的劲头与林语堂后来研制中文打字机、发明新式牙刷的执着何其相似。（林语堂发明牙刷的事不如他研制打字机的事情著名，但确实有过，福建漳州的林语堂纪念馆里有一幅林语堂亲笔画的设计蓝图。）而林语堂描述的苏东坡与其夫人的关系，完全可以用到林语堂与其自己的太太廖翠凤的身上。一个才华横溢热情生动的丈夫，遇到一个豁达智慧温柔包容的夫人——于是丈夫甘愿听从太太的劝告，且因此受益。

　　如林语堂所说：“一个杰出的诗人和一个只有普通常识的女人生活在一起，结果往往是妻子比丈夫显得更聪明。”林语堂一直将这类通情达理、有世俗智慧、偶尔有男子般开朗气度的女性视若珍宝。他喜欢《浮生六记》里的芸娘、也喜欢李香君。他笔下的姚木兰的形象，以及姚木兰与其丈夫的关系就更加典型。（另外，洋派的林语堂也多次在各种文章中宣扬过包办婚姻的好处。）

　　《苏东坡传》好在是一个真挚有趣的人写另一个真挚有趣的人。

　　“神圣的目标向来是最危险的。一旦目标神化，实行的手段必然日渐卑鄙。”
　　“每一个革命党未得势之前都能显出最大的力量和团结，一旦得势根除反对派之后，就开始因内哄而分裂。”
　　“他有一个美梦，他的一切都指向那个遥远的目标，不求国家快乐、安详、繁荣，却希望国家富强有力……”
　　“那时也和现在一样，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只有在那个政权失势以后才能知道。”
　　“无论古今中外，每一个极权论都以国家、人民利益为口号。历史上多少政治罪恶假人民的名义而推行，现代读者不难了解。”
　　——以上都出自这本《苏东坡传》，大都是就王安石变法所发的议论。林语堂出版此书是在1947年。林语堂并无多么高超清醒的政治智慧，幸亏他当时已有了这样的认识。

　　数年前我曾说，《苏东坡传》告诉我们，一个有智慧、有理想、有爱的人应该、而且可以生活得洒脱、旷达、乐观。现在我想：苏东坡并非生在一个完美的时代，事实上，所谓完美的时代或许永不会出现。但苏东坡（也许只是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以证明，不完美的时代，也可保有几近完美的人格，度过几近完美的人生。我猜，林语堂写作此书，要说的就是此事。

当时写的全文在
林语堂的苏东坡 (评论: 蘇東坡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