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取经，《西游记》是褒是贬，吴承恩为何以萧瑀“正空门”？

准确地说，应当是唐太宗请陈玄奘前往西天拜佛求经。《西游记》中说，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因经历了生死，在观音菩萨的点化下，派大唐高僧玄奘去大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我佛如来处，求取大乘佛法。
然而，查阅历史，大唐贞观十三年并无这样一件盛事。据《大唐西域记》记载，贞观三年（629年），玄奘法师“杖锡尊路”，十九年（645年）正月“届于长安”。也就是说，西天取经是贞观三年开始，玄奘法师回到大唐是贞观十九年，期间总共一十六年。回到大唐之后，“所获经论六百五十七部，有诏译焉”，唐太宗这才见到玄奘法师。
那么，吴承恩为何把唐僧拜佛求经的时间往后推了十年，以贞观十三年为取经之始呢？

大唐西域记
贞观十三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年中，大唐发生了很多大事，比如唐太宗二月下诏停止世袭刺史制，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削藩；平息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的叛乱，诏令安置在各州的突厥及诸胡都渡过黄河回到漠南旧地。……等等。但是，却没有《西游记》中写的唐太宗游地府，派玄奘法师西天取经。
不过，这一年确实发生了一件与西天取经有关的事，那就是傅奕去世。傅奕是唐高宗、唐太宗时期最坚定地反对佛教的学者。
《旧唐书·傅奕传》中说，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时，“奕上疏请除去释教”。傅奕建议废除佛教的理由比较充分，看起来也有些道理：“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
傅奕的这番言论，被写进《西游记》第十一回“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萧瑀正空门”。唐太宗要修建水陆大会，超度冥府孤魂，诏令傅奕选举高僧，修建佛事。傅奕倒好，不仅没有遵旨而行，反倒“上疏止浮图”。《西游记》中，傅奕的止浮图书是这样的：
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以三途六道，蒙诱愚蠢，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口诵梵言，以图偷免。且生死寿夭，本诸自然；刑德威福，系之人主。今闻俗徒矫托，皆云由佛。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长久。至汉明帝始立胡神，然惟西域桑门，自传其教，实乃夷犯中国，不足为信。
吴承恩虽然“篡改”了历史记载中的“止浮图疏”，也将武德七年的事搬运到贞观三年。但还是基本上保持了原疏书的一些内容，不过，傅奕真实疏书中涉及到“愚迷”百姓，减损户丁的言论，却被悄然抹去。

傅奕上疏
傅奕的止浮图疏得到了唐高祖的重视，诏令大臣议论除佛之事。诸大臣中，只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中书令萧瑀则带头发难。萧瑀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萧瑀指责傅奕为妄说，请求唐高祖以刑罚处罚。
傅奕则以：“礼本事于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反驳，萧瑀哑口无言。
这段历史也被写进了《西游记》中，萧瑀同样也是无言以对，只合掌谩骂了一句：“地狱之设，正为是人。”这就有点胡搅蛮缠了。唐太宗见这两人争辩不休，便又招来张道源、张士衡问营佛事，这二人却大为赞同。于是，唐太宗撤掉傅奕，“着魏征与萧瑀、张道源，邀请诸佛，选举一名有大德行者作坛主，设建道场”。
傅奕是贞观十三年去世的，止浮图疏及其辩论又发生在武德七年，为何吴承恩穿越时空，把这段历史移植到贞观十三年呢？这其中，还是与傅奕有关。傅奕的传闻，演绎成了《西游记》中的“唐王还受生”。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之局部）
刘全为何自告奋勇去“送南瓜”
傅奕所引发的除佛争辩虽然没有最终的结论，但李渊于武德九年（626年）下《沙汰僧道诏》，淘汰大批僧道及其寺院道观，佛道都被抑制。但此诏并未得到有效推行，佛道依然复旧。
《旧唐书·傅奕传》中说，傅奕曾经密奏高祖，说李世民当拥有天下。高祖把这道密奏转交给了李世民，因而，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十分信任他。有一次，唐太宗问傅奕，“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傅奕答道：“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
对于傅奕的这番言论，“太宗颇然之”。但在《西游记》中，却是萧瑀在这场除佛辩论中占了上风，唐太宗开始“建佛事”。《西游记》反转了历史，但唐太宗游地府“再受生”却与傅奕有关。
傅奕曾经与西域僧人斗法，破了起死回生术。《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中说：“太史令傅奕精突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有一位来自西域的僧人，自称能“善菷术（咒术），能令人立死，复菷之使苏。”皇帝便挑选飞骑中精壮者，以试其术，“皆如其言”。这件事传到傅奕那里，傅奕说这是邪术，坚决不信。皇帝于是让西域僧咒傅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若为物所击，遂不复苏。”
西域僧没有咒死傅奕，却把自己咒死了。恐怕西域僧不是自己咒死了自己，而是邪术被傅奕戳穿而气死或者吓死的吧，大唐皇帝不好骗。
这件事发生在贞观年间，皇帝就是李世民。如是，吴承恩就在《西游记》中写了这样一段唐王“再受生”的故事。

唐王游地府
人曹官魏征通过酆都判官崔玨（前朝礼部侍郎）篡改李世民生死簿，唐王还魂回到人间再做二十年人皇。为感念地府十王，唐王承诺给地府“送南瓜”。回到阳间后，李世民出榜召谕送瓜之人。均州人刘全情愿舍弃舍了性命，弃了家缘，撇了儿女，以死入地府献南瓜。
刘全头顶南瓜，口含毒药，来到地府献瓜，十王感承李世民讲信义，不但放刘全还魂，还将李世民的妹妹以刘全妻子之魂附体，等于是李世民把亲妹子嫁给了刘全。
那么，吴承恩为何以“均州刘全”为送南瓜之人，“送南瓜”是什么寓意呢？
均州，即隋朝之武当郡，唐武德元年(618年)改为均州。武当是道教圣地，朱棣以玄武大帝降世自称，极建武当。故此，刘全来自均州，是说唐王牺牲道教尊崇佛教。大唐李氏以老聃为始祖，唐初时，自然尊崇老聃道教。故而，下文将要讲到的傅奕另外一番言论，就与此有关了。
刘全，实际上是“刘人王”，或者是“留人王”、“六人王”。人王就是李世民，而“刘人王”则是傅奕所言：“至汉明帝始立胡神，然惟西域桑门”之意。
“南瓜”则是前文书中，佛祖说的“南赡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中的南儋部洲，东土大唐就在这个“洲”中，“送南瓜”意味着南儋部洲要献给佛门，其中的寓意就是佛法东渐。

（刘全献南瓜）
李世民因何被兄弟追打
李世民魂游地府，崔珏改了生死簿，十王便放他回归阳世，再做二十年人王，故此，这个人王是地府留下了的。而地府又尊崇佛门六道轮回，李世民等于是经历了一次轮回，“六人王”便要皈依佛门了，“南瓜”也就此要送与他人了。
崔珏虽然背地里篡改了生死簿，但恐怕是与阎王串通的。故此，崔珏亲自带着唐王返回阳世。于路之上，崔珏做导游，让唐王“观赏”了地狱中的轮回。李世民所见大致如下：
过了奈何桥，便是“六十四处烟尘，七十二处草寇，众王子、众头目的鬼魂；尽是枉死的冤业，无收无管，不得超生，又无钱钞盘缠，都是孤寒饿鬼”。这些孤寒饿鬼齐来向李世民索命，李世民大声呼救。崔珏告诉李世民，“陛下得些钱钞与他，我才救得哩”。李世民不得已，只得向地府借了一库金银，打发了枉死的冤业，“自脱了冤家债主”。
到了超生贵道门，崔珏辞归，临别之时，叮嘱唐王：“陛下到阳间，千万做个水陆大会，超度那无主的冤魂，切勿忘了。若是阴司里无报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庆。凡百不善之处，俱可一一改过，普谕世人为善，管教你后代绵长，江山永固。”
李世民回到阳世，果然照办。
唐王为何如此遵命于父亲手下的礼部侍郎呢？仅仅是因为发善心要超度那些屈死的冤业吗？恐怕不全是。
上文讲到，唐太宗要建佛事，傅奕坚决反对。傅奕说了一番大道理，反驳萧瑀：“萧瑀不生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正所谓非孝者无亲。”吴承恩点化历史真实中傅奕的言论，明面上骂的是萧瑀，暗地里却是痛骂了唐王。
李世民下到地狱时，被阎王请进“幽冥地府鬼门关”。走进城中，“只见那街旁边有先主李渊，先兄建成，故弟元吉”。这就是李世民“无父”，“正所谓无孝者无亲”。故而，李建成、李元吉一见李世民来了，大喊大叫，无比痛恨地追打李世民，向他索命。李渊则如玄武门之变那样，依旧不敢言语。
然而，李世民建佛事，做了很多事情，却没有为父亲和兄弟们做一件善事。当然，这样也可以理解为李世民建佛事，为天下百姓修善德，其中也包括了自己的父亲。不过，这是不是就是傅奕所说的“无父之教”呢？
以傅奕之言，李世民尊无父之教，刘全舍命送南瓜，也是抛弃家道亲情，不要儿女的行为了。故而，刘全之妻李翠莲托体唐王御妹，他们原本就是一家人。

（玄武门之变）
萧瑀未能“正空门”
最后，得说说傅奕的对立面萧瑀了。《新唐书·萧瑀传》中说：
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积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间请舍家为桑门，帝许之矣，复奏自度不能为，又足疾不入谒，帝曰：“瑀岂不得其所邪？”乃诏夺爵，下除商州刺史。
萧瑀是萧太后的弟弟，其人虽然十分有能力，六次为相，但为人心地偏狭，不能容人，唐太宗因此屡次罢他的相位。其中一次，萧瑀声言出家，遁入空门。唐太宗批准了他的请求，但是，萧瑀却失信不去。唐太宗十分不满，夺了他的爵位，贬为商州刺史。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萧太后去世，沉重地打击了萧瑀，三个月后，也追随其姐而去。死后，唐太宗赠谥号“贞褊”。褊，就是狭小急躁之意。
萧瑀虽然“好浮屠法”，义正辞严地与傅奕论战。但是，毕竟贪恋人间富贵，不愿意真正地遁入空门，皈依我佛。故此，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反话正说，以萧瑀的言论暗中评价了李世民西天拜佛求经。
傅奕指责“萧瑀非出於空桑，乃遵无父之教”，空桑，说的就是萧瑀来历不明，是无父之人。“正空门”，说的是萧瑀与傅奕的辩论占了上风，也就是“证空门”。但是，真正“正空门”者，我认为是傅奕，他对佛教的看法固然偏激，但却有比较超前的思想。故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就是初唐思想家。
《西游记》讨论的是所在时代的宗教问题，以宗教问题折射社会问题。故此，很多学者以及读者认为，《西游记》写大唐的故事，暗藏明朝的社会现状，甚至是隐藏着大明国祚。
对此，我深表赞同，但我更偏重于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讨论的是“西学东渐”的大问题。面临日益繁复的西学涌入，大明王朝正处在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转折时代，如何摆正东西学的位置，“东土”文化何去何从，才是《西游记》要说的话。

明中期以来，思想界开始启蒙，无论《水浒传》还是《西游记》，以及试图与这两部书三足鼎立的《封神演义》，都是围绕着社会变革而展开主题的。明朝思想启蒙，其实也被当时的小说家“记录”在了小说当中。
所以，《西游记》如此写唐太宗西天拜佛求经，到底是褒是贬，敬请列位看官自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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