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长不看版：
始皇帝之死与秦末大叛乱之间存在有相当的联系。
简单来说，秦王朝境内的叛乱因子等待着一个时机，或者说是一个叛乱的导火索，这一导火索可以是一次大范围自然灾难，可以是一次剧烈性政治变局，自然也可以是政治强人离世所引发的权力交接。
正因如此，在始皇帝逝世的9个月后，秦军基层军官冒“秦公子”及“楚将”之名鼓动军队叛乱，之后秦帝国各地官僚、军队及基层地主裹挟民众附逆，由此出现了大面积叛乱的情况。
说到这里，题主的问题基本就解释清楚了。所谓“始皇帝迟死几年能否抗住秦末农民起义”的问题本身就不成立，因为掀起这场叛乱的士人原本等待的就是始皇帝的死讯——也就是说，除非突然出现了大范围自然灾害或剧烈性政治变局，始皇帝什么时候死，东方士人什么时候就动真格的。
估计有吊大的朋友会问：
不是说的“农民起义”吗？怎么又冒出“士人”了？
答案很简单，战汉时期的中下层士人及家属普遍不脱离农业生产，因此是拥有“农民”属性的。
从事实的角度上讲，秦末叛乱从始至终基本是由士人领导，区别只在有的义军首领来自于上层士人，比如项梁，有的则来自于下层士人，比如刘季（刘邦）。
至于有观点认为秦末叛乱分为两个阶段，一为农民起义，二为六国复辟，这个观点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要看到，陈胜、吴广起事时的实际情况其实是“楚籍士人”扶持“秦公子”以“复辟”楚国社稷，说到底就是给之后士人扶持旧公子打了个样——不久后，就有士人周市有样学样主张扶持魏公子复魏国，再之后随着局势的恶化，又出现了扶持赵公子、齐公子、韩公子、楚公孙的情况——但即使如此，各路义军的主要领导权从始至终被士人牢牢把控，只有魏国是由旧公子领导。所以，秦末叛乱两阶段之说至少是有待完善的。
接下来回到本题：
或许可以作这样一个假设，万一秦始皇在世时出现了某种因素导致了大规模叛乱，始皇帝领导的秦廷能否将其顺利镇压？
补充一点，这里说的镇压不仅仅指击毙叛首，也包括清除叛乱引起的一系列诸如赵、齐、燕、魏等割据势力。
客观来说，这个推演很难有结论。
一方面来看，二世皇帝一朝之时，秦军的平叛还是有相当有效果的，后来失败多少一定程度的偶然因素，其中最大偶然因素的莫过于巨鹿之战中楚军的超常发挥——那么假如始皇帝尚在的话，或许平叛的力度会更强一些，出现偶然因素的概率也会更小一些；
另一方面来看，在始皇帝末期，秦廷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山鬼献壁”的集体伪证及宠臣半公开抨击皇帝的情况，帝国最中心的东郡还出现了陨石上大逆不道的谶语，上述事件足以看到当时秦帝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如果你认为不够严重的话，那么不要忽视朝廷的御史系统在此时依旧毫无作为，东郡刻字者查不出，逃跑的宠臣抓不到，就连皇帝身边的随从出现了泄密事件，这么小的范围依旧审不出个头绪，到最后“山鬼”伪证一事出现以后连皇帝都已经懒得让御史查了——至于这样一个朝廷主持的平叛表现究竟能比二世一朝好到哪去，其实并不好说；
除了上述两方面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士人为何会在始皇帝一朝时就发起叛乱——假如是出现大范围自然灾害或者剧烈性政治变局的话，当时秦廷能够调动多少战争资源进行平叛也是个未知数。
总之，这一假设推演的结果更多要看个人理解，不可能有明确的结论。
在这里，笔者可以把之前对秦廷在战国末期至秦王朝时期叛乱始末的梳理在这里复制一遍——具体历史事件欢迎对文献核实，相关基础分析如有问题欢迎指正——各位朋友在梳理过一遍秦廷在当时的表现以后，欢迎就自己的结论进行讨论。
也需要说明，以下内容自公元前266年开始，也就是将战国末期到秦王朝的半个世纪打通，可能会让一些习惯断代史叙事的朋友感到陌生感。
再需要说明，以下内容与“河X派”史观下描述的“秦国”有巨大出入，可能会让一些习惯了上述“秦国”形象的朋友出现被冒犯的感觉。
以下为秦国/朝在战国末期及秦王朝时期叛乱始末的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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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以下内容主要参考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吕思勉《秦汉史》，不参考文学作品及影视作品。
其中的部分内容可能引起一些文学作品爱好者或影视作品爱好者的不适、痛苦或愤怒，请谨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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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潮前夜：公元前266年-246年
在之前的文章中，笔者曾在梳理秦灭六国战争始末时介绍过这段时期的历史。
一些看过笔者秦灭六国始末的朋友最好也不要跳过这一段。在这一节中，叙述重点会以叛乱潮为中心，在认真阅读后有利于对后面内容的理解。
宏观上的秦灭六国战争是从自公元前266年开始的。
是年，秦相魏冉下台，秦廷将战略转变为“远交近攻”，由此出现了统一战争的趋势。
下图为魏冉执政26年留下的政治遗产。
如图所示：
左红框为河东地区，原属魏地，于伊阙之战后被魏廷“割让”给了秦国——需要说明，魏国在此战之后实际并未从河东完全退出，秦魏之间仅就安邑的争夺就持续了至少有30年（阙与之战期间，魏将公子咎曾率领精锐部队入驻安邑）——不过，此役无疑动摇了魏国在河东的统治，自此函谷关侧翼的威胁被基本扫除；
下蓝框为南郡地区，原属楚地，于鄢郢之战后被秦军夺取——同样需要说明，楚军在此战当中并未被彻底击败，楚廷在东迁后立即集结东方军队收复了富庶的泗上地区，而后向西攻取了“江南”十五邑（今巴东地区），自此秦巴郡与南郡被切断——但是，此役仍将楚廷赶出了江汉平原，自此武关以南的威胁被彻底清除；
右白框为秦国在卫国周边的飞地群，原属齐地、宋地、魏地、韩地，主要在五国伐齐和七攻大梁期间夺取——也需要说明，在魏冉执政末期，东方最大的飞地陶邑已经有向“万乘”规模发展的趋势，秦廷几乎在魏国背后建立了一个新的“宋国”——表面上看，上述飞地对秦国国力的提升并不大，但它完成了对魏国这一纵横发动机的包围，为秦军之后的东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外交支点。
截止到这一时间节点，秦国在列国间的优势已然十分明显。首先，秦国的边疆防御已基本完善，列国很难通过正常的军事手段威胁秦国的核心地带。其次，秦国的体量已十分庞大，几乎吞并了整个西中国。最后，秦国还夺取了外交上的主动权，韩、魏等国所高度依赖的外交空间被秦国严重挤压。纵使我们不能说秦国具备了灭六国的条件，但此时的秦国也已基本立于不败之地。
在讲完公元前266年的背景以后，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这一年，魏冉被驱逐回了封国，归陶时带走的财物装满了上千辆马车。
下图为魏冉归陶的大致路线。
如图所示：
魏冉相对可能性较大的路线为出函谷、经陕邑、入二周、过荥阳、横穿魏境，最终抵达定陶。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魏冉会选择其他路线，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可避免地要穿过至少两个诸侯国的国土。
现在我们要想这么3个问题：
上述财物是否为魏冉的合法所得？
如果不是，为什么秦廷不对其进行清算？
当时运输的车队已经达到了一支中型军队的规模，为什么列国会容忍魏冉从境内穿过？
答案只有两个字：
纵横。
自战国中期以来，国无定交，列国之间的同盟变化十分频繁，在这种复杂的外交环境下出现了士无定主的特殊现象。
有关“士无定主”的表现并非单指有士人在列国间频繁更换门庭。
在当时，常有一些重臣利用自身在他国的外交资源挟以自重。比如，张仪挟魏自重，樗里疾挟韩自重，楼缓挟赵自重，吕礼挟齐自重等。
到了战国后期，甚至出现了一个重臣同时效力于多个诸侯国的情况。比如，乐毅是魏臣、赵相、燕卿，田单是齐相、赵相。
现在把视线拉回到魏冉身上。
在魏冉倒台的时候，秦廷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以后由谁来守陶邑、宛城、新城等战略要地？
注意当时的大环境，士无定主，郡县的长官未必老实，朝廷必须把中央重臣分封到一些战略要地互相牵制才能相对稳当。
而且，上述城邑均处于十分敏感的地区，不可避免地要频繁和周边的诸侯国打交道。
魏冉及楚系外戚集团把控连横长达26年，积累的外交资源不可低估。在这种局面下，秦廷令魏冉等人镇守封国实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由于处理相关事务总是需要钱的，秦廷不对魏冉等人进行经济上的清算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至于韩廷、魏廷免不了也要和秦国封君打交道，不对魏冉的车队进行阻拦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当然，以上论断并不是绝对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但无外乎不想管、不敢管或者管不了的三者之一。
秦廷此举向天下士人传递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不言而喻。
公元前266年至前258年，秦廷在秦相范雎的规划下施行“远交近攻”。
下图为“远交近攻”时期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红圈为秦、魏、楚三国联盟，其中魏国未实际出兵，楚国向东攻击鲁国；
黄圈为赵、齐、燕三国联盟，其中齐、燕未实际出兵；
紫箭头为秦将白起对韩陉城的攻击，声称斩首50,000级，范雎提出“勿独功其地而功其人”正是在这段时期；
红箭头为秦将五大夫贲、王龁、王陵等人对上党及邯郸的攻势，声称斩首400,000级（一说450,000级），最后在邯郸城下暴师一年半，最终被魏、楚联军击破；
黄箭头为赵将廉颇与秦军的抵抗。
在图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
秦廷的“远交近攻”其实是单方面地近攻韩、赵，所谓的“远交”不过是和魏、楚保持一种默许的暧昧关系。
在这段时期，秦国先是单方面出兵去消耗韩国的有生力量，而后又单方面出兵和赵军打了整整7个月，似乎从未担心自身消耗过大可能引起的政治风险。
等到了邯郸之战的17个月期间，这种怪诞变得更为突出。
下图为邯郸之战期间的形势。
如图所示：
红圈为赵都邯郸；
红箭头为秦军的大致攻势；
白圈为魏国重镇邺邑；
白箭头为魏国以助秦攻赵为名攻取的伊是。
从图中可以看到，魏国所攻取的伊是正位于秦军在上党一带补给线的中心地区，已经表现出要从背后捅刀子的意思。同时，秦廷方面也有所警觉，命令张唐攻击魏国，只是因为后方有守将擅自逃脱而作罢。
在这种局面下，纵使秦廷的统治者再昏庸也总该意识到邺邑方面的对前线围城部队的威胁。然而，秦廷在此时没有任何动作。
公元前258年，魏国在荡阴（位于邺邑以南）一带的军队突然出动，击败了邯郸城下疲惫不堪的秦军。之后，楚国与魏军会师，向秦国的河东地区挺近。
下图为邯郸之战后的形势。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魏、楚联军攻秦的大致路线，在邯郸解围以后，联军在汾城击败了王龁的军队，而后向安邑以东的虞山移动，引起了安邑方面的恐慌；
黄箭头为战后列国的兼并，韩复上党，魏吞陶、卫，楚国灭鲁，燕取昌壮；
图中上方赵境内的蓝圈为鄗邑，为魏国重臣魏无忌在赵国的食邑。
有关魏无忌在赵国的食邑需要特别说明：
在战争结束后，赵廷曾计划割让给魏国5座城邑作魏无忌的封地，似乎有打发魏无忌回国的意思，而魏无忌则以得罪魏王为由想要留在赵廷——至于这样一位权势熏天的重臣执意赖在一个只剩半口气的诸侯国，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最终，赵廷被迫接受了魏无忌，并容忍其在邯郸对平原君的门客大肆兼并。
在这段期间，秦相范雎运作了秦王对重臣白起的赐死。
公元前256年至前255年，秦廷向魏、赵、韩、周又一次发起了反攻。
图为这一阶段的形势。
如图所示：
上黄箭头为对赵的进攻，当时秦军宣称斩首90,000级，而后被赵将乐乘击败；
中上黄箭头为对魏的进攻，攻取了安邑东部的虞山，大抵恢复了河东全境；
中下黄箭头为对周的进攻，灭掉了周天子所在的西周国；
下黄箭头为对韩的攻击，当时秦军宣称斩首40,000级；
红圈为魏、楚联盟，尽管此时两国之间的关系因瓜分泗上而存在隐患，但面对秦国灭周，魏、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时火并；
白圈为遭到秦国又一次攻打的韩、赵两国，由于自身实力遭到了进一步削弱，不可避免会对魏国产生进一步依附。
特别注意此时魏国的体量：
图中3个黄圈分别为卫、郑、宋在春秋全盛期的大致范围，魏国约占领其各自的2/3，在吞并陶、卫之前领土就在“六百里”以上。表面上看，魏国的领土并不广阔，但全部均为中原的富庶之地，实际国力是相当可观的。
可以说，秦国几乎是抬着魏国成为三晋之主，又求着楚国千万别和魏国发生火并。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秦国河东守王稽因通魏被诛，“与诸侯通”，这里的“诸侯”当然指魏国，秦相范雎被牵连，“王稽、张禄死”。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
王稽和范雎到底是谁牵连了谁？
直白点说：
范雎在执政时期所运用的“远交近攻”策略，其背后真正的政治诉求是什么？
再直白点说：
范雎是否和苏秦、郭开、郑国、后胜一样其实是他国的间谍？
客观来说，范雎很有可能不是间谍。但也要从客观角度来说，范雎确实干出了间谍才想干出的事，甚至干得更好。
尽管没有人能够确定秦相的真实立场，但其行为已经传递出了一个足够明确的信号——秦相叛节的可能性存在的。
当所有人意识到秦相叛节的可能性之际，由中央渗透到地方的趋势就已不可避免。
注意，范雎的疑似叛节并非孤立出现的情况。
早在秦惠文王初期，大良造商君就在封地叛乱，之后武信君在秦魏间首鼠两端，严君在国内外阴奉阳违。到了秦昭襄王一朝时，季君叛乱，甘茂叛逃，穰侯擅权，应侯难测。等到了始皇帝前期，国内的一班封君公然接受他国贿赂的封地，秦相文信侯甚至在国都以“一字千金”炫耀权势——从《吕氏春秋》的行文来看，该作明显没有达到如此之高的文学水准——俨然就是“指鹿为马”的预告片。
当朝堂已经糜烂到如此程度之时，地方上的叛乱趋势业已失去了最后的节制力。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逝世，东方列国趁此时机大肆火并。
图为秦昭襄王逝世后列国的火并形势。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燕攻鄗、代，另外还同时攻取了聊城；
红箭头为赵攻蓟都，魏攻平陆，楚攻齐南阳。
约在这段时期，赵、魏、楚三国应当意识到吞并燕、齐这种体量的大国的可行性，而燕、齐方面则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秦国在西方的牵制。
公元前248年至前247年，秦国开始干涉列国在东方的兼并，它先勾结燕国，引发魏、赵攻燕，同时从另一个方向大肆出击，发起了新一轮的大战。
图为秦庄襄王末期的战争形势。
如图所示：
紫箭头为魏、赵攻燕的大致情况，当时赵廷遣赵相廉颇“助魏攻燕”，此举似乎在表现魏、赵之间的主从关系；
黄箭头为秦国的攻势，当时秦军北取晋阳，中取上党，南取东周、荥阳，而后渡过黄河向大梁挺近；
白箭头为以魏国为首的联军反击，当时魏无忌归魏，率五国联军一直将秦军追至函谷关，而后突然对韩国的管城（今郑州市）发动进攻——按照魏无忌的说法，他攻击管城的理由是防止以后秦军水攻大梁，但你只要看一下韩都新郑在哪就应该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红箭头为之后楚国对魏国的进攻，至于火并的原因不详，要么与双方在泗上的摩擦有关，要么与发现魏国有吞韩意向有关，最终楚军被击退。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重要信息——列国对收复失地并无兴趣，他们的更大兴趣在于彼此的兼并——列国对上党、河东、二周、南郡这些失地均提不起任何兴趣。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想来原因有三：
其一，上述地区本身因为临近秦国而不好防守；
其二，魏、韩、赵、屈、景、昭一类的大望族正是盘踞在上述地区，想要有效统治该地的成本偏高；
其三，从目前的表现来看，秦廷对上述地区的统治也明显疲软，所以列国在一定程度上持无所谓的态度。
有关第三点作一些补充：
在秦惠文王一朝时，秦廷就表现出了对大面积新占领地消化上的无力。秦灭蜀之后，秦廷虽以羁縻和赐爵的方式进行了妥协，但蜀侯与蜀相在当地依旧频繁叛变。到了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对河东的吞并耗时了整整30年，即使如此也未能得到晋人的认可，当地士人在秦末迅速归附于魏王豹。此外，秦国对南郡的统治也不理想，甚至在占领南郡的半个世纪之后，南郡守腾在上任时依旧发现秦法并未被当地贯彻。
特别注意：
魏、楚两国均为集权政治发展较早的诸侯国，且都有统治大面积领土的经验——魏国在相当一段时期领土分散在今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境内，横向跨度近600公里，并被韩、赵等国分隔；楚国自战国中期以来领土西起今重庆市，东至今江苏省，各地之间有山川分隔——但两国在战国时期始终都能保证相对较高的集权程度（注）。
（注：再度重申，本文不参考“楚国分封制”的历史发明。）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魏王或楚王，你在魏廷或楚廷亲身感受到一个糜烂的朝廷是什么德行，也知道秦廷同样糜烂——在你世代相传的政治经验下，你是否看好秦廷对远方领土的统治？
至少从公元前247年的战争表现来看，魏、楚之君有足够的理由不看好这一点。
在上文中秦庄襄王时期战争的示意图中可以看到：
秦军在河外被击败以后，一路败逃至函谷关。那么，在这段路程中秦军是否有重整的机会呢？首先，秦军在退至荥阳时本可利用东部的魏长城及河内的支援进行防守；其次，秦军在退至成皋时本可利用虎牢一带的地利进行防守；再其次，秦军在退至雒邑时本可利用孟津的渡口防守；最后，秦军在退出雒邑后，本可利用陕、焦两座双子城与背后的曲沃（南）防守。但最终的结果是秦军一溃千里。所以，我们不禁要问——荥阳、河内、成皋、雒邑、陕邑的地方官究竟在做什么？
如果说公元前247的战争有足够的理由让魏、楚君主不看好秦国对东方领土的统治，那士人是否也会跟着不看好呢？
这一点并不好说。
在范雎执政时期，荀卿曾游历过秦国，对秦廷的官僚系统发表过这样的评论：
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从荀卿的见闻来看，当时秦国的官僚系统有以下特点：
其一，地方官吏的服从度较高；
其二，中央重臣并未出现结党攻讦的情况；
其三，朝廷的办事效率高得惊人，相关事务均可在当日完结。
最终，荀卿感慨说，“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可以说十分看好秦国。
有关以上内容存在有一个问题：
在范雎执政时期，秦廷的派系斗争十分激烈，且大搞裙带关系，荀卿所说的“不比周，不朋党”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注意荀卿的身世：
荀卿本为赵人，有相当一段时期在齐国任稷下祭酒，之后被楚相黄歇请至楚国任兰陵令。
从人生轨迹来看，荀卿游历秦国的时间节点应在范雎执政中期，此时秦廷内一派独大，所以自然会看到“不比周，不朋党”的表象。
说在这里，就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一派独大之下服从和效率，是否是一件好事情？
在地方，表面上“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可一旦形势不对，河东郡基层官吏马上就对郡守王稽展开陷害；
在中央，表面上“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但只要局势有变，蒙骜立即对秦相进行攻讦；
在朝堂，表面上“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然而结果却是整个国家机器开足马力去把全部战争资源投入到一场又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
所谓“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纵使一派独大能够带来一时的效率，但由于它既缺乏竞争，也缺乏矫正，更缺乏节制，其背后的政治隐患着实惊人。事实上，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齐、晋为了争霸而强化执政大臣的权力，楚、宋则设置一系列复职以牵制执政重臣，表面上看“执政众而乖”影响到了朝堂的效率，但结果却是“（楚人说）诸侯唯宋事其君”——就最终的结果来看，宋国到底还是因为牵制失衡导致了“戴氏篡宋”，楚国则在短暂动荡后以屈、景、昭三氏相互制衡而始终保持着王权的稳固。
估计有些朋友看到这里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按道理战国时期的士人都应该十分清楚这个道理，可为什么荀卿这样贯通古今的学者竟然会如此推崇呢？
这就要从当时的社会风气说起了。
在战国时期，“士无定主”的投机之风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尚贤礼士”的风尚。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礼崩乐坏的终极版本正是封建等级观念的彻底崩溃。虢公长父之乱以后，共伯和干王位开启了贤臣代君的先河，经过之后四个世纪的演化，最终在战国前期形成了尊贤禅让的思潮。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王室、公室对君位的垄断力开始出现松动，诸子百家（注）公开表示君主应该把君位转让给贤德之人。到了战国后期，这种观念进一步加强，最终化作大泽乡划破长空的时代最强音。
（注：此处“诸子百家”并不绝对，比如，医家的“君臣观”明显较重，这是因为医家需要“君”、“臣”等词汇描述客观上的生理、病理、药理规律，上述自然科学规律并不会因社会变迁而改变。）
解释完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后，我们就会发现：
荀卿在游历秦国以后给出的评价应该至少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士人的观念——这部分士人所在乎的是士人在职位上是否能够顺顺当当地展开工作，士人组成的官僚结构是否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运转，至于公室和国家能否延续下去其实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找到了战国末期一系列乱象背后的端倪。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逝世，太子政即位，是为始皇帝。
随之而来的是叛乱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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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狂潮：公元前246年-公元前222年
公元前246年，晋阳叛乱归赵，蒙骜率兵平息了叛乱。严格来说，晋阳的变节并不能视为秦国战国末年叛乱潮的开端，叛乱的因子在此之前就已种下。
同年，韩国向秦廷派出了一名水利专家郑国来帮助秦国修渠，据称目的是“疲秦”——从郑国渠修建期间秦国发动战争的频率来看，所谓的“疲秦”不过是郑人的政治语言——至于韩国的真实诉求，要么是为投降主义的“投名状”，要么是资秦以对抗背后那个狠毒的魏国。当然，郑人之所以敢这么干说到底也不太看好秦廷能在中原地区实现多有效的统治。
公元前245年，秦廷联合赵国对有复霸趋势的魏国发起了战争。
下图为秦赵联合攻魏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左黄箭头为秦将麂公对卷城的攻势；
下白箭头及白圈为当时秦廷可能的诉求，也就是通过切断魏长城以夺取魏国在黄河北岸的朝歌、安阳等重镇；
上黄箭头为赵相廉颇对繁阳的攻势；
上白箭头及白圈为当时赵廷可能的诉求，也就是通过迂回后方的方式来夺取邺邑。
这场战争在秦军攻取卷、赵军攻取繁阳以后戛然而止，其原因应与赵孝成王的逝世和廉颇的投魏有关。
公元前244年至前242年，秦国继续攻魏，而赵国转向了攻燕。
在公元前244年到243年这段时间内，秦将蒙骜一直在攻打畼、有诡这两座城池——具体位置不详，想来不是特别重要——且在攻破后还是撤军了。
不过，在公元前243年，魏安釐王与魏无忌逝世，秦军攻魏的形势出现了转机。
公元前242年，秦廷大肆攻魏，攻取了多大20座城市，置东郡，魏国的领土被击碎。
同年，赵国对燕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赵将庞煖大破燕军，燕将剧辛兵败被俘。
下图为公元前242年秦赵联盟的攻势。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秦军对魏的攻势，直接把魏国在黄河沿线的城市群击穿；
黄箭头为赵军对燕的攻势，当时赵军的兵峰延伸到了武遂一带，已经进入了今天的环首都贫困带。
注意，这里出现的两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魏国在魏安釐王逝世之前还非常难啃，为何在其逝世以后忽然崩盘？
在这里我们先要排除排除英雄史观的因素，比如把魏国当时的强势归咎于信陵君或魏安釐王的个人行为。
这个细节比较好解释：
我们要看到魏国在战国后期本身就是强国，只是受制于地缘劣势而不显强。在魏安釐王后期，魏国由于外交环境有利因此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甚至一度在4年之内将战国七雄打了一圈，不过依旧未能解决自身地缘劣势，在这种情况下魏国官僚系统中的士人也就不可能太好魏国的未来。那么，一旦出现大幅度的权力交接，这批首鼠两端的士人自然会出现投机行为。
第二个细节，赵国身边只有魏、燕、齐三个邻国，此时齐国业已式微，魏国又遭到秦国的反复攻打，为什么赵国还要用宝贵的战争资源去消耗燕国的国力？难道它不怕遭到秦国攻打时孤立无援吗？
公元前241年，赵国突然转向了纵方，联合楚、魏、韩、燕对秦国发起了进攻。
图为公元前241年纵军对秦国的攻势。
如图所示：
上黄箭头为赵将庞煖相对可能的进攻线路，军队由五国的精锐部队组成，终点位于咸阳东部的蕞城，最终因未能攻克而撤退；
下黄箭头为楚相黄歇相对可能的进攻路线，可能为楚、韩、魏联军，终点位于函谷关，之后因秦军反击而撤退；
白圈为列国途径的重要失地，主要为晋地、周地及原属魏国的东郡地区，是役列国对上述失地并未表现出任何要收复的兴趣。
有关是年纵军的攻势存有一定争议。杨宽先生对当时纵军所攻击的位置也十分困惑，他在《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中认为纵军并不可能攻击到蕞邑，但在《战国史》中又采信了此说。上述两部著作均截稿于1997年上半年，我们可以看到杨老对此事也颇为纠结。
那么，当时纵军究竟有没有可能攻击到蕞呢？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纵军攻到函谷关也要途径东郡、河内、雒邑、陕邑等一系列城市群（或经雒邑南部的城市群及重镇宜阳），相比来看并不见得比穿过太原、河东、河西就容易很多。除此之外，此前也出现过比这跨度更长的征伐，比如齐军在晋国腐朽时期曾攻击到曲沃（北）。由此可见纵军攻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是不能说很高。
当然，即使我们不考虑纵军攻蕞的因素，单从攻函谷一事也能看到秦国的地方系统存在相当的不作为。
结合公元前241年的攻势来看，庞煖在之前攻燕的诉求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兼并燕国的土地相关自身；另一方面是通过攻击燕国造势，逼迫燕国加入纵方，进而运作五国合纵。
不过，庞煖运作五国合纵也未必真是想要痛击秦国。
下图是纵军攻秦及之后秦、赵两国的后续攻势。
如图所示：
左白圈为秦都咸阳的位置；
黄箭头为赵将庞煖、楚相黄歇的大致攻势；
中白箭头为秦攻魏之朝歌、濮阳的大致攻势，并把濮阳所在的附庸卫国迁到了野王；
上白箭头为赵攻齐之饶安的攻势；
绿圈及蓝圈为图中争议内容，当时高唐、阿（葛）都或为赵国所据，历下或为魏国所据。
从战后秦攻魏、赵攻齐的攻势来看，庞煖在公元前241年所运作的合纵，其根本目的或许是逼迫秦廷与赵国重新划分势力。具体来说，就是赵国分得黄河下游的全部领土，并且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由秦国出兵攻击魏国在黄河沿线的一系列重镇，这样给赵国攻取邺邑创造条件。
如果以上猜测属实的话，那么就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庞煖在围攻蕞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和秦廷进行接洽，在逼迫秦廷就范以后以未能攻克为名主动退兵，以此将秦军放入潼关支援函谷。同理，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黄歇在封锁函谷时就与秦廷接洽，之后以遭到秦军反攻为名退兵，至使庞煖在蕞无以为继，最终导致庞煖被迫接受了秦廷的提案。
公元前241年的战争给战国末期的走势造成了重要的影响：
就赵廷而言，是役似乎说明了模仿魏国在战国中期的惯用伎俩还玩得转，由此彻底了进一步攻燕的不归路；
就楚廷而言，合纵似乎并不能给楚国带来“纵合则楚王”的效果，于是楚廷于是年迁都寿春，且在之后彻底陷入了沉默——从之后的表现来看，楚国的实际工作可能是在魏国南部地区进行渗透；
就秦廷而言，此战足以证明东方那些虚弱的王国依旧拥有杀死秦国的能力——自此，摧毁东方列国已然成为了秦国安全问题的第一要务。
公元前240年，秦军继续攻魏，秦将蒙骜攻取了黄河北岸的汲，之后秦军并未展开进一步攻势，可能和蒙骜的逝世有关。
公元前239年，魏国将邺邑割给了赵国，此举似乎意在拆散秦赵联盟。
同年，秦廷派长安君成蟜于屯留攻赵。
下图为秦军攻赵的形势。
如图所示：
左白圈为成蟜所在的屯留；
右白圈为赵都邯郸和邺邑；
黄箭头为秦军可能的三个攻击路线，即从北路攻击武安，从中路攻击伯阳，从南路攻击中牟。
单具体路径的路况来看，秦廷此时的军事部署象征意义应大于实际意义，目的更有可能是牵制赵军或逼迫赵国谈判。
然而，长安君成蟜却在此时毫无征兆地叛归赵国，其后被赵廷封于饶（一说成蟜阵亡）。
对此，秦廷派将军壁前去平叛，杨宽先生认为此人正是之前攻卷的麂公。最开始，将军壁的平叛行动比较顺利，处死了叛军中的一大批军官，屯留的叛乱应当被基本压制。不过，似乎是因为秦廷计划把当地民众迁到了临洮，当地又出现了复叛，将军壁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阵亡，尸体还被愤怒的叛军肢解了。
下图为屯留平叛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白箭头大致是将军壁的平叛路线，也可能是从其他地区出发；
白圈即屯留；
黄箭头是秦廷计划迁徙屯留居民的计划；
红圈及黄圈为邯郸和邺邑。
就屯留叛乱一事的最终结果，相关史料里并没有具体的说明，可能是秦廷选择了妥协，比如之后对苍梧叛乱的处理方式，也可能是选择了血腥的打击，比如之后对长信侯叛乱的处理方式。
有关屯留叛乱的叛首，我们需要特别注意3个细节。
第一点，成蟜的身份十分高贵，系秦王之弟，并为秦国封君，这样一位身份如此显赫的贵胄为何突然会叛逃他国？
第二点，秦国以公子统兵的情况并不常见，相对有名的仅有“挟韩而议”的樗里疾一人，那么成蟜为何能成为秦军统帅，他和赵国之间是否有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第三点，成蟜在当时相当年轻，如果系嫡子的话最高不超过18岁，如果系庶子的话最高也不可能超过20岁，这个年龄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军事领域都太过稚嫩，至于他的叛逃是否和其他将领或重臣有关（注）？
（注：古典小说《东周列国志》剧情中称成蟜叛乱是受到樊於期裹挟，此说系小说家之言，特别说明。）
以上三个问题不可能有明确答案。不过，从屯留军民对将军壁的剧烈反抗来看，叛变不大可能为成蟜的个人行为。
也就在屯留叛乱的同一年，魏籍士人尉缭求见秦王政。他指出，秦王与帝太后之间的矛盾已不可缓和，同时也再度重申了“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的局势，建议秦廷此时应投入一笔资金在六国朝堂中构建间谍网。对此，秦王政授予其国尉一职。
特别补充一点：
在始皇帝一朝初期，太后及权臣在他国均有封地——考虑到治理成本，上述重臣大概率会使用原有的地方官员治理封地并负责向咸阳方面输送赋税，可以说当时的间谍活动是相互渗透的——尉缭的间谍网计划可能也与对抗这一形势有关。
公元前238年，秦廷再度攻魏，攻取了垣、蒲阳、小黄等一系列城邑，又把蒲和厉割给了燕国，由此形成了“断齐、赵之腰，绝魏、楚之脊”的效果。
下图为是年的攻势。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秦攻魏的大致形势，魏国的领土可能有大面积的失陷；
黄圈大抵为秦国割给燕国的领土，由此切断齐国与赵国之间的联系。
这一年，秦王政至雍进行成人礼。
趁着秦王出行，帝太后联合长信侯嫪毐发起叛乱，负责皇宫卫戍的卫尉竭、负责守卫宫门的中大夫令齐、负责中央财物的内史肆、负责山海池泽税赋的左弋竭也参与了此事，此外秦国在地方上的军队也有参与，最后秦相吕不韦可能也与此事有一定关联。
特别澄清：
某纪录片称，嫪毐作乱时因为没有虎符所以不能调动正规军，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当时，秦廷的地方武装及中央军队均有人参与了这次叛乱。
从《秦始皇本纪》的记录看来，叛军的计划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占领咸阳，大抵要另立新君，第二个阶段是发兵攻击秦王政所在的蕲年宫，也就是雍城一带。
秦王政在雍得知叛乱一事以后，立即下令秦廷的楚系重臣昌平君、昌文君动员周边的军队及各级官吏进行平叛。双方在咸阳一带展开激战，叛军败绩，叛首嫪毐在逃跑中被杀，20位参与叛乱的重臣也在斩首后被车裂，家族成员被诛。
下图为长信侯叛乱的大致情况。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叛军从毐国出发攻击咸阳的大致路线——当然也有可能采取其他路径；
白箭头为秦王政的平叛路线——其中，主力部队可能在咸阳周边就地召集；
白圈为秦上郡的大致位置——有关当时上郡守具体是谁不详，不过根据考古出土的武器铭文发现，樗里疾、司马错、向寿、白起等重臣均担任过上郡守，想来此时上郡守在朝中的地位也不会太低——至于上郡守的态度较有可能持支持、默许或观望态度。
有关长信侯叛乱一事，另有一个巨大争议，在于秦相吕不韦是否参与了平叛战争。
《秦始皇本纪》的原文为：
王知之命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官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 目前有两种断句的方式：
一是“王知之，命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官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即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共同进行平叛；
二是“王知之，命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即昌平君当时为副相，吕不韦并未参与平叛。
单就笔者个人认为，吕不韦并未参与叛乱的可能性比较大，此处的“相国”应指昌平君的副相身份，否则“斩首数百，皆拜爵”的说法很难成立，因为当时吕不韦的文信侯爵位已经没有任何提升的空间了。但在这里也要指出，即使吕不韦参与了平叛，我们也不能认定吕不韦就一定与嫪毐叛乱一事无关联——因为，吕不韦既有可能怂恿嫪毐叛乱以借机除掉政敌，也有可能因事态发展而临时骑墙反正。
公元前239年至前238年的连续叛乱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叛乱的势头已经从地方倒灌回了中央。
在这两年间，外戚、贵胄、权臣、朝廷重臣、宫廷禁卫均参与了叛乱，可以说叛乱的因子已然渗透到了秦廷的每一支血管。
同年，楚考烈王逝世，楚廷内部发生火并。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对长信侯叛乱一事开始清算。
叛首帝太后被驱至离宫，秦相吕不韦被免职并被逐回封地，秦国的外籍士人也被悉数驱逐出国，理由是负责修建运河的韩籍士人郑国被发现是韩国间谍。
上述清算工作需要针对性地做一些补充：
就帝太后清算一事，秦廷在当时并没做得太彻底，秦王先是杀死了帝太后与长信侯的私生子，再是杀死了一批为帝太后求请的大臣，最后在齐人茅焦的游说下将其请回了咸阳——究竟真是出于孝道还是为了便于看管就不清楚了；
就文信侯清算一事，秦廷可谓是斩尽杀绝，吕不韦在回到雒阳以后依旧拥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对此秦王政发书斥责并勒令其转封，于是吕不韦在震恐中自杀，门客也因私葬吕不韦而受到了惩罚；
就外籍士人清算一事，更多只是走走样子，郑国本人被当场赦免，驱逐外籍士人的命令也在李斯上《谏逐客书》以后被迅速取消。
单就《谏逐客书》一事，还需要做一点补充：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称外籍士人对秦国有功，他举了一些春秋时期的例子以后，再分别以商鞅、张仪、范雎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不过，考虑到商鞅在封地起兵造反，张仪在秦魏间首鼠两端，范雎干脆能用“苏秦+郭开”概括他在秦廷的全部作为，文中提及这三人无论如何也显得没事找事。就是这样一篇诡异的上书又为何打动了秦王呢？
相对合理的解释是，逐客令从一开始就是一次有政治表演，其诉求有二：
一是敲打那些向来不大安分的外籍士人；
二是“合理”地放出去一批外籍士人，以实现尉缭的间谍网计划。
特别指出：
秦廷以“合理”的方式驱逐外籍士人并不只这一次，之后私葬吕不韦一事也驱逐了一批魏籍士人，赵相司空马正是在之后这段时间被驱逐出秦国。
另需要特别指出：
尉缭是在逐客令期间短暂出走，据称是出于对秦王个人的成见，之后又被请回了秦国，似乎秦廷有意撇开他和驱逐外籍士人两者间的联系。
同年，赵悼襄王、齐王建入秦朝见，与秦王举行了一场酒宴。三国大抵在宴会期间达成了联合攻燕的意向。
公元前236年，赵将庞煖攻取了燕国的貍、阳城，此外还有进一步攻击魏都大梁的计划。
趁着赵军主力攻燕之际，秦军突然从上党出兵去攻击赵国的邺邑、阙与、安阳等要镇，总共攻取了9座城邑。当时，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高级将领正是王翦和桓齮。
赵悼襄王在郁郁中病逝，赵廷立倡后所生的公子迁为王，是为赵幽缪王。
有关赵廷重臣需一点作补充：
倡后与秦廷有勾结，并与赵相春平君、郭开为政治同盟，与李牧为政敌。春平君在赵孝成王晚期与廉颇、乐乘并为赵相，与廉颇为政敌。郭开为秦国间谍。李牧为坚定的抗秦派。
图为是年秦、赵、燕之间的交战形势。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赵将庞煖攻燕的大致范围；
白箭头为秦将王翦、桓齮攻赵的大致范围；
红圈为赵都邯郸；
紫圈为图中的一些争议内容，当时燕下都、高唐、阿都相对可能为赵国所据。
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里会产生一个问题：
为什么赵廷重臣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么简单的道理都忘记了？
不出意外的话，这正是间谍网的效果。
公元前236年是秦灭六国战争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一刻开始，秦廷开始将国内的叛乱因子移向他国的朝堂。
公元前235年，秦国发动4个郡的兵力计划攻击楚国，其目的似乎是为了拆散可能出现的魏楚联盟。
需要说明，秦廷清算吕不韦正是在这一年，司空马于是年被驱逐出秦国。
公元前234年，秦国在消除了南方的隐患后再一次攻击赵国。
10月，秦将桓齮率军攻赵国的平阳，击败了前来救援的赵将扈辄，其后向东推进一直攻取了武城。是役，秦军声称斩首赵军100,000级，扈辄被击毙。秦王本人也对这次战争给予了巨大的支持，他亲自前往河南，旨在监视东郡以为秦军创造一个稳定的后方。
下图为是年秦攻赵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秦军攻平阳、武城的大致情况；
黄箭头为秦王亲至河南的大致情况。
公元前233年，秦将桓齮转向攻击赵国的宜安，有包围冀州之势。
赵国方面则令李牧攻击桓齮，于宜阳击败秦军，着手反攻太原。
桓齮在兵败后叛逃燕国。
下图为是年秦赵交战的大致情况。图中红箭头略有争议，不做参考。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秦军的大致攻势，即包抄冀州的后方；
黄箭头为赵军的大致攻势，李牧大抵从北方调集军队击败桓齮，而后对太原展开反攻。
在这里，存在有一个疑问：
桓齮为什么会在兵败后叛逃燕国？
从王龁、蒙骜及之后的李信身上可以看到，秦廷对打了败仗的将领并无特别追究的习惯，这么看桓齮叛逃一事并不正常。
究其原因，一种可能桓齮担心因战败而遭到秦王的迫害，毕竟从秦王亲至河南的举动看其对这场战争本抱以厚望；一种可能是桓齮担心自己会因为战败一事遭到朝中政敌的迫害，想来桓齮在朝中的政敌势力颇大。严格来说，这一次将领叛逃并不应该视为叛乱。
在攻赵受挫后，秦廷把重点转向了弱效的韩国。对此，韩廷向秦国派出公子非，表示出想要成为秦国附庸的意思。秦廷则在一系列政治运作下杀死了公子非。
公元前232年，秦国再度攻赵。
当时秦军兵分两路，北路攻击太原一带的狼孟，东路攻击邺邑一带的鄱吾。其中，东路军被赵相李牧击败。
下图为是年秦攻赵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秦军两路攻赵的大致情况；
黄箭头为李牧抗秦的大致情况。
公元前231年，韩国的南阳郡的副郡守腾带着治下的领地投降秦国。秦廷应任命其为内使，并由他负责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公元前230年，赵国代郡发生地震，秦廷趁机派内使腾攻韩，韩廷投降。
是年，正是秦灭六国战争总攻阶段的开始。
公元前229年，秦廷再度攻赵。
李信以太原为基地大抵向代郡挺进，王翦以上党为基地攻取了井陉，杨端和以河内为基地包围了邯郸，羌瘣攻击赵国的其他地区。其中，王翦为整个行动的统帅。
下图为是年秦攻赵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白箭头从上向下分别为为秦将李信、王翦、杨端和的大致攻势；
黄箭头为羌瘣可能的攻势——不出意外的话，他应清扫邯郸的周边地区以创造杨端和对邯郸的围攻之势。
其中，李信部或为牵制作用，大抵也和路况不理想及太原地区不稳定有关。
同一时期，赵相李牧、赵将司马尚等人带兵进行抵抗，此时赵军主力应在邯郸周边一带。或许李牧等人所对抗的正是羌瘣的军队，由此导致了羌瘣部在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攻略记录。
约在这段时期，赵相司空马向赵王迁进谏，称此时应该把一班国土割给秦国以引诱列国合纵，赵王则以该计划成本过高而给予了否定，于是司空马出走。
至于司空马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近乎自杀式的计划，原因大抵有三：
一是他确实认为只有这种方法才有可能组成合纵；
二是他是类似郭开这种身份保密的间谍，目的是削弱赵国；
三是他是类似楼缓这种身份半公开的间谍，是以隐患的方式向赵王提出秦廷方面的价码——保留一半领地作赵王投降后的封地——不过被赵王婉拒。
另需要补充一点，李牧与司空马的关系不错，不排除后人附会的可能性，也不排除李牧需要司空马在秦国的关系进行外交运作。
应在这一年年底，郭开、韩仓等间谍通过一系列政治运作使赵王诛杀李牧。
公元前228年，秦军攻克了邯郸，赵王迁逃往东阳后被俘虏，被秦廷迁于汉中房龄。
是年，秦王政亲至邯郸，进行了一场血腥的政治清洗，理由是这些人曾和秦王的外祖父家有仇——不过，考虑到帝太后母家作为“赵豪家”竟连姓氏都没能在史书中留下，秦王政本人是否真的那么在乎外祖父家的恩仇着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至于这次清洗的真实原因，说到底应与压制赵国的地方势力有关。
同年，秦王政的生母及曾经的头号政敌帝太后逝世。
也是在这一年，赵公子嘉在代郡自立，楚国方面可能也有些动作，由此导致了秦国在南郡的备警。
公元前227年，秦廷应将内史腾派往了南郡，任南郡守。
在上任后，南郡守腾向治下的大小官吏发布了一道命令，称秦国的法律在南郡地区的贯彻相当不理想，对此他重申了秦法的重要性，并公布了一系列的奖惩措施。
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秦法到现在还没有被南郡的地方系统认真执行；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秦廷要在此时特别强调秦法要认真执行。
第一个问题比较好解答，南郡距离咸阳过远，且本地为屈、景、昭三氏盘踞数个世纪之地，秦廷派遣的官员确实很难在此地推行秦法，因此秦廷方面也只能一直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秦廷在此时突然认真起来，大概与连续吞并了韩国及赵国南部地区有关。由于秦国此时在南郡、韩地、赵地均有较大的军事压力，而法律不统一自然会影响行政及备战的效果，那么从南郡下手整顿统一法律的工作也就必能再回避了。
注意，后者或许就是秦朝时期“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政策的早期原型。
有关整顿南郡一事需要做一个补充说明：
当时秦廷之所以要整顿南郡，未必一定是真的要彻底贯彻秦法，也存在有做做样子的意思，目的是让新占领的韩地、赵地老老实实地接受秦法——此后，南郡依旧不作为，还曾出现过镇压苍梧叛乱时军队哗变的情况，可见这次整顿的效果不是太好。
同年，燕卿荆轲入秦，携桓齮（樊於期）首级及督亢地图求和。
与会期间，荆轲从地图中拔出匕首刺击秦王，在一击不中后双方围绕柱子追逐。在这段时间内，殿内重臣、内侍无一人尝试舍身制止刺客，殿外卫士也以未接到命令为由始终不进殿护驾。为数不多的支援只有宫廷医生向刺客投掷药箱，以及某个不知名的人提醒秦王从背后拔出佩剑。一直到秦王亲手砍倒刺客以后，卫兵才进殿将刺客格杀。
在荆轲刺秦一事当中，刺客隐藏匕首的方式着实不高明，甚至远逊于春秋时期在鱼腹中藏匕首的手段。至于当时秦廷的安检是如何安排的，卫队的军官是如何安排的，内侍的首领又是如何安排的，想来颇为可疑。从文献来看，秦王政本身的近臣蒙嘉收取了燕国的贿赂，为荆轲入朝打通了路子，倒没说他参与了刺杀秦王的谋划。至于其中是否有秦廷的人员变节并不好说，大概率讲应有一批中央重臣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节行为。
在刺秦一事失败以后，燕代联军向秦国发起进攻，被王翦、辛胜击破于易水以西。
下图为秦、燕、代交战的大致情况。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燕、代联军的大致攻势；
白箭头为秦军的大致攻势。
公元前226年，秦将王翦、李信攻燕。
王翦攻取了蓟都，燕王喜逃至辽东。李信率数千人追击燕太子丹的军队一直深入到辽东，将太子丹的军队追到了衍水一带。燕王喜被迫献太子丹之首向秦国求和。
同年，秦将王奔率兵攻楚，击败了楚国的军队，并攻取了楚国的十余座城邑，随后回师攻击魏都大梁。
有关秦国攻取楚国的城邑，大抵在郢陈一带，于是年封给了昌平君。昌平君携一批死士至郢陈临封。
下图为秦攻燕及攻楚的大致形式。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王翦、李信攻燕的大致情况；
黄箭头为王贲攻楚再回攻魏的大致情况。
公元前225年，秦军在包围大梁后，从黄河引水灌向大梁。
3个月后，大梁城的城墙不堪水浸崩塌，秦军攻入大梁城俘获了魏王假。在攻取大梁之后，秦廷下令捕杀魏国群公子，魏王假也被格杀。
有关秦廷为何如此针对魏公子，大抵有2种原因：
一是吸取公子价嘉在代郡自立的经验；
二是魏籍士人遍及天下，魏公子天然蕴含着巨大的政治能量。
需要说明，秦廷捕杀魏公子的命令执行的不大理想，多名魏公子存活到了秦末。
公元前224年，秦廷转向与楚国决战。
是年，秦廷以李信为统帅，以蒙武为副将，宣称调集了200,000人的集团军攻打楚国。
当时，秦军兵分两路。李信率兵攻击平舆，蒙武攻击寝邑。
下图为李信伐楚的大致规划。注意，本图使用了灭魏前的地图，为了可以清晰看到哪些是秦国的新占领地。
如图所示：
黄圈所示即楚都寿春；
白圈所示即原楚都郢陈，大抵在秦灭魏之前为王贲攻取。
黄箭头为李信部计划的进攻路线，应以宛城为基地，先攻破平舆，之后与蒙武部扫荡黄河以北，以为之后攻打寿春创造条件；
灰箭头为睡虎地2个从军的青年黑夫和惊至李信部的路线，从这次征召看来，李信部的基地不大可能在中原地区，不出意外应以宛城为基地；
白箭头为蒙武部计划的进攻路线，考虑到有会师因素，这支军队的出发地点应于李信部不在一个地方，大抵以中原为基地。
不过，接下来的一场叛乱完全打乱了李信的计划。
在李信攻取平舆之后，“鄢郢”方面发生了叛乱，这一叛乱与秦廷重臣昌平君有关，迫使李信回头攻取后方的鄢和郢，完后向城父方面的蒙武部移动以汇合。
就在此时，楚将项燕尾随李信部进行了为期3天的强行军，一举击破了这支秦军。是役，秦军有7个都尉阵亡，军队被迫撤退。
有关昌平君叛乱的“鄢郢”存在争议，胡三省认为指中原的鄢陵和郢陈，杨宽认为指南郡的鄢城和郢都。
下图为昌平君叛乱范围的两种可能性及李信平叛的大致路线。
如图所示：
灰箭头为蒙武部的大致进攻路线，这一路线并无争议；
黄圈为杨说中昌平君叛乱的大致范围，黄箭头即李信部的在攻楚后平叛再至城父会师的大致路线，这一路线看上去着实诡异，当然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白圈为胡三省认为的昌平君叛乱范围，白箭头为此说中李信部的进攻路线，相对于前者较为合理；
红圈为淮阳的大致位置，睡虎地秦简中称黑夫在此地参与了对“反城”的攻击，其后黑夫与惊在与楚军或叛军的战争中阵亡。
就昌平君叛乱的具体范围，我们很难判断出杨宽和胡三省的说法哪一种才是历史中的实际情况。
如果从杨说的话，昌平君叛乱的范围大抵从南郡一直蔓延到淮阳，之间的宛城方面大概率附逆，叛乱范围着实大得惊人；
如果从胡说的话，秦廷将昌平君封于郢陈的目的应当是另其镇守楚国北部的领土以维持前线的正常运转，可谓委以重任，但这样一位肩负着重要任务的重臣居然就地叛乱也着实让人心惊。
相比于长信侯叛乱，昌平君叛乱一事虽不至于更为恶劣，但所表现出的信息更为惊悚：
在秦国一统天下的前夜，一个地方封君居然能带着一大片地方官全面投向弱势的一方。
一些读物将上述情况归结于昌平君作为楚公子的“故国情节”，这种因素确实可能有，但不可能是核心原因，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一大批秦国或原属魏国的地方官会随之附逆。
相对合理的唯一解释是：
秦廷重臣及地方官本身也不看好秦国的未来。
应在这一年的秋收之后，始皇帝集结了一支空前庞大的集团军交予王翦指挥。在秦廷的公开信息中，这支军团的规模为600,000人，估计包括了前线的蒙武部及李信残部。从“空秦国甲士”一句来看，当时征兵的主要范围在秦地，黄河沿线的中原地区也应有征召。
在抵达前线以后，王翦取代了李信的指挥权，与蒙武先攻取了郢陈的南部地区，又南下攻取了平舆。在攻击平舆或周边的战斗中，秦军俘虏了楚王负刍。
在楚王负刍被俘之后，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在“淮南”继续进行反秦斗争。
公元前223年4月，王翦的军队在蕲南击败了楚国的军队，昌平君被杀，项燕自尽。
下图为王翦灭楚的大致攻势。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王翦的大致进军路线，秦军自灞上出函谷关，沿黄河转荥阳至大梁一带，而后先压制了郢陈，之后在平舆俘虏了楚王负刍；
黄圈为平舆，即秦军俘虏楚王的位置；
白箭头为项燕在楚国也就是寿春一带集结军队后抗击的大致情况，与王翦军在某个位置进行对峙，比如在楚考烈王时的临时都城巨阳沿河而拒，再或者是其他位置，最终因坚持不住而向东撤退；
之后的黄箭头为王翦攻项燕的大致路线，王翦最终在蕲南消灭了昌平君与项燕。
不过，杨宽先生认为当时项燕、昌平君抵抗的位置应位于淮阳，下图为杨说中的具体灭楚形势。
如图所示：
第一个黄箭头为项燕攻李信的大致行动，在公元前223年尾随李信的军队，在某个地点击破该部；
黄圈为结合城父的方向模糊标出项燕击破李信的位置，比较随意，这里特别声明；
灰箭头为楚王负刍在反攻路线，大致在李信被击败后，楚王负刍亲率军队收复北方的失地，之后因为一些原因退至平舆；
第二个黄箭头是项燕可能之后的动向，即收复楚国在淮河西北部的领土，因此使其错过了王翦与楚王负刍的交战；
第三个黄箭头项燕在楚王负刍被俘之后转向淮阳发动叛乱的大致路线；
白圈即淮阳的位置；
白箭头为王翦攻楚王负刍之后又攻项燕的路线，之后项燕逃向蕲南，王翦追至此地将其消灭。
其后，秦军继续向南攻略，消灭楚国的残余势力。
公元前222年，王翦继续向南攻略，平定了楚国的“江南”地区，楚国的封君越君投降。
王翦之子王贲与李信攻同攻燕，在辽东俘虏了燕王喜，之后回师攻打代国又俘虏了代王嘉。燕、赵两国被彻底消灭。
公元前221年，齐廷在是年中断了和秦国的沟通。齐相后胜派遣军队到西界守备，似乎有对抗秦国的意思。需要说明，后胜亦为秦国的间谍。
秦廷方面则命令王贲从燕国南部地区绕看齐军的部署，直扑齐国内地，齐国的士民没有人敢阻挡秦军，齐王建因此投降。
蒙武之子蒙恬参与了灭齐的行动，因此被提拔为内使。
下图为秦灭六国战争最后的形势。
图为秦灭燕、代、齐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王翦继续攻楚的大致情况；
白箭头为王贲灭燕、灭代、灭齐的大致情况；
绿箭头是后胜封锁西界的大致情况；
红箭头是王贲迂回的另一种可能，即从燕南走海路攻击齐国——这种可能性应该比较低。
同年，秦廷撕毁了和齐王建五百里之封的协议，将齐王建饿死在一片丛林中。
至此，秦灭六国战争正式结束。
有关秦灭六国战争，我们需要注意以下4个重要信息：
其一，尉缭的间谍网在这场战争中居功至伟，只是这一点被很多读物所忽视，但在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接下来，秦廷将如何安置这些变节重臣及一大批下属官员；
其二，秦军在当时所摧毁的只是列国的中央朝廷，由于战争推进的速度过快，秦廷不能在9年间对六国的地方进行有效消化——接下来，秦廷将如何打赢后面的治安战；
其三，秦国在战国末期始终都有重臣叛乱，究其原因还在于朝堂糜烂引发的内部矛盾进而导致重臣不再看好秦廷的未来——接下来，秦廷将如何重塑在官僚及天下士人心中的公信力；
其四，在清除权臣以后，秦廷内部出现有武将的家族化及世袭化，代表为王氏、蒙氏及后来的冯氏集团，表现出一种“晋国化”的返祖现象——当时秦廷为何出现这种返祖现象，接下来又能否克服“晋国化”带来的政治危机？
公元前221年，当新生的秦帝国正要宣告华夏大地业已浴火重生之际，苍梧的叛乱猛然为帝国敲响了警钟——抑或是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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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口上的太平：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9年
公元前221年，就在秦帝国初生之际，南方的苍梧郡发生了叛乱。
下图为苍梧的位置及秦廷镇压时可能抽调军队的郡县。
如图所示：
红圈为苍梧的大致位置，原属楚郡，与秦南郡有广阔的云梦泽相隔；
绿圈为秦廷在灭楚战争中新占领的楚地，上为寿春所在的淮河一带，右为会稽所在的长江下游一带，下为九江所在的干越地带，左为巴郡与南郡之间的巴东地带；
黑圈为南郡的大致位置，原为楚故地，位于云梦泽以北，秦国占领此地约有半个世纪左右；
箭头为当时秦军可能存在的抽调情况，平叛的军队可能来自于新占领的楚地，也可能来自于楚故地，另有可能来自于中原或关中地区。
有关苍梧叛乱，目前已知的信息还比较少。我们只知道发生在公元前221年，当时秦廷曾派出军队进行镇压，不过前去平叛的军队也叛变了，秦廷只能又派了一支军队才讲其镇压，最后对叛乱者的处置也相对比较宽容。其他细节就需要等待历史学家对《里耶秦简》的进一步研究了。
就苍梧地区，需要注意3个细节：
其一，楚国自战国初期占领这一地区，之后在要冲之地设有一系列县及封国——注意，当时的县为军事单位——整体上统治较为松散，主要依靠县级军事长官和封君分割控制当地蛮夷；
其二，楚王负刍死于公元前224年，末代楚王昌平君死于公元前223年，王翦降服楚封君越君是在公元前222年——从时间线上来看，秦廷接收楚地与叛乱的间隔是比较短的；
其三，秦廷之后曾命屠雎、赵佗等人率领大量军队及移民征伐此地，还在这一地带修建了灵渠——这支军队或许与叛乱一事存在某种联系，比如当时正是这支军队最终平定了叛乱，再比如叛乱初定后秦廷向此地派遣大军进行镇守并进一步向南征。
在说完苍梧郡的情况以后，就需要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
苍梧为什么要叛乱，秦廷派去平叛的军队又为什么会叛变？
就苍梧叛乱一事：
楚廷覆灭于公元前223年，越君降服于公元前222年，至此楚国的核心地区已全部被秦军占领。正常情况下，秦廷会向巴东、苍梧、九江方面的原楚国地方官员发送公文，要求其尽快归顺朝廷。而原属于楚国的一部分郡守及封君会顺势投降，另一部分则会消极对待或拒绝。对于前者，秦廷会向当地派遣一些正职或副职的地方官员也可能有一定规模的驻军。对于后者，秦廷则会通过军事或政治手段进行施压以督促其尽快归顺。不出意外的话，其中某个环节可能激化了秦廷与楚官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发了苍梧的武装叛乱。
就秦军变节一事：
当时秦廷所抽调的平叛军队来源不详，可能来自于九江、巴东、会稽这些新附地，也有可能来自南郡这一被秦国占据半个世纪的楚地，另有可能来自王翦灭楚时带来的军队，最后还有可能来自于秦廷从关中及中原新召集的军队。
如果变节军队来自于楚地的话，其原因当与不服秦朝的统治有关——不过，假若秦廷在当时能派出这样一支军队进行平叛，想来决策层应当出现了某些严重的问题。
如果变节军队来自于灭楚的军队的话，其原因很大程度应与厌战有关——具体导火索的可能性很多，比如士卒不堪欺压，又比如军功未能及时兑现，再比如军士疲惫不堪产生了反感，还比如作战不利遭到了责备，等等；
如果变节军队来自于中原及关中地区的话，其原因大概率也与厌战有关，毕竟这次军事行动的路程太过遥远——不过，变节的概率还是偏小，所以来自于中原或关中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无论苍梧叛乱还是秦军变节，都充分地暴露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即使大秦横扫天下，所向披靡，即使秦朝混一六合，创造了古今未有的伟大征服，但它依旧不被相当一批人看好——既包括它的敌人，也包括它的军队。
仍是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天下的第一年，秦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宫廷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秦王政本人首先表达出了发动灭六国战争的正义性，理由是六国背盟这才消灭了他们。而后，秦王以此为由要求众臣为其加以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则一致表示应加以泰皇为号。最终，秦王亲自决定加以皇帝为号，并要求废除谥法，之后以“始皇帝”、“二世皇帝”、“三世皇帝”替代谥号。
有关这次会议需要注意3个小细节：
其一，会上有关加帝号一事是由秦王本人亲口提出来的，我们都知道，后世帝王需要加尊号时一般都会让大臣先提出来，自己要推脱几轮才接受，至于为什么当时为什么要由君主亲自提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当时还没有形成假作谦让的习惯，另外也不排除是其他原因；
其二，秦王在要求取消谥法时给出的理由是有儒家倾向的“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注意这个细节，后文的诸多内容与这一点有很大关联；
其三，当时冯劫已经在朝中任御史大夫，可见冯氏家族至少在秦灭六国战争期间就已经加入了秦廷。
在这次会议之后，始皇帝又运用五行家的知识解析王朝的天命所归，并以水德的特点为理由设置了一系列的严刑峻法。
特别澄清一点：
五行家并非迷信，它是一种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大致是将世界上的客观事物分为五类，以五行解释五者的相互作用。同理，阴阳家则是将客观事物分为两类。除此之外，古人也有其他数量的分类方法，但并未像阴阳家、五行家形成单独的学科。在战国时期，五行家与阴阳家逐渐合流，形成了“阴阳五行”。某些年轻的朋友可能是受到了动画片《秦时明月》的影响，一看见“阴阳”、“五行”就认为是迷信，这是错误的想法。
上图为动画片中阴阳家学士的形象，实际是西方奇幻文学中魔法师的东方化。在古代，阴阳家、五行家属基础科学，在各个领域中均被广泛运用，包括某些唯心主义领域——这正是一些幻想题材文学作品把阴阳五行与魔法混淆的缘由。
大约是在秦王朝建立初期的一次朝会中，丞相王绾联合一些重臣在会上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
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建议秦廷在燕、齐、楚地区分封诸侯王，也就是恢复秦国在战国时期所实行的郡县制与封君制并行的制度。
对此，廷尉李斯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指出封君是地方的不稳定因素，全面推行郡县制可以加强集权，从而实现国家的安宁。
始皇帝则表示：
天下共苦战鬬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表示封君确实是天下混战的罪魁祸首，此时封君是埋藏战争隐患。
上文中的“立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王绾提出的分封方案究竟是西周时期的实封还是战国时期的虚封。有关这个问题很难有结论，不过影响并不大，因为即使是战国时期的虚封，封君在封国内依旧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在上述政治语言中，有一个论断颇为有趣，就在于西周王朝为何崩溃。
根据李斯的说法，是“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西周王朝的衰落源自于周室自身，正是因为自身力量的衰弱才导致了周夷王一朝时的“诸侯或不朝，或相伐”，之后在周厉王一朝时倾覆也是自身出了问题，要靠“诸侯复宗周”才恢复了过来，等到周幽王一朝崩溃还是自身出了问题。
至于李斯为什么这么说，结合语境来看应当是委婉地提醒之前持续不断的封君叛乱。
说到这里，又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
既然如此，王绾等人为什么非要提出封君呢？难道他们这么快就忘了之前的一系列封君叛乱？
原因或许要涉及两方面：
一方面可能与主观方面的利益诉求有关，是年始皇帝39岁，最年长的子嗣也不可能超过20岁，假如封君的话最大受益者自然是母系、妻系及政治同盟；
一方面应该与客观因素的实际情况有关，前文中提到过，秦廷在战国中后期就已经表现出对河东、南郡等地统治力的疲软，现在如何统治更遥远的领地委实是个问题——考虑到“士无定主”的社会因素，郡县长官未必可靠，设置封君以作牵制就成了为数不多的手段。
对于王绾提案背后的客观因素，秦廷方面找到了另一种解决手段：
秦廷为每一个郡设置了守、尉、监三个要职，收缴各地的兵器到咸阳销毁，统一各地的度量单位、道路尺寸、书写方法，捣毁列国之间的防御工事，迁徙天下120,000户大地主至咸阳，另外还在渭水一带模仿六国宫室大规模修筑宫殿。
注意两点：
一是迁徙大地主一事，加入确迁徙12万户的话，即使以5人一户计算，咸阳新增人口也有600,000人以上，在加上原有居民显然超过公元前3世纪关中城市的承载量——虽然12万户之说存在有不少水分，但实际人口还应是相当庞大的；
二是大规模修建宫殿一事，当时新建宫殿主要分布于咸阳以东的渭河、泾河流域，最终抵达骊山一带，跨度大约在60公里以上——大致为北京南站到天津站路程的1/2左右。
下图为当时宫殿的分布情况。
如图所示：
左红圈为阿房宫所在地区；
右红圈为骊山地区，秦始皇陵位于东部一带；
红箭头为宫殿的大致分布，由于涉及泾河所以应是沿河分布；
图中为现代交通地图，读者可结合今西安市换线核对当时的宫殿分布。
从大兴土木的范围来看，当时秦廷建造宫殿的目的想来不单单是为了皇帝的个人享乐，其中也有一些其他的政治诉求：
首先，在于扩建城区以容纳更多人口，而秦公室为保证自身的安全尤其需要控制至骊山的交通要道，以修建宫殿为由是一个理想的理由；
其次，咸阳周边不可能拥有承载十余万户新增人口的耕地，如果以仿制六国宫殿为由命令上述人口参与宫殿的修建一事，一则可以让上述人口不至于沦为无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二则可以消耗上述地主家庭及背后地方上的财力；
最后，由于此时秦廷内部已高度糜烂，皇帝在下达某些命令时不可避免要给相关官吏足够的操作空间才能保证下属有足够的积极性，而修筑宫殿一事从来都有着相当的操作空间。
补充一点：
网络上有关“秦法之严”的传说来源不明，但从《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案件来看，秦王朝时期冯劫掌管的御史系统长期处于不作为的姿态。
公元前220年，始皇帝到西北地区巡视，主要是陇西、北地、鸡头山、回中地区。
下图为秦始皇首次巡视的情况。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巡视的大致范围。
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一次巡视相比于后来的巡游而言范围实在小得可怜，可能与当时道路不理想有一定关系。
在秦始皇回朝以后，秦廷开始筹备建造驰道的方案。
下图为秦驰道的具体范围。
图中可见：
当时秦廷有意向通过公路的方式提升对燕、楚、齐及长城、中原地区的控制力。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进行了第二次巡游，也是首次大规模巡游。
从途经的地点来看，秦始皇巡游的路线应当是先穿过三门峡，再途径洛阳、荥阳一带的周地，然后进入朝歌一带的魏地，之后转入原为楚国占据的鲁地，接下来巡游整个齐地，之后转向原为魏国占据的宋地，又南下至南郡，最终自武关回到咸阳。
下图为现代交通图下秦始皇第二次巡游的大致路线，大家可结合现代省市的位置估测当时巡游的长度。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秦始皇的巡游路线；
第一个红圈为函谷关地区，这是拱卫秦廷中央的重要防线；
第二个红圈为虎牢关地区，西部为周地，东部为韩地，是秦廷控制东方的重要枢纽；
第三个红圈为东郡地区，原属魏国，在战国时期为纵横的枢纽；
第四个红圈为峄山的大致位置，秦始皇巡游至此的时候和当地的儒家学士进行了一场会谈，在儒士的建议下“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
第五个红圈为泰山地区，秦始皇在此举行封禅仪式，并刻碑称颂秦朝在【礼仪教化】上的功绩；
第六个红圈为琅琊地区，秦始皇下令将30,000户迁徙至此，又刻碑称颂秦朝在结束战乱后【民生】上的功绩，之后与群臣批评了【五帝三王】统治上的缺点，由此赞扬秦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期间，有齐人徐市声称海上有三座仙山，于是皇帝下令出海寻找；
第七个红圈为彭城地区，秦始皇在泗水一带尝试打捞失踪与宋太社的九鼎，可见之前雒阳的九鼎为周室制造的仿制品，或九鼎之说系政治宣传；
第八个红圈为湘山地区，当时秦始皇遇到了大风，认为是湘君作祟，于是下令砍伐山上的树木——此举显得比较神经质，不知是不是为了徐市出海而搜集木材——客观来讲，当时长江河道的运输能力并不算特别理想，想运到海边并不容易；
第九个红圈为武关地区，是秦廷中央另一重要道防线，之后楚将刘季正是通过武关灭亡秦朝。
有关这次巡游，有3个重要信息需要特别注意：
其一，主要巡视的是原魏、齐、楚三国的领土，至于为何要巡视此地，想来也上一年巡视西北防线有关——至于优先巡视的原因，想来与这些区域的统治难度更大有关；
其二，皇帝的巡视队伍包括了隗林、王绾两位丞相及王离、王贲、冯毋择等武将，还有李斯、王戊、赵婴等重臣，可以说此时帝国的中央已不再咸阳，而是这个巡游中的朝廷——至于构建流动朝廷的原因，想来也与咸阳方面很难控制东方郡县有关；
其三，始皇帝本人出现了进一步的儒家倾向，开始在礼仪、教化、民生领域上阐述秦朝统一天下的合法性。
有关第三点需要做一些补充：
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阐述秦灭六国的正义性时使用的理由是列国背盟，思路还停留在战国时期的开战借口。到了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和儒家学生沟通后，开始转向了礼仪、教义、民生等因素，可以说儒家倾向愈发明显。但有意思的是，秦始皇对儒家尊为楷模的“五帝三王”并不怎么认同，还把他们当做了反面教材。
就秦廷对五帝三王的批判一事，说起来还有些蹊跷之处。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多以托古的方式兜售自身的观点，包括法家。至于秦廷在此时为什么要公开批判古代圣王，想来与当时士人多以此为由批评秦朝制度有关。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再度巡游。路线的前半段和上一次大致吻合，均为沿黄河途经中原，之后进入齐地，再转入琅琊，而后才转变了路线，向上党移动，最后回到咸阳。
图为秦始皇第三次巡游的大致路线：
如图所说：
第一个红圈为博浪沙的大致位置，秦始皇在此地遭到了韩籍士人张良的刺杀，所幸击中的是副车，之后秦廷下令“天下大索十日”；
第二个红圈为之罘山的大致位置，秦始皇在此刻碑，碑文中提到六国的残暴，称秦廷为拯救苍生而消灭了这些邪恶的统治者，从而彻底消除了战乱——注意，这正是后来封建统治者阐述自身合法性的标准模板；
第三个红圈为琅琊地区，秦始皇再度巡游此地，应该一方面要查看徐市出海的落实，一方面也检查之前的移民一事，除此之外也和个人享乐有一定关系；
第四个红圈为上党地区，当时秦始皇应途经东郡、河内，之后转入河东、河西，最后回到咸阳。
秦始皇的第三次巡游，主要巡查的是韩地、魏地、齐地，想来与上一次巡查发现齐地最不安生有关。
相信很多朋友会注意到其中的两个小细节：
一个是之罘山刻碑的内容，秦廷对自身正义性的阐述已经与孟子的教义基本吻合；
一个是冯劫所掌管的御史系统在皇帝遭到刺杀时并未表现出任何想要破案立功的兴趣——考虑到当时信息的传递速度，“天下大索十日”与其说要彻查倒不如说是糊弄差事——于是在应付十天以后连一个长久的专案组都懒得设置，祸首张良改了个姓名就能在下邳安然隐匿到秦末。
公元前217年，可能是发觉之前两次大规模巡游消耗过大，这一年秦廷再没有大折腾。
到了是年12月，秦廷下令给每一百户百姓分发6石米和2只羊，此举似乎与缓解通货膨胀有关。
大抵在公元前217年12月或前216年的某一天，秦始皇到兰池微服夜出，遭到了盗贼的攻击，场面一度使皇帝陷入窘境，最后靠侍卫杀死盗贼才算化解了危机。
有关兰池的具体位置不详，大致范围如下图。
如图所示：
紫圈所示大致为兰池可能存在的某个位置；
红圈及红箭头为阿房宫至骊山的宫殿群。
图中可以看到，当时始皇帝遭到盗贼袭击的位置距离秦廷的核心地区十分临近。客观来说，以古代的统治力在这一地区出现强盗到也并不奇怪。不过，考虑到东周时人多以“盗”的形式在国都一带弑君，秦始皇本人因为此时无比震怒也就再正常不过了。于是，秦廷又在关中彻查了20天。
同年，每石米的价格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600钱。根据《睡虎地秦简》所载，正常情况下一石米的价格应在30钱左右，此时约翻了50倍。至于这一价格可能只是关中地区的短期粮价，暴涨的原因或与之前封锁彻查有关。不过，考虑到秦国使用了源自魏国的平籴法，如此幅度的暴涨也不正常。粮价暴涨的原因，一方面应与之前秦廷的一系列工程有关，一方面也应与之前收集民间兵器有关——毕竟，青铜兵器不可能全部用来铸造金人，还应有相当一部分被铸造为铜钱——特别强调一点，秦廷自秦惠文王时期就垄断了铸币权。
仍在公元前216年，秦廷下令黔首自实田，也就是承认土地私有化。在此之前，秦国的土地制度是源自于晋国的授田，这是一种接近私有制的土地国有制，秦廷在此之上衍生出了斩首授田的制度。在土地完全私有化以后，斩首授田的制度也就无以为继，土地兼并变得更为直接且露骨。自此，地主阶级在与类奴隶主/封建主贵族阶级长达3个世纪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再次巡游，这次的路线是沿古黄河东一路北上，进入原燕国领土，一直巡游到秦皇岛一带，之后转入上郡，再回到咸阳。
下图为秦始皇第四次巡游的大致路线。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黄河古河道的大致流向，约在这一阶段，秦始皇下令拆除列国的军事要塞和一些以邻为壑的堤坝；
紫箭头为秦始皇在离开黄河河道以后的大致路线；
紫圈为秦皇岛一带，当时秦始皇在此刻碑，内容依旧是批判六国君主的暴虐，从而彰显秦灭六国的正义性，相比于之前的碑文这一次提别说明了战争结束以后对民生的改善；
绿箭头为蒙恬攻击胡人的大致情况，当发生在秦始皇回到咸阳以后。
秦始皇遣卢生等人寻仙正是发生在这一年。是年，卢生从海上取回了一条谶语，称“亡秦者，胡也”，皇帝遂命令蒙恬率300,000大军征讨胡人。
有关谶语与伐胡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有可能是秦始皇因为这一谶语而发动了战争，也有可能是秦始皇为找了一个发动战争的理由而安排了谶语这一政治表演。
特别需要补充一点：
蒙恬在战国时期表现并不突出，仅在灭齐战争中作为偏师统帅出战（注），此时秦始皇命他为北伐军的统帅，当与扶持蒙氏以牵制王氏武将有关。
（注：有关蒙恬参与伐楚战争一说，系《王翦列传》将蒙武误作蒙恬所致。）
公元前214年，秦廷集中了一批流亡者、赘婿、商人，将他们派往南方征讨岭南。
同年，蒙恬部继续在北方征讨。
公元前213年，秦廷又抓捕了一批判案有问题的官吏，让他们到长城或岭南驻防。
下图为秦朝末年秦军的征讨情况。
如图所示：
绿箭头为蒙恬部攻击胡人的大致情况；
蓝箭头为任嚣、赵佗部攻击岭南的大致情况；
红箭头为当时秦廷令人驻扎长城的情况，燕长城的位置与今万里长城有一定区别，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位于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
同年，秦始皇与70位博士官举行宴会。
会上，仆射周青臣称赞秦朝全面采用郡县制的好处。此时，齐人博士官淳于越却直接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
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单从上述内容来看，淳于越似乎是主张封君制或分封制的。不过，这里存在一个特别别扭的问题，就在于他所提及提及的“田常、六卿之臣”，本身就是因为分封制度才拥有造反的条件，以此举例在支持分封制实在是没事找事——这一点和之前李斯的《谏逐客书》颇有相似之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串狗屁不通的言论，皇帝居然下令开展一次公开的讨论会，让朝臣们进行探讨，这着实太过反常。相对合理的解释是，这又是一次政治表演。
当然，即使确为政治表演的话，也存在一个问题：
秦廷为什么要在全面执行郡县制的8年以后专门讨论一下是否封君或分封的问题？
注意，之前秦始皇在刻碑时经常要提一句全面执行郡县制的好处，强调分封制的坏处，今天忽然要再此讨论确实有点“自打脸”的感觉。
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答案应当是显而易见的。
在当时，秦廷内部必然有相当一批重臣认为有必要恢复战国时期封君制与郡县制并行的制度，甚至不排除有一部分重臣认为要恢复春秋时期的实封。
至于支持封君的一派，其政治诉求不见得一定是全部来自于某些个人利益——从8年来秦廷折腾的结果来看，单一使用郡县制确实很难解决远方领土统治的问题，尤其对于这个如此老迈又吞并大片新占领地的政权而言。
在淳于越发言之后，丞相李斯说：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相比于公元前221年的发言，李斯这一次没有扯到遥远的西周，而是归咎于“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他说，“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直接将矛头指向了私学。最终，李斯提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得到了秦廷的认可。
有关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事件，并不是一次孤立的政治运动。
早在商鞅变法时期，秦廷就曾下过摧毁《诗经》、《尚书》的命令，目的是防止本土士人因求仕而荒废农业——此举也有压制本土士人为外籍士人让利的意思，毕竟秦廷上层及改革者以魏籍士人为主，且秦献公一朝以前的大庶长权力又确实过大。
到了秦王朝时期，皇帝本人虽然在一定程度接受出了儒家知识，但对于儒家特别喜好托古的作风并不接纳，同时对诸子百家普遍托古的作风也不接纳。在始皇帝一朝时，皇帝本人经常在公开会议及碑文上对古代统治者进行批评，这种举动必然与当时经常有人以托古为由抨击秦廷的单一郡县制有关。
写到这里，我们终于触及了本文最核心的问题：
为什么秦始皇如此青睐单一郡县制？
为什么有相当一批重臣否定单一郡县制？
又为什么支持封君与郡县并行制度的重臣会以托古的方式抨击单一郡县制？
原因也非常简单：
经历了战国末期的叛乱潮以后，秦廷在此时已经不具备封君的条件。具体来说，秦始皇认为一封君必反，而另一些重臣则认为不封君根本无法统治远方的领土，反不反只是个时间问题——两派都是着手于现实的问题，着眼于国家的命运，但也都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更麻烦地在于，由于此事过于敏感，无论皇帝还是朝臣都不方便说破，于是争论就变成了崇古与反崇古的对抗。
在这一次会议当中，秦廷以李斯为代表发出了最后的通牒——禁止传授百家学说及相关的托古言论——由此堵住了封君一派表述自身政见的渠道。
在这一宣言中，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重要的细节：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关焚书之举，杨宽先生认为其目的在于实现思想专制，吕思勉先生认为也有“书同文”规范化的目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是需要特别注意，所谓“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其目的明显不是要摧毁诸子百家的知识，而是由博士官对知识进行垄断，从而创造社会板结以维护博士官背后大地主家族的利益。有些观点认为焚书一事是推崇法家思想、迫害儒家思想，这是错误的。前文提到过，随着地主阶级的崛起，秦廷以黔首自实田公开承认了土地私有制。此时，秦廷为了贯彻思想专制的法令，又给博士官背后的大地主家族授予知识垄断之权，可以说地主阶级已经全面取代旧类奴隶主/封建主贵族阶级。
再补充一点，焚书令并非秦朝独有。该法令被延续到汉代，化名为挟书令，直到汉文帝时期才被废除。
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能否给秦帝国换来一副铁打的江山呢？
如果不能，问题出在哪里？
公元前212年，受制于咸阳人口压力的影响，秦廷正式在渭河以南建造阿房宫。
为此，秦廷又召集了700,000人修建新宫殿及骊山一带的宫殿群，除此之外还运作了80,000户的迁徙工作。
也是在这一年，方士卢生称皇帝寻不到真人和仙药因为住所为人臣所知。于是，秦始皇把咸阳一带的宫殿群相连，自己每日随机在某一处就近，并要求服务人员对皇帝所在的位置要严格保密。
仍在同年的某一天，秦始皇在梁山宫时望见丞相李斯的车队颇为壮丽，随口嘀咕了一句，不久之后就听说李斯命人毁掉了车队。在发现身边有人泄密以后，皇帝勃然大怒，要求查出泄密者——毫无悬念，御史系统又没查出来——于是，皇帝下令把当日的所有随从人员全部杀掉。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个重要细节：
秦廷的御史系统又一次表现出了它的极度无能。
之前的博浪沙此秦一案，要说起来查办的难度确实偏高一些，御史系统在“天下大索十日”以后让罪犯逃脱还有情可原。而这一次，犯罪嫌疑人的范围已经小到不能再小了，可就算如此御史还是查不出个所以然，甚至连挑出几个嫌疑最大的人应付一下都懒得做，其中的不作为甚至让我们这些旁观者看了都难以容忍。但即使如此，皇帝依旧没有对冯劫在内的御史官员作任何惩罚，只是在愤怒中杀死了全部嫌疑人。
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秦廷的御史系统如此无能？又为什么连皇帝本人都无法整治这样一个无能的御史系统？
结合之前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来看，最大的可能性莫过于：
冯氏重臣本身也不看好秦廷的未来。相比于皇帝的命令，冯氏重臣更在乎是否得罪其他朝廷重臣，更在乎是否得罪地方上的大地主。总之，犯不上为了皇帝的案件而得罪不能得罪的人——补充一点，后来冯氏依旧在汉廷任职。
至于秦始皇为什么能一直容忍这样一个无能的御史系统，最大的可能性莫过于：
由于冯氏已经占据了丞相、御史、将军三大要职，秦始皇想要收拾他们并不那么容易——具体可能是时机不成熟，也可能是不好处理之后的烂摊子，还可能是需要依靠冯氏牵制王氏、蒙氏及其他重臣。
当然，以上都是可能性，实际的政治原因不可能有结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秦廷内部必然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问题。
结合这一点重新审视公元前212年的相关事件的话，我们确有理由怀疑卢生的求仙之说大概率是一场政治表演，也就是以求仙一事为由隐匿皇帝的行踪，从而达到天威难测的政治氛围。这种主张源自于战国时期韩国申不害的主张，之后宋廷在宋襄王一朝时也使用过。
还是在这一年，方士卢生与侯生进行了一次密谈。在密谈中，他们批评了秦始皇的一系列政策，认为皇帝这种人根本不可能寻得仙药，于是逃离了秦廷。
上述密谈内容因为某种原因传到了秦始皇的的耳朵里，皇帝再一次震怒——如你所知，这一次御史依旧未能捉到在逃的卢生等人，不过估计皇帝本来也没太指望御史能捉住——他命令御史彻查咸阳城内的一批学士，经过上述学士的相互检举揭发，总共有460人曾经犯过禁。至于这460人是怎么查不出的不得而知，想来这样的御史系统总能弄出一些冤案，也总会放掉一些漏网之鱼。皇帝遂下令将上述人员全部杀死，再把尸体堆成小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坑（阬）儒”事件。
在坑儒事件期间，公子扶苏为涉案人员当中的儒家学士求情，他说：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提到，这里儒家之说可能是后世附会，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涉案人员中存在若干名儒家学士。
在上述言辞中，扶苏说得还是比较委婉，只是说在秦朝建立的第9年依旧是“远方黔首未集”，至于事实上的情况是——皇帝身边的宠臣及国都数百名学士均不看好秦廷的政策。
然而，帝国合法继承人所提出的方案居然是妥协！
皇帝内心中的悲愤可想而知！
在盛怒中，秦始皇命令公子扶苏至上郡任蒙恬部的监军。对于这次人事安排，吕思勉先生指出“使将兵，即为有废立之意”，具体源自于晋国的政治习惯——不过也有例外，魏惠王一朝时曾出现有太子将兵的记录。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治习惯呢？
在春秋时期，晋国的军事边镇重地多以欠发达地区为主，重臣在没有中央的支持下想要在此自立并不容易。
下图为上郡所处的地利位置。
如图所示：
红圈为上郡的大致位置，位于今陕西省北部地区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原属魏地，于秦惠文王一朝时被秦国夺取。
从图中可以看到，上郡对关中有着重要的拱卫作用，必须有大将镇守。另外，当地的经济也并不发达，所以大将在此佣兵自立不是特别容易。
根据文物佐证，在战国时期秦廷习惯将重要将领任命为上郡守，樗里疾、司马错、向寿、白起等重臣均曾担任过这一要职。
至于秦王朝时期，这一要职由蒙恬担任，盖与其为秦始皇亲信重臣有关。至于秦始皇将扶苏安置于此，一方面防止其留在中央进行某些政治运作，一方面也能与蒙恬之间形成相互的牵制作用。
公元前211年，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天文现象，古人认为这种天文现象代表着凶兆。
同年，原属魏境的东郡内有陨石坠落，秦廷发现有人在陨石上刻出“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样。始皇帝令御史查办此案——御史自然又什么都没查出来——于是下令将陨石周边的居民全部处死。
下图为东郡的位置。
如图所示：
红圈即东郡，原属魏地，与魏景闵王即位时被秦国夺取。
图中可以看到，东郡位于中原的中心地区，也是当时天下的最中心。在之前的历次巡游当中，魏地都是秦始皇要巡查的地区，在这一重要位置出现这样的大案并不正常。
之后，秦始皇因此事感到情绪消沉。他命令博士官作《仙真人诗》，并要求在天下传唱——至于最终的执行情况不太情况，总之该诗后世未有流传。
是年秋季，秦廷的使者从东方归来，在夜间途径华阴一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拿着玉石的人，让使者帮他交给滈池的水神，然后说“今年祖龙死”。据使者称，接下来这个人就消失了，只留下他的玉石。经过检查，这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渡过长江时沉入江里的一块玉石。
下图为华阴的大致位置。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使者回朝的大致路线；
红圈即华阴的大致位置；
紫圈为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渡江沉璧可能的范围。
有关山鬼献璧一事请注意3个细节：
一是秦廷的使团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假如使团中的所有人都称看到山鬼突然消失，这无疑是一次集体伪证；
二是如果“山鬼”通过某种方式创造了单独和主使接触的机会，那么主使在走神的时候确实有可能创造出“山鬼”凭空消失的条件——不过这只能是主使的一面之词，也有伪证的嫌疑；
三是遗失在楚地的玉石为什么会出现在关中一带，装作“山鬼”的人把这块玉石交给使者的目的到底是想表达什么？
对于这一蹊跷的事件，秦始皇沉默了许久，在朝上表示“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朝以后说“祖龙者，人之先也”，就再没有查办此案的意思——估计也对他的御史系统不抱希望了——之后，他占卜了一卦，“卦得游徙吉”，于是往大约在河套一带的榆中地区进行了一次迁徙工作。这次总共涉及30,000户，至于是从这里迁出还是迁到这里去有一定争议，并给这30,000户都赐了一级爵位。
注意，此时秦廷已实行黔首自实田，这时的赐爵是否会伴随土地授予并不好说。
公元前211年10月，秦始皇再度巡游。可能是山鬼事件的影响，秦始皇这一次并未先巡游韩、魏地区，而是去往了楚地。其间，公子胡亥、左丞相李斯随同出行，右丞相冯去疾镇守咸阳。
下图为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的大致路线。
如图所示：
第一个红圈为武关地区，秦始皇应从此道进入南郡；
第二个红圈为云梦泽地区，秦始皇于公元前211年11月抵达此地；
第三个红圈为九疑山地区，之前的苍梧叛乱就发生在此；
第四个红圈估计为秦始皇游海岛的位置；
第五个红圈为会稽地区，隐匿于此的项梁、项藉正目睹了秦始皇的巡游队伍；
第六个红圈为琅琊地区；
第七个红圈为之罘山地区；
第八个红圈为原属赵境的沙丘地区，这是秦始皇巡游的最后重点。
在秦始皇的最后一次巡游中，队伍在途径会稽一带时又刻有石碑，碑文特别加入了秦廷在礼仪教化上的细节，和《魏奔命律》的内容吻合度比较高。
到了琅琊地区，秦始皇检查了徐市等人出海寻药的情况，徐市推脱说在海上遇到了鲸鱼阻挠，于是皇帝下令给船队装备可供攻击鲸鱼的武器。
再到了原赵境内的时候，秦始皇的病情开始恶化。在这段期间，他命令随从人员严格保密。再之后，他会见了左丞相李斯，指出现在秦廷的内部矛盾，表示自己的子嗣都还幼小，问李斯应该立谁比较合适。对此，李斯表示应该以就近原则确保权力平稳过度，因此立胡亥比较合适。这一建议得到了始皇帝的认可。
根据《赵正书》所载，“御史臣去疾”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可能是镇守咸阳的右丞相冯去疾之后又加入了巡游的队伍，也有可能御史冯劫被误作冯去疾。
大抵在这一阶段，秦始皇向公子扶苏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其回咸阳办理丧事，不过这道命令被赵高扣押了。
有关公子扶苏治丧一事，很多学者认为这是秦始皇有复立扶苏为二世皇帝的意思，这种可能性确实很高，但客观上讲并不是唯一一种可能性。
在秦始皇逝世的当年，公子胡亥的年龄有2种说法，一种为20岁（或21岁），一种为12岁。无论采用哪一种说法，胡亥的年龄都太过年轻，此时把治丧一事交予更为年长的长子其实也说得过去。所以，又存在另一种可能，就是秦始皇命令扶苏回咸阳办理丧事，顺便另其交出上郡的监军之权，这样便于胡亥即位时权力的平稳过渡。
公元前210年7月，伟大的千古一帝逝世于沙丘，享年49周岁。
从秦始皇一生的政治轨迹来看，他在秦王朝时期的诸多行径并不是单纯来自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残暴不仁的个人因素，更多应来自于战国末期以来的巨大政治压力。
在他的头上，始终都悬着这样一柄利剑：
下一个“昌平君”在哪里？
他时刻担忧着下一个“昌平君”的出现，更担忧着“昌平君”们在他死后卷土重来。或许正因为此，他在晚年不惜一切代价寻找着虚无缥缈的永生之药，俨然忘记了《韩非子》中那位一样荒唐地寻找着仙药的燕王。在御宇的12年内，他竭尽一切手段扼杀“昌平君”的温床——他当然坚信这是无比正确的，坚信这是必须的——然而，群臣的非议始终围绕着这位不朽帝王，如催眠曲一般蛊惑着他松开那双紧紧握住舵盘的手。
有关秦始皇在秦王朝时期的功过，我们需要认清一下3点：
其一，秦始皇的相关功绩是客观存在的；
其二，秦始皇的残暴统治也是客观存在的；
其三，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这是理性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正确。
秦始皇死后，众臣秘不发丧，在返程中以鱼腥掩盖尸体的异味。
应在公元前210年8月左右，公子胡亥抵达咸阳，即皇帝位，是为二世皇帝。
9月，秦始皇被安葬于骊山的秦始皇陵。
公元前209年7月，“公子扶苏”于大泽乡叛乱，后于郢陈自立为楚王。
下一个“昌平君”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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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苏之死与复生：公元前209年-公元前207年
公元前210年7月，始皇帝病逝于沙丘，临终前下了两道命令，一是命令长子扶苏回咸阳处理丧事，二是传位于身边的幼子胡亥。
约在临终前的一段时间，始皇帝还给随行的上卿蒙毅下了一道命令，要他去祭祀山川的神灵为自己祈祷，似乎有意支开这位曾经“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官籍”的心腹重臣。至于其中的目的不明，可能有保护蒙毅的意思，也可能有防止蒙氏拥立扶苏的意思。
在始皇帝逝世以后，胡亥的私人教师赵高与左丞相李斯进行了一系列政治运作，包括坐实胡亥的即位，也包括伪造赐死扶苏、蒙恬的诏书。
经过一系列的运作，长子扶苏被逼自杀，上郡武将蒙恬被囚禁于阳周，上卿蒙毅被囚禁于代郡，王氏重臣王离顺势夺取了北方军队的指挥权。
下图为蒙恬、蒙毅被囚的大致位置 。
如图所示：
紫圈为沙丘及咸阳的大致位置；
紫箭头为秦始皇逝世后流动朝廷返京额大致路线；
红圈为九原的大致位置；
红箭头所指的位置是蒙氏重臣被囚禁的大致地点，左红箭头为蒙恬被囚的阳周，右红箭头为蒙毅被囚的代郡。
从图中可以看到，蒙氏重臣当时并未被押解回京，而是被关押在了接近边塞的位置，至于这样的安排出于什么样的政治运作不太清楚。
之后，蒙恬、蒙毅在秦廷的威逼下相继身亡。
有关这一阶段的政治清洗一事，存在有诸多的疑点，最明显的有3点：
其一，在李斯与赵高的私人谈话中，秦始皇临终前似乎复有立扶苏的意思，这一点虽然算是合理，不过确和一些史料有冲突，究竟孰是孰非很难分辨；
其二，长子扶苏在接到诏书以后执意自杀，即使被提醒有伪召的可能性以后，扶苏依旧以“父而赐子死，安能复请”为由坚持要立即自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居然如此轻信确不正常；
其三，蒙恬在被囚禁时，为什么会说出“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倍畔”的言辞，仿佛求着秦廷要对整个蒙氏斩草除根。
对于上述疑点，我们要注意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以上内容均为当事人的私人对话，也是当时的公开信息。至于为什么能够流传，一种可能性是社会流传，或是临历者转述，或是民间杜撰；一种可能性是秦廷公布，或是由于某些原因而公开，或是在某种政治诉求下的宣传。但无论真相如何，我们都能从此事中看到秦公子及世袭重臣可能带来的巨大政治隐患。
公元前209年，年轻的皇帝向赵高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自己刚刚即位，“黔首未集附”，认为自己必须模仿先帝巡游，否则“即见弱，无以臣畜天下”。
是年春季，二世皇帝开始进行了一场空前巨大的巡游。
下图为二世皇帝巡游的大致路线。
如图所示：
图为二世皇帝巡游的大致路线，需要说明，由于途径的位置记录较少，具体路线并不清楚，尤其自辽东折返的具体路线很难判断，可能沿北路返回，也可能沿黄河返回。
在这次巡游过后，二世皇帝表示，“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之所以有这种看法应与巡游时所见有很大关联。
对此，赵高建议自中央到地方进行一次政治清洗，以实现“贱者贵之，贵者贱之”的效果。当时，秦廷处死了一大批大臣及秦公子，其中有6名秦公子被诛杀于咸阳南部的杜，其他宗室也有牵连。
同年，秦廷了取消了卫公室在野王的封国，秦朝最后一个封君被拔掉。
相信很多朋友看到秦二世即位时的这次政治清洗都会感到莫名其妙。在这次清洗当中，对宗室的大规模杀伐尤其令人费解，似乎归结于胡亥个人神经质一般的残忍才能勉强解释得通。
那么，个人的神经质是否为唯一的解释呢？
显然，我们忽略了秦朝的政治惯性。
在战国末期，秦廷表现出了一种近乎返祖的“晋国化”表现。站在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次政治清洗实际是昔日晋廷清除群公子的翻版，本身依旧是延续了晋国的政治传统。同理，对倒台重臣的“连根拔”也属于晋国的政治传统。
除了政治惯性之外，还存在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
秦廷上下对恢复封君与郡县并行制度的倾向。
在秦始皇一朝中提到过，在秦灭六国战争结束以后，秦廷始终都存在有恢复封君制的声音。秦始皇本人几乎在每次刻碑时都要强调一遍单一郡县制的好处，可即使如此，这种声音竟从未有一丝一毫减弱的意思。到了新皇加冕之际，这种倾向只能变得更为强烈，为此秦廷当局采取了最直接的否决方式——铲除封君的潜在人选。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
秦始皇所执行的单一郡县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二世皇帝又一直贯彻秦始皇的政策？
截止到公元前209年，就如何统治300万平方公里广袤领土的问题上，唯一可以参考的政治经验只有西周王朝以及当时就已经模糊缥缈的商周两朝。
那么，西周王朝是实现“自西向东，自南向北，无思不服”的呢？
周武王在摧毁了商王朝的朝廷以后，他命令在自己的三个兄弟迁徙一批民众到商王畿永久定居，是为三监，也就是诸监的早期版本；又命令召公奭、太公望迁徙一批民众到商朝疆域的最北端和最东端永久定居，是为燕、齐，也就是诸侯的早期版本。
下图为周武王时期的早期分封形势。
如图所示：
红圈为周国的主要国土，也就是之后的宗周；
紫圈为商王畿的核心地区，周武王大抵在这一区域设立三监；
绿圈为周武王一朝时周廷的主要封国，北方为燕国，东方为齐国，地方为西虢国，南方为楚国，其中西虢国的分封较早，因此有“邦君”的性质，楚国原为方国，与周国是盟国，是周朝早期在南中国的最重要力量。
需要补充一点：
楚国在商末周初就已经在丹阳、荆山一带坐大，所谓“五十里之封”或为褒封时参考的等级，或为楚子熊渠在周廷任职时于宗周的采邑。
从西周的实际分封可以看到，所谓的诸侯/监制度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天子把自己的领土割给大臣，而是命令重臣带着一批可以用来临时武装的民众去镇守不太安生的地区。同理，所谓的采邑制度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天子把直属领地割给大臣，而是让这些乡镇挂靠到大臣身上，大臣从当地收取税赋，周室再在其中进行抽成。
本质上讲，所谓的“西周分封制”是基于商朝封建制的集权政治，只是受制于公元前11世纪的实际情况，它的集权程度相对有限。
在周武王死后，三监勾结殷商贵族叛乱，周廷执政重臣周公旦与齐侯太公望进行平叛。其间，楚国的态度不明，杨宽先生在《西周史》中猜测楚国可能站错了队，由此在祁阳之会时以卑微的姿态出席，不过即使这一猜测属实楚国也应该在关键时刻及时反正了。
再之后，周廷对商王畿周边又进行了一系列分封作补充，焦、晋、宋、卫、曹、鲁、随、申、东虢等国对原商王畿完成了合围之势。
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到，周王朝当时采取用的地方制度明摆着不怎么稳当。
那么，西周王朝能挺多久呢？
在周穆王一朝时，以徐国为首的淮夷诸国发起了叛乱，形势大致如下：
如图所示：
红圈为周王畿的宗周、成周的大致范围；
绿圈为淮夷的大致范围；
绿箭头为以徐国为首的淮夷叛乱形势，当时已经攻到了雒邑一带；
紫圈为楚国，当时周廷调动了楚国的军队，对淮夷完成了致命一击，并迫使徐君自我流放。
需要说明：
楚国在周穆王一朝之前与周廷的关系并不理想，此前周昭王曾多次攻打楚国，最后一次在渡过浮桥时被淹死。不过，周穆王在即位以后并未再针对楚国，后来在淮夷作乱时楚国坚定地站在了周室的一边。
到了周厉王即位初期，淮夷再次叛乱，攻势大致如下：
如图所示：
绿圈为淮夷的大致范围；
绿箭头为淮夷的大致攻势，又一次攻击到了雒邑一带，这次叛乱总共持续了10年，鄂国也在其中附逆；
红箭头为周室的平叛军队，包括了西虢、晋国、荣国及卿士武公私人的军事力量，也包括了西六师和成周八师。
在上图中，右侧红箭头指卿士武公的军队，卿士武公的身世可能为卫武公，因此标记在黄河以北的地区，他的军队正是平叛胜利最为至关重要的力量。
到了周厉王末期，镐京一带的国人发起叛乱，周廷被摧毁，共君在诸侯的支持下进入镐京，暂时登上了王位，“诸侯复宗周”。14年后，共君将王位归还给了长大了的周宣王。
于是，周王朝的江山又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从西周王朝的轨迹中可以发现：
西周的地方制度确实不怎么稳当。不过，虽然里面总会有反叛周室的，但同时还有支持周室的。至于西周王朝能坚持到什么时候，要看反叛的、支持的和作壁上观的哪些更多一些——可以说，周室的覆灭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能杀死周室的也只有时间。
现在回看秦朝初年的情况：
在秦灭六国战争以后，秦国刚刚经历了一段持续不断的叛乱潮。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秦始皇让一个秦公子带着一批秦人、晋（魏）人、郑（韩）人去镇守蓟都，他能否对这批人放心？在士无定主和人员频繁流动的大环境之下，这批人是否安生？
如果不安生的话， 秦始皇只能在蓟都一带设立多个封君彼此牵制，再配合以郡县的长官，形成了相对理想的政治平衡。
以上的方案看上去还行，但其实没有任何执行的空间，因为——照这么封，秦始皇的儿子根本不够用。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就只有两种方法：
一是启用秦公室的其他分支；
二是沿用晋国“伪公室”的政治经验，也就是把世袭重臣的子嗣划归为一种特殊的“公室”。
考虑到秦廷的实际情况，哪一种方案更容易执行不言而喻——这自然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君主能够接受的。
对此，秦廷采用了单一郡县制。鉴于郡县长官也不怎么安生，秦廷参考了楚国“执政众”的集权经验，在各地设置了3个长官以作牵制——毋庸置疑，谁也不能保证他们彼此会勾结或恶性攻讦。
说到这里，就又暴露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站在地方长官的角度上讲，这是一种良性的制度还是恶性的制度？
如果是一种恶性的制度，那么秦朝将如何把这种制度延续下去，在时间的消磨中使其变为正常化？
流动朝廷就成了唯一解。
正因如此，秦二世即位以后要立即进行巡游。
但是，流动朝廷也存在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流动的速度太慢，给地方系统太多阴奉阳违的空间；
一个是成本过高，需要极力压榨各地的财力。
后者是一个恶性循环，秦廷越需要压榨各地财力，就越需要避免地方的反抗势力反弹，所以又会进一步压榨各地财力。
实际上，到了始皇帝到二世皇帝的交界时期，秦廷对各地人物力的压榨已经引起了地方上的普遍反感。泗水亭长刘季在押解一批劳工去骊山的时候，尚未走出今安徽省境内就出现了劳工大规模的逃跑，于是亭长干脆就此转化为非法武装。之后泗水方面也并未对刘季的家属进行特别认真的追究，想来这在当时已经不罕见了。
在始皇帝逝世以后，火山的爆发就迫在眉睫了。
公元前209年7月，一直前往渔阳的小规模军队途径大泽乡。
谁也不会想到，早已确认身亡的“秦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居然暗藏在这支军队里，狂风暴雨正在九天之外云集。
下图为陈胜、吴广所在军队的大致行军路线。
如图所示：
红圈为陈胜的家乡，陈胜大抵在当地加入秦军，驻守南方的某地，并被任命为屯长；
蓝箭头为陈胜所在军队计划中的行进路线，重点即渔阳；
蓝圈即大泽乡。
从相关的路线可以看到，这是一次近乎南辕北辙的调令，相对合理的解释或许是秦廷故意如此调遣以压制地方军队，也可能是其他非理性原因，但总之秦廷在此时无论如何也出现了大问题。
到了大泽乡一带时，当时天降大雨，延误了军队的行进。由于“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认为“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决定发起叛乱。
于是，两人杀死了更高一级的将官，向全体官兵宣称他们是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带领这900人攻击大泽乡。
有关失期法皆斩一事：
一些学者根据《睡虎地秦简》涉及徭役的内容推断是陈胜虚构的，目的是为了蛊惑基层官兵；
也有一批学者驳斥了上述观点，指出军役和徭役历来是不同的，中国历朝历代对军队的惩罚均存在斩首之刑，只是在具体操作时会选择处死个别人。
本文对于上述两种观点并不作具体讨论，只做一个简单分析——如果是第一种说法成立，那么当时秦军最起码没有对士兵讲述军队的纪律，明显军队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第二种说法成立，那么当时秦军在具体操作时处死率必然相当之高，由此才能让全体官兵铤而走险。
在陈胜、吴广攻取了大泽乡以后，叛军继续向北挺进，沿途的地主阶级带领着民众加入了叛乱的队伍。
到了郢陈一带时，叛军的规模已经了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余名，步兵数万人。
在占据郢陈以后，地主阶级的代表们称赞“公子扶苏”的“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之社稷”的功绩，认为“扶苏”“功宜为王”。
于是，“秦公子扶苏”被拥戴为楚王，号张楚。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细节，根据上述地主的说法，陈胜在成为楚王之前就已经“复立楚之社稷”了。需要说明，陈胜在攻大泽乡之前就命令士兵“袒右，称大楚”。至于这里说的“复立楚之社稷”，可能指得就是陈胜以大楚的名义起事，也可能是楚地地主先发制人地提出恢复楚国社稷，目的是让陈胜坐实楚王之号，以避免陈胜未来自立为皇帝或秦王。
总之，无论当时陈胜本人还是附逆的地主们，总有一方认为叛军应该一直高举着楚国的旗号。
然而，这里又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以“秦公子”的身份恢复楚国社稷，是不是有点别扭？
有关“公子扶苏”自立楚王一事，有些学者猜测可能与他的母系血统有一定关联，也就是扶苏之母可能为楚人。这种猜测确实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不过并不能说十分全面，毕竟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母系血脉在宗法继承上的顺序过于靠后。
除了母系因素以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另一个重要因素——自春秋后期以来，公室的公信力事实上出于一个持续下降的阶段，是否为公室成员与能否为一国之主并没有十分必然的联系。
公室公信力的衰退成型于春秋后期，“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成为了当时的普遍现象。到了战国前期，魏卿成为了晋地之主，田卿成为了齐地之主。社会上也出现了“尚贤禅让”的思潮，这种思潮并非只有士人接受，就连国君也受到了影响——秦孝公临终前曾有意向禅让给公孙鞅，魏惠王临终前曾有意向禅让给惠施，燕易王则真的把王位禅让给了燕相子之——上述事件固然不能排除存在某种政治因素，但以“禅让”为名包装政治运作也足以说明当时禅让思潮的兴盛，其背后正是公室垄垄断君位的瓦解。
现在把视线回到秦末。
受制于社会观念的影响，在当时楚地士人未必就一定认为楚王之位必须由熊氏家族垄断。在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设想，假如扶苏生前曾和秦廷内的楚党集团关系紧密，再假如扶苏在坑儒事件中庇护的儒士中有不少是楚人，再加上他本来就有贤名，楚地地主拥立其为楚王也就不是一件特别奇怪的事了。
这里还要做一点补充：
以上设想并非毫无根据，与扶苏关系密切的蒙氏重臣源自于齐人蒙骜，此人在秦廷的沉浮轨迹与楚党的兴衰有相当的吻合度，不排除本身就为楚党成员；鲁地当时儒学最兴盛的地区之一，该地在战汉时期属于楚地，但凡涉及大量儒士的案件，大概率有鲁人——或者说楚人——牵连其中。
讲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公子扶苏”自立为楚王，在当时看来是一件基本合理的事情。
不过，合理未必合情。
扶苏在楚地自立为楚王固然是一件还算合理的事情，但陈胜在楚地冒充扶苏就不见得特别合理。还原到事件本身来看，陈胜在楚地北部起事，冒充楚公子明显要比秦公子更有优势。如果是因为楚人可能熟悉楚国群公子的长相的话，冒充魏公子也比秦公子有优势，因为郢陈距离魏地十分接近。
那么，当时陈胜为什么一定要冒充秦公子呢？
对于这个新的问题，我们要把视线重新拉回到秦廷。
就在公元前209年4月，也就是陈胜起事的3个月前，秦廷方面发布了两道命令：
一是恢复阿房宫及驰道等大规模工程的修建；
二是整编一支50,000人的军团进驻咸阳。
就第一道命令，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我们都知道，古代王朝在兴建大规模工程时总需要向地方摊派人物力，而摊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给古代的官僚系统创造一系列操作空间。由于此前秦廷进行过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此举无疑是皇帝及朝中高层拉拢支持者最有效的举措。
就第二道命令，说起来有点麻烦，需要分3点来解释：
首先，从这支军队的训练内容有较高程度的专业性，应是一支脱产军队，其人员大概率由士人组成，可以说这是一支十分精锐又规模庞大的军队；
其次，在这支军队入住咸阳以后，关中地区出现粮食紧缺，秦廷被迫下令咸阳周边300里内百姓不得食用自产粮食——具体应指即将成熟的冬小麦——收获的粮食优先供应咸阳，可见这支军队中的军人应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关中以外的地区，在关中征集的至少不会太多；
最后，这支军队用来加强咸阳方面的军事力量，也就是镇守最稳定的地区——即使此举会进一步加剧关中地区的民生问题。
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秦廷不让这支大规模精锐部队驻守东郡呢？这一地区是天下的枢纽，如今周边已是盗贼横行，当地又不安生，镇守此地难道不是第一要务吗？
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叛乱的源头是什么。
在通常的印象里，古代叛乱通常由饥荒、战争及某些社会矛盾所引起。上述因素准确来讲应当是叛乱的直接导火索，至于根本的源头——说到底还是当地出现了叛乱的条件，由此促成了叛首为了生存或为了理想或为了野心的铤而走险。
那么，叛乱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有一条基础又基础的条件，就在于普通民众普遍认为起事以后最起码不会被朝廷马上剿灭，由此才有胆量附逆起事。假如朝廷手里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完全有能力行快速进军到一些特定的位置，那么处于这支军队打击范围之下的民众自然会对参与叛乱一事有所顾忌，一些有能力做领导者的士人也会对起事的兴趣锐减。
再看秦廷在公元前209年发布的命令，不出意外的话，应当就是在加强中央、震慑四方的思路下制定的命令。
下图为秦驰道的主要道路：
从图中可以看到，驰道对三晋、齐、燕等地的控制力明显较强，反观通往楚地的驰道主要沿淮河修建，并未能涉及到原属楚国的重要地区。
从驰道的分布可以看到，如果是中原、齐地发生叛乱的话秦廷或许还能及时应付，而楚地一旦发生叛乱则就很有可能出现滚雪球一般的膨胀。
最终的结果正是如此：
陈胜以区区900人在楚地起事，转瞬间就变成了数以十万记的集团军北向中原呼啸而过。
现在，我们来重新分析一些陈胜、吴广对起事一事的具体规划。
不出意外的话，规划应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夺取这支军队的指挥权，再通过煽动反抗情绪来夺取周边地区的统治权——起事时陈胜、吴广杀死部队的尉官，然后向军士们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宣言，应当正是这一计划的体现；
第二阶段，在楚地进行武装割据，以建立对抗秦廷的根据地——起事前编造了“大楚兴，陈胜王”应当正是这一计划的体现；
第三阶段，进入中原，召集其他起事者以组建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摧毁咸阳方面的朝廷——攻破大泽乡后立即向郢陈及中原方向移动应当正是这一计划的体现。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知道了陈胜在起事时会为何要冒充秦公子而非楚公子：
因为陈胜、吴广的起事并非单纯是为了一时活命，他们从一开始就产生了摧毁朝廷的意向——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之下，叛逆的贤公子自然要比楚公子的政治号召力更广阔一些，尤其这位贤公子身边还有楚将辅佐。
在陈胜起事之后，东方诸郡均发生叛乱。
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叛乱，秦廷方面采取了掩耳盗铃的政策，把叛军一律粉饰成普通的强盗团伙。在《秦始皇本纪》原文之中，史官将上述行为单纯归咎于二世皇帝个人的昏庸，这一点是不可取的，因为粉饰太平是一种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相对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咸阳方面刚刚进行过大规模政治清洗，此时必须要用粉饰太平的方式稳定局势，以此为备战创造基本条件。
就在秦廷方面备战的同时，郢陈方面已经召集了到了大量的军事力量。
在当时，楚籍士人武臣、周文和魏籍士人张耳、周市等人加入了叛乱的队伍，魏公子咎也前来投奔，齐籍士人田儋、楚籍士人项梁也在齐地、越地响应。
对此，楚王”扶苏”命令楚籍士人周文带领一支数十万人的集团军攻击咸阳，命令假王”项燕”攻击周文后方的荥阳一带，命令魏籍士人周市攻击魏地，命令楚籍士人宋留攻击韩地的郑南阳地区并进一步攻打武关，命令楚籍士人武臣、魏籍士人张而攻击赵地，之后武臣命令燕籍士人韩广攻击燕地。
下图为公元前209年7月以后叛军抑或义军的相关动向。
如图所示：
红圈为郢陈的大致位置；
红箭头为宋留、周文、吴广、周市、武臣、韩广等人的攻势；
蓝圈为田儋、项梁响应的大致范围，蓝箭头为两者的攻势；
紫圈为赵佗部在南部地区的就地割据；
除此之外，楚地的南郡、九江、衡山等地也有士人响应。
之后，周市拥魏咎为魏王，武臣自立为赵王，韩广自立为燕王，田儋自立为齐王，再加上之前的“楚王扶苏”，战国七雄中除韩国外均已“复国”。
从图中可以看到，当时尚在秦廷掌控中的区域主要三处，一是以关中为核心的秦地，二是以巴蜀地区，三是以河东为核心的晋地，都也就是汾河-关中盆地及四川盆地，都是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的地区。在其他地区，除秦相李斯之子李由镇守的三川郡尚在抵抗之外，其他地区均投靠了叛军。
此时，糜烂的秦廷已经基本被地主阶级所抛弃。
现在，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新的问题：
秦廷为何被地主阶级所抛弃？客观上讲，秦廷的存在保障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为什么地主阶级会毅然决然地抛弃它呢？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注意两个小问题：
一个是为什么“复国”运动中有些士人选择自立，而有些士人选择以旧公室的名号进行复国？
一个是为什么并没有士人复韩国、周国、卫国、鲁国这些同样是覆灭于战国末期的邦国——需要说明，后来韩国在楚国的支持下复国，此处说的是士人依靠自身的军事力量复国？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以旧公室为名立国的只有魏国和楚国——前者是最大中原诸侯国和人才输出国，后者是周代传统意义上最大也是最古老的诸侯国——两者境内的情况过于复杂，普通士人自身的政治能量很难解决，因此必须要借助魏公子和与楚国存在暧昧关系的秦公子的名号才能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注意，田儋虽名为田齐宗室，但考虑到诸田的繁衍时间及复杂程度，其身份更符合士人而非公室，另外楚国景氏在春秋时期就与楚公室大宗分离，其身份也更符合士人而非公室。
第二个问题更简单。当时士人的“复国”之举目的为就地割据，自然会选择“复”一些体量相对较大、政治威望更强的诸侯国，至于小国能否被“复”则要看这些成功割据的叛首的脸色。
总结起来的话，就是进行叛乱的地主阶级选择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决定自己要“复”什么国，以什么形势“复国”。
这里要特别解释一下文中说的“地主阶级”所指。
在近代，地主阶级主要指拥有土地但不从事生产者，也就是脱产单纯靠剥削农民生活的阶级。不过，这种标准在战汉时期并不适用，因为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很难出现有相当规模的脱产者。在韩战汉时期的历史环境下，我们通常会把下层士人视为“小地主阶级”，典型的就是亭长刘邦（地位约等于今天的派出所所长）和屯长陈胜（地位约等于今天的连级军官）。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大小地主阶级不安心在秦廷的统治下生活，偏要铤而走险去“复国”呢？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认清一点：
秦王朝是否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毫无疑问，秦王朝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它必须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
那么，秦王朝又是如何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呢？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秦王朝对周王朝境内割据势力的消灭及对统一，本身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工商业活动的。在天下一统之后，秦廷构建了抵抗草原掠夺者骚扰的完整防线，拆除了一系列以损害下游农业生产的恶性水利设施，又清楚了列国之间层层税收的关卡，实质上为农业及手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这一政绩所惠及的利益范围较广，即维护了大小地主的利益，顺带也维护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秦廷同时还对底层劳动者存在有高度压榨。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秦王朝在基层推行的秦法，其执行者是本地的地主阶级。我们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王权不下县”。这句话可以说是对的，也可以说是错的。说它是错的，是因为早在战汉时期朝廷就已经在基层设立了亭长、啬夫等专制机构；说它是对的，是因为这些专制机构均由本地的大小地主阶级担任。从《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等文献来看，秦法的内容本身倒称不上太过残暴，整体上内容比较理性，其中也不乏一些人性化内容，但它的内容十分繁杂、广泛，就给了基层执行者巨大的操作空间。说到这里，估计很多朋友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秦法本身不见得有多残暴，但最终在基层却能反应出一系列残暴的表现。由于掌控了执法权，地主阶级就可以利用古代法律的操作空间进一波盘剥劳苦大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秦法的既得利益者。
再次我们还有认识到，秦王朝虽然意识到了地主阶级势力过大会减弱朝廷对新占领地的统治力，但并没有对新占领地的地主阶级赶尽杀绝，而是采取了相对温和的解决方式——也就是通过迁出及迁入的方式稀释地主阶级在基层的势力。客观来讲，这种政策倒不能说有多仁慈，毕竟秦廷想靠杀死地主来解决这一问题本来也不现实，一是地主阶级的人口基数太大，二是统治基层终归还是需要地主阶级，所以秦廷在当时采取这样的政策更多取决于实际操作的因素而非仁慈的因素。但不可否认，当时秦廷采取的政策确实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地主阶级的基本利益。
除此之外，秦王朝还有一系列有利于地主阶级利益的政策，比如前面提到的“焚书令”，就是为博士官背后的大地主阶级实施知识垄断；又比如“令黔首自实田”，也就是完全承认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绝对所有权；再比如发起一系列的大规模工程及战争，这些工程所需的人物力巨大，所需的人物力到头来还是得通过地主阶级摊到底层劳动者头上，地主阶级在其中还是有不少操作空间的。
从上述内容来看，秦王朝的统治实际是十分有利于地主阶级的，可为什么像陈胜、刘邦这样的小地主以及田儋、殷通这样的大地主还要推翻它呢？
在这里，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秦王朝究竟是维护了一小部分地主阶级的利益，还是维护了广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客观上讲，秦王朝确实维护了广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在维护利益的背后存在有一个重要不稳定因素，也是我们在前文中反复提到过的——秦国的统治从一开始就不被当时的士人所看好——注意，这是一种普遍现象，甚至存在于秦廷高层。这种不看好的心态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出现，在秦灭六国战争中依旧有所体现，甚至在秦王朝一统天下的12年内已经有所体现。那么，到了始皇帝驾崩之后，，新即位的年轻皇帝在咸阳城内发起了一系列血腥的政治清洗，天下士人的态度是否会出现改变呢？是转为看好秦朝的统治，还是更不看好秦朝的统治？如果是后者，就意味着秦廷所维护的阶级已然对它失去信心，那秦廷所维护的利益也就变成了镜花水月。
如果上面的内容不太好理解的话，我们可以站在各个阶级的角度上再来看这个问题。
先以小地主阶级为例：
对于小地主阶级，秦王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他们的利益，但也给他们带来了一系列的压力。小地主阶级本身属于统治阶级，但处于统治阶级的最底层。他们对上要满足大地主阶级的索求，对下要直接面对底层劳动者的不满，实际处境是比较尴尬的。一旦朝廷给他们的索求过大，而他们自身也不看好王朝的未来之时，小地主阶级就会自动放弃作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转而站到朝廷的对立面。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刘季（刘邦）为寇一事。当时，秦廷要亭长刘季征集民夫去服徭役，按说刘季在里面是能捞到一些油水的，奈何秦廷对民众的压榨太深，被征召的民夫中有太多不堪压迫而选择了逃跑，亭长在明知无法完成任务后干脆释放了所有民夫，在当地落草为寇。
除了刘季以外，后世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这里不再赘述。
那么，小地主阶级的叛变能否撬动秦王朝的命脉呢？
还要看大地主阶级的态度。
再以大地主阶级为例：
对于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秦王朝自然在极大程度上维护了他们的利益。不过，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小地主阶级与底层民众发起了反抗，大地主阶级必须要思考朝廷是否能继续维护自身的利益——注意，他们本来也不看好王朝的未来——如果不能，那么投机加入叛乱者的势力就成了保障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沛县令、会稽郡守。在“扶苏”起事以后，沛县令在局势变化中迅速产生了动摇，会稽郡守干脆勾结境内的豪杰准备就地造反。除了这种情况外，也有大地主在本县尝试对叛军进行镇压，不过效果普遍不理想，多少也和内部动摇有关。
在大地主附逆以后，叛乱的势头就会出现“滚雪球”的现象。
现在，这是否意味着叛军接下来就能干净利索地斩落王朝的头颅呢？
最后还要看朝中的大地主们的态度。
朝中的大地主们，无疑是秦王朝最大的利益集团。面对滚滚而来的叛乱势力，这些大地主的抉择最终决定了王朝的命数。
摆在这些大地主面前的，是两个选择：
一个是镇压反叛者，一旦战争整理自己就是王朝的中兴能臣；
一个是投诚反叛者，一旦王朝覆灭自己就是新王朝的开国元勋。
注意，虽然这些大地主同样不怎么看好王朝的未来，但是——他们可以随时更改自己的选择。
公元前209年第四季度，秦廷在咸阳方面完成了最后的备战，以少府章邯为将率领700,000刑徒军团进行反击。
公元前209年年底至次年年初，章邯击破周文部于曹阳，击破“项燕”部于荥阳，其后向郢陈方向移动。
图为此时秦军反攻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红圈为咸阳方面的大致位置；
紫箭头为章邯部的大致进攻路线；
蓝圈依次为击破周文部、“项燕”部的大致位置；
紫圈为郢陈方面的大致位置。
有关义军的抵抗需要补充2点：
其一，周文原为楚相春申君门客，应该见过项燕本人，想来和“项燕”——也就是吴广——的关系有点微妙，至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并不好说，他可能和吴广处于一种不尴不尬的关系，也可能和吴广处于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周文给吴广作伪证，称其确为“项燕”；
其二，假王“项燕”攻击荥阳4个月未果，引发了田臧等人的不满，在得知周文部被秦军击败以后，田臧等人杀死了“项燕”，但并未投敌，而是继续和秦军对抗，最终被章邯击破。
之后，章邯击败了楚上柱国房君，又击败了楚将张贺，之后在郢陈与楚王“扶苏”展开决战，迫使“扶苏”逃向汝阴、城父，最终“扶苏”被叛徒庄贾所杀。
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秦军与义军在郢陈一带发生了多次激战。
在西部，攻击武关的宋留部向郢陈方面后撤，撤至新蔡一带后被章邯军击破，宋留本人向秦军投降，被押解至咸阳后遭到了车裂之刑。
在东部，信阳一带的吕臣部反攻郢陈，杀死了叛徒庄贾，不过又被章邯击败。
收拾完郢陈一带的叛逆之后，章邯并没有继续在楚地征伐，而是把重点转向了魏地——此时，魏公子咎已经在周市的拥立下恢复了魏国。
在秦军进入魏地后，章邯击破了周市及齐王田儋、楚将项燕派来的援军，包围了魏都临济，魏王咎宣布投降后自焚。
平定了魏地以后，章邯又转向东，杀死齐王田儋于临淄，之后追击田荣部到东阿，但因项梁的支援而暂时败退。
下图为章邯平定楚、魏、齐地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红圈为章邯与宋留、吕臣交战的郢陈一带；
红箭头为章邯攻魏、攻齐的大致路线，注意图中使用的是现代交通线路图，黄河河道与当时有别；
蓝圈沿红箭头依次为临济、临淄、东阿；
紫箭头为楚将项燕支援的大致形势。
再之后，章邯、项羽、刘季、项梁等人在原属卫国的濮阳至原属魏国的定陶（再之前属宋、秦）一带交战，最终章邯在定陶击毙了项梁，之后转入赵地。
在这一阶段，需要补充4个重要信息：
其一，在义军进入赵境的时候，将军武臣被拥立为赵王，之后被降将李良复叛杀死，武臣的部将张耳改立赵公子歇为赵王；
其二，在楚王“扶苏”死后，秦嘉拥立景驹为楚王，其后，楚将项梁杀死了僭越称王的景驹，从民间找到了一个牧羊人，声称这是楚怀王的子嗣，立其为楚王；
其三，在齐王田儋死后，齐人立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田儋弟田荣则另立田儋之子田市为齐王，武力驱逐了齐王假；
其四，就在秦军在东方征战之际，咸阳方面的阿房宫工程并未任何要有停止的意思。
截止到这里，我们先要注意这么一个问题：
为什么章邯以700,000刑徒就能在韩、魏、楚、齐、赵之境内所向披靡？
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答：
一方面，叛军本身不存在严密的组织架构——虽然它的规模很大，但完全是由大小地主召集民众临时集结而成——其战斗力不可能太高；
另一方面，章邯的军队主体虽为刑徒，但并非只有刑徒——想要让一众刑徒形成战斗力，总是需要一大批军官的——由于章邯的军中有着一整套完整的指挥链及配套指挥架构，这支军队的战斗力自然远胜于东方的乌合之众，而司马欣等人带来的后续增援更能让这支军队如虎添翼。
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
组成指挥链的军官又是从哪里来的？
想来有两个来源，一是咸阳方面的脱产军队，二是关中士人。认真分析地话， 关中士人的数量至少不会太少，因为章邯军队的规模过于庞大，所需要的的军官数量也是比较多的，如果单从首都及周边卫戍部队中抽调可能会造成咸阳及周边地区守备力量的力量过于空虚，秦廷真要这么做的话就有点“玩命”的感觉。
假如以上分析属实的话，也就是说秦廷在当时还是能够得到关中士人的支持的。
可是，关中士人为什么会支持秦廷呢？
有些朋友可能下意识地会认为秦人会出于感情因素而支持秦朝，这种观点显然不全面的，事实上秦人在秦亡之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留恋的情绪。
还有些朋友认为可能秦廷对关中士人还不错，所以关中士人就支持秦廷，这种观点也是存在问题的，从高陵一带秦墓的考古发现来看，秦人在秦朝的统治下生活也不理想，所谓“天下苦秦久矣”，关中士人并不能幸免。
那么，又有什么原因呢？
粗略分析有2点原因：
一是当时秦廷方面一直在粉饰太平，再加上秦地的地利环境闭塞，关中士人中的绝大多数应该都不知道东方的叛乱规模，而周文进入函谷关以后又退出，无疑给了关中士人一个积极的信号，让他们坚信秦军可以轻易消灭东方的“盗贼”；
二是关中士人本身并无叛意——至于没有叛意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首都周边的民众本身就不容易产生叛意——所以秦廷能够比较顺利地对其进行动员。
在讨论完章邯军的情况以后，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章邯军队的实力无疑是远远超过叛军的，无论在组织力上、战斗力上还是意志力上。
相信此时你会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既然章邯的军队如此强大，那为什么叛军很少有人投降呢？按道理应该在陈胜死后义军就该作鸟兽散，幸存下来的人应该找机会招安才正常，可结果只出了两个叛徒，其他叛军的首领已经在以无比坚定的意志和秦军对抗。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认为和宋留的惨死有关，但细想一下觉得不对，因为秦廷对庄贾、李良的处理上还是显示出了宽宏大量，按理说投降朝廷应当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可是，为什么叛军执意要继续抵抗呢？
说到底，笔者认为说还是因为士人普遍不看好秦廷的未来，因此对于投降朝廷很难产生多大兴趣。
在产生这个想法时，笔者自己也感到有些奇怪。试想——当秦军的反扑势如劈竹之际，当叛军的反抗节节败退之时，天下士人为何依旧不看好秦廷的未来？
到底为止，本文终于进入了收尾阶段。
相信通读全文的朋友都会发现，从战国末期到秦末，我们从始至终都无法绕开一个重要的因素——秦廷的未来似乎从始至终都不被天下士人看好。
估计很多朋友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天下士人如此不看好秦廷的未来，即使它一次次地击败它的敌人，即使它一次次地证明它的不可战胜？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天下士人本来就不看好任何一个朝廷，无论是秦廷、楚廷、魏廷、赵廷、齐廷、燕廷、韩廷、周廷。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天下士人不看好任何一个朝廷呢？
朝堂的腐朽糜烂仅仅是一方面，更多应来自于士人对旧公室的观念的转变。
在西周末期，周王室的倾覆引发了王朝秩序的崩溃。在礼崩乐坏之下，权力出现了下移，在“诸侯复宗周”的宣王中兴之下，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不可逆转。然而，所谓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只是过度阶段的一种表象，权力在之后进一步下移，形成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现象。那么，这一现象究竟是过度中表现还是最终的结果呢？在卿大夫窃国的演变中，实权者通过一系列变革实现了早期的集权，君主以士人构建官僚系统成功阻止了权力的进一步下移，但随之而来的是士人的猖狂。
早在春秋末期，士人就公开否认对主君的绝对忠诚。“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士人忠不忠臣，全然看主君愿意付出多少。
到了战国前期，士人开始挑战封建等级制度，并进一步否定对主君的效忠。“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在士人眼中，封建等级制度已基本瓦解，所效忠的主君可以随时更换。
再到战国中期，士人干脆已经无视掉了政权的最基本构架。张仪之于秦魏，陈轸之于秦楚，田需之于魏楚，公孙衍之于韩魏，楼缓之于秦赵，重臣在列国间左右逢源。
最后到战国后期，士人干脆在多国任职。乐毅身兼魏臣、燕卿、赵相三职，掌控燕、赵军队的指挥权，田单身兼齐相、赵相，掌控齐廷重权及赵军指挥权，李兑、吕不韦、嫪毐等人公开接受他国食邑，等等。
表面上看，在“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之后，权力并未再出现下移。但从事实来看，士人在战国时期又确实掌控着惊人的权力，只是受制于官僚体系的架构而暂且关照着王权的颜面。
在这种环境之下，士人本来也不可能太看好以旧公室为延续的旧世袭贵族，就像旧公室也不看好周王室一样。
正因为如此，秦末士人叛变之时对“复国”一事十分随意，他们只有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才会扶上去一个旧公室，还有士人会因为有人扶旧公室而产生不满，“大逆不道”又理直气壮地发兵攻击被拥立的旧公室。
特别补充一点：
有学者认为秦末民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平民”反抗运动，第二阶段为“贵族”复国运动，这种观点最起码是偏颇的——在梳理过一遍秦末民变的始末就会发现，士人在反抗时从一开始就有冒充或扶持旧公室以“复国”的举动，并无所谓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分。
也正因为如此，秦廷的官僚们继续着大工程下的盛宴，不遗余力地要在大厦倾覆前狠狠地捞上最后一笔。
最后的一刻，一直不作为的御史大夫冯劫连同丞相李斯、冯去疾向他效忠的帝国表达出了最后的忠诚——他们要求秦廷停止宫殿的建造，仿佛对王朝的延续产生出了些许希望——但帝国则以冰冷的漠然作为回应。
冯氏父子自杀，李斯家族被诛，李由战死沙场，朝廷和军中的重臣开始向叛军讨价还价，这个拥有7个世纪的老迈王国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在泗水亭长的约法三章之下，曾经朝堂中的暧昧浑浊被一笔勾销。
至此，全文写到了最后的结尾。
如你所见，历史的大潮向来是这样井然有条又不可琢磨。它在不容辩驳的傲慢中如排山倒海一般奔涌而去，仿佛一切都有章可循，一切又都难以预料。在大潮的惊涛骇浪当中，再伟大的强者也只能像浮萍一般无力，就如千古一帝终其一生也无力改变旧公室的落幕；再微小的弱者也可能在浪潮的浮力下引动潮流的缓急，就如幼小的二世皇帝在被权臣的把控之下也能以一个小小的决策影响着千万人的命运。
灞上的席间，曾经的游侠嘲弄地打量着匍匐在脚下的亭长。
在游侠不经意的决定之下，一个崭新的王朝随之开启。在剑与血、光与影、杀与伐、亲人与仇敌的淬炼之下，新的封建铁律被缔造完成，世袭皇权与士族的篇章自此开启。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