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知来，写下《鲁迅与国学》｜孙郁

《鲁迅与国学》 孙郁著 商务印书馆
文 / 孙郁
鲁迅自己，是不太喜欢国学这个概念的。对于同代一些学者的所谓国学研究，他也偶有微词。但他与旧的遗产有诸多纠葛，不少见解得之于古人的启示。我阅读先生的书，最难解析的是他的旧学元素，因为思维轨迹潜于文本后，有时不知由来、行于何方。但理解他，这又是不能不碰的领域。我花费多年心力所写的 《鲁迅与国学》即将出版，写作此书实在也有些超出自己的能力，完稿之后心里不免有点忐忑。
大约20年前，光明日报的一位朋友找到我，想让我谈谈鲁迅与国学的话题。我心里没有底，便找来顾农先生，三人做了一次对话。顾先生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对于鲁迅的学问根底有较深的心得。那一次对话，顾先生的话都说在点子上，我的表述有时是隔靴搔痒，并没有指向核心之处。 这刺激我后来多留意此类话题，有时候根据鲁迅的藏书去理解他的知识结构。这样做，收获自然是有的，但更深入的专业性的话说不出几句来。
《鲁迅与国学》这本书，是对鲁迅文明观的一点浅薄认识，主要还是从新文学的角度看其与传统之关系，而一旦触及古代文献，则还是不能像王瑶、林辰、顾农先生这样的学者娓娓道来、自如从容。我知道自己存在的盲点很多，但研究鲁迅，这样的工作不能不做。从一定意义上说， 写这本书既出于好奇之心，也意在补课，试着从另一个角度谈论先生的风骨。年轻时代错过古代文化的学习机会，这是我们这代人的缺失。一旦了解了前人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来源才知道，仅仅就新文学的背景讨论新文学家，大约是有问题的。

汉画像 《建鼓舞》
这些年看到不少学者的文章，他们对于五四那代学者的古代文化修养的描述，下笔有力，知识准备是足够的。五四那代人，新旧杂陈，翻译域外文学时创作出许多新的作品，又能常常顾及历史遗产，可谓学问与创作并行，气象是大的。我有时候想，瞿秋白、曹聚仁那些前辈对于鲁迅的理解之所以深，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可能与他们懂得旧文明的得失有关。 鲁迅的不凡，在于从旧学里走出，又没有迂腐之气，墨子所说的 “以往知来，以见知隐”，在他身上是明显的。
如果用传统学术理念来理解鲁迅与国学之关系，会觉得有许多问题：不系统、偏于一角、一些判断忽略内在性的关联等等。由此也引来一些人的批评，说他的文化观有些偏颇。不过，倘若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旧的逻辑并不能定位他的思想。 鲁迅的不同之处在于，回望过去的陈迹时多了批判性的眼光，将凝固的世界搅动了。所以，近来有学者希望扩展研究的思路，将新学的元素引入国学研究的话题里。王富仁先生提出“新国学”概念，在这个概念里，鲁迅的价值就凸显了。在王富仁看来， 任何文化都存在一种限度，因此在异质的文化对话里，学术才能够生长。在《〈新国学研究〉编辑者的话》中，王富仁写道：我们所说的“新国学”，是与原有“国学”相对举的，但却不是相对立的，它既包括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对中国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既包括中国学者对本民族历史和本民族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文化史料的翻译、介绍、整理和研究，同时也把中国学者对现实实践问题和现实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纳入到这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之中来， 目的是使“国学”真正成为涵盖中国学术的全部成果、真正体现中国学术的独立性和整体性的学术概念。

鲁迅（1881-1936）
显然，这一思路受到鲁迅的启发，此概念也反过来更好地诠释了鲁迅学术思想的形态。历史发展到今天，国学研究的观念也随之渐变，这是自然的。我们看章太炎、王国维以来的学术，已经不再是乾嘉学派的样子，因为多了新学，视野自然也阔大起来。胡适的学术就带有进化论的痕迹，实验主义的理念也深含其间。所以，五四那代人，面对周秦汉唐的文本时，就有了一般旧的学者所没有的另类尺度，衡量文化的方式不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 鲁迅的整理国故的工作也成了文学研究者不能回避的部分。钱理群也认为“新国学”这个概念比“国学”要进一步。我们今天看鲁迅如何处理身后的文明史，能够感受到他天才的领悟力，更重要的是，其身上那种敢于挑战习惯势力的勇气带来了文化的新生。这种 “内在的现实批判性”，刺激了思想的生长。这是他生命中迷人的地方，也是我们受到启迪的地方。在他那里，传统士大夫的暮气完全被现代人明快、通达的爱意代替了。
我一直觉得， 思考鲁迅与国学的关系，离不开他的翻译理念和新文学理念。他是在建设新文化的层面来思考古代问题的。古代遗产碎片般散在他的文本里，与现代人的生命感受和价值取舍复杂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复合结构。这和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思路有别，毕竟，研究对象多了现代性的元素。在大量翻译域外文学与艺术文本的时候，不仅仅刺激了其小说、散文、杂文的创作，其实对于学术观念的变化也有作用。徐梵澄先生发现，鲁迅用列子的语言翻译尼采的文章，就有一种文章学和哲学的对应感在。这是古典学的学者才能发现的话题。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懂得一点域外学术的人，对于本土文明的看法总还是与常人不同的。

但是，在新的语境里研究以往的历史和文化也非易事，以为可一蹴而就，那是过于天真了。我在梳理相关材料时，觉得结论式的表述其实很容易，但要将文本深处的元素以及辞章内在的肌理描述清楚则有难度。比如碰到语言学话题时，因为不懂音韵训诂，一些地方就含含糊糊，只好跳过。再比如校勘方面，鲁迅所做工作甚多，他辨别的能力很强。但哪些“有因字不习惯而误者”、哪些“有误字与本字并存者”，我自己并不能看到。这些，鲁迅多是清楚的。这个时候就感到， 鲁迅的暗功夫很深，他对刻本源流、著录残稿、增补阙漏、史实考辨等都有心得，一些地方是可以与晚清一些大学者比肩的。我们这些仅仅懂得一点新文化知识的人，倘不能进入那个幽深的世界，恐难得先生的精神要义。
这大概是鲁迅吸引人们不断走近他的原因， 在他身上牵动着母语的神经，也有着中外智慧之互动。有人说，鲁迅是一个未完成的学者。这也许不错。但我们现在读他同时代许多学者的书，知识方面启发人的地方固然不少，引发我们有创造性的冲动的文字却不多。有些研究著作也如古董一样，静静地躺在那里。而鲁迅的书像奔腾的河流，让我们感到不竭的内力外，还有被滋润的快慰。环顾中外，凡有创造力的人，莫不如此。尼采的书，就有古希腊传统与本土意识互渗的美质，托尔斯泰是吸取了东西方思想的资源的，这都是好的例子。在一个有出息的民族那里，走在前面的思想者，都非故步自封的自恋之人。他们常常衔接了先人的遗绪，又行走在新的路径上，显示了无限的创造力。面对这样的遗产，有时候不能不肃然起敬，而从事相关的研究，自然会有无量的滋味。
作者: 孙郁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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