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当年是怎么应对“民工潮”（农民工进城）问题的？

据我了解日韩并没有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日韩在一大堆农民工涌入首都时是怎么做的？

日本不清楚，说说韩国。
穷人进城谋生，拖家带口的不少，早期会在地价低的地方私搭乱建，形成城中村(달동네)，这也是韩国当代文学作品描写的重要素材。



70年代首尔城东区金湖洞

韩国所有地方都能直接落户，中小学没有借读的概念，基本不会有留守儿童。
1959年韩国小学入学率就达到了95.3%，1968年废除了小升初考试，初中阶段不是义务教育，但学费很低。70年代初期还能听到初中辍学的案例，但到70年代末期，多数穷人宁可让孩子读职高再找工作，也不让孩子辍学了。到1985年韩国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1988年召开奥运会。
医疗嘛，医院基本都是私立的，大病反正是看不起，医保是很晚的事了。
社会保障倒是次要问题了，韩国税负一直很轻，换言之，不是福利国家，养老靠自己。

日本我不清楚，但韩国的情况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过，这本书叫做《“底层文学”在中国与韩国》。
韩国没有农民工的概念，但是有相似的“流浪民”概念。以下一些节选，可以帮助理解韩国的“流浪民”：
“流浪民”是韩语直译而来的一词，它是指进城务工的韩国农民，所以和中国的“农民工”概念所指的实体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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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一下这些小说的主人公的情况。
罗伟章（中国）和黄皙暎（韩国）笔下的主人公虽然都是底层，但他们所描绘的底层并非城市贫民或偏远乡村的留守农民，而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中国“底层文学”）例如：罗伟章《大嫂谣》中的“大嫂”背井离乡远赴广东打工，《我们的路》中的“郑大宝”因在城里打工三年未回家过年，《故乡在远方》中的“陈贵春”因进城务工处处受挫，饥寒交迫，最后持刀抢劫最终入狱；
（韩国“民众文学”）黄皙暎《客地》中的“东赫”等人物群离开农村来到围海造田的工地上干体力活儿，可是因入不敷出最终发起暴动，和管理方展开了武力对峙。《去森浦的路》中的“英达”等三人也远离故乡，漂泊天涯。《发财猪梦》中“江氏”一家离开农村后终于在城市暂时安家，但可惜儿子在工伤中身受残疾，女儿未嫁先孕。《大力士之梦想》的“一峰”与《身边的人》中的“我”和“陈贵春”十分相像，离开家乡在城市里饱受沧桑后却落得自身难保，“一峰”因出卖肉体失去了男性自尊与肌体功能，“我”最终落得杀人偿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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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社会，农民大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靠给地主种地维生。因此在韩国产业化腾飞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批男女青年涌入城市打工，由于职业不稳定、居无定所，所以在韩国将这部分人称为流浪工。为了方便论证，本文在一起论证两位作家作品时统称“农民工”，需要区分或单独论证时再分别指称“农民工”和“流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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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民众文学”）但黄皙暎的小说在美化农村社会的同时，同样隐喻着农村的危机：主人公们日夜思念、反复憧憬的美好故乡已经不复存在。他的小说中，人物漂泊，最后对故乡虽有憧憬，但却没有回去的具体场面，美好的故乡只是作为记忆存在于人物的幻想中。《身边的人》《发财猪梦》《去森浦的路》《客地》等小说主人公虽时时提到故乡，但小说关于故乡农村的正面描写毫无片字。唯有《大力士之梦想》的开头部分交代了主人公在农村的生活情况。该小说主人公一峰在农村时豪气冲天，是姑娘们的心仪对象，但后来到了城市却步步沦落，最后成为“被阉割的人”，直到结尾部分追忆故乡的瞬间时才重新成为男人。此时的故乡赋予了他自尊、人格。但应该注意的是，此时的故乡也并非现实的故乡，而是存在于他的记忆中的故乡。假如小说再写下去，一峰真正回到故乡后，他所目睹到的故乡和记忆中的故乡是否能够一致，实在令人难以判断。因为在小说《去森浦的路》中已经明确提示到，郑氏的故乡已经不复存在，变成了开发工地。“郑氏没有挪动脚步。因为他刚刚失去了心灵的港湾。不经意间，他跟英达的处境完全一样了”。小说的这个结尾十分意外，踏破铁鞋寻觅的故乡梦在刹那间破灭了，令读者不得不陷入惆怅。但这种惆怅之感又何以仅为郑氏而起。可以想象产业化飞速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全景，农村耕田被侵占是十分普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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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皙暎的小说中“农村”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力量的空间。但应该注意到的是，他所描写的故乡农村往往只存活在美好的记忆或想象中，同时还暗示了这种美好空间的不复存在。而罗伟章的小说中“农村”空间常常正面登场，声色俱存。但他所描写的故乡农村固守着某些褊狭自私的观念和文化，在这里农民工们很难袒露内心。最终的结果是，这两位作家小说中的农民工遭受到的是城市和农村的双重抛弃，无论是在哪一个空间里，他们都很难找到自己经济和精神双重的栖身之处。
产生以上这种共同结果的原因不同，黄氏的小说是因为农村的消失，而罗氏的小说是因为可怕的农村守旧文化。产生的原因之所以不同，并非偶然，这是由中韩两国农民工不同的情况决定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在飞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土被侵占，由于在韩国农田为私有制，失去耕种机会的佃农自然要到工厂或工地打工。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比较容易自由向城市移动，同时城市化和产业化现象十分突出。“从1960年到1975年大约有700万农村人口脱离了农村。”著名报纸《东亚日报》对这种离农现象解释说：“与其说这是一种由于城市劳动力的不足引起的发展现象，不如说这是失业者群的一种彷徨现象。”
《客地》反映的正是这种时代状况。但中国的实情却与此不同。中国土地所有权虽然属于国家，但已经分配到农民各家各户，农民具有耕种使用权，这与韩国的农民相比条件要优厚得多。但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农田带来的经济效益虽然可以维持温饱，但很难满足一家人的医疗、子女的教育等所需费用。因此，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产生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美社会学家黄宗智将中国农民工的情况称为“半农半工”。农民工农忙回乡，农闲回城，有的离家远或为节省路费数年不回家。他们虽然长期居住在城市，但中国的户籍制度将他们的身份限制在农村。农村子女在医疗、教育甚至就业等方面往往受到限制，享受不到与城市子女同等的资源。所以，农民向城市的人口移动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它牵扯诸多生存问题。而结果则是，农民工只得身在城市，身属农村，像候鸟一样来往于城乡之间，形成一种城乡双重存属和双重排斥的特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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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生活八年，韩国的事情我不知道，重点说下日本的例子。
农民工在日本没有这种说法，日语中叫上京，这里的京指的就是东京。去年上位的日本首相菅义伟被中国媒体称为农民的儿子。菅义伟就是日本东北农村出生的，后来到东京的纸箱厂打工。所以他算不算农民工呢。
提到农民工想到的问题就是户籍、子女教育、社保、医疗等问题。以上这些在日本都不成为问题。
首先是户籍，日本没有中国的严格落户制度，只要是在一个地区租一个房子甚至是自己的亲戚家之类的都可以将户口迁到当地。而在办理户籍手续的政府大厅，只需要你填一张表格自己申报你的居住地，不需要提交任何的房照、租房协议之类的。这点让很多刚去日本的留学生特别费解。在每年的4月份有大量的日本人因为升学或工作变动更换居住地，政府大厅办手续的人特别多。
其次是子女教育，只要有了户籍就可以接受当地的教育，这点还是很好解决的。关于社保医疗就更好解决了。医疗方面日本实行全员医保制度，缴纳一定的保险金就能享受70%医疗费的优惠，这个保险证是全国通用的，不会因为你是外地人产生就医难的问题。社保方面的制度也是全国统一的，各地标准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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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是昭和年代了吧，那时里日本一带的人们，都是去的新京，在那里新成立的日产在组装九七式，需要很多并不聪明，但有力气的汉子，满洲的大馒头哟，红红火火。不然，你也可以去牡丹江的拓殖点，那里有九州的胖妞，可以配给你繁殖后代。关东州和台湾不必去想，一个是财阀后代的养成所，一个是鹿儿岛藩的专属地。
高丽人，有一些也跟着去的满洲，不过他们就是敖包外的狗，丢一块七八只抢，很喧闹。

日韩没有农民工，并不需要解决。
由于日韩相继废除了户籍制度，国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农民工」是指农村户籍的人去城市打工，然而日韩没有农村户籍，那「农民工」这类人自然不存在。
战后日韩的政策都是以美国为范本，美国没有户籍地捆绑，日韩自然也没有。


取而代之的是对所有居民的居住地登记：
日本叫住民票(じゅうみんひょう)
韩国叫住民登录证(주민등록등본)
一、日本篇

日本战后飞速城市化，日本用20多年的时间即完成了全面城市化改造，城市化率从30%提升至70%，这期间，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人口持续增长。
但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并未造成阻碍。


日本务工者只要把自己的“住民票”从原本的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在地登记即可，不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包括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等，全日本各地一视同仁，没有“户籍地”的限制。
对于入城子弟教育，在已有学校中扩容，加大班级学生数，开设更多班级。
二、韩国篇

在汉江奇迹下，30年内韩国城市化从28%提升至74%，以首尔为核心的城市群开始飞速扩张，大量农业人口进城务工。
韩国政府一直奉行人口的自由流动政策，用集聚效应来助推经济的提升。


为了平衡区域发展，70年代中期，韩国政府开展了“新村促进运动”，增加农业投资，调整农产品价格，在农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本质上提升了农民待遇。
韩国到80年代实现了社保、医保全民覆盖。教育上没有地域阻隔，任何人只要把“謄本”迁入首尔，就能在当地上学。外来人员只要去登记，明天就变成首尔人了。
<hr/>农民工，就是指离开户籍地工作，无法享有当地社会保险与福利待遇、子女不能在工作地入学的人，自己留不下来。
然而日韩并没有此类限制措施，自然也就没有你们通常意义上的「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