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方涛
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将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韩国作家韩江，以表彰她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脆弱的强烈诗意散文。
出生于1970年的韩江，现任韩国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是当代韩国文坛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1999年，韩江凭借短篇小说《童佛》获得韩国小说文学奖，此后，陆续出版了《植物妻子》《玄鹿》《素食者》《少年来了》《白》等作品。2016年，韩江凭借小说《素食者》击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
韩江的作品从更为根源的层面上回望生活的悲苦和创伤，笔墨执著地袒护伤痕，充满探索的力量，以一种抒情却又撕裂的风格，将柔情和恐怖微妙地融为一体。
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原《江南》杂志主编、小说家钟求是从韩江的代表作品《素食者》入手，品读其对俗世秩序的抵抗与逃离和对现代人内心精神障碍的关照，并深入探讨中国文学和韩国文学在当代性和关注点上的共同特点。
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将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韩国作家韩江，以表彰她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脆弱的强烈诗意散文。
出生于1970年的韩江，现任韩国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是当代韩国文坛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1999年，韩江凭借短篇小说《童佛》获得韩国小说文学奖，此后，陆续出版了《植物妻子》《玄鹿》《素食者》《少年来了》《白》等作品。2016年，韩江凭借小说《素食者》击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
韩江的作品从更为根源的层面上回望生活的悲苦和创伤，笔墨执著地袒护伤痕，充满探索的力量，以一种抒情却又撕裂的风格，将柔情和恐怖微妙地融为一体。
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原《江南》杂志主编、小说家钟求是从韩江的代表作品《素食者》入手，品读其对俗世秩序的抵抗与逃离和对现代人内心精神障碍的关照，并深入探讨中国文学和韩国文学在当代性和关注点上的共同特点。
前些日子，我在自己脑子里百度韩国文化元素，细一搜索，跳出来的东西居然不少。
那首神曲《江南style》连同动感舞步在2012年风行中国，即使五音残缺者也会哼着曲子做一个骑马动作。由面目相似的少男少女组成的演唱组合强势登陆中国，人气曾经一路飘红。韩国电视剧不断挤占中国荧屏，追看韩剧一度成为许多家庭客厅里的夜晚景象。随着《大长今》的播出，韩国饮食带着文化的味道在中国街道上飘香，使我也有机会享用这种异域料理。当然，我还很多次享用过韩国电影，只要稍一调动，贮存已久的情节故事和特写镜头就能呼应而出。但不好的是，在记忆搜索过程中我几乎找不到文学的信息，我甚至未阅读过一部韩国小说。做为一位写作者和阅读者，我因此感到不安和好奇。不安的是，在我的文学视野里，竟然存在一块盲区，而这块盲区属于距离很近且交流很密的邻国。好奇的是我想知道，在汹涌的韩流文化生态中，有着怎样的韩国文学。我相信，一个国家在通俗化和表层化的流行文化之外，一定积淀着深度的文化认知和人性思考，这些东西或许只有优秀的文学作品才能承担。
借着这种推力，我阅读了韩国女作家韩江的长篇小说《素食者》。虽然是译本，虽然是面对残酷的描写，但作品中散发出的文字气息和文学气味并不让人觉得陌生。我甚至认为，小说对人物内心困境的重度拷问，对俗世秩序的抵抗与逃离，几乎有一种相熟的感觉，因为在中国，也有一些作家在沉着地探究人性，试图从人的内心困局中突围。从这一点说，现在的中国文学和韩国文学在当代性和关注点上是同步的，并同样在喧闹的流行文化和通俗文学之旁，保留着沉静和勇敢的纯文学性格。
韩江
如此看来，现代人内心的精神障碍，是两国作家都绕不过去的写作难点。当然，文学的眼光不能仅仅向内。扩展开来看，内心困境往往来自外部现实的射照，就是说，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其自身便有很大的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差不多每天都去留意与韩国有关的新闻。我关切的不是整容、综艺、手机、旅游这些生活细事，而是由总统更迭、抗议示威、核试验、军事演习这些主题词衍生出来的各种事件。在过去一百多年中，韩国人民曾经历过殖民统治和数次战乱，而在眼下，战争的乌云又在半岛上空长久漂游，这种从天穹投射下来的阴影无疑暗淡了人们的日子。在中国，则存在着快速发展中的问题。人们一边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各种福利，一边又不得不去应对生活中的负向变化。同样在天穹之下，空气中的阴霾，让人不放心的食品，无厘头的房价，无法停下来的忙碌，科技产品导致的人情冷漠，这些东西让人们的日子变得很不舒服。
世界的发展，原意是给人类带来物质的滋润和心灵的轻松，但现在，负能量的事物也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这个世界有点病了。这个世界往前走的时候，明显出现了精神障碍的症状。这同样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写作者们必须思考跟眼前这个世界如何相处。
面对这个患病的世界，文学不提供治疗药方，但需要拿出自己的态度：
文学需要诚实。在当下，我们的眼睛往文学书页上一放，能撞上太多媚俗的文字和应景的文字。这些文字有着媾和的脸色，撒娇的姿式，并散发出虚假的气息。不少作家放弃了写作的初心，丢开了该有的警惕，目光变得迷离和暧昧，不再愿意去确认现实中的难题和病症。他们把生活中学会的周旋态度搬到文学中来，于是失去了文学的诚实。对一个作家来说，诚实是最基本的底线，但这个底线已被不断撕破。
文学需要受难。在这个思考弱化的年代，网络文学应声而出，揽下了娱乐放闲和按摩松骨的任务，并拿到大量的消费账单，但纯文学不能这样，因为纯文学已经看到，这个世界的快速发展和精神障碍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面对这个矛盾，真正的作家不会选择绕过去，而一定是向前靠上去，与难题短兵相见。这是一个困斗和受难的过程，文字里一定浸泡着挣扎的痛感，就像《素食主义者》里英慧所遭遇的一样。只有受过难的文字，才能显得可靠，才有脱俗复活的质地。
文学需要赎救。文学赎救之力总是通向生活的隐秘之处，譬如文学不能更改人的死亡，但可以解释死亡的意义，从而免减恐惧、供给安慰。同理，文学无法阻挡这个世界的精神病变，但可以说明此精神病变意味着什么，以及世界发病时人们生活的态度，进而获得活着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写作者通过文字不仅把小说人物从心理泥潭里拉出来，也能在现实中自赎，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平安和宽广。
十多年前，中国著名作家余华游走韩国，写下了《韩国的眼睛》一文。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了韩国人的眼睛——那是激情之后的眼睛，目光里藏着平静的深邃。许多年过去了，中国和韩国的社会经济都在往前发展，但也受到了快速竞走中的伤病困扰。在这时，文学应当站出来发言。写作者要敢于做出这样的表达：真诚的文学能借给人们一双清醒的眼睛，看清这个世界的丑陋和高尚，阴影和光芒，受困和希望。
（本文为浙江省作协副主席钟求是于2017年在第十一届中韩作家会议上的演讲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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