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为自己的《聊斋志异》写下了一篇《聊斋自志》的最后，写了如下一段话：
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灵；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于是乎，人们经常把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心理动机，认为是寄托了其一生遭遇抒愤之书。只是，我们仔细去思考，应该是不尽其然。蒲松龄写《聊斋自志》之段话的时候，是在其青年三十几岁的时候，而此书共计500多篇，长达30-40年的创作过程，这个漫长的人生旅程，每个阶段、思想、心理应该说不尽相同，这无疑会影响到不同时期的创作。
那作者为什么会说这是一本“孤愤”之书呢？
原因有二
其一，当时时代背景，小说的地位极为低下，至少没有人敢光明正大的说，自己创作小说是为言志、载道、醒世、劝善惩恶。甚至，许多小说家都不敢写上自己的真名，有的自卑地说自己的创作是“习气所溺，欲罢不能”“负谴无聊，假此以自谴”。以此说明，当时的小说，是不入主流，难登大雅之堂。直至晚明，李贽、冯梦龙等一批人为小说大声疾呼，小说地位才发生很大的变化。李贽把“发愤著书”这项桂冠安在《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头上，使一向被认为微不足道的小说身价倍增。所以，作者将自己的小说归结为“孤愤之书”，很大程度也可以说他所“市人小说的影响”，用意是提高小说的地位和强调价值。
其二，蒲松龄幼而颖异，长而特达，后面却试辄不售，满怀经世济民的宏伟抱负，却不得不在笔墨中寻求慰藉。几十年的痛苦煎熬，惨淡经营，却连个举人也没考中。那个时代，科场无望，只能沉抑郁下僚，老死田园，再有雄才伟略，也不会有任何施展的机会。他又看到当时滥官污吏横行，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陋劣倖进而英雄失志，对比之下心理如何平衡下来。
纵观《聊斋志异》中有不少作品反映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以及反映了作者对自身遭遇的悲愤，因此说寄托“孤愤”的创作动作，并非凭空杜撰。但不能说《聊斋志异》全书创作长达几十年都是一以贯之，因为作者除了屡困场屋之外并无明显的不幸遭遇，或是其他打击。整体而言蒲松龄是个狂放不羁，心胸开阔的达士，而非抑郁寡欢，满腹牢骚，抒无穷之愤之辈。
大抵皆愤愤抑无聊，借以抒劝善惩恶之心，非仅为谈谐调笑已。
用两二句话来总括，为什么一直被称“孤愤之书”；1、才高八斗，却屡困场屋确有愤愤不平《聊斋志异》有物不平则鸣之意，但只能说是一部分；2、借“孤愤之书”提高小说社会价值和地位。
《聊斋志异》更为深层的创作心理
自娱娱人、以文为戏
蒲松龄是“讷讷不出于口”的“恂恂长者”，根本说不上“伶牙俐齿”，其文章精思巧妙，妙手天成，文章上大有“雄谈博辩”之风，不能言却能妙毛生花，使这一缺陷得到了补偿，使他的才学得以大显，从而达到自娱和娱人的目的，自娱以娱人，人娱而自娱。
本身的兴趣、爱好、写作欲、表现欲，蒲松龄自己以无数次反复强调：“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在他的《文集》的《自序》中说自己“少失严训，辄喜东涂西抺，每于无人处时，私以古文自效”，虽是谦辞，却也道出了他从小爱“舞文弄墨”以自娱的天性。还有其好友大都证实，蒲松龄善于从文字中自我消遣、自我娱乐，也喜欢逞长弄笔、自炫博识。所以《聊斋志异》确是有以文为戏，自娱自乐，自我排遣。
苦闷不平
《聊斋志异》中“鸣不平”之处恰有许多，由于自己才华卓著而屡试不售，由于考官昏聩、肆行不法而使陋劣得以幸进，在蒲松龄心里时常存在着一种不平心态。“不平则鸣”则骂，则讽，则鞭挞之，则揭露之，则揶揄之，则改革之，这也是《聊斋志异》创作的一个重要动机。这一点从蒲松龄对最熟悉的、最有切身体会的科举的描述中看得最为清楚。在《聊斋志异》文章中对不平之事进行讽刺最为经典的《贾春雉》、《司文郞》中讽刺可谓入骨，实际上，他也是对自己的屡试不中的解释，是想让他人知道他之不中，非学识不够，文章不佳，实在是其他诸种原因造成。在《叶生》中他说：“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可见蒲松龄对科考不平，急需要一种心理慰藉和平衡，只要天下不认为他“沦落”的原因是文章不好和无真才实学，他的心就安，气也平了。
蒲松龄的不平还表现在对自己的卑微处境的不平、对世风日下的不平以及对吏制腐败无能的不平等。这种不平心态，使他常处苦闷的情绪中，因此，借笔墨以抒胸中这股不平之气，把自己从苦闷不平中解脱出来。这于已，能心气平和，心安理得；于人，则能广见闻，明事理。这种不平的事情既然昭之于众，自然能起到使众人对之有所认识的作用，同时也让人们确信他有真才实学，他的“半生沦落”确系其他几种原因，而“非战之罪也”。这就是蒲松龄在这种不平的心态下产生的这类作品的创作动因。
潜意识的心理
每部作品都是作者自我的一次暴露，是作者“心声”或“情态”的表露。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道德给人们的行为规范、思维方式造成一种深层的心理定势，从而使后人在许多事情上体现出一种集无意识。
《聊斋志异》的创作心态则表现出明显的个人无意识，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传统的深层的东西对创作潜在影响。另一方面，《聊斋志异》中的主人公总是为两个或更多的女性所求、所包围、所争夺，她们可以为他牺牲自己的许多东西，其实这正暴露作者不自不觉的暗中希冀和追求。
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上帝的事，有一种“以道自任”、“明道救世”自觉承担的使命感。一向以天下为己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来知识分子向有的抱负，“士志于道”，是他们价值取向的最高目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知识分子的口头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知识分子的处世的美德。“劝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境界则最为蒲松龄所崇尚。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而且这种浩然正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孟子的话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信念的执著态度，对他的后人一直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代代相传，一以贯之，根深蒂固，无可移易，从而使他们言行体现出一种想当然的目的性和无意识的趋同性。
蒲松龄是清初一位素养较高的知识分子，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孔孟、程朱、老庄、释禅对他的多方面的影响，但他的主体思想还是属于儒家范畴。一介书生，人微言轻，是无法治国安邦的，因为“万里门遥，未能攀高轩而达帝听；九重堂远，孰肯降至尊而咨下情”，中国历来都是“丞相需用读书人”的，只有“抱苦业，对寒灯”，有朝一日作天子的“耳目股肱”，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他不得不把读书作官作为实现其理想的根本途径，上效忠于君，下施惠于民，这是他矢志科考的一原因。
正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蒲松龄在科考上不能再行进取，也就不能处“庙堂之高”而为其君分忧，便只能在“江湖之远”而为其民着想了。他耐心将自己的才学贡献给百姓，编写老百姓生产和生活中的需要和种种通俗读物和实用手册，在急要关头，他还不顾一切地为民请命，替百生呼吁呐喊，其拯救苍生的仁人之心和献身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他把听来的和收集到的狐鬼故事进行加工润色，无意中便将自己的“感情”和“心声”揉入其中，并把自己那种忧国忧民、为民请命、醒世救世的传统灌注进去，本能倾洒在文本的表层。
上面的可总结为；
潜意识里把中国知识子的品性、节操、以天下为已任、醒民求世的终及目标，揉入在《聊斋志异》中。
这是骨子的文化知识的潜移转化，人还有那本能欲望，最深层的人性。
人生在生活中或是由于社会原因，或是由于自然原因，实现不了某些愿望，文学给予替代性的满足，使他们疲倦的灵魂得到滋润和养息。
蒲松龄屡试不中，心中苦闷难以言表，长期的坐馆生活，只身孤影，一年中和他的夫人见不上几个面，夜夜空房独捱，哪能不幻想红袖添香，佳人自荐枕席？无聊已极，便一心扑到鬼狐故事的创作上，从中寻求慰藉，寻求精神上、心理上的满足。这种心态下的创作，更易使人到作者心灵的深处，使人窥见作者无意中流露出的潜意识的东西。
《聊斋志异》成功的原因
《聊斋志异》行世后，受到不同层次读者的广泛喜好。不仅是文人们喜爱，市民喜爱，农民也喜爱，甚至一字不识的妇孺翁媪们通过口耳相传也喜爱《聊斋志异》故事，使之拥有了文言小说中最广泛的读者群和接受对象。造成这种现象原当然很多，首先应该归功于《聊斋志异》巨大的艺术成就。
作者熔雅文与俗文于一炉，不仅继承和发扬“文人小说 ”创作的一些传统，更重要的是从“市人小说”创作中吸取营养，从而成为全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光辉总结”。多方面吸取文人小说和市人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结晶。例如，在取材上，蒲松龄不仅继承了文人小说“志怪”、“传奇”的传统题材，并有所拓展，而且对市人小说里一些新的题材内容加以吸收，还把一些民间文学的题材内容也揉进他的小说，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聊斋志异》的容量，并呈现出美趣多层面性。
当然，我们最不能忽略，是作者在写《聊斋志异》的用心，其语句之精堪，布局之巧妙，每每读起不是拍案叫绝，便是在美学中享受，如临其境。
最后用蒲松龄给《诸侄子》的家信一小段落，我们可以看到文章排句之精堪；
“务于他人所数十百言未尽者，予以数言了之，及其幅穷墨止，反觉有数十百言在其笔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