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国难当头之时，辅仁大学的这位教授挺身而出

英千里是辅仁大学创始人英敛之之子，他12岁赴欧洲留学，学成归国后来到辅仁，子承父业并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北平沦陷期间，英千里在辅仁大学组织开展地下抗日救亡活动，虽然历尽苦难，但始终矢志不渝。
书生仍有报国志
1900年，英千里出生于北平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英敛之是中国北方天主教领袖人物，辅仁大学创始人。1924年，英千里从欧洲学成回国，任辅仁大学秘书长兼西洋语言文学系主任，承担教务工作。
北平沦陷后，大批高校南迁，因有教会背景，辅仁大学留在北平。整个沦陷时期，辅仁大学坚持不悬挂日伪国旗、不学日伪所编教材、不开设日伪奴化课程。但是学校正常教学活动和师生行动还是受到日伪监视，日伪甚至派遣特务到学校任教、上学。
面对这种局面，英千里忧心如焚。虽是一介书生，但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不仅没有退避怕事，还对学生宣传爱国思想，常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北平沦陷后，英千里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秘密取得联系，请示该如何应对局面。根据教育部指示，他在学校开始收容失学青年，扩大招生，增设女子学院。
1939年1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派遣曾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委员的高希裴潜回北平，秘密造访英千里，二人一同商议后决定成立炎武学社。学社以研究明末爱国人士顾炎武的学说为名，鼓舞大家人心不死，国家不亡。
北平沦陷期间，除辅仁、燕大等几所学校外，其余学校都被日伪接收了。未能南下留在北平的老师们，不愿去日伪任教。学社成员大多以教书为生，学社不能解决这些成员的生活问题，使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纷纷离开，学社一时发展遇到瓶颈。为此，英千里和同事们积极争取，终于得到国民党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不久，国民党中央将炎武学社改名为华北文教协会，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教育学院院长张怀任书记长，英千里任第一总干事，活动经费由国民党中央提供。
有了国民党中央的指示和支持，协会的活动更加具体，老师们时常在课堂上向学生宣传不畏强暴、不受利诱、不向敌人投降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教育青年刻苦学习，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报效国家。除此之外，学会还安排外籍教师做掩护，协助向后方输送积极抗日的青年师生。

守住气节方为人师
在侵略者眼皮底下从事抗日活动风险很大，日伪特务虽碍于辅仁大学是教会学校，没有公开对其进行监视或搜查，却在暗中派了很多特务乔装成学生混入学校。
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协会和国民党中央之间的联系出现问题。到了1941年夏，情形更加恶化，特务对沈兼士和英千里的身份似乎有所察觉，而协会和国民党中央始终无法取得联系，赖以为计的活动经费也没有了。这些使得英千里内心焦虑无比，同事们劝说二人应尽早离开北平。12月，沈兼士化装出走，英千里选择继续坚守，独撑协会大局。
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候，协会终于和国民党中央再次取得联系。潜入北平的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带来最新指示和补助款，英千里将指示和分配款项名单藏于家中《华裔学志》书中，夫人将钱缝在棉被里。几天后，协会一位同志落入敌人陷阱，日伪顺藤摸瓜很快找到了英千里。
英千里被捕入狱后，被提到特务科受审，敌人想从他嘴里问出沈兼士的下落。主审人上村喜濑用流利的汉语提醒英千里如果不想吃苦头，就老老实实交代。无论怎么逼问，英千里都回答说，只知道沈兼士半个月前去了西山一个庙里养病，至于哪座庙并不清楚。再问他是否与重庆有关系后，英千里立刻坦然承认。上村并不满意，一直不停地问这问那，英千里随机应答，但是很有分寸，不露一点破绽。几个小时的连续审讯，英千里没吃过任何东西，被带回牢房后，已是疲倦万分，狱警只给他一个窝头，胡乱吃下后随即入睡。狱中的生活，常是如此，本来就有的胃病也日益加重了。
入狱期间，日伪派了三名日本士兵监视英家。英千里的夫人知道《华裔学志》一书中藏有重要名单，但是日本士兵的监视让她很是着急。情急之下，她想到一个办法：一天她在家中院子里摆上酒席，宴请这三名士兵，酒过三巡，她让儿子抓紧机会到书房将文件烧毁。
又一天晚上，英千里被带去特务科，这次除了上村外，还有特务科科长在座，气氛非常紧张。此番审问旨在逼英千里招出沈兼士的下落，但是无论敌人怎么刑讯逼供，英千里始终坚持不知道沈兼士的下落。气急败坏的上村吩咐把英千里带到院子里，被横绑在长凳上，按住口鼻并向嘴里灌水，如此拷问了六小时，英千里被折磨得一度昏迷，但他依旧坚贞不屈。上村虽恨英千里不肯招供，但对他的骨气很是敬佩。数日后，因审讯无果，英千里重获自由，回到辅仁大学继续教书。

不惧危险再陷囹圄
此时沈兼士已潜赴重庆，国民党中央遂派英千里任北平市党部书记长兼代主任委员，负责华北文教界的地下组织工作。英千里很快和沈兼士取得联系，开始接受重庆的接济，展开各项工作。在那段时间里，凡国民政府所定的纪念日，辅仁大学照样放假，校内一切行政措施，仍遵照政府命令。
这些举动使英千里再次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他自己也知道，迟早有一天，日本人还是会来抓他。1944年3月20日，日伪特务再次逮捕了英千里。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时任北平市党部总负责人兼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董洗凡和其他一些华北文教协会会员，这就是震惊了整个华北教育知识界的华北教授案。因为协会的一大半教授都被捕入狱，协会活动完全瘫痪。受此影响，在北平的国民党地下组织连续遭受严重破坏，国民党中央与北平市党部的组织联系再次断绝。
英千里这次入狱受刑比第一次更为严重，经常受刑至昏厥，醒来后，再被施以酷刑，如此反复。英千里总是想着国家民族重于一切，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无论如何绝不吐出任何实情。日本人从英千里身上一无所获，对他恨之入骨。刑讯完毕，把他丢进阴暗潮湿的牢房，同牢的犯人很多，一身伤痛的英千里还要和其他犯人同挤在一张硬木板床上，翻身都很困难，吃的也是发霉的窝头。
此番被捕的国民党员和华北文教协会会员多为北平知名学者，且宣传的主要是爱国思想，日伪碍于社会舆论影响，以及各方人士营救，涉案被捕人士多被判处不同年限的徒刑。英千里被判了死刑，幸有在日伪组织国民党成员为他活动，才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后又减为十五年有期徒刑。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获得释放。
作者丨常颖
【文章来源：《北京纪事》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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