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说军阀混战吧
奉系军阀刚开张那阵子，穷得抠脚，靠着向日本人借钱过日子，因为借了“朝鲜银行”100万日洋还不了，只好把酒税、契税都抵押给本子，换取再借200万，其实这些钱也不算多，可就这样奉系还是还不了，1916年只好再找本子讲好话，能不能暂缓一年。
总之，张大帅这日子委实憋屈，禁不住妈了个巴子起来：“东北这么大，老子咋这么穷呢？”
再这样下去，日本人不用一枪一弹就能接管他奉张集团，还不要说大帅做的那个“入关梦”
幸福来得总是这么突然，1917年，一个叫王永江的人入主奉省财政厅长，王永江曾在大连学习日本警务制度，拿着这一套试着管理东北财政，奇迹发生了，“曾不三载，省库充溢”，“奉省大治”。大帅一下就当上阔佬 ，1918年，革命导师还在苦哈哈的给同志们画大饼“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他的远邻张大帅真的吃上了大肉饼-----奉天省第一次有了盈余：350万银元，到1921年，奉省盈余暴涨到1159万元，还把之前积欠的1400多万元外债全部还清，另外还库存奉票8000万。
1923年，奉省岁收入从1917年的1200万大洋，增加到4000万，（《王永江别史》）除去军事开销之外，还盈余820万。到1924年，奉省的盈余达到创纪录的1640万（《现代东北史》）。
张作霖手头一阔可不得了，天天下单。一次从白俄手里买了22车皮的军火，光步枪就刷了3万条，花去40万。另外还买了800多箱炮弹、炸弹，甚至几艘军舰。又向法国一次订购了105架军用飞机，还从德国、捷克、挪威到处买买买。光捷克步枪就刷了12万支，子弹6000万。
王永江变钱的法子其实也简单，一方面严格考核各部门，厉行开源节流，比如官员不许坐轿车，一律乘人力车。一方面兴办实业，开发东北资源，惠商兴矿，1923年王永江还在沈阳投资450万建立奉天纺纱厂，对抗日资企业，光在1926年就获纯利1665万大洋。又投资修建奉海铁路，从1921年到1928年，东北铁路长度增加20多倍，虽说铁路的投资和运营成本巨大，但王永江的赢利能力不盖的，光是1923年铁路就收入300万，财源滚滚。
有人回忆，张作霖又妈了个巴子骂开了：老子不是在做梦吧？
可是，就在一片大好之下，王永江却挂冠而去，回到家乡金州，不管张大帅，张少帅还是什么中外亲友乌龟王八，也不管他们怎么死说活劝，横竖不伺候了。
因为张大帅太能整活了。
平日不打仗，奉省一年的军费也要占总开支的近66%（1918年）。王永江死整活挪，一年也就搞出1000多万的盈余，可张大帅又是怎么造的？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花掉奉洋2000万。
1926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直接花掉1.5个亿，另外收买冯玉祥还花了300多万。
张大帅以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自诩，为了让手下卖命，据说把前线士兵们安排得“饮食丰美”，什么牛肉、饼干、汽水啥都有。而对面直军已经欠饷9个月，“几至不饱”（《吴佩孚战史》），就这样第一次直奉战争还没打得过直军。
二次直奉大战，大帅为了赢回来，发行公债5000万，另外向东百姓强行摊派4800万，当时东三省一共3000万人口不到，每人得摊好几块大洋。
就这还不够，大帅办的兵工厂，一年得扔进去2300万。
张大帅的个人开销也是大手大脚，一年“特支”就得1000万。
还有大帅手下的头头脑脑们，特别是杨宇霆，动不动几十万、几百万的计划外花钱。而且事先从不跟老王头打招呼，直接拿着请款条上门，只要老王头说不，杨宇霆转头就找大帅，大帅明知王永江不高兴，但他更不愿意委屈杨宇霆，次次大手一挥就把字签了，通知王永江打钱。
王永江给大帅下了最后通牒：兵工厂裁减一半，大帅的“特支”全部取消。
换了别人敢这样，大帅早就妈了个巴子扔怼他一脸，但对于王永江，张大帅只好一口一个“兄逮”的哄着，但就是不肯少花一个子儿。
王永江直接给润了。
王永江为啥敢那么刚，那么不留情面，要将大帅的“特支”全部清零呢？ 因为张大帅他们实在太能捞了。关内的北京政府，曹锟是众所周知的第一阔佬，也不过积财5千万。比起关外这帮土匪，老曹还真是业界良心。张大帅的副手吴俊升，积财1个多亿；吉林督军张作相私财7千万。杨宇霆积财1千万，已经算“两袖清风”了。而张作霖的私财深不见底。1925年日本人曾暗中调查，仅仅以张作霖个人名义存在日本银行的就有600万大洋，在关外银行还存了2千万。他夫人、子女名义下的存款、商号、房产不在其内。郭松龄造反时，张家就派了27辆汽车满载财宝运到日本人的商号保存着，为了拉日本人打郭松龄，一次就私赠了500万大洋。而且大帅财产远不止这些，他利用自己的权位在东北大做垄断生意。他拥有东三省第一大连锁商号，涉及军粮、典当、油坊，大小几十处，他私人投资入股的纺纱厂、煤铁矿、金矿一大堆。特别是二十万奉军所需的军粮、被服、马具、医药、副食品大多向张作霖的商号采购。所以，不论东三省的财政如何亏空，商店纷纷倒闭（1927年头3个月就倒了上千家），也不论奉票怎么跌，物价怎么涨（大米涨了一倍，面粉涨二倍，猪肉涨三倍），都不耽误张作霖大发其财。据说后来九一八事变，日寇在张氏官邸里掠到的金银价值2.5个亿。
王永江虽说擅长理财，但毕竟不是印钞机。而且他又是个情怀人士，廉洁奉公，不治私产，哪怕大帅再怎么慧眼识珠放手用他，他也无法容忍这么一个“化公为私”，不顾东北，不顾天下，只管獠牙血口发战争财的主公。
其实王永江也有“私活”，他苦心整顿财政，为的就是培植元气，用一场成功的现代化建设打消日本的野心，而不是把一点家底全浪费在“入关”上。在他看来，就让关内那帮孙子互相去咬好了，打到最后，东北再出来收拾残局，到那时，天下自然是东北的。
所以，他早早储备人才，从省库拿了300多万办东北大学，高薪从国内外挖专家教授，进口一流的教研设备。然而，东三省却摊上一群视天下为私产的武夫，王永江只好叹息世间徒有管仲而无齐桓公，愤然辞职。
不光是奉张打仗缺钱，据有中国最富的江浙沪财源的蒋介石也缺钱
一场中原大战，老蒋开销了三个亿，搞到次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愤如潮，老蒋却连军费都发不出，陈诚在江西打仗，中央军几个月都领不到饷。阎老西就更惨了，苦心深耕山西二十余年，可山西不要说比不上老蒋的江浙沪，连张作霖的东北也差得远。奉天省不过59县，一年收入3000万。而山西110多县，一年收入才1200万，加上绥远省的收入一共也才1700万。而1930年中原大战，山西一省就花掉1.5个亿,比27年的支出增加30多倍,阎老锡差点玩不转了。
不过阎老西比起玉帅吴佩孚来又强多，几个军阀大头子里边，就属吴子玉最穷。
直系军阀实际只控制了100个县，物产贫乏。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吴佩孚的队伍就欠饷已经9个月，全靠吴佩孚对外强硬、不借洋债，对内廉洁，不贪钱财的人设撑着。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军虽胜，却打出了一个1700万军费的天坑。
玉帅后来洛阳练兵，只养了5个主力师，一个师每月发“上银”14万两，2个补充师，每师每月只发4万两。就这样也很难维持，他的嫡系勒云鹗，一个师只有三成人有枪。玉帅只好把自己的“巡阅使”官署开销减到每月2万4千两。北洋政府的头脑各个有大钱，而北洋政府却是真穷，黎元洪给曹锟、玉帅当傀儡总统，给他配了3个营的卫队，但黎元洪自己把卫队减到100人，因为他怕发不出饷，搞到卫队成了自己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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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北有王永江，南有刘航琛
王永江振兴东北，而刘航琛则在西南辅佐刘湘成就大业
这地理位置还真是对称
其实在四川坐头把交椅的起初还不是刘湘，而是比刘湘小六岁的“幺爸”刘文辉，执掌省主席大印兼24军军长，拥兵5个师、27个旅，共13万人。刘文辉所以兵多将广，在于他控制了川、康80余县，地盘远远超过只控制川东20余县的刘湘。
不过刘湘之所以能崛起，还是因为他的地盘。
别看他地盘小，但质量高------以重庆为中心，地接湖北，扼长江咽侯要道，与华中和华东的商业中心往来便利，远胜内陆的刘文辉。川产烟土、桐油向武汉上海的运销都要经过重庆，收入最丰，光是川土一年就外销几亿两。另外，重庆还是外省烟土转卖的枢纽，每年有2000万两云、贵烟土经此外销，给刘湘带来滚滚税源。
丰厚的经济收入，使刘湘养得起6个师、21个旅；一年开销得起三、四千万大洋，从外国洋行购入重机枪，一次往往几百挺、几千挺的买。刘湘养兵10万人，却装备12万支步枪，和令人咋舌的1万多挺机枪，简直是“机枪大王”。可见他的奇葩之处，部队土豪却又缺乏正规化，不按现代部队的科学编制来，有钱就任性，如此人枪比例，怕也是全中国五花八门的军队里的独一份。
当时的重庆比起土里土气、明显落伍的成都来，堪称西南四省的头号大都市、批发中心，且以洋派和摩登闻名:“罐头食品、番餐之味，五方来会”，“城追西俗，极染世风”，在外地人眼里“把成都和重庆比，恍惚等于把苏州和上海比”（黄炎培《蜀道》）；
只是，刘湘占着这么好的地利，日子却并不宽裕，甚至还叫起穷来。原来，刘湘和他的手下，有一个算一个，打仗还马虎，经济理财却都菜得爆炸。
比如刘湘的大将王陵基，在重庆分管《大中华日报》和铜元局两项差事，结果都亏得不行。王陵基怕挨刘湘的骂，打听到有个酒商的儿子叫刘航琛很有经济头脑，而且因为刘家有不许当官的祖训，却让刘航琛受尽了官场的气，有意投靠军队，便把刘航琛叫了来，让他分管这两桩生意，要求不高：“莫再来找老子要钱！”
这刘航琛还真神了，《大中华日报》在他手里没几天就扭亏为盈，还帮王陵基还清了所有欠账，还给报社员工们补发了工资，让大伙欢欢喜喜过了中秋节。而铜元局最是难搞，王陵基已经折了刘大帅45万两银子进去，局里眼看连工资都发不出，甚至没钱采购原料。刘航琛接手后，决定毁掉原先的“大二百”面值的铜元的模具，改生产“小二百”元面值的铜元，将铜币的质量下降一半，但铸币量提高一倍，还为局里跑来了融资，解决了币材来源问题，几个月下来，铜元局就扭亏为盈，净赚了54万两白银。
刘航琛的能耐很快“上达天听”，引起了刘湘的注意。
刘湘这个人吧，打仗其实一般般，而且一双眼睛据说总是恍恍惚惚，像是半醒半睡的样子，所以被部下私下里讥为“刘瞎子”。但刘湘待人却不瞎，很有容人之量，对老婆唯唯诺诺，对部下不苛查，不严厉，“糊涂”、“迟钝”；表面若愚，肚里却颇有识人之明。比如他以甘绩镛管理民政和教育，颇称一时之选。如今听到刘航琛的事迹，立即请来深谈，而且第二天就请刘航琛出任财政部长，给予前所未有的大权，大有韩信拜将之风，顿时刘湘所部“一军皆惊”。
据说刘湘只给刘航琛说了几个字：请助他统一四川！
刘航琛倒是满口好说好说，但只有一个条件：既然让我管钱，大帅不能学张作霖的坏样子，动不动就伸手要钱，一切都按规矩来，不许打乱我的预算计划！
刘湘想都没想，直接批了“照办”。
刘航琛为啥敢接这个“帅印”呢？他早就算过一笔账，刘湘养着35个收税机关，6000多税吏，每人贪污不说多了，就算100元吧，一年就有720万大洋没了！而且税吏这么多，刘湘的地盘却只有20来个县，等于说平均一个县就有300多税吏像苍蝇似的对老百姓嗡嗡嗡，如此扰民，对经济的困扰和拖累是难以计算的。
刘航琛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将35个税局全部砍掉，只设一个税捐总局。同时提高行政效率，以最低的征收成本去征税，效率提升了，即使税收泛围有所增加，税率有所提高，但因为少了扰民和敲诈，民间反响反倒比过去好。刘湘却惨了，因为裁掉的那些税官们，哪个不是“皇亲国戚”？这群苍蝇围着刘大帅，展开了一轮又一轮“轰炸”，刘大帅的耳膜都要炸塌了，但正襟危坐的刘大帅反而笑了：
刘航琛任职第一个月，不光将赤字一扫而光，还盈余140万大洋。刘航琛签了一张大额银票派人送到刘湘帅府。
第二个月，又告盈余270万大洋。
刘大帅知道，他这回是挖到宝了
待续。。。。。。。。。。。写了这么久，一点打赏也没得，唉没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