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均出走美国
李景均1912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富商家庭，家境殷实，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他自幼聪明好学，备受父母喜爱。他13岁时进天津英中学院就读。20岁时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就读。家里人看他有读书天赋，喜欢钻研，决定送他出国留学。1937年，李景均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植物育种和遗传。在美留学期间，他阅读了著名遗传学家杜布詹斯基的遗传学著作《遗传及物种起源》，这也是他研究遗传学的开始。1940年，李景均获得博士学位，并同时获得了在美国定居的机会，拥有了一份高薪工作，和一位美籍华人女士克拉拉组成了家庭。
但即便如此，想到陷于烽火连天的祖国，他还是决定放弃一切优越条件，携带妻子一同归国。李景均夫妇绕过日军哨所，一路徒步跋山涉水，历经150余天，在这奔波的途中，他们的长子也因病夭折，这成为李景均终生的伤痛。
1942年，李景均先后在广西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任职。
抗战胜利后，李景均随金陵大学迁回南京。1946年，李景均前往北京，出任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此时的李景均才34岁，就成了北京大学当时最年轻的系主任，1948年李景均还出版了处女作《群体遗传学导论》
到了1949年9月，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按有关方面指示，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组成北京农业大学，由校务委员会主任乐天宇兼党总支书记，行使校长职权。乐天宇是延安来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主席的赏识，曾为其写有《七律•答乐天宇同志》一诗(后改为《七律·答友人》)，
早在1919年他就参与了毛主席领导的”驱张运动“，奚仁德在《红霞万朵百重衣》一文曾这样记述乐天宇与毛主席的友谊:
”在驱张运动中，他是毛泽东的密友。“
”在农民运动中，他是毛泽东的战友。
”在大生产运动中，他是毛泽东的挚友。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是毛泽东的诗友。”
但问题在于，乐天宇与李景均相反，他信奉的是苏联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
20世纪30年代，国际生物学界刚刚就一个问题定了调，西方学者终于证明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才是“真理”。简言之，这个学派承认偶然因素在生物遗传中的关键作用，而历史也证明了它是正确的。然而苏联官方却不认可这种看法。按照苏联高层尊奉的唯物主义理论，世间万物都是可以被解释、被掌控的，超乎意料的状况是不允许存在的，也是不能被接受的。
既然孟德尔—摩尔根的这套理论不符合当局期待，而且它又已经被西方国家所追捧，那么苏联也得搞一套自己的主张来与之对抗。说来也巧，当时生物学界还真有另外一个与之对立的学派，即拉马克和米丘林的遗传学。因此，出于政治的需要，苏联将拉马克和米丘林的生物学定性为“无产阶级的”、“进步的”科学，而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视作资产阶级的异端邪说，而加以打击排斥。
在背景为官方的支持下，苏联遗传学研究领域的两大派系：“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最终以李森科为主的米丘林学派占了上风，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家受到残酷打击，被钉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
这场反科学的阶级斗争也波及到了李景均，李景均支持摩尔根的学说，加之他的留美经历，瞬间就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很快，在乐天宇的主持下，通过行政命令，停止了李景均主讲的《遗传学》、《田间设计》和《生物统计》三门课程，并将李景均的《遗传学》换成了李森科学派的“新遗传学”。乐天宇认为，这些课程都是“资产阶级的”、“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服务的”、“唯心的”、“反动的”，是伪科学。
李景均为了反驳李森科，同时也为了自证清白，翻译了李森科的代表作《遗传及其变异》，试图让人们认识到李景森的学术主张是有错误的。可是李景均错了，整他的人根本不在意那个学说是对是错，他们只在意那顶“资产阶级”的帽子扣到了谁的头上，这已经不是学术之争，而是阶级领域的斗争。
为了击垮李景均，乐天宇不遗余力，除禁止李景均上课搞科研外，还四处散布谣言，把李景均描述成亲美反苏的“反动分子”。进而还拉拢李景均的助手、学生一起批判他。如此一来，李景均不仅无课可上，被晾在一边，还被迫辞去了系主任职务，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了问题。
同时乐还指使人对李景均家中进行了搜查，尽管没搜出任何可疑之处，但仍派人在李景均家驻守了几天。
面对无休无止变本加厉的迫害，李景均彻底心灰意冷，想不到满腔热血却报国无门。反复考虑之后，李景均决定离开大陆，返回美国。
1950年3月12日，李景均怀里抱着4岁的女儿和妻子克拉拉走过了通往香港的罗湖桥。在桥的另一端，李景均的二哥正等着他们。他将李景均一家安置在他自家在九龙的公寓里，李景均在那里住了14个月。
李景均到香港后写信给在美国的朋友，告知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大陆的困境，并求助谋职，“如果我有可能在你熟知的任何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我将乐于为其效劳”。这位朋友将信转给了《遗传杂志》（穆勒当时为该期刊的编委之一），该期刊在1950年6月刊登了这封信（显然是征得李景均同意之后），并冠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的标题。
李景均的这封信引起了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穆勒的注意。穆勒利用自己的地位及关系，安排克洛对李景均的书（当时已由李景均在美国的弟弟在美自费翻印出版）写了一篇书评，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发表。恰巧这时美国前任卫生部长派伦博士刚刚走马上任匹兹堡大学新组建的公共卫生研究院，欲聘一位人类遗传学家，遂写信给穆勒，希望能介绍一个人。穆勒随即推荐了李景均，并解释说李景均在香港，来匹兹堡大学可能需要一些时日。考虑到推荐人是位诺贝尔奖得主，派伦表示愿意等待。随后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生物统计系的系主任写信给李景均，聘李景均为生物统计初级研究员。
然而，此时在香港的李景均既无任何护照，也无任何可证明其国籍的证件，所以不能得到美领馆的签证。作为美国遗传学会援助海外遗传学家委员会、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及国际援救委员会的一员，穆勒和美国其他一些遗传学家和美国国务院及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官员就李景均的签证进行了大量通信。穆勒意识到问题是在驻香港总领馆，于是他给总领馆官员写了这样的一封介绍信：
美国遗传学家们普遍认为，李博士所着的《群体遗传学》一书是一部最好的英文著作。该书非常有助于培养在这一重要而难懂的领域里工作的年青科学家。此外，穆勒还为李景均一家递交了经济担保书。到最后，由于没有“身份证明”，签证还是不能发出。
1951年3月，穆勒在印度开完一个会议准备回美国之前，决定在香港停一下，希望看一下李景均是否还需要什么帮助。到达香港后，李景均一家邀请穆勒及领馆的一位官员共进晚餐。大半个下午及晚餐几乎都围绕着李景均展开，但该官员最后提出，李景均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此时，穆勒马上说：“这就奇怪了。在这间房间里，每个人，包括你自己，都知道谁是李博士，他就在这里。你还要其他什么身份证明？”这位官员就对李景均说：“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不久，签证就出来了。1951年5月，李景均一家离开香港到达美国。1951年9月，李景均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李景均夫妇俩给他取名史蒂夫·穆勒·李，以纪念穆勒。
李景均顺利到达美国后将自己的著作《群体遗传学导》修改后交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轰动一时，被誉为“发挥的决定性影响达20年之久，全世界整整一代遗传学家都得益于该书。”
1951年李景均任美国匹兹堡大学生物统计系主任和校座教授，并当选为美国科学发展协会委员、美国控制遗传舞蹈病国会委员会委员、美国东部25所医院的癌症化疗小组的首席生物统计专家。
1960年李景均被选为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
1962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76年受聘于美国国会控制杭廷顿病专家委员会。
1998年荣获美国人类遗传学会颁发的杰出教育奖
搞笑的是:当年批判他、迫害他、开除他的农大，如今在校友网将李景均奉为校友楷模，当然，对于李景均被开除的事，农大选择性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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