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半个世纪前的书，为什么仍能摘得豆瓣9分？

《汉娜·阿伦特》
1978年，BBC电视台邀请到麦基，策划一档面向大众的哲学对谈节目。麦基不仅是资深节目主持人，曾被英国皇家电视协会授予银质奖章，另著有多部哲学专著，具有过人的哲学素养。节目邀请到的嘉宾，都是鼎鼎大名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查尔斯·泰勒、马尔库塞、艾耶尔、伯纳德·威廉斯、蒯因、乔姆斯基、罗纳德·德沃金、艾丽丝·默多克……
在这档阵容空前的节目中，嘉宾们讨论重要的哲学流派，审视哲学的分支，探究20世纪的哲学问题与时代问题，带领观众一起，以全新的视野去看待过去的一个世纪与今天的世纪，实现了通过传媒向大众呈现哲学问题的壮举。
节目共两个系列《思想家》《大哲学家》，根据节目整理的图书，被媒体盛誉为“自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后，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再没有比此书更清晰、更富启发性的当代哲学著作了。”中文版辅一推出，就收获了巨大的好评，位列豆瓣对谈类图书top20。
今年，这套经典哲学图书再版，理想国邀请到陈嘉映、杨立华两位老师以及《思想家》的译者吴芸菲，聊了聊为什么这套半个世纪前的书，至今经久不衰。
01.哲学的对话性质
吴芸菲：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本书的背景情况。1978年，BBC电视台就比较有远见地想向公众介绍一下当时的西方哲学家——他们都在关心什么话题，他们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他们当时请到了英国哲学家布莱恩·麦基来策划这档哲学对谈节目，也请到了一些比较活跃的哲学家来参与对谈。《思想家》几乎引起了轰动性的效果。在这个节目后，1987 年，他们又策划了另外一档哲学对谈节目——《大哲学家》。区别是，《思想家》主要围绕 20 世纪的西方哲学展开，《大哲学家》聚焦整个西方哲学史。大家可以把这两本对谈集看作哲学与大众传媒最好的一次合作，我也会把这两本对谈集看作平民化时代精神巅峰的一个记录。
其实对谈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中国哲学有《论语》，西方哲学有《柏拉图对话集》。陈老师本人也很偏爱对话，他自己以往的写作里面也会虚构出一些对话来展开他的哲学思考。那么这就会有个问题，也就是说，哲学跟对话里面的某种特质是契合的，或者说你想通过对对话本身的强调来坚持你对哲学的某种理解。两位老师可以分别说一下你们对对话本身跟哲学之间关系的理解吗，或者为什么对“对话”有偏爱？
杨立华：那我就先说两句。对话的这种写作形态其实在中国哲学传统里原本不是主要的形态，比方说老子的《道德经》，通篇是没有对话的；《论语》中虽然有对话，但显然不是思想的对话，是提问式的。如果说稍微有点不同的话，恐怕是到了孟子、庄子的时代，《孟子》里有明确的论辩，这跟孔子的思想处境是不一样的；庄子干脆就虚构了一些对话关系，当然，庄子通过虚构对话关系来讲哲学有他背后别的用意，这个不是我们的主题。所以，从哲学的表达形态来说，哲学不见得一定要以对话体的形式出现，但是即使不是以对话体的形式出现，哲学的写作、哲学的思考也仍然在对话关系里，因为无论什么形态的思想载体，它都一定要考虑潜在的阅读对象。
先秦时期，孔子的时代没有一个普遍的辩论情况，中国思想的大发展——我最近这一两年有一个自己的浅见——其实跟墨家关系很大。墨家兴起以后，开始跟儒家辩论，辩论的时间长了，各种名辩的主题就出来了。在儒墨的不断辩论中，形成了后来的名辩思潮，代表人物有公孙龙、惠施等。
在这个普遍的名辩思潮的基础之上，到了战国中期，到了孟子、庄子的时代，很有意思的是，所有人在思考时都要提供自己言说的某种程度上的论据或论证，在提出自己的言论或者理论时，要考虑普遍的名辩思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其中有非常普遍的对话关系。到了宋代，还出现了语录体，虽然大部分语录体有点像《论语》，就是学生提问、老师回答。当然，思想对话对于思想本身是很重要的。

陈嘉映：我觉得刚才立华讲的那一点挺重要的，就是我们讲到“对话”，可能会从两个层面上来讲。一个是从形式上讲，也就是，一个思想的阐释是用对话体写出来的，比如像柏拉图、伽利略，他们的著作都是用对话体写的；另外一种就是用独白的方式写，比如像老子，而庄子喜欢用内含的对话体来写，当然这有各种形式。但是，现在我们讲到哲学的对话性质，可以暂时不从完全形式的角度来说，而是从它的内在性质来说，刚才立华讲到，哪怕它是用独白的形式来阐释的，实际上也内含着一种对话，那么内含的这种对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对话呢？
可以这么说，哲学一直到后来的科学，它们都自认为或者被认为是对真理的追求，所以它们是不是对话性质就跟真理本身是什么形式有点联系。比如，自然科学想象的真理是对自然事物规律的揭示，而自然事物的规律跟我们怎么认知这个规律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你认识它，它也在，你不认识它，它也在。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科学的真理从内容上来说并不是对话性质的，它要么就是真理，要么就不是真理。
但还有一个领域，实际上就是我们真正实在生活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求真活动所求的并不是一个客观规律，而是一个跟我们的时代、跟我们是谁、跟我们要什么连在一起的真理，这个真理就不能够脱离我们是谁来加以阐释。可是，“我们是谁”这件事情是内在地具有对话性质的。换句话说，对于何为良好生活或者何为良好社会，没有一个脱离了你的看法、我的看法之外的纯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只能产生在你对良好生活和良好社会的理解与我对良好生活和良好社会的理解之间。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事情本身只能通过对话得到理解，虽然它们的表达形式可以是独白的。
02.当哲学研究遭遇受众
吴芸菲：今天主办方给我们设立的题目是“哲学家如何回应时代”，你是在干着这个活儿，你也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你会用你特有的感知方式来回应你在这个时代里的认知。如果能有这样的认识，我不知道有没有达到陈老师刚才说的“新”的意思。亚里士多德那么干，可能还有他的一点道理，当然是因为他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我们不从现在来看，在黑格尔的那个时代，黑格尔也有点儿他的道理。连着陈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新”，我可以理解为，你以你干的活儿，对于你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自己的感知，有一个比较特有的回应，就是你用你干活儿的方式来回应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理解。
在某种意义上，杨老师和我们做的不太一样，对于这个方面，杨老师可以讲一讲你是如何以特有的感知方式来回应你的认知的吗？
杨立华：其实这可能不是一个回应时代的问题，因为我们就在这个时代里，在这个时代语言的基本环境里，在这个时代知识的基本环境里。就我个人而言，在这样一个基本的语言环境、知识环境、思想环境里，对于我有限的关注点，我希望能把这活儿尽可能干得漂亮。要写一本书，我基本不太会考虑是不是有人读得懂，这个书得达到我自己满意的程度，我觉得值得写，或者说我写得挺开心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一个回应时代的问题，就是在自己的时代当中思考的问题。
我想，刚才芸菲说的一个意思是，我读的都是至少好几百年前的。读王夫之，300 多年了；读王阳明，500 年了；读朱子，800 年了；再往前那就2000多年了。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不同的场合回答过，而且我自己的学习经验也能佐证和印证这一点，就是一切过往的伟大经典都是我们的同时代者，比如《论语》，你不要简单地把它当成 2000 多年前的东西，真正读《论语》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讨论的很多问题、很多的见解是有同时代性的。凸显它的同时代性，这是我在阅读和思考时比较坚持的一个方式。
这个书读完之后，你甚至会觉得对于某一部分领域，你拔了一大截儿，比如我这段时间在读王夫之的《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和《明诗评选》，我就真的感觉我对旧体诗的理解、把握和判断，可能长了一米，这是很明显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每一个学者和以学术思想为业的人，其实就是在自己的时代思考，所以诚实于自己的时代，诚实于自己时代的语言、文字和知识、思想的处境，在此基础上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大概是这样来理解这个问题的。

提问：我们国家经过了快速的城市化建设阶段，到今天可能会相对缓和一些。从我本人专业来讲，我也能够明确地感受到不同时代对工作机会以及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年轻人可能都希望更成功或者是更好的生活，当你做的事情可能不是这个时代最主要或者最容易成功的事情时，作为个人应该怎样更好地调整心态，或者怎样更好地自处？
杨立华：我觉得这个问题基本上相当于高考结束后，有人问我怎么填志愿。这里面有特别偶然的要素，第一是对自己的才能和兴趣的理解，就是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事儿特别重要——你觉得这辈子什么事儿是你最想做的？这是一条标准。另外一条标准就是，对于你最想做的，你的能力够不够？比方说有些朋友喜欢唱歌，想成为歌星，那嗓音条件够不够？乐感够不够？如果不够，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还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我不大给人建议说哪个领域挣钱多就去哪个领域，因为挣钱再多的领域里也有挣不到钱的，用孔子的那句话来回答，就是“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提问：刚刚两位老师说到失业和就业。这是现代人的一种困境，很多一线大厂的年轻人，可能逃离办公室的环境，去做一些体力相关的工作，想通过一种肉体的痛苦去感知自身的存在，想体会到一种实打实的意义的回报感。请问陈老师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在现代这种异化的结构中，人如何感受到自我的意识，就是自我的存在感。
陈嘉映：如果有一个年轻人这么做，当然要看他的具体情况，如果不了解具体情况就贸然发言的话，我会觉得这样做比较有意思。一个缘故，我的确觉得现在大家按部就班的生活太普遍了，有时候实在是挺没意思的。
刚才立华说他并不见得特别鼓励要去做一个比如挣钱比较多的工作，这个也分时代，比如我们那个时候都穷得叮当响，你们可能都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在积攒财富方面可能都挺狂热的，这种狂热也是改革开放能够使得中国从这么穷困的国家变成这么富裕国家的一个重要动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城里的、你们这一代的孩子来说，过得好一点、差一点，比如有 5 件衣服、有 50 件衣服，到底有多大差别，我是挺怀疑的，除非你是做主持人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基本的生活中去做点儿自己愿意做的事儿，特别是你说的那种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体的事儿，我一定会觉得挺来劲的。刚才我讲到，人是一个观念的动物，但是其实我还想说，他毕竟还是个动物，要只剩了观念，这生活也挺可悲的。

提问：以您的人生阅历、您的思考，在您的这个年龄，目前还有没有惑？因为我们中国人老讲“不惑”这个词，这个惑可能是困惑，可能是诱惑。如果不惑的话，怎样不惑？如果有惑的话，怎样解惑？谢谢老师。
陈嘉映：你的问题挺好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回答，我会说，如果困惑是智性的困惑，可能特别多，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觉得我跟你们年轻人同样好奇，甚至同样好学，就是还想读很多书，还想弄明白很多事儿，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的。如果说是生活态度上的困惑，就跟你的第二问连在一起，真的问得挺好，就跟诱惑连在一起，我会觉得诱惑少了。总的说起来，我不是一个特别受到各种诱惑的人，相比而言，我一辈子都比较知道我想干什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特别受到东东西西的诱惑。这完全是在讲一个老年人的经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但既然你问到，我就说一下。
我觉得的确是有变化的，这个变化可以说是诱惑更少了，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可能就是我接受的更多了，这种接受，从正面来说，我似乎比从前更能够发现和欣赏别人身上的长处。如果老年也有些报答的话，我倒会把这个看作对于我们越来越衰落的智性和身体的一个补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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