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里尔·佩特连科在指挥柏林爱乐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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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岩 摄于上海大剧院
柏林爱乐乐团的上海音乐会让我对乐队有了新认识——如此名声辉煌响亮的超级名团，居然仍有出人意外的更强表现力。不是说“天团”么？“天团”应该理解为水平到顶吧，但它却更上了一层楼，不由不让人拜服之至。
其实之前我对柏林爱乐的印象并不像宝塔尖那般高不可攀，内心一直不愿接受它的“天团”称号，觉得有牵强之嫌。这与我听它的音乐会经历有关：
我听过西蒙·拉特尔指挥的布鲁克纳，也听过他指挥的现代作品；听过其他指挥家指挥的柏林爱乐；在上海听过，也在柏林听过。前后二十年大约有五六场之多。虽然每次音乐会都很享受，但在欣赏之余，也隐约感觉与其他顶端国际名团相比，差别不大且各有长短。尤其拉特尔指挥的布鲁克纳“第九”，记得那天我是怀着极度兴奋和满怀企待的心情前往上海大剧院的。但音乐会散场时我却不由得怅然若失。
或许正应了乐迷朋友口中所传那样：自从西蒙·拉特尔上任后，柏林爱乐的“德国之声”变了。
而那样的“德国之声”，我在杨松斯的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音乐会上听到过，在蒂勒曼指挥的慕尼黑爱乐乐团听到过，在格万特豪斯乐队听到过。虽然在德国，能奏出德国之声的乐队有好几支，但最好的“德国之声”，无疑公认是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
但我无缘听到卡拉扬，也无缘听到卡拉扬的继任阿巴多（想象阿巴多时代至少还能残留些卡拉扬的德国之声）。当我有幸能听到柏林爱乐时，已经是拉特尔时代。
我曾问陈唯正，柏林爱乐的德国之声还有可能回来吗？他说：“如果让蒂勒曼来指挥德奥作品，我想应该能回来。”于是等待蒂勒曼率柏林爱乐来上海成了我的梦想。
什么是德国之声，文字表达有难度。纸上谈音乐，如隔靴搔痒，说不好，更说不准确。借用美术评论惯用赞美词，便是“浓墨重彩”。一样的乐曲，一样的旋律，一样的乐队人数，有了德国之声，乐队形象就不一样。
并不是德国乐队发出的声音都能称“德国之声”。它仅指德国极少数杰出乐队在演奏特定曲目时的华丽声音。除了柏林爱乐外，德国周边一些历史较长久的乐团也有受此影响的，但并不很多。
我们常常议论各家乐团的好与不好。其实乐团表现水准完全可能因不同指挥，不同曲目，甚至人员出入等因素引起差异与起伏。经常买套票音乐会的听众会比较容易觉察出这种差别，偶尔涉足音乐会的就很难辨别。
芝加哥交响乐团中提琴首席张立国曾有过一件往事——有一年巴伦博伊姆率柏林国家歌剧院到美国演出，他被德国乐队出色的弦乐音色深深吸引。“他们的声音温暖之极，有一种很强的人性味。”那时张立国在芝加哥担任首席已十多年，名副其实的美国名团宿将。情不自禁下，他向巴伦博伊姆提出，希望能有机会让他进柏林歌剧院乐队进一步体验，哪怕是一次演出也行。巴伦很欣赏这个中国音乐家的进取精神。
一个月后，张立国接到邀请赶赴柏林，参加《阿伊达》的排练和演出，“记得我第一天进入乐队，所有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后来我又参加他们很多演出，包括《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还到日本巡回演出全套瓦格纳《指环》。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需要注意的是，张立国所在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在美国常年名列榜首，而柏林国家歌剧院乐队在德国却无此殊荣。
张立国对我说：“我看到柏林乐队的演奏是全身心投入的。这不是一种形式，是一种本能。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音乐是他们的生活，不是事业。美国音乐家虽然有很高的敬业精神，但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个事业。这就是不同之处。以前我看索尔蒂指挥下的演出录像，我在里面正襟危坐，觉得自己很投入。但是现在看完全就是个局外人。这就是区别。”
或许这就是德国之声的真谛。即使美国顶级交响乐团，也没有这样的表现。而这样的声音，发烧友坐在家里听唱片是得不到的——大音箱没用，Hi-fi级系统没用，要Hi-end级的那种音响，还要客厅够大，才能勉强听到。真正想听到，必须进音乐厅。当然还要乐队对头，加上曲目对头。
理论上说，每个乐队有自己的声音。乐队的声音来源于长期合作形成的风格，也源于指挥家的训练要求。好的乐队与指挥家的关系犹如合作双方，既相互配合，又处于长期谈判与争执之中，此起彼伏，没完没了。虽然按规则指挥家是领导，乐队应该服从指挥，但乐队常有反抗。越是优秀的乐队，有不同看法、不买账的越多。这样的例子在乐坛历史上屡见不鲜，但争执过后依然同心协力。
但也有例外。
这次率柏林爱乐来上海大剧院演出的基里尔·佩特连科，五年前刚登上柏林爱乐首席指挥宝座。而在前一刻离职的西蒙·拉特尔，其实早在2013年便提出了离职申请。
通常认为，柏林爱乐音乐总监的宝座向来位高权重，举世瞩目，名利双收，抢手得很。登上宝座犹如教皇登基，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轻易离开。
卡拉扬的前任富特文格勒68岁于任上去世，去世时还有音乐会没有完成。卡拉扬81岁于去世前两个多月才宣布离任。他的继任阿巴多在干了十多年后因胃癌辞职。而拉特尔提出辞职之时，正当壮年风生水起之时，无任何其他牵挂，什么原因呢？
何况，即使提出申请，他仍需要六年后才能离开，因为有合同约束。而他提出辞职申请时，并没有其他去向。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他都决定离开。
什么原因让他如此决绝？欧洲的记者立刻行动起来，四处打听，忙碌很久却得不到任何确切结论，而坊间确实也有各种猜测传说，莫衷一是。
我问陈唯正。他在德国生活了近四十年，又是铁杆乐迷，常年不懈听音乐会，对欧洲乐坛掌故了如指掌，还结交了许多德国乐队的音乐家朋友。问他，应该八九不离十。不料他说：“我帮你问ChatGPT。”
ChatGPT的答复称得上面面俱到却又不得要领。它从职业规划、艺术兴趣到个人愿望、家庭发展再到乐团内部关系，看上去掌握了有关西蒙·拉特尔的所有个人资讯，却最终拿不出一个肯定的结论。
我们知道，ChatGPT的答复是建立在综合所有信息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如果西蒙·拉特尔从未在任何场合坦率说出自己的辞职原因，ChatGPT是无法将这个谜底揭晓的。它也只能含糊其辞，只能猜测。
章诒和说过：“艺人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群体。你只能看到外表。他们会和你很亲热，但决不能让你知道他们的内心秘密。”她是在写程砚秋时写下这段话的。而中外艺人内心本质上应该相通。
我以为，就以柏林爱乐首席指挥的重要性而言，尽管ChatGPT的回复有点像“官宣”，模棱两可。但真正原因应该在内部关系上，具有敏感而难以言说的苦衷。
在欧洲，乐队和指挥家的关系紧张与否虽然很少见诸报端，但从来就是媒体积极关注的目标之一。
西蒙·拉特尔上任以后，全世界都看到了，他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还不满五十岁，年轻气盛，雄心勃勃。他看出柏林爱乐因保守传统带来的迟滞不前。他不断在音乐会上插入当代作曲家的作品，他要让年轻人来听音乐会，因此他必须改变乐队长期固守的传统曲目。他让乐队参与学生课外活动，以培养学生对交响乐的兴趣。他首次建立数字音乐厅，把柏林爱乐的音乐会通过数码传输传播到全世界。他搞“午餐音乐会”“深夜音乐会”，利用一切空间对公众开放乐队音乐会。他对公众开放柏林爱乐的排练时间。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向外界做各种宣传……
经过几年的辛苦与努力，人们看到，乐团音乐会上座率上升了，原来开场前就能买票入座的逐渐变为需要提前订票甚至抢票。听一场柏林爱乐音乐会甚至成为旅行社组团的亮点项目。与此同时音乐会票价节节攀升，近乎翻番。节目册也取消了从卡拉扬时代延续而来的免费政策……种种迹象表明，柏林爱乐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原来仅限乐坛与爱乐者的范畴，成为更大范围的关注目标。
“天团”的称号就此产生。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发现，向来被引以为傲的柏林爱乐的德国之声，在不断排练当代作品的过程中，渐渐消失了。乐队驾轻就熟的传统曲目演奏得少了。而因为新作品，乐师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排练时间，却失去了驾轻就熟的表现技能，还得不到更多演奏艺术发挥中的会心享受。
曾看到一段介绍，一位前卡拉扬学院成员说：“当我观看了柏林爱乐乐团的巡演，他们演奏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既缺少了传统的温暖，也缺乏清新。乐团演奏得很要命，既响亮又狂野，但没有形状和深度，好像根本没有指挥。”（节引自《今日音乐（Music Today）》）
我不知道他提到的是不是我听过的那场布鲁克纳“第九”——2013年柏林爱乐到中国巡演，在上海大剧院演出，我去听了。“既响亮又狂野，但没有形状和深度”——这描述恰好是我的印象啊。迄今十余年，令我失落至今。我曾对朋友说过，我的印象，柏林爱乐很像团体操，漂亮、美观、震撼、大气磅礴，但缺乏内涵。看来和我看法相同的人竟然还有。
乐团内部的争执随之而起。但多属传闻，不足为证。倒是2009年首席圆号拉德克·巴博克（Radek Baborák），与西蒙·拉特尔就音乐处理的来回争论终于被媒体查实了。双方互不相让，拉特尔不得已使出杀手锏说：“你就照做吧，因为我是老大！”据说后来拉德克·巴博克最终愤而辞职，去了其他乐团。
艺术处理有不同看法在乐团内部原属司空见惯，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也是少有。
但不得不承认拉特尔仍不失为一位伟大指挥家。除了乐团内部的纷争，他在国际乐坛的威望始终如日中天。他把柏林爱乐从国际舆论的“超级乐团”提升到“天团”。
应该承认，柏林爱乐这块美玉被卡拉扬握在手里太久了，谁得到了都想来一种新的玩法。每个指挥家上台后都想有所作为。阿巴多也一样。拉特尔也没错。然而，传统的力量或许真的很难改变。乐师们固然因为乐团影响与收入增加而接受了，谁说这里面没有一个“忍”字呢。
拉特尔太“新派”。虽然让大伙增加了收入，但他确实又让大伙失去了拥有原先传统的优越感。德国之声消失了，顶着天团头衔的柏林爱乐还是原来的柏林爱乐吗？持这种看法的人有点像坚持小众艺术的守旧人士，发着九斤老太的叹息。
不过到目前为止，拉特尔只接受过一次关于离职话题的采访，是为柏林爱乐官方杂志《128》。在采访中，他说：“这个乐团并没有让我的生活变得轻松，但当你达到了目标，伤口也痊愈了，你就知道这是值得的。你可能需要90岁才能正确地指挥这支乐团。”（《今日音乐（Music Today）》）
最后一句话可谓点睛之笔，让我想起很多音乐家都说过同样的话：“不到一定的年龄，不要弹贝多芬。”
还有许多伟大的音乐家早年录制了贝多芬的唱片，晚年又重新再录。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卡拉扬，一生录制了三次贝多芬全部交响曲，还都是柏林爱乐乐团。
西蒙·拉特尔递交辞职申请后，柏林爱乐盘点了所有条件适合的指挥大师，逐一安排他们前来开音乐会，目的是让乐队演奏员对他们有最新的考量。最终，最不被关注的基里尔·佩特连科胜出。
因为是乐队全体演奏员的投票结果，每一票都怀有“艺人的内心秘密”，加上佩特连科不接受采访，各种“秘密”叠加起来，以致我等万里之外的乐迷更不知柏林爱乐发生了什么事，会选择这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指挥家。和他一起参加竞争的蒂勒曼、杜达梅尔、尼尔森斯……哪个都比他有名，相信哪个都在心里踌躇满志，认为非己莫属。
而佩特连科上任以后，没见多少惊天动地的报道。比起当年西蒙·拉特尔上任之初，那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然而，今年六月下旬在上海大剧院亲聆柏林爱乐音乐会现场，我才发现柏林爱乐一改之前给我的印象，变得华丽细腻，层出不穷，克制收敛而又自由奔放。《英雄生涯》是我多次在音乐会上听过的名曲，恕我愚顽，以前竟从未入心。这次的演奏却让我大开眼界，那么多互相交织的复杂声部，被佩特连科梳理得干干净净，线条清晰，就像放大了的屏幕相片，再细小的画面也纤毫毕现。陶辛教授当时即以“木刻版画”形容，我以为是极其恰当的比喻。而勃拉姆斯“第四”大提琴齐奏后面隐隐衬着长号形成的低沉瑰丽声音，正是我梦寐已久的德国之声啊。而这样的浓郁与华丽音色的全场表现，正是我在拉特尔时期的失落之处。
此时恍然大悟，原来乐队们选的不是指挥家，而是“德国之声”。经过与拉特尔18年的磨合，柏林爱乐演奏员们更清楚，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作者：沈次农
文：沈次农 编辑：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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