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的故乡高密

故乡往事
莫言
我生在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平安村里，一直长到二十岁才离开。故乡——农村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创作的源泉，也是动力。我与农村的关系是鱼与水的关系，是土地与禾苗的关系。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也是鸟与鸟笼的关系，也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虽然我离开农村进入都市已经十好几年，但感情还是农村的，总认为一切还是农村的好，但假如真让我回农村去当农民，肯定又是一百个不情愿。所以有时候骂城市，并不意味着想离开；有时候赞美农村，也不是就想回去。人就是这样口是心非，当然也会有始终心口如一的特殊例子。
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小说的魂魄。故乡的土地与河流、庄稼与树木、飞禽与走兽、神话与传说、妖魔与鬼怪、恩人与仇人，都是我小说中的内容。要把我与农村的关系说清楚，不是太容易。我想拣几件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又没有写进小说里的事儿写写，也算向读者坦白吧。
一、滚烫的河水
我这辈子记住的第一件事，是掉到茅坑里差点淹死。那大概是我两岁的事。
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个暴雨很多、骄阳如火的夏天，家里那个用砖头砌就的很深很大的露天茅坑里潴留着很多雨水，水面上漂浮着一层草木灰，草木灰中蠕动着长尾巴的蛆虫。我记得茅坑角上插着一根木棍子，是为我的腿脚不方便的奶奶预备的。
我喜欢双手抓着木棍子，身体往后仰着，一边拉一边胡思乱想。那根木棍年久腐朽，突然断了。我仰面朝天跌进茅坑里去，喝了一肚子臭水，幸亏我的大哥发现把我捞上来。
大哥拿着一块肥皂，把我扛到河里去洗。我记得正是中午头儿，阳光特别强烈，河里的水明晃晃的，耀得人不敢睁眼，满河里都是洗澡的男人和戏水的男孩。男孩们追逐着，叫嚷着，腾起一片片白色的水花。大哥把我放进河水里。河水滚烫，我嗷嗷地叫着，搂着大哥的脖子使劲地把腿蜷起来。大哥硬把我按在水里。我哭着挣扎着。我记得大哥说：你一身屎一头蛆，不烫烫，脏死了。
我还记得周围的滚水中露着一些青色的男人头颅，那些漆黑的眼睛在蒸气中眨动着。谟贤，怎么了？我记得他们很尊敬地叫着大哥的学名问。大哥那时正在夏庄镇念高级中学，是村里唯一的中学生，受着村民们的尊重。
大哥说：掉到圈里了，差点淹死！我记得那些男人笑嘻嘻地问我：屎汤子什么味道？好喝不好喝？大哥往我的头上抹了很多肥皂，肥皂泡沫杀得我睁不开眼睛。我闻到了肥皂味儿、鱼汤味儿、臭大粪味儿。
我认为三十几年前的太阳比现在毒得多，能晒热半河流水。那样滚烫的河水我再也碰不到了。近十几年，故乡所有的河流都干得底朝了天，我的乡亲们在河床上晒庄稼，搭上台子唱戏。关于在河床上搭台子唱戏的事，我在一部题名《爆炸》的中篇里有过描写。

二、成精的老树
“大跃进”、大炼钢铁、吃公共食堂时，我已是三岁。先是记得我家菜园子旁边那株数人难以合抱的大柳树被杀了，拉去当炼钢铁的燃料。杀树时我跟着姐姐满腔怒火地站在很远的地方观看。虽然农村“共产主义”管什么都不要钱，但我们对自家的大树有感情了，杀它我们心疼。
杀树的人有十几个，有拿斧的，有拿锯的，有拿十字镐的，有拿大锛的，噼嘛啪啪，从日头冒红折腾到太阳平西，雪白的木屑飞散在大树周围厚厚一层，但大树森森屹立，总是不倒。邻居孙二提着大斧绕着大树转着说：“该倒了吧，怎么总是站着？”
很多遥观杀大树的婆婆妈妈嘁嘁喳喳地议论起来，说这棵大柳树有几百年的寿命，早就成了精了，不是随便好杀的。说有一年谁谁谁从树上钩下一根枯枝，回家就生了一场大病，何况要杀它！砍一斧没有血来就算树精遮了众人的眼。婆婆妈妈议论着，杀树的男人都怯怯地离了那挨千斧万锯而不倒的老树，远远地躲到矮墙边上抽烟袋。夕阳渐下渐浓，红光像血一样，把老树映得一片辉煌，看光景杀树的男人也都害了怕，没人敢靠前了。
正在这时候，大队长张平团来了。他瞪着两只呆愣愣的大眼，大背着一杆长苗子鸟枪，穿着一身又脏又破的军衣，腰里扎着一条黑色的牛皮腰带，很宽；腰带扣是黄铜的，闪闪发光。据说他常用这条腰带抽他的老婆，这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亲眼看到过好多次他打老婆，但都不是用牛皮腰带，用枪苗子戳，用疤棍子掳，用木板子砍。每次他都把他那个又瘦又小的老婆打得血肉模糊，眼见着要死的样子，但她总是能活过来，而且还能在这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中一胎接一胎地生孩子，尽生些秃头小子，七长八短一群，五冬六夏光着屁股，都瞪着呆愣愣的大眼，一看就知道是大队长的种子。
大队长昂着头，瞪着眼，像哪吒一样，风风火火地滚过来，冲着那些杀树的男人破口大骂：“……磨洋工吗？十几个整劳力，一天杀不倒一棵树，要你们干什么？都给我滚起来，杀。”
孙二弓着腰，踱过来，愁眉不展地说：“大队长，不是我们磨洋工，这棵树成了精了，不好杀。”他指指被砍得摇摇晃晃的大树和遍地的木片，怯声道：“都成了这样了，它硬是不倒。”
“放屁！”大队长骂道，“听说过狐狸成精，没听说过柳树成精。不倒？它凭什么不倒？它敢不倒！我给你们轰它一枪，压压邪气！”说着，他把肩上的鸟枪悠下来，端在手里，喝一声：“小孩子闪开点！”然后，举枪单眼瞄瞄准，说：“我可是要搂火喽！”随着一钩扳机，一股小小的黄烟从枪机那儿冒起来，紧接着一溜火光蹿出枪管，震天动地一声响，一大团铁砂子打在树干上，掏出了拳头大小一个窟窿。大树抖了抖，依然不倒。

大队长猫着腰走到树下，转着圈看了看，说：“断是断了，就是树头重，压住了。找绳子，拴住树杈子，拉，一拉准保就倒了。”杀树的人们大眼瞪着小眼，懒洋洋地，没有一个想动。大队长瞪着眼，大声吆喝：“想让我拔你们的白旗吗？孙二，你去大车棚里拿绳子。”孙二黏黏糊糊地说：“大队长，天就要黑了，黑灯瞎火的，砸着人就不是玩的。”大队长道：“胡说，放着它立一夜，不是又长到一块儿去了嘛！别给我蘑菇，快去。”
孙二嘟嘟哝哝地去找绳子，大队长瞅着机会，剥皮剜眼地训斥杀树的人。大家都低着头抽烟，没人吭气。大队长也觉得没趣了，吐了几口唾沫，单手叉腰，往大车棚的方向望孙二。
孙二拖着大捆绳子，像一条被打出了肠子的狗，三步一歇地磨蹭过来。
大队长命人上树挂绳，没人敢上。张三说腿痛，李四说腰痛，王一说眼神不济，都不愿上树，用枪筒子戳着腚也不上。大队长无奈、皱着眉头想了个偷巧的法子，用绳子绑了一块砖头，往树杈上抛，三抛两抛，竟然成功了。拉紧了绳，大队长喊着号子，一、二、三，拉——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嘎吱嘎吱几声巨响，大树缓缓倾斜过来，有人喊了一声：“不好！”
众人扔掉绳子才待要跑，哪里跑得及？大树挟着风裹着月，像一团黑压压的乌云，比风还快地倒了。庞大的树冠陈在地上，蓬松着像一座小山。短墙倒到白菜地里去了，孙家的三间草屋倒了一间半。十几个杀树的民工一个也没落，全给捂在树里。他们在树里边出不来，人不停地叫唤。大队长站在边上喊号，看事不好，几个小箭步就蹿出几丈远，脱离了危险。到底是当过志愿军的人，反应敏锐，腿脚矫健。

先是围观的婆婆妈妈们尖声叫起来，继而是大队长尖着嗓子沿大街来回跑动着喊叫：“救人——救人——”附近土高炉那儿正在砸锅熬铁的人乱纷纷跑来，七嘴八舌地问：“人在哪儿？人在哪儿？”
后来就试探着拉那树冠，哪里拉得动？一老者道：“别拉！一拉两鼓涌，原来死不了的，也给揉搓死了。”都停手不拉，但没有主意，老者道：“多找大齿锯来，卸树杈子。”
众人找来几张需要两人拉动的大齿锯，又点亮几盏马灯，哧啦哧啦地锯树杈子。大队长早就不咋呼了，鸟枪也不知扔哪儿啦，煞白着脸儿，提着一盏马灯，给拉锯的人照明。
被砸在树下的人的亲属听着风来了，哭的哭，叫的叫，像死了人报丧一样。树下的人有能跟亲属对话的，劝亲属不要哭；伤重的就顾不了人伦，一个劲儿呻唤；也有自始至终没出动静的，亲属呼唤也不答应的，大概不死也是发了昏了。
树冠渐渐秃下去，几个小时后，终于见了地皮，把树下的死人活人拖出来，抬到卫生所里去。满地都是血。人终于散得不多了，大队长提着马灯，呆呆地站在那儿，像根木桩子一样。
这是我们村几十年没出过的大事故，死了五个人，孙二是其中之一；其余的都受了伤，伤得最轻的王四海，也断了一条腿，折了八根肋条。
我爷爷原先是痛恨杀树者的，在斧锯声中骂不绝口。事发后，他叼着那支红铜嘴儿、青铜管儿、黄铜锅儿的全铜烟袋，一锅连一锅抽烟，脸青着，一句话也不说。
三、爷爷的故事
实际上我要写的是关于爷爷的一些事情，几乎没有虚构，题目中有“故事”二字，并不意味着我要编造什么。自从我写了《红高粱家族》之后，有一些读者来信问我：你爷爷是否就是土匪余占鳖的原型？不是的，我爷爷与土匪司令余占鳌没有任何关系，他是一个真正的优秀的农民。他个头中等，人很瘦，是干农活的好手，也是心灵手巧的木匠。后来他老了，腰弯得像鱼钩一样，这是年轻时出力太过的后果。
爷爷年轻时腿上生了贴骨疽，据说病情十分严重，眼见着一条腿难保了。无奈，只得请来全县闻名的医生“大咬人”。此人医术高明，尤其是治毒疮恶疽有绝活，但极难侍候，非坐健骡拉的轿车不出诊，食鱼肉、饮美酒，诊费要得凶狠，故称“大咬人”。雇了轿车子把“大咬人”搬来，谈起来竟是瓜蔓子亲戚，于是“大咬人”也不咬人了，给开了三服中药，十分把握地说了每吃一服药后病情的变化。我的大爷爷也是个中医，对“大咬人”原也不十分服气，所以他亲自观察我爷爷服药的病情变化，果然如“大咬人”所预言，大爷爷十分心服。大爷爷说三服药吃完后，爷爷的一条腿像熟透了的瓜一样，插进几十根中空的麦秆草引流，脓血流了许多，后来竟一点也没落残。据说那“大咬人”能把人头上的疮用一服药给挪到屁股上去，虽说是玄而又玄，但我基本相信，中医里确实有一些半仙样的人物。
每年的麦收季节，是我记忆中十分愉快的季节。这季节遍地金黄，为了抢时间，男劳力们披着星星下地，早饭送到地里吃。各家都把去年残存的一点点小麦磨了，擀饼蒸馒头，犒劳镰刀。我十三岁那年，第一次告别了拾麦穗的儿童队伍，提着镰刀，加入了割麦的行列。我的镰刀是爷爷亲手帮我磨的，磨得非常快，吹毛立断。我信心百倍地提着快镰，头顶着幽蓝夜空上的繁华星斗，跟随着大人们走进散发着麦香的田野，心情兴奋，似初次上阵的新兵。
我们那地方土地辽阔，庄稼都是种成大片，无论是高粱还是小麦，都有一望无垠的劲头儿。那天早晨收割的那块地是最短的，但一个来回也有五里。每个人割两行，梯形排开，队长在最前头，我在最后头。割了半个时辰，前边的人就没影了。后来日头在东边冒了红，染得地平线上的几条长云如同烂漫的绸带。早起的鸟儿在灰蓝的天空中婉转地呼哨着，潮湿的空气像新酿出的酒浆。我直起麻木沉重的腰，看到遍地躺着一排排整齐的麦个子，割麦的男人们已经在遥远的河堤上等待开饭了，而我还在地半腰。
后来队长与几个人分段割完了我那两行麦子。我提着镰刀，非常不好意思地到了地头。刚要拿碗去盛队里免费供应的绿豆稀饭，一个家庭出身很好、在队里说话很硬的小个子男人把我的碗夺过去，扔在地上，气势汹汹地说：你还有脸喝汤？你看看你割那两行麦子，茬子高，掉穗多，浪费粮食糟蹋草，该扣你们家的粮草！他的话分量太重，我委屈地哭了！
队长说：你还是拾麦穗去吧，再长几岁，有你割麦子的时候。当天中午，爷爷知道了这件事，他很生气。吃过午饭，他提着一把镰，到了割麦的地方。爷爷是不愿加入合作社的，但拗不过思想进步的父亲。入社后，他便发誓不为生产队干活，割草卖，没草割的时候就做木匠活。所以爷爷在生产队麦田里出现引众人注目。队长很客气地招呼。爷爷也不说话，拣了一块麦子长得格外茂密的粪盘地，弯腰挥镰，唰唰唰一阵响，便把一个两头粗、腰儿细的麦个子扔在众人面前。那活儿自然是一流的，没人能比。训斥过我的小个子脸红了。爷爷说：你们割了几亩麦子？弄得灰头垢脸的，早年我去上坡田割麦子、穿着白漂布的小褂，手提着画眉笼子，割一天下来，衣服还是白的。
爷爷说得可能有点玄，但他的技艺的确把人们镇住了，替我出了一口气。
爷爷会织渔网，会编鸟笼子，会捕鱼捉螃蟹，还玩鸟枪打鸟。他是个有情趣的农民。后来的人民公社大锅饭，把人像牲口一样拢在一起，人们过着一种半军事化的生活，去赶个集都要向队长请假，农民的所有时间都不能自己支配，有情趣的农民也没有了。这几年土地分到了户，农民们比我在农村时要舒服多了；虽然干活也苦也累，但人身恢复了自由，人的脑袋也有了更多的用处。如果我的爷爷还活着，他一定会愉快的。
事实上，人民公社那一套，人人都知道不灵，但谁也不敢说。上头把政策一变，饭也吃饱了，衣也穿暖了，房子也住好了。守着那么肥沃的土地，竟饿肚子许多年，想想也不知道该恨谁。当年我爷爷就诅咒人民公社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这在当时可算弥天大罪，现在应了验。
关于农村，可以说的话实在是太多。譬如农村的政治制度、宗族问题、农时节气、庄稼草木、土地河流、家禽家畜、蚊蜢蛆虫、风俗习惯、洪水旱魃、苛捐杂税、奇人异事……都能拉开架式写大块文章，只可惜版面有限，只好草草结束这篇“四不像”的文章，读者姑妄读之吧。
一九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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