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被古人称为三代，为什么“夏”和“周”都曾被后世政权采用为国名，唯独“商”却没有？

夏商周被古人称为三代，为什么“夏”和“周”都曾被后世政权采用为国名，唯独“商”却没有？

就不说「宋就是商」这个梗了，其实国名都是有其现实的考虑的，但是商占不到任何一边，所以选的比较少了。具体来分析的话，夏有异族优势，周有地域、文化优势，商夹在中间，又地处中原，不太容易被选中。
在元朝坏了规矩之前，国号都是取春秋古国之名。儒家最喜欢说的例子：

汤，七十里王天下，文王，百里而王天下

就是说商和周本来都是小国，但是因为受了天命，所以能够成为天下之主。后世的皇帝有样学样，称帝的时候取法三代，突出自己的传承和「受天命」。
所以问题就在于到底怎么突出自己「天命所归」这个问题上。
对于六国旧贵族来说，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必要，因为六国本来就是春秋之余绪，名正言顺。之后秦被楚所灭，楚义帝所封，就是「受命」，所以刘邦的国号，就是「汉」。取一个始封于汉地，然后因为自己「德行高超」，从而化家为国，化国为天下，成为皇帝的过程。
新朝虽然短暂，但是从「为万世立法」的角度，王莽是很重要的。一来从从步骤上立了榜样，二来提供了好几个合法化的思路：从祖先、从封地、从谶纬。
从祖先来说，王莽称自己是舜帝之后，故而能够接受尧帝之后刘姓的禅让；
从封地来说，汉王莽之前被汉帝封为「新都侯」，故而顺理成章以「新」为国号；
从谶纬来说——这个太多了。
所以后世立国，基本上没有出过王莽划下的这三个思路。
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大朝代往往在意天命多一些，所以重谶纬：
这段时间的大朝代国号很多都受到了「代汉者当途高也」这句谶语的影响。魏，无论是曹魏还是北魏/东魏/西魏，其实都是试图代汉的，因为魏是路边的宫阙，正是当途高者。而因为曹操足够有权势，所以可以按照谶语让汉献帝给他封公封王——可以说封「魏公」本身意味着曹操有篡夺之意，这个落脚点并全在「公」或者「王」上，也在这个「魏」字上，如果不想篡夺，为什么要献帝封魏王呢？按照王莽的例子，曹操是武平侯，武平侯是夏商时代的厉国，后来被陈国所灭，而陈为楚所灭。楚国这个确实不太合适，但是封曹操一个陈王、厉王是没问题的，这些不用，用魏王，就反应了曹操的司马昭之心。
而晋朝的命名同样也受到「当涂高」的影响，司马昭是高都侯，要不说代魏之心路人皆知呢？封号上写的明白。而后来受封「晋公」，也是因此：

晋者，进也；由汉而魏，由魏而晋，是由高而上至于极尊也，司马炎基此而受魏禅，平吴而成一统，亦终成司马懿父子之志。

用魏晋两个例子，我是想说明，尽管大家都用春秋古国来命名自己的小国家，走王莽的程序，但是其实可选择的余地还是有的，并且很大。
而割据政权往往在意自己的实控地或者祖先所在地。典型的就是赫连勃勃的胡夏。夏的优势在于他有匈奴血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而赫连勃勃是匈奴铁弗部人，用夏来命名是很自然的。
同样还有武则天、郭威和吴三桂。武氏出自周室，传说中的武氏始祖姬武是周平王的幼子，所以武则天掌权之后追封自己的爹武士彟为周国公。那么武则天建立的朝代自然也是周朝；而郭威自称为周朝虢叔后裔，因此也以周为国号——其实虢自有虢国，明显是郭威不想用非要贴着周；吴三桂放着自己的封国滇、辽、和吴姓不用，也是非要上溯到吴姓先祖周太伯，如果不是看了周本身所隐含的文化意义，我是不信的。
北周稍微有点例外，因为北周真的是在周朝故地。宇文家族实控关中，就是当时周朝的龙兴之地。但是周朝的龙兴之地也是秦的，不称周而称秦，也是考虑到当时周弱齐强，宇文家族为了团结汉人，也标榜自己要复兴周礼，展开文化攻势，所以国名就定为周。
至于西夏其实和三代关系不大，李元昊建国的时候以夏州得名，所以国号称大夏。

<hr/>至于朝代里面的两个宋，刘宋和赵宋，其实命名的时候都没有「远追殷商」的目的。
刘宋之所以叫宋，是一个尴尬的误会。刘裕是楚元王刘交的后裔，楚元王，汉天子所封，所以刘裕最正的国名应该是楚，但是刘裕脸皮再厚，也不能刚灭了桓楚，自己再叫一个楚，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把春秋时期占领彭城（徐州）的宋拿过来借用。而正规的商在淇县、商丘一代，和徐州还有点距离，所以刘裕没什么动机叫商。
到了赵匡胤时代，五代时期兵荒马乱，国名起的都比较随意，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时候还没有封国，如果按照祖先，他保定人，可以就叫「赵」；但是赵匡胤没那么选，觉得节度使就等于古代的诸侯了，归德军节度使治所宋州，所以以宋为朝代名。这个宋是宋州的宋，非春秋之宋。
不过不管怎么说，赵宋是最接近「商」的国号了，赵弘殷的儿子建立了宋，真的是弘殷啊。
<hr/>说到底，还是怪怪赫连勃勃和李元昊不争气，如果赫连勃勃的胡夏、李元昊的西夏，甚至于窦建德的夏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大王朝的话，那么推翻这个夏政权的起义军，很可能就会给自己命名为「殷」或者「商」了，取一个伐夏得天命之意。

因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商人”一词就已经成为做生意的群体的通用称呼了
结合古代多数时间里都把“商人”群体当成贱民来对待，动不动就不许商人做官，把商人排在工人和农民后面。哪个朝代会这么想不开，用这种名字称呼自己？

因为商的生态位被“殷”或者“宋”取代了。
如果古代人想要用“商”取国号的话，那么他一般会选择“殷”或者“宋”，而不是用“商”这个国号。因为商这个国号往往让人想起商纣王，而“殷”也是商的别称，会让人想起盘庚迁殷。盘庚是古代的明君，形象要比商纣王要好得多。
至于“宋”，宋国是商朝正经的后代，周朝认证的继承商朝的二王三恪。宋襄公再差也是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讲仁义虽然被后世儒家认为是仁爱过度而失去霸业，但总体上宋襄公还是一个正面形象。宋也是古人印象中的一个颇有古风的仁义之国。
同理还有“韩”这个国号，韩是三家分晋，士大夫叛乱瓜分晋国建立的国家。本身相对于魏国赵国又非常弱小。因此后世之人如果要用韩做国号，就宁愿用和韩同居一地，首都都是郑州的“郑”，而不是“韩”。因为郑国虽然也不强。但好歹是正儿八经周天子册封的诸侯。比如隋末王世充就自称郑帝。
殷这个国号在五代十国出现过，五代后期闽国内乱。闽国建州节度使王延政占据建州自称大殷皇帝和自己的兄弟王延曦抗衡。
延政，审知子也。曦立，为淫虐，延政数贻书谏之。曦怒，遣杜建崇监其军，延政逐之，曦乃举兵攻延政，为延政所败。延政乃以建州建国称殷，改元天德。《新五代史.闽世家》
由于王延政版图狭小只有五个县的地盘。他称帝后被南唐伶人嘲笑是“只有泗州和尚，哪来五县天子”。后来国力弱小的殷国也被南唐中主李璟所灭。王延政被俘后去南唐参加宴会，因为赏钱给的少，又被南唐伶人笑话说“大殷国平天冠已经没用，就这样赏给我把玩吧”（笑话他是亡国之君）。王延政也只好忍着。


王延政版图狭小，境内所谓的镛州不过是把建州将乐县换了个名字虚张声势。
至于宋，在历史上出现的更多。南北朝的南朝之一就有刘宋。五代之后就是赵宋。赵匡胤用宋当国号其实是玩了一点小聪明，不光是因为自己担任的归德军节度使驻地正好是宋国故都。五代的国号是“梁唐晋汉周”。而历史上唐朝之前是司马晋，司马晋之前是刘汉，刘汉之前是姬周。五代的国号正好从后唐开始是不断出现更古代的国号。而周朝之前就是商朝了。
赵匡胤用宋当国号附会商朝。也颇有暗示自己天命所归的意思。


因此拿商当国号的还真不少，“殷”和“宋”不都是商的意思吗？

因为殷商政权并没有因为武王伐纣而消失
商朝满打满算5百多年
还迁都了十几次
商纣王哥哥建立的宋国
享国八百二十九年……
春秋霸主它也当了
战国称王它也称王了
但凡它多活个百八十年 能把周朝都熬死
周天子无了 到时候振臂一呼 可不就都听我大宋王哒
谁说微子是商奸啊
这妥妥的曲线救国
大宋不称臣 纳贡品 送岁币
天子飙驴车
城头跳大神
北宋打不过辽 但比辽活的长
南宋打不过金 但比金活的长
又都让它熬老太太熬死了
根本难不住它
坚定苟住
就有办法

“商”也是有的，但更多的时候并不称之为“商”，而是“宋”，或者说，“商”被“宋”给覆盖了。
<hr/>国号通常与地名息息相关，这又涉及到分封与国号问题，这个传统至少可追溯到周代，即受封之人的国号通常取自地名。
这个“地名”通常存在两种情况，一个是以封地之名为国号，如邢国、曹国、齐国、许国、虞国等；一个是以既有地名给新的封地命名，并以此为国号，如商丘之宋、南阳之吕、湖北之唐、陕西之秦等，这便是地名漂移现象。
后世分封仍然延续周代传统，即冠以封地之名，如：汉王、齐王、赵王、楚王、郑王、晋王、济南王、成都王、唐国公等等，而像羹颉侯这种扯淡的事还是极少的。
于是，开国皇帝通常会以自己原来的封号或起家之地的地名为自己的国号，金、元、明、清不在此列，另一个比较不走寻常路的就是王莽的“新”。
“夏”是个很古老的地名，并且也被覆盖了，覆盖“夏”的便是“唐”。

（后帝）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左传》

而“唐”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晋”覆盖了，唐叔虞便是周代晋国的创立者。

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左传》

后世受封于山西之人便常以“晋”和“唐”为封号，故在山西起家的政权习惯于用“晋”和“唐”，而不大用“夏”。
但“夏”发生了漂移，在西北地区也有了一个“夏”，所以西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常以“夏”为国号，或许是缺啥叫啥吧。
最早的“周”在陕西宝鸡，即周原，又由于周代分封之故，后世的很多姓氏出自周族的姬姓，如果自己或祖上缺乏威望，那么追溯到“周”也算是合理的。
“商”本身没有发生过漂移，却又被“宋”覆盖了，所以大家通常也就不会以“商”为国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