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是不是对商朝文化进行了一次大清理？

关于商朝的文化典籍如此稀少，难道商朝就没有出现过重要的思想文化。如果有，何以传世不多？基本都是周朝的，又或周朝并周以后的人，假托黄帝之口的。有没有可能西周立国后，对商的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大清理。

从考古角度来说，新兴的周王朝，对商朝从文化到物质做了很深的一轮清洗，尤其是三监之乱，周公二次东征，在剿灭三监后，把商代历代王陵给刨了，要从根上绝了殷遗民认祖归宗心理，以达到“以绝殷祀”的目的，但做法过于阴狠下作，这些如果传于后世，将有损周公“好礼”的伟大形象。后世周代史家可以回避隐瞒，商代的众多遗存就这么抹掉了。
以上观点，来自吉林大学井中伟老师的《殷墟王陵区早期盗掘坑的发生年代与背景》
文中通过对西北冈王陵区14座大墓早期盗掘状况进行分析，得出以下认识：
其一，早期盗掘坑的开口层位较深，一般在地表以下1～3米深处才露出坑口，坑
内填土由于受自然压力已变得相当坚实，这不同于开口于地表、且填土甚疏松的近代盗掘坑，表明各大墓被早期盗掘的时间比较久远。
其二，早期盗掘坑的盗掘手法不同于近代盗掘坑。后者出于省工省时且掩人耳目的需要一般呈面积窄小的长方形挖掘位置的选择比较盲目且深浅不一。而早期盗掘坑基本位于墓室中部，即使坑口略有偏斜，向下仍能移至墓室正中。这说明早期盗掘者对大墓的所在位置与形制了如指掌，无需探寻而能准确掘入；而且坑口几乎占满墓室，深度直达墓底，要挖掘如此大规模的土方量显然非偷偷摸摸的少数人所能为。
其三，由于当时棺椁保存尚好，故早期盗掘者可以循椁室四壁下掘把室内之物洗劫一空，将墓主和殉人及殉牲的骨骼严重扰乱，最后再将棺椁木架拆毁或放火焚烧。这说明早期盗掘的时间与大墓埋葬的时间间隔不会太长，早期盗掘者不仅要攫取墓中随葬的宝器而且是带着充满敌意的报复心理将包括尸骸在内的墓室所有毁坏殆尽。
其四，早期盗掘坑内出土的遗物下层多，上层少，且不同盗掘坑出土的部分遗物残片彼此可以拼合，说明它们被同时开掘时，上层墓土堆放在下、下层墓土与毁弃器物堆放在上，及时回填时，已被扰动的墓土又大致复归。由于墓土就近堆放或回填得很草率，以至于同一件器物的残片被随意散弃在不同的盗掘坑内。
下图为殷墟西北冈大墓上的早期盗掘坑 ∙HPKM1001 2∙HPKM1002 3∙HPKM1003 4∙HPKM1004 5∙HPKM1217 6∙HPKM1400



殷墟西北冈大墓上的早期盗掘坑 ∙HPKM1001 2∙HPKM1002 3∙HPKM1003 4∙HPKM1004 5∙HPKM1217 6∙HPKM1400


综合上述四点，西北冈大墓上的早期盗掘坑具有明显的共时性特征，这种 在较短时间内所进行的如此浩大的“工程”，应是由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有组织、有预谋 地进行的，并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进行的。
早期盗掘坑内出土的陶器【陶鬲、簋】、铜戈、箭簇，都具有明显的西周早期风格，






综上殷墟西北冈大墓上早期盗掘坑的发生年代约当西周早期。
而先秦典籍中，并不见相关记载，然而根据文献所反映西周初年的历史背景，推断周人大肆盗掘殷商大墓的行为很可能与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叛乱的史实有关。
史书记载武王伐纣仅用时一个月,“小邦周”灭亡“大邦殷”,取而代之成为天下共主。但以“小邦周”自己的力量,一夜之间要全面接管“大邦殷”数世累积之王业,特别是顽固的殷遗复辟势力仍相当强大,附殷的东夷诸国也尚未归顺,实在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为了巩固新生的姬周政权,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尤其封纣子武庚于殷都“以续殷祀”,推行“以殷治殷”之策,其目的在于争取殷遗贵族的合作和安抚殷民之心。这种政治上的妥协,既是形势所迫,也是新得天下的周初统治者
力求稳定的需要。当然,为防范殷遗势力复辟,武王还封管叔、蔡叔于殷都附近以“监武庚”。基于上述时势,特别是纣子武庚与殷民仍居留原地,殷商王室陵墓自然能够被保护,而绝不会被大规模发掘。关于这一点,从考古学方面也能得到验证,即殷墟文化第四期最末阶段的部分遗存,尽管文化属性仍可归于商文化,但其年代已进入西周初年,如殷墟西区M1713的下葬时间当在纣王帝辛之后的“武庚监国”时期。
武王克殷后“天下未宁而崩”,时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后,作为武王次弟、深怀“践祚”野心的管叔极为不满,于是“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造谣中伤周公,并勾结武庚,公然发动叛乱,一些殷遗贵族和附殷诸国也趁机煽动武庚复辟。一时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姬周王朝面临着“若涉渊水”的严峻形势。值此国难当头、生死存亡之际,周公力主镇压,在“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使平叛认识达成一致后,遂兴师东征。为了完成武王临终前提出的“我图夷兹殷”之遗志,实现姬周天下“大一统”的局面,周公不仅对管、蔡“大义灭亲”,尤其对以武庚为首的殷遗复辟势力进行了坚决的军事镇压,杀戮应是异常惨烈的。
平定武庚叛乱后,周人将士很可能有预谋、有组织地大肆发掘了殷王室和顽固贵族的大墓,不仅尽取随葬的宝器,还将墓主尸骸扰乱,拆毁棺椁或付之一炬,这对殷遗复辟势力的认祖归宗心理无疑是最沉重的打击。表面上看来这是对武庚叛乱的惩罚,更深的目的则是要“以绝殷祀”。毕竟这种做法不太光彩,有损于当权者周公的伟大形象,故史官们对此避而不书。然而与之类似的“剖棺、戮（或焚、鞭）尸”的“发墓”行为在后世还是时有发生的,它不同于以单纯搜求财富为目的的普通盗墓,其根本动机就是要通过这种极其有力的手段惩罚敌对方,实现心理征服与“厌气破势”之政治目的。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和文献记录来看，西周建立之后，不仅没有对商王朝文化进行所谓的“清理”，更结合周人及当时其他民族的文化，对商文化进行了更加系统性的整理，甚至可以说，商文化正是后来辉煌的周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对商文化系统性的学习在先周文化时代就已经开始，在武功县出土的“游凤七器”、贺家村73M1等先周青铜器上就能看出对商文化青铜器浓郁的模仿痕迹，其时代约在殷墟三期，即商王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经过长时间的模仿，先周文化形成了以殷墟风格为底，带有周文化自我风格的青铜器群，如著名的利簋，簋底的方形底座是鲜明的先周特征，离开了殷墟青铜簋的基本形制，周初就出现这样的精品是难以想象的。

作者：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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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文化仅《天干地支》和《子丁 · 归藏》而无其他典籍



周王朝传承了《天干地支》记日记时
周文王继《子丁 · 归藏》续《洍昌 · 周易》
何来“西周对商朝文化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呢


有人说“商王朝有辉煌的青铜文化”
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有谁知道是“掠夺来的”呢
安阳博物馆中的金玉器精品除“后母戊鼎”外
还有哪件是商人自己畴造雕刻的呢




文王敬贤图

商纣王灭了“曾荣辛程吕散”六国
曾侯南括 · 辛伯甲 · 吕伯望 · 散伯宜生等亡国之君逃亡小邦周
正如子曰“兴灭国 · 继绝世 · 举逸民 ”
武王戬商后次年把“”文王八友（乱臣十人之八）”带到文王清庙读祭文


文王诸公 · 天赐祉福 · 惠我无疆 · 子孙永保之
无愧于封邦 · 惟王尊崇之
发扬军功 · 继续其辉煌 · 无境惟人 · 四方可教训
丕显惟德 · 为诸候典型 · 於乎 · 前王不忘


祭清庙后文王八贤各回各家而各兴各邦
从而兑现了文王对八友“兴灭国”之承诺












秦穆公子任好墓

周王朝继承夏王朝“礼仪之邦”之风尚
禁止洍周诸侯国用人殉葬
但东夷九夷之昆夷（秦人）恶习不改


秦康夫人与君父简书

焦焦黄鸟 · 如立棘 · 谁殉穆公 · 子车奄息
惟此奄息 · 百夫可得 · 临墓穴 · 惴惴颤栗
天啊苍天 · 灭我良人 · 如可替赎 · 人百替身

焦焦黄鸟 · 如立桑 · 谁殉穆公 · 子车仲行
惟此仲行 · 百夫可防 · 临墓穴 · 惴惴颤栗
天啊苍天 · 灭我良人 · 如可替赎 · 人百替身

焦焦黄鸟 · 如立楚 · 谁殉穆公 · 子车鍼虎
惟此鍼虎 · 百夫可御 · 临墓穴 · 惴惴颤栗
天啊苍天 · 灭我良人 · 如可替赎 · 人百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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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己之见 · 仅供笑阅）248,415

周对商的文化革命 可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
商人主要生产经济是畜牧业商业农业 混合经济。商人早期就以畜牧业发达著称，先秦史书中多记载 商人“牧夫牛羊” “服牛马”，也有很多商业记载，比如先王亥就在有易氏卖牛马 被杀 后来引起部落战争。而商人比较典型的人祭行为，可能也是因为经商需要 威慑周边部落。
周人是一个农业部落，周字甲骨文 就有田部首。周代商，实际上就是周人把 重农 这个经济模式代入全天下，农业发展人口增多，然后又进一步增大农夫数量，正反馈造成整个社会 后来 有重农抑商 减少畜牧业 等种种现象。结果就是中国社会3000年基本绑定在农业社会上。
所以如果没有周代商 或者 周人不是农业部落，可能中国历史走向 会更类似欧洲 半农半牧经济，进而影响文化 社会 政权等方方面面
周之后所有的王朝易帜基本没有改变 周人重农的模式

实名反对 @杞鋂 的答案。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和文献记录来看，西周建立之后，不仅没有对商王朝文化进行所谓的“清理”，更结合周人及当时其他民族的文化，对商文化进行了更加系统性的整理，甚至可以说，商文化正是后来辉煌的周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对商文化系统性的学习在先周文化时代就已经开始，在武功县出土的“游凤七器”、贺家村73M1等先周青铜器上就能看出对商文化青铜器浓郁的模仿痕迹，其时代约在殷墟三期，即商王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经过长时间的模仿，先周文化形成了以殷墟风格为底，带有周文化自我风格的青铜器群，如著名的利簋，簋底的方形底座是鲜明的先周特征，离开了殷墟青铜簋的基本形制，周初就出现这样的精品是难以想象的。


在武王伐纣和周公东征之后，遭到清算的主要是依附于纣王、武庚一系的王朝贵族，周人虽然在军事上对自身实力的认知是相当清楚的，对商王朝上层贵族的笼络不仅可以保证初生王朝的稳定，还能使相对落后的周文化快速赶上，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对此，我们可以举出文献、考古双重材料来进行证明。
文献材料如《尚书·多方》中，周公旦对殷商“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的训诫：

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你们在这洛邑，努力耕耘田地，天就会保佑你，我们周人也会大大地赏赐你们，把你们选拔到王庭中来！努力做好你们的职事，就能让你们担任重要官职）

可见，对于臣服于新王朝的旧朝贵族，周王朝的官僚系统是对他们开放的。
在著名的史墙盘铭文中，西周中期（或为恭王世）的史官墙记述了自己家族的光辉历史：

清幽高祖，在微灵处，雩武王既践殷，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于周俾处。唯乙祖来匹厥辟，远谋腹心，兹内粦明……

史墙所生的微史家族，其祖先按照学者意见，可能便是微子启，即纣王庶兄，微子启在周公东征后获封于宋，微子死后，宋君世系传入其弟微仲，可能微子启的子孙此后便留在周王朝王庭之中，世代担任史官，辅佐天子左右，甚为受宠。试想一下，加入西周真的刻意地清理商文化，又怎么会容许商贵族世代在天子身边担任重要的史官呢？毋宁说商代发达的文字系统被周王朝所接纳，并将其主要用途从祭祀转向了世俗。
另外，为了瓦解商王朝遗民的潜在反抗能力，周公旦在平叛后展开大分封，将殷墟的商王朝贵族转封给功臣或盟友，由他们带往边疆建立侯国，这批商人在远离故土的王朝边境，过得其实相当不坏。
文献记载如《左传·定公四年》中，对唐叔虞的分封（晋国）中提到：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其中，怀姓九宗和职官五正都是赐予唐叔虞建立唐（晋）国的殷民，而在《左传·隐公六年》的记载中有

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

这里的翼九宗五正显然即唐叔虞得赐的“怀姓九宗，职官五正”，从左传的记录来看，这些宗族在晋国安然度过了西周，甚至到春秋初年都依然有相当强的实力，其宗族组织也没有被破坏，依然得到了保留。
与之类似的，还有鲁国分封时，鲁公伯禽获赐“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饑氏、终葵氏”，而在春秋鲁国的阳虎之乱中，又记载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可见到春秋中晚期，鲁国的商遗民依然能够祭祀于亳社。
如果按照一些答案所说的，周王朝系统性清理商文化，晋、鲁等周文化大国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甚至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周人的上层贵族对商文化还是充满了敬意的。
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中，层出土一只由商遗民铸造的青铜鬲，即著名的伯矩鬲，其铭文曰：

在戊辰，匽侯易（赐）伯矩贝，用乍（作）父戊尊彝。

该器铭文中，燕侯赐予商遗民伯矩以贝，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伯矩的亡父日名为“父戊”，燕侯赐贝的“戊辰”日，正是祭祀父戊的日期，赐贝的用途很可能是助祭。此时的燕侯为初代燕侯克，为西周初期名臣召公奭之子，妥妥的根正苗红西周顶级贵族，做出助祭商遗民的举动，可见其对商人、商文化即使不是尊敬，起码也带有尊重。
另外，近年来流行了一些“周文化废除了商人人祭文化”的说法，从考古的情况来看，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如刚被评为2022年中国十大考古成果的旬邑西头遗址发掘中，就发现：

M90为东西向大墓，墓道向西，墓室东西长约6.5、南北宽约5.2米，墓道长约9、宽约3.3米，墓道内发现排列有序殉人38具，墓室西侧二层台发现5具殉人，墓室底部有腰坑

西头遗址近年来被认为很可能是周人祖庭——豳，在这里发现的商末周初商文化大墓中，出土的殉人达43具，你很难说周人真的对商王朝残酷的人祭传统有什么恶感，毕竟在自己家老家出现了周初仅次于滕州前掌大墓地的殉人规模。
另外， @杞鋂 的答案中，特别提到了周人没有继承商王朝的甲骨文传统，这个说法不能说完全错误，只能说完全错误。
首先，在著名的岐山凤雏村F1房屋基址H11窖穴中，发现甲骨1.7万片，其中不少带有完整的甲骨卜辞，从刻辞字体、语言习惯来看，这些甲骨属于周人，并且其时代起于商末，终于西周中期，从其中记载的周王行动来看，这些甲骨为周王室所使用。
第二，甲骨文只是商代文字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一种“手写体”文字，同时，商代也使用了更为规整的金文，铸造于青铜器上，且也用于记录长篇铭文，如出土于殷墟的戌嗣子鼎铭文：

丙午，王商戍嗣子贝廿朋，才（在）阑宗。用乍父癸宝鼎。隹王馆阑大室，才（在）九月。犬鱼。

铭文非常好读，观其字体，与西周初期的铭文很难看出区别：



戌嗣子鼎铭文



利簋铭文

总而言之，从文献和考古发现来看，西周并不存在对商文化系统性的“清理”，相反，周人相当务实地优待商王朝遗民并将商文化内化，通过紧密的互动，结合周人自己的传统形成了比商代更加灿烂的周文化

这个问题解释起来稍微有点复杂，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讲清楚，更不确定别人能不能看懂。
首先需要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在商代，并不存在一个“商朝文化”，而是众多文化并存。
商代时期存在着众多的部族和方国，彼此之间的文化存在着差异，周族就是这些众多的方国中的一员，但这些存在差异的文化之间却又是存在共性的，并且共性还要大于差异，这也是理解华夏文化起源的一个关键点。
自亶父始，周人开始定居于周原，关于周原的考古结果可去查阅相关的资料，这里只说一点：周原也是有卜骨的，并且也有在卜骨上刻字的习惯，字虽然不多，但足以证实周人与商人用的是同一种文字。
也就是说，在商代，周族文化与商族文化就已经并存了，两种文化更像是兄弟关系，它们有着共同的源头，而且这个源头要比商族和周族自身的历史都要久远。
周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夏文化的分支，周人的先祖曾经是夏后氏的农官。
商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虞文化的延续，商人的始祖契曾是有虞氏的司徒，属于权力的核心层。
顺便说一下，与契同等地位的有虞氏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伯益，而这个伯益就是嬴姓的祖先，也就是秦人和赵人的祖先。
也就是说，嬴姓的秦人同子姓的商人其实是文化同源的，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一直持续到商代灭亡，飞廉、恶来父子至死追随纣王。
问题的关键是：有虞氏与夏后氏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有虞氏的统治期并非是后世理解的那样，一世而亡，有虞氏的源头是虞幕，关于虞幕，《左传》和《国语》都有提及，他是帝颛顼的后代。
所以在周代，作为有虞氏的后嗣的陈国，他们祭祀的众多虞帝中，不仅有帝舜，还有帝颛顼。
帝颛顼是上古时期的一个重要节点，上乘少皞氏，下启高辛氏。
高辛氏之后，帝颛顼一族的统治一度发生了中断，造成这个中断的就是唐氏，后世亦称之为陶唐氏。
数百年之后，有虞氏取代陶唐氏，再度复兴了帝颛顼一族。
相信很多读者读到这就云里雾里持且怀疑态度了，说实话，我确实能力有限，无法用三言两语把这件事讲清楚，或许只有那些自己通读过《左传》和《国语》的朋友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去读《左传》和《国语》，不要太相信包括《史记》在内的汉代材料。
这就涉及到帝尧的身份问题。
我这里只讲结论，帝尧可能是“陶唐氏”，但他却不是建立唐代的陶唐氏，事实上，帝尧也是虞代的领袖。
在上古，“xx氏”并非是被同一个部族延续，这涉及到地名与氏的关系。
简单说就是，一个地方如果叫“陶唐”，那么以后所有统治这个地方的部族都可以被称之为“陶唐氏”。
可以这样去理解：帝尧是占据了“陶唐”的虞代的领袖。
所以尧舜禅让其实是部族内部的不同支系之间的权力流转，而帝舜的继承人应该是伯益。
那么禹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禹并不一定是鲧的儿子，但鲧和禹的确属于同一族系，他们来自于“崇”，“崇”与“嵩”是两码事儿，很多学者是在胡乱考证，真正的“崇”其实是在关中，渭水流域。
虽然“崇”在渭水，鲧的祖先可能还要更往西，但他的的确确是帝颛顼之后。
帝颛顼的后代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经扩张到渭水流域，甚至是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
帝颛顼的都城即是“帝丘”，在今河南濮阳境，属鲁西豫东文化区，如果不继续上溯的话，帝颛顼文化可以看作是东方文化。
也就是说，夏后氏文化其实是帝颛顼文化在渭水流域的一个分支，而有虞氏文化是帝颛顼文化在汾水流域的一个分支。
而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候，一场大洪水主导了一次部族大迁徙。
有虞氏自晋南迁徙到了鲁西豫东，夏后氏的祖先自渭水迁徙到了晋南，继承了有虞氏在晋南的城邑。
这有点类似于西周灭亡后，周王室迁到了成周，秦人占据了关中。
所以鲧禹治水的根据地就在晋南，而当时的后来的所谓中原核心区——河洛地区，已是一片汪洋。
这场部族大迁徙导致了文化上的东西对峙，到达了东方的有虞氏就是商文化的前身，考古学上称之为岳石文化。
留在晋南、豫西的夏后氏产生了夏文化，考古学上称之为二里头文化，而周文化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无论是岳石文化还是二里头文化，其实都是基于更早的龙山文化发展出来的，或者说是以龙山文化为主要前驱，这个龙山文化对应的其实就是帝颛顼文化。
总结一下就是：商文化与周文化是不同的，但他们却是同源的。
接下来讲一下信史阶段的情况。
每每讲华夏文化，很多人都会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似乎这就是源头了，误以为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文化大发展。
这个理解是不准确的，其实孔子从来就没说过他自己创造了什么，而是一直都在讲尧、舜，讲周公。
孔子并非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孔子的最大功绩不是创造了文化，而是广收门徒，发展壮大了文化。
孔子讲“仁”、讲“义”，讲“礼”，其中的“礼”的源头是周公，所以孔子称周公为圣人，而“仁”和“义”又从何而来呢？
知道宋襄公的悲剧吗？死于讲仁义。
作为宋国的公族之后，孔子的仁义同宋襄公的仁义其实是同一个仁义。
而宋国又是商族的延续。
也就是说，孔子发扬的“仁”与“义”其实是商文化的延续，这就是为什么同为商族后裔的墨子也在宣扬仁义了。
读了我前面的叙述，是不是就能理解为什么孔子和墨子都那么推崇尧和舜了呢？
同样也能理解为什么周族是不大讲尧和舜的，但他们讲禹啊！
某种程度上来看，先秦的诸子百家可以分成三大派系。
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的商文化的扩张，二者的分歧在于对周礼的态度。
以法家为代表的周文化的发展，所以法家的代表性人物大都是姬姓。
以道家为代表的陈、楚文化的复兴，也就是所谓的黄老之学。
这又涉及到楚国与陈国的渊源。
太长了，到此为止吧，有空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