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更喜欢苏东坡还是王安石？

最近在看《苏东坡传》，里面对王安石的描述感觉不是很客观，那么你更喜欢王安石还是苏东坡呢？

三十岁前，喜欢苏东坡，因为他大气豪放浪漫潇洒的诗词，“一蓑烟雨任平生”真真是才气无双，李白之外没人压得住。
三十岁后，更喜欢王安石，因为对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了解更多了。
王安石，更被人记住的身份是一个东方大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宰相；苏东坡，则是一个“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大文豪，就任地方虽多有功绩，但在政治立场上是北宋时期的旧党保守派，站在王安石的对手一侧。
拗相公虽然和苏东坡同列唐宋八大家，但他本质上是一个改革家和思想家，相比国家的变法图强，个人的文学造诣他应该是根本不在乎的。倡立新学，确立各项法度都是为了富国强兵，他是一个一心为公，极有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政治人物。
在神宗时期的北宋，西北有西夏，北边有大辽，南边交趾，大理也并不省心，“三冗”问题严重，燕云故土未收，国家更需要的不是才华横溢的诗人，而是实干兴邦的政治家。


王安石变法对当时的北宋和未来的中国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部分富国强兵的效果。可惜的是，变法没有大成，做到了富国，却没富民，之后的北宋也没有改变被北方邻居侵略的命运。

王安石变法（1069—1085）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政治变革运动。
王安石变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推进了军队建设，但由于用人不力及执行出现偏差，变法也带来一些负面效果，加之朝廷“新旧党争”，使得王安石变法受到不少朝臣的非议。王安石被迫在七年、九年两次辞去相位。其后，在神宗支持下，新法仍基本推行。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死，子哲宗即位，高太后(宣仁太后)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新法除置将法外，全部被废。

中国历史上首倡变法图强的改革家多数命运都是不太好的，商鞅被车裂，张居正死后被抛棺掘尸…因为他们需要打破既有平衡，与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对抗，“虽千万人吾往矣”，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强大的神经根本不行。
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但国家留给他变法的时间并不多，十多年时间里数项改革领域全面铺开，操之过急导致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就成了必然。两杯毒药，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他一心希望新法能振作大宋，让“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却得罪了大半个官场同僚，从欧阳修到司马光，最终都成为他的阻力，就连王安石的亲弟弟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到了变法后期，王安石身边几乎已经没有可倚重之人，奋其一生落一个拗相公的名号，孤家寡人不过如此。
但不执拗如此，何以变法？！
不破旧时代，何来新秩序！？
虽然与横渠先生张载的治学理念不同，但王安石这战斗的一生可谓亲身实践士大夫如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另一位近代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的话来说，王安石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只是受制于时代，主导一场超越时代变革的王安石代表“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士大夫阶层，他的变法在执行中存在与民争利等弊端，还无法完全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
如果生在新中国，王荆公又会如何？？
一个闪烁理想主义光芒，又带有悲剧主义色彩的政治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王安石身上最吸引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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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怀念唐朝，以唐朝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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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要是以前肯定喜欢苏轼，苏轼潇洒不羁，文采斐然，又富有创造力。
但是历史看多了，我常常对变法者怀有极大敬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变法，重新分蛋糕。而王安石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变法，对抗旧党。最后落得个千古骂名。

贴一首王安石的诗
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迟。
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
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可能荆川公也想过像苏轼一样潇潇洒洒，写诗作赋，可终究还是走上了勾心斗角的朝堂，以实现自己的变法之志，使国富民强。
王荆川千古。

王安石(1021－1086)与苏轼:(1037－1101)
论科举，王安石错失状元(文章用孺子其朋的典故)，居第四名(状元杨寘，傍晚王珪，探花韩绛)。苏轼是嘉祐二年龙虎榜，(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居进士乙科(第二等)第十名，并非误传第二名，但是胜在年龄小(安石21,苏轼20，苏辙18)
文学，同居唐宋八大家之列，欧阳修评王安石: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赠王介甫》
将之对比李白韩愈(一说谢眺，个人倾向于韩愈，韩愈曾任吏部侍郎)，诗歌方面以晚年为最佳，短板在词(桂枝香·金陵怀古后世视为绝唱)，但王安石是秉承文以载道，(文章为政治服务)前期文字以说理居多。苏轼天纵文字，才气纵横，自不必多说，诗词皆为皆为宋之高峰。二人皆为一代文宗。(如果有兴趣可以对比一下《上仁宗皇帝书》和《上神宗皇帝书》)
政治方面，中国古代史纵向对比，王安石是与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张居正并列的政治家，同时代和他对标的应该是司马光(对，就是砸缸，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有宋一代应该是王旦，王曾，李沆，赵普，韩琦，富弼(范文正公是参知政事，副相，苏辙后也为参知政事)，苏轼甚至不如苏辙，为森么能和王安石打一个平手(变法前期苏轼为保守派，苏辙为改革派，也只是权宜之计，两头押宝)
作为思想家，王安石著《三经新义》，
作为官方教材，其思想以重道崇经、济世致用为核心，强调“文”与“道”“经”“政”的一致性
学术方面，包括《易解》《周礼新义》《尚书新义》《诗经新义》《礼记发明》《字说》　等经部六种;《熙宁日录》《老子注》《楞严经解》《唐百家诗选》等
真正做到文章起八代之衰，学术集九流之粹，借用一位知友的说法:
你混江湖的时候哥已经是个江湖传说(一代文宗)了，后世讨论哥的剑术秘籍(变法成败)的时候，你也就是个江湖传说  


作为具有强烈个性的文学家，王安石兼擅散文、诗、词，取得很高成就，尤以论说、书序、记、墓铭、祭文为突出。但他的创作还不止于此。有学者认为，包括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在内的北宋知名文人，大多是集官员、学者、文士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同时达到“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成了宋代有识之士的终身追求。
这大概也是北宋特有的一种现象吧！

哈哈哈。
这是个好问题。好在，谁都能说上几句。大家也都爱说上几句。
至于答案，那自然是因人而异。
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东坡先生。不过，多数人，只知道东坡的才情，知道东坡肘子，知道苏堤，等等。东坡确实太生活了。当然，也有人知道他仕途不顺。但，也仅此而已。至于仕途如何不顺，又因何不顺，可能就说不上来了。
喜欢王安石的人，则不然。王安石固然文采斐然、书法了得。但喜欢他的人，更多是源于他在政坛的作为，那种为济世为民、富国强兵的果敢和决绝。近千年来，每有社会变革，王安石就会被人评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苏东坡更生活，王安石更政治。
不管如何，苏、王，都是华夏千古人物。他们身上，有中国人的灵魂。
关于苏、王，关于两宋，我在知乎连载的新书，可能会给您一些更好答案。
知乎用户节选：
     （50）
神宗十九岁继位。
表面上，大宋繁华锦绣，实际上却是外强中干、危机重重。
青年天子，血气方刚，踌躇满志。深受父亲的影响，他早就跃跃欲试了。只是，面对这庞大的帝国机器，从哪里入手呢？
他需要忍耐。
需要等一个人。一个和他有千古君臣之遇的人。
王安石。
只不过，王安石等待的时间更久。
终于等到了。
君臣相遇，胜却人间无数。
这君臣二人，很难说，谁影响了谁，谁又左右了谁。
那份默契、那份心灵相通，让彼此都陶醉。
有人就办法。有默契就有合力。
君臣一心，其利断金。说走就走，说干就干。公元1069年，赵佶出生11年前，神宗和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政变法。
这是项庞大的系统性地改革。
体系庞杂、内容丰富、涉及帝国政治从农业到商业、从百姓到官僚，从科举制度到百姓差役、从地方到京城等。
这是一场彻底的、全面的改革。
放在大历史中看，这或许是宋之前历代的最强变法，程度彻底、烈度空前，往前或许只有先秦的商鞅变法可比。后续的元明清三朝，或许只有晚晴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可比。
这又是场怎样的变法？
（51）
这是一场雄心勃勃的变法。
这里面，有神宗皇帝的雄心大志，他要比肩唐太宗，做一代大有为之主。王安石，则又拔高了神宗的目标，要比肩尧舜，做千古名君。
这里面，有王安石的远大抱负，融合了他在基层摸爬滚打的经验和思考。他卧薪尝胆数十年，多次拒绝朝廷入京的要求。
有人说，他是沽名钓誉，自抬身价。
或许，有这方面考量。
但，如果从他后来推动变法时，那种不顾一切、甚至不择手段的决心，我们更愿意相信他是在积蓄能量。
就为这场人生最精彩的演出。
然而，个人的精彩，未必是王朝的绚丽，更未必是国运的辉煌。
千古功过，任凭后人评说。
王安石变法，已历千年，虽已盖棺但仍未定论。各种声音、各种论调都有，而且都言之凿凿，似乎也都言之有理。
如果从富国强兵来说，变法是失败的。吃了这剂猛药，大宋帝国不仅没能康复、更没能崛起，可能还加速了灭亡。
如果，从变法本身来看，则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先进的商业理念、积极的财政扩张、金融刺激政策等。变法者对政府和经济两者关系的理解，让人叹为观止。
似乎，王安石是从现代穿越回宋代的改革家。
做人做事，最忌讳，不合时宜。
无论是超越时代、还是落后时代，最终都会遍体鳞伤。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生境界，本质上是一种悲剧。
（52）
王安石本人，也是话题人物、争议的焦点。
这又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才高八斗，唐宋八大家有其一，诗词文章冠绝天下；
他脾气极大，清高自傲，固执己见；
他不修边幅，衣着邋遢，我行我素；
他胸怀大志，意志坚定，事不避难；
他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嫉恶如仇；
他重情重意，待人真诚，直来直去。
这就是他，王安石，一个充满矛盾的人。
爱他的人，把他捧上云端。
恨他的人，把他踹入地狱。
这里面夹杂了太多的东西。
其中，有个东西叫道德。论人、论事，只要加上道德，就会变得无比的复杂。
道德是标准，道德更是武器。
当年，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大刀阔斧、激进蛮横地推动改革变法。朝廷上下，上至宰执、下至小吏，他把能得罪的人几乎都得罪光了。
从上到下、从京城到地方，那些恨他的人，提及他的变法，无不咬牙切齿。但若提及他的道德，很多人又都支吾不言，有的甚至心悦诚服。
司马光，王安石一生最大的政敌。
他们交往了一生，也斗了一生。
当王安石去世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司马光已病入膏肓，但仍大权在握。他挣扎着从榻上起来，老泪纵横之余，亲自上书皇帝，请求朝廷以最体面的礼仪厚葬王安石。针锋相对了一辈子，对于王安石的道德修为，他仍赞一句，正人君子。
这就是道德的力量。
这种力量，看似无形，却能强大到让对手无从发力。当你面对道德时，似乎是面对一垛海绵墙，无论多么用力，都无法将它击倒。
是非功过，就事论事而已。
多么简单的道理，做起来永远都那么难。
（53）
富国强兵。
首要任务就是搞钱。王安石的办法让政府直接赚钱。
就这条，司马光这样的老夫子，一辈子也想不明白。
在他们看来，朝廷的责任，在于教化民众，让人民有道德。人人有道德，人人讲道德，自然天下太平。让政府直接去赚钱、与民争利，怎么看都不是君子所为，也不是国家该干的事。
听上去很正确。可是不解决问题。
政府财政早就左支右绌、不堪重负，出现了巨额赤字。道德是个好东西，但能变成前线的军费、官员的工资？
司马光也想解决问题。
他认为，朝廷的法度没问题、祖宗之法也很完备。之所以出现问题，是人的问题，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只要用人得当，问题自然解决。那用什么人呢？有道德的人。
呵呵，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王安石，是个干实事的人。他想把问题踏踏实实地搞定。
这就不容易了。
在任何时候，想干事，都是不容易的。
真正做事的人，永远值得尊敬。
把事情做成，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人和，王安石就免谈了。他那臭脾气。
地利，无所谓有无。
好在，他有天时。
时代给了他解决问题的土壤。
（54）
这就得说说宋朝的商业发展。
有宋一朝，或许是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发展的最高峰。
宋人重商、爱商、敬商。
商人地位前所未有之高。就连郑屠卖个猪肉，也能称为大官人。西门庆开个药铺、当铺等，也能称为西门大官人。至于穿绸、乘轿、参加科举，更是不在话下。
政府甚至鼓励高官、军队、士大夫经商，公务员里面的投资高手也是比比皆是。不考虑可能涉及的贪腐和滥用职权，就是这份宽容，也让人难以想象。
对于民间商业，政府更是宽容、支持、默许，乐得其成。
商业在国家生活中举足轻重。北宋中后期，无论经济繁荣程度、城市化率、商业税收占国家收入比例、海外贸易、商业行会等等，都是前所未有。
甚至，说宋人以商立国，似乎也没问题。
就拿海外贸易来说，可谓空前繁荣。
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是自由贸易港，完全对外开放，没有任何政策性限制。
政府按照港口大小分别设立市舶司、市舶务，类似海关,管理外贸秩序和收取关税。每年多少钱呢？北宋末年，海上贸易每年税收二百万贯，折合白银近一百万两。要知道，几百年后的明代隆庆年间，海关税收仅几万两而已。
这就是印钞机啊。
这就是，王安石当年面对的国内经济环境。
看着民间经济繁花似锦、海外贸易兴旺发达，再看看那些巨商大贾如鱼得水、富得流油，政府财政却捉襟见肘。王安石能没有想法?
当然有想法。敢想敢做。
（55）
王安石的做法就是，出动国家队。让政府直接进场。
比如青苗法。简单地说，以前青黄不接时，农民是向商家大户借贷，利息高不说，钱都让大户赚了。变法，让农民直接向政府借贷，不仅利息低，而且钱进了国库。
农民反正要借贷，利息低点不好吗？政府还增加收入。两全其美。王安石在地方做官时，就试行过此法，深受当地百姓欢迎。
为了变法，王安石说破了嘴皮了。
可惜，保守派就是不领情。
这是世界观的问题。
这就得说到北宋的儒学复兴和士大夫精神。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也只是位尊而已。后来又受道家、佛教的冲击，再经五胡乱华、东晋十六国，历南北朝，儒家并没有迎来真正长足的发展，前后徘徊而已。
唐朝建立，李家天子自称老子后人，尊道教为国教，儒家的发展再次受到牵绊。
北宋以来，随着程颢、程颐兄弟、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陆九渊、张载、司马光、苏轼等一批大儒的出现，他们重回千年前的孔孟之道，重新阐释经典、发扬革新经典。
儒学迎来了真正的高光时刻。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横渠四句，震古烁今。每每读来，都让人心潮澎湃。这几句话，把那个灿烂时代，那群大儒们的精神世界挖到了根上。
这些士大夫，精神上高贵的一尘不染。
（56）
对于商业，士大夫更多主张宽容、包容、不干预。对于百姓，他们坚持不能打着改革、新政、为民谋利的幌子去骚扰，更不能容许政府与民争利。站在官的立场，即便大户也是民。吃大户，一样也是扰民。
在保守派看来，王安石的改革是能搞到钱，也会在短期之内让国库充盈，或许能解决政府危如累卵的财政危机，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富国强兵。
但这样的富国强兵，不是他们要的富国强兵。
代价太大、成本太高。
首先，扰民乱民、与民争利，会破坏民间的市场基础、打击民间的商业繁荣，让百业凋零、百姓困顿、民不聊生。其次，国家利字当前，会混乱人们的思想、错乱人们的价值，让整个社会脱离儒家的精神轨道。长此以往，危及国本。
如此选择，实乃舍本逐末。
对于变法新政，即便有天子全力加持、宰相铁腕推行，以司马光、苏轼兄弟等为代表的保守派，依然不屈服、不支持、不配合。即便罢官、贬谪，也在所不惜。
在他们眼中，王安石已背离儒家治世之学，是离经叛道，会将大宋带上不归路。
王安石，欲哭无泪。心中惆怅谁人知？

王安石吧！不可否认，东坡先生的文采很好，我想若不是他的文采出众，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拥趸了，毕竟大多数人了解他都是从诗词开始的嘛。而我不是风雅之士，也不想附庸风雅，虽然我也很欣赏东坡先生的达观，但我更喜欢半山先生。他不逐名、不逐利，看出了问题，也提出了解决方法，纵使前方有许多人阻拦，纵使变法让他从誉满天下到谤满天下，他也从不后悔、决然前行，“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我看来，东坡的文才很好，但半山也不差；政治眼光上，东坡别说与半山相比了，就是相比其弟也不如吧！而就私德而言，谁有能说东坡超过半山呢？可能我对于历史人物更看重私德，在许多人都反对变法、猛挖黑料的情况下，当时的人都不能对王安石的私德有半点指摘，许多抹黑多是后世无耻文人所写。要知道欧阳修在濮议之时都被攻击过私德有损，更何况党争范围更大的熙宁年间，试想一下，如果东坡支持的是新党，那我估计奸臣传里可能少不了他，毕竟章子厚也进了。诚然，“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很是令人感动，但谁让与东坡相比的是半山呢，他可真正做到了“一生一世一双人”！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先看了梁启超的《王安石传》，先入为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