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的开掘是新中国考古史最大的悲剧么？

定陵的开掘是新中国考古史最大的悲剧么？

在众多的帝陵之中，有一座陵墓尤为特殊，它是建国后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经由考古学家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明十三陵中的定陵——万历皇帝的陵墓。

定陵发掘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技术水平的不完善，定陵出土的文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导致很多珍贵文物被损毁。也就是在定陵发掘之后，考古学界才有了「不主动发掘帝陵」的规定。

今天，定陵的地宫已经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游客还能进入参观，但现在大家眼前的那个地宫，早就不是万历皇帝下葬时的样子。定陵在发掘过程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不主动发掘帝陵」的规矩又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一起回到现场去一探究竟。



「躲过一劫」的长陵

说到定陵的发掘，我们不得不提到长陵。起初，考古学家们要发掘的帝陵是长陵，可调查一开始便陷入了困境。这是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而不是像孙殿英盗掘清东陵那样的野蛮发掘，所有的流程必须严格按照考古程序来，尽可能先找到通往地宫的隧道，在保持整个墓葬形制完好的前提下进入地宫。所以这第一步，就是通过勘探，找到长陵的地宫入口。

长陵是明成祖朱棣的陵墓，是十三陵的首陵，其规模也是十三陵中最大的。考古人员围着陵墓的宝城、宝顶忙活了好几天，连个地宫的影子都没找到。这里插一句，所谓的「宝城」「宝顶」，是古代陵墓的专业术语。明代的帝王陵采取的是封土形式，地宫之上堆成一个高高的土堆，四周再砌上高大的砖城，城墙上还设有垛口和女墙，像一座小城，所以被称为「宝城」。高大的封土远远望去，就像突出的圆顶，被称之为「宝顶」。

一筹莫展之际，发掘委员会迅速作出决策，决定先找个其他皇陵试掘，积累经验，再向长陵发起冲击。1955 年 11 月 23 日，吴晗向国务院做了汇报，提出将永陵作为试掘的陵墓。他在报告中写道：

鉴于长陵已有 600 余年历史，很可能地层已发生变化，土壤产生淤积等情况，建议正式发掘前，进行一次科学勘测。根据勘测结果和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先在永陵进行部分试掘，以便积累经验，拟定开发长陵的详细计划。

永陵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朱厚熜，也就是嘉靖皇帝和陈氏、方氏、杜氏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由于嘉靖皇帝在位时间长达 45 年，所以永陵的修建时间也很长，其规模在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保存情况较好。

可是，对永陵的勘探工作依然一无所获。无奈之际，「长陵发掘委员会」决定将发掘目标转向定陵。

定陵是明代万历皇帝的陵墓。在 22 岁的时候，万历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前后历时六年时间才完工。史料中记载，「给事中惠世扬、御史薛贞巡视陵工，费至八百余万云」，也就是说，修建定陵总共花费了白银八百多万两。这是什么概念呢？万历中期，当时全国每年的赋税收入大概在白银四百万两左右，造一个定陵竟然用去了当时全国两年的赋税总收入。定陵虽然历史上曾遭受过三次大火，但一些地面建筑仍然保存了下来。通过这些地面建筑，或许能够找到陵墓构造的线索。

几经波折，那一天终于来了。当队员们勘探到宝城的一角时，队长赵其昌突然发现，在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城墙上方，有几块城砖塌陷下来，露出了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圆洞。由于当时没有梯子，附近又找不到大块的石头和木料，队员们便搭人梯上到了洞口。经过观察发现，这个洞口像是个门券的上端，光照处可辨别砖砌的痕迹。往里挖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位工人发现，其中一块砌在墙里的石条上，赫然刻着三个大字：「隧道门」。

果不其然，往下挖了十多天后，发现了一个券门。为了保证陵内的安全，考古队决定不将券门拆通，而是在第一条探沟的延长线上，挖开了第二条探沟。万万没想到，正是这个决定，使考古队让关键证据在眼皮子底下溜走了，从而多走了好些弯路。

第二条探沟整整挖了一个多月，却始终没有新线索出现。于是，考古队员夏鼐决定加深探沟。一天，一个参与挖掘的民工，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带有刻字的小石碑，碑上刻着 16 个字：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

短短 16 个字，却至关重要。这句话的含义简洁明了：只要再往前挖 16 丈，深 3 丈 5 尺，就能挖到金刚墙了。明朝人把地宫的墓墙称为金刚墙。所以这块墓碑，等于是明确提示了地宫的具体位置。

这里多解释一句，有的人会疑惑，为什么墓边会出现这种类似于「指路」性质的石头呢？这不等于是给盗墓贼提供方向了吗？这就得说说明代的陵墓制度。明代，比较讲究帝后合葬，也就是皇帝和皇后死后葬于一处。可人的生死是不能控制的，有个先后顺序，总不能皇帝和皇后连去世的时间都保持一致吧？所以，如果皇帝先死，皇后死后就得重新挖开陵墓安葬。为了不对陵墓造成破坏，就得事先在陵墓的入口、隧道口、墓门等地方留下指示标记，方便二次入葬。我们前面说的小石碑，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根据石碑提供的线索，考古队修改了挖掘计划，在通往宝顶中心的方向，开挖了第三条探沟。

1957 年 5 月，考古队终于挖到了陵墓的外墙金刚墙。整座墙高 8.8 米，厚 1.6 米，由 4 层石条铺就，石基上方用了 56 层城砖和灰浆砌成。最让人兴奋的是，在金刚墙的中央有个砖砌的梯形门券，上窄下宽，这极有可能就是 400 多年前，万历皇帝下葬时的入口。

考古队从门券最上面的几层砖开始拆起，很快，金刚墙就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我国古代的各种野史中，流传着各种关于墓葬机关的传说，什么暗箭、飞刀、毒气、陷阱等，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在这之前，还没有人真正进入过古代的帝王陵墓，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形，到底有没有机关，每个人心里都没谱。

为了谨慎起见，副队长白万玉决定先派一位同志进入地宫看看情况。但是派哪一位同志进去呢？这就得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了：首先，这位同志肯定要年轻力壮，万一真有危险，跑得也快；其次，还得有经验，能处理各种突发情况；最后，胆子得大。思来想去，白万玉最后选中了队员庞中威。

多年之后，庞中威回忆起当初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在进去之前，考古队给庞中威做了很多保护措施，不仅戴了防毒面具，腰间还系了一根长绳，另一头由洞口的人紧紧攥着，万一有危险，就赶紧往回拉。

下去之后，庞中威弯着腰，躬着身，精神高度集中，只听见脚落之处，有「嗦嗦」的响声，后来才知道，这些响声是由地上散落着的腐木发出的。当初将万历的棺木搬进陵寝的时候，因为太过沉重，工人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在地上铺一层圆木，通过滚动的方式来搬运，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三百多年过去了，当初的圆木早已腐朽殆尽，所以踩上去才会有如此声音。

经过一番检查，墓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于是白万玉又派了几个人下去。一堆人借助着手电光，在黑暗中慢慢向前探索。突然间，有队员喊道：「地宫门！」只见光亮的尽头，两扇洁白如玉的大石门兀自矗立在人们面前。

围观考古现场：揭开地宫的秘密

一路磕磕绊绊，尽管走了一些弯路，但考古队总算是找到了通往地宫的石门。不过，考古队的考验还没有结束——若能这么快就进入地宫，这就不是皇帝陵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扇石门，是用整块汉白玉做成的，即使历经了三百多年的沧桑，仍然洁白如雪。每扇大门上，还都雕刻了九九八十一枚乳状门钉。这可是有讲究的，它映射的，是皇帝生前的居住之所——紫禁城。如果我们留意现在故宫的大门，没有一扇是光滑的，上面铺满了横九排竖九排的金黄色门钉。

那为什么偏偏是数字九呢？

使用 App 查看完整内容目前，该付费内容的完整版仅支持在 App 中查看
🔗App 内查看

确实是。
开掘定陵一事，是典型的个别人为了一己私欲，以欺骗的方式捆绑了大量文化教育圈顶尖人士给自己背书，并且在自己能力不足、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粗暴操作，导致恶劣后果和影响，给考古文教领域造成惨重损失的恶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力至今犹存。

具体过程不重复了，见下面这个链接吧。
知乎 - 有问题，上知乎
顺便再强调一次，某人欺骗他人给自己背书的时候，说的可不是定陵，而是长陵。
当然，按某人那调性，选哪个结果都一样。

中国考古史最大的悲剧不是gg&kf以后流失了大量文物，换来几个钢镚，现在还得花大价钱买回来吗？
不信查查流失文物记录？圆明园时期都比不上

一、什么是悲剧
从新中国考古学史的角度，我觉得有几件事称得上悲剧：
1.1949年李济等中研院史语所的考古工作者去了台湾，造成大陆考古人员的匮乏和考古材料的分离。
2.因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边倒，考古学界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基本中断，错失了一个学科理论和方法大爆发的黄金时期（1960年代）。前三十年虽然与苏联、朝鲜有过短暂的联合考古工作，但都以不愉快的结局收场。
3.1982年，川大的童恩正先生曾和哈佛的张光直先生联合筹划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合作计划，但因当时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的反对而夭折，事后看来非常可惜（因为90年代以来国际合作考古项目在中国还是挺常见，以民族主义立场反对中外考古合作的理由站不住脚）。80年代其他中外合作的机会也有，但结果没有达到预期中的成效。比如宾福德对周口店的研究，在当时国内考古学界除了对“新考古学”徒增恶劣印象之外似乎很少吸收到新东西。
当然“政治运动”的迫害也是一大悲剧，惨的如陈梦家，其他人的事迹可能没有这么出名，但是专业人员被脱离一线业务工作，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受到政治干扰的情况比比皆是，在本来能出成果的时间纯粹因为业务之外的原因被耽误。不过相对其他人文社科来说，当时考古学的总体情况不算太糟糕。
如果说从具体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案例的角度看，最大的悲剧应该是那种钱也花了、遗址也挖了，但是没出发掘报告、原始资料也找不着了的那种，除了部分精美标本进博物馆之外毫无用处（张忠培：“考古不写报告，等于花钱买破坏，比盗墓贼还坏。” ）。不是一个两个遗址，而是很多遗址都有这种情况。当然一些比较重要的，经过国家文物局的督促和经费资助，拖延几十年之后总算交出了报告。
相比之下，定陵起码不能说是最差的（1956-1958年发掘，1979年开始编写报告，1985年底完成初稿，1990年发掘报告出版）。
二、定陵“悲”在何处
定陵发掘方法从考古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出土文物被破坏也不是发生在发掘过程中，如果说定陵的发掘是悲剧，原因包括：
1.出土的丝织品因为当时技术限制保存不善，损失惨重；
2.1959年木质棺椁被遗弃丢进山沟，被附近村民当木材抢光；
3.1976年三具人体遗骸被焚毁；
4.材料整理一拖再拖，从发掘到出报告，原始资料有一定散失。
5.最后也是最最关键的，发掘提议不是出自考古学家，而是吴晗、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等人，批准发掘的是国务院，而且考古学家如夏鼐是反对发掘的！
造成悲剧的前面三个原因，1是任何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前就可以想见的，23勉强还算是不可抗力（但1955年-1956年夏，有政治敏感的人，已经能够预感将来可能发生不忍言之事）。也就是说，定陵或其他任何一座明代帝陵的发掘本来能够避免，更加凸显了出土文物保存状况的悲剧性。不过这个悲剧谈不上是考古的悲剧，考古本来就是保护文物的，考古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犯错误，出土遗物不是被考古学家破坏的；如果说是文物遭到破坏的悲剧，比定陵更惨烈的悲剧还有很多
三、为什么当时考古学家不想主动发掘定陵
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2期，又见《夏鼐文集》下卷）一文中说得比较委婉：“郑振铎同志反对这件事，以为当时考古工作很忙，这些不急之务可以暂缓。我还替郑同志作说客，知道吴晗同志是此一举的发起人，亲自劝说他不要急于搞这项发掘工作。”（郑振铎时任文物局局长兼任考古所所长，夏鼐以副所长名义实际主持工作）
那我们就以这个理由，来看看50年代考古人在忙些什么：
1949年9月（注意在开国大典之前），在裴文中指导下，贾兰坡、刘宪亭负责恢复周口店遗址的发掘。1951年、1958年至1960年又先后进行了几次发掘。1953年在考古发掘基础上建立工作站，同年建成中国猿人陈列馆，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
1950年，文物局组织雁北文物勘查团，赴察哈尔省雁北专区进行调查和小规模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规模较大的实地调查研究文物的工作团体，团长裴文中，副团长刘致平、陈梦家，考古组还包括阎文儒、宿白。
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后者涉及的考古工作基本限于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人员只有裴文中、贾兰坡；前者虽然是国家级考古科研机构，但其实研究人员只有8人（其中能做导师的只有4个：梁思永，夏鼐，郭宝钧，苏秉琦），加上技术员和技工（徐志铭、赵铨、魏善臣、白万玉、钟少林等）也才14人，这就是建国初期整个国家最基本的考古力量。
1950年10月到1952年，中科院考古所在平原省辉县琉璃阁、固围村等地开始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夏鼐任团长，郭宝钧任副团长，秘书苏秉琦，参加发掘的还有王伯洪、安志敏、王仲殊、石兴邦（这次发掘据说是为了培训这四个年轻人）。辉县发掘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模式，1956年出版《辉县发掘报告》，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考古报告。
1951年4-6月，苏秉琦带领石兴邦、王伯洪等人对西安一带史前和商周遗址进行调查和小规模发掘，将关中地区分出了仰韶、龙山、周三个文化，这被梁思永赞为陕西的“三叠层”。之后石兴邦、吴汝祚等1953-1954年在丰镐一带调查。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考古所成立丰镐考古队（首任队长王伯洪），1955年起开始对丰镐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
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宿白主持发掘了河南禹县白沙镇的三座宋墓。1957年出版发掘报告《白沙宋墓》。
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办考古专业，苏秉琦任专业教研室主任。这是国内第一个高校考古学本科专业。
1952年-1955年，为了应对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力量严重匮乏的局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自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369人，当时留在大陆的文物考古界知名学者几乎都参与了授课，这四期学员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第一期培训班田野考古实习分别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和洛阳烧沟，第二期全部去洛阳，第三期转到西安半坡，第四期去了洛阳和三门峡水库。
1952年以来，培训班、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安金槐、华东文物工作队曾昭燏等主持发掘郑州二里岗遗址，1955年发现大型夯土城墙。1959年出版《郑州二里冈》。邹衡参加了发掘工作并于1956年发表《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
1952～1953年，河南省文物二队蒋若是主持在洛阳烧沟发掘一批中小型汉墓， 1959年出版《洛阳烧沟汉墓》，建立了中原地区汉墓的年代序列。
195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丁村遗址群进行了调查和大规模发掘，贾兰坡领衔，裴文中、吴汝康、刘宪亭、邱中郎、王择义、吕遵谔、王建等人参加。1958年由裴文中、贾兰坡等编著的《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是我国学界用中文编写的第一本旧石器考古专著。
1954年秋至1955年春，苏秉琦主持洛阳中州路的发掘，参加者有安志敏、马得志、刘观民、赵学谦、胡谦盈、林寿晋等。1959年苏秉琦领衔与安志敏、林寿晋合著的发掘报告《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出版，建立了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年代序列。
1954年至1957年，石兴邦主持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为大面积揭露聚落遗址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俞伟超、张忠培、杨建芳、黄展岳等学者都曾参与发掘。1958年在总理过问和批示下建立遗址博物馆，在遗址发掘现场建立博物馆、大面积保护重要遗迹的做法也是国际领先的。1963年出版发掘报告《西安半坡》。
1956年-1958年，中科院考古所成立了黄河水库考古队，主要是配合三门峡水库和刘家峡水库建设。队长夏鼐，副队长安志敏。1956-1957年，安志敏主持发掘陕县庙底沟遗址、三里桥遗址，确立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厘正了仰韶和龙山的关系。三门峡水库考古队的成果还包括《三门峡漕运遗迹》《上村岭虢国墓地》等。
1959年，邹衡先生主持发掘洛阳王湾遗址，建立了豫西地区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的序列。
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地区开展“夏墟”考古调查，发现与考察了王城岗（八方）、二里头等重要遗址，真正拉开了夏文化考古的序幕。
以上调查和发掘工作，可以说随便抽出一例，在学术价值和学术史意义上都比定陵发掘更重要。50年代的发掘报告现在看起来几乎本本经典，其中很多不见得是因为材料本身有多好，而是因为对材料的研究方法竖立了一个典范，成为后来研究的标杆。而那些重要的、持续工作的地点，则出自考古工作者自己的选择。
因为当时空白太多，有太多可发掘地点可选，而且全国基本建设如火如荼，郑州、洛阳等一些大工地的发掘尚且需要全国支援，还不一定能赶得上城区扩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抽调人力去发掘定陵真令人无语。这还不算汉唐都城遗址和帝陵、元大都的调查和发掘，50年代起就有太多古今重叠型遗址面临城市建设破坏，到60年代又有无数野外遗址被农业学大寨之类的大规模取土所破坏，这些显然都比发掘明帝陵更急迫。
一些回答说正是因为定陵的教训，所以不主动发掘帝陵，间接产生保护文物的作用——不过，需要补充的是，本来50年代考古学界也没人要急着去挖帝陵。有那么多新发现、那么多问题待研究，发掘某个明代帝陵本身在重要程度上压根排不上号。发掘定陵本质上就是外行的行政命令所致，考古人只能硬着头皮干。
客观说，当时考古人有想挖大墓的想法也正常，但是，要挖肯定也是找年代相对早的、保存情况比较好的（而帝陵在历史上一般都经过盗掘），这样能提取的信息会相对更多，因为那时国家经费有限，发掘也肯定是要讲效益的。50年代主动发掘中，发掘墓葬规模最大的是固围村战国墓（可能是战国中晚期魏国王陵或战国早期赵国王陵），如果说有教训的话这个可能就是当头一棒了：



《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 石兴邦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8

郭宝钧是非考古专业出身的考古学家，解放前就是老殷墟，并独立主持了浚县辛村卫国墓地、辉县琉璃阁和汲县山彪镇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因此在墓葬发掘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在辉县也工作过，但可能恰恰是这些经验误导了他。并不是说被盗了就没价值，但是相对于当时投入的经费来说，这些收获确实不成比例。
可能基于辉县的教训，1951年下半年夏鼐、石兴邦在长沙发掘战国-汉代墓葬时，虽然注意到后来命名为马王堆三号墓的墓，而且判断是西汉早期的，当地向导（解放前的盗墓者）也承认原来盗过但因故中止，但夏鼐还是没有决定发掘这个墓：



《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M]. 石兴邦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8

英国人开掘了那么多埃及法老的陵墓算不算人类考古史上的悲剧？
考古学家抢救发掘一座古墓，然后发现已经被盗墓贼盗掘一空，算不算悲剧？
由于保护手段不足，定陵文物遭到一些破坏，主要是纺织品。其它出土的金银器、瓷器等并没有很大损失，凭什么就是最大的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