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

摘要：1965年郭沫若发文称《兰亭序》非王羲之手迹，高二适与严北溟著文反对。双方之根本分歧在于，高、严二先生未能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尊重客观事物并力求找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字体来看，《兰亭序》属于稿、行之间的新体——行书，而王羲之属于守成派，故写不出新体的《兰亭序》。另外，从南北书派的异同角度考察，王羲之生活的东晋以及其后的南北朝前期的书法，尚未出现南北的不同书派；而今本《兰亭序》与北朝碑志之间存在南帖北碑的差异。可见，郭老认为《兰亭序》非王羲之手迹是有道理的。
郭沫若院长《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发表，主张“法帖第一”的《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手迹。这是牵动整个书法史的一件大事，必然引起学术界的争辩。目前发表反驳文字的，已有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严北溟《从东晋书法艺术的发展看〈兰亭序〉真伪》两篇。
我个人的看法，和郭老是一致的，高、严两先生的反驳，我不能同意。

根本的分歧在哪里？
高、严两先生的看法，我认为和郭老有着根本的分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待古代文物的态度
传世和出土的古代文物，如碑志、简牍、写经之类，是极其丰富的，很可以根据这些文物，结合有关的史料，来找出每个时期书法的特点，找出其中发展的规律。郭老正是这样做的。他根据王兴之等墓志、南北朝写经以及陆机《平复帖》等文物，认为王羲之时代的书法“必须有隶书笔意而后可”，而《兰亭序》全无隶意，与上述这些文物“大有时代性的悬隔”，因此就不可能是王羲之的手迹。这种看法本是很科学的，高、严两先生却不同意。高先生引用了南齐王僧虔录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钟繇条所谓：“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就说：“使右军写碑石，绝不可作行草；而今右军书《兰亭》，岂能斥之以魏晋之间铭石之隶正乎？”严先生也认为，郭老是“在书法艺术的风格上强求南北合一，碑牍合一，实际上是强南从北，强牍从碑”。这说明两位先生只看到铭石之书和简牍行狎的区别，看不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从而否认了书法的时代性，硬要排除碑志等文物，孤立地来谈《兰亭》。在这方面，严先生比高先生做得更彻底，他的文章标题就叫《从东晋书法艺术的发展看〈兰亭序〉真伪》，撇开北朝，撇开碑志，甚至说“《爨宝子》《爨龙颜》之类的字体，根本就是用刀子刻上去的，不必是用毛笔书写的”，对碑志这类文物表现出十分轻视的态度。
（二）对待古代文献的态度
研究历史，应该尽量利用比较原始的文献资料，晚出的资料不是绝对不能用（因为其中可能包含若干原始近真的东西），但当它和原始文献相抵触时，就必须舍晚出而取原始，这是一条起码的准则。郭老就是根据康生提供的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梁虞龢《论书表》以及《晋书·王羲之传》《晋书·献之传》等比较原始的文献资料来推测王羲之的字体的。高、严两先生也谈王羲之的字体，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除了严先生引用一条虞龢《论书表》以外，不外乎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书论》之类，统统是唐太宗表章《兰亭序》以后的东西。两位先生又不是没有看过郭老的文章，为什么对郭老文章里的原始资料一条也不肯引用，而偏信张怀瓘等人的“定评”，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始资料和《兰亭序》相抵触，和“圣化”了的王羲之相抵触呢？
由此可见，高、严两先生和郭老之间的分歧，不只是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而是根本的方法和态度上的分歧。究竟是维护传统的说法，一味相信古人，主观片面地谈问题呢，还是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尊重客观事物，力求找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呢？要研究《兰亭序》，研究一切古代文物，必须首先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得到解决。
再论王羲之的字体
王羲之书法的真相，郭老已作了精辟的考证，特别是从陶弘景、萧子云的《上梁武帝论书启》和张怀瓘《书估》《书议》等记载中，看出羲、献父子异体，指出“羲之是属于守成派，献之和羲之晚年的代笔者，则是革新派”，这对书法史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但为什么王羲之是属于守成派？他守谁的成法？郭老没有从文献上多作说明，我想在这里做些阐发和补充。
照我看，王羲之是守钟繇（字元常）、张芝（字伯英），特别是钟繇的成法。《晋书·王羲之传》就记载他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这句话不像是唐人重修《晋书》时加进去的，因为虞龢《论书表》中已有类似的话。《论书表》作：“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张草犹当雁行”，似稍有脱误。《论书表》中又引羲之书，有“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之语。陶弘景对书法的鉴别却是相当谨严的，陶弘景说：“逸少学钟，势巧形密”，梁武帝说：“逸少学钟的可知”，这都是王羲之学钟繇的坚强证据。王羲之学张芝，则虞龢《论书表》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庾]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是“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一语的最好的注解。
王羲之师法张芝，是师法张芝的章草，从虞龢《论书表》中看得很清楚。师法钟繇呢？据张怀瓘《书断》称，卫夫人“隶书尤善，规矩钟公……右军少常师之”则是师钟繇的隶书。《书断》虽晚出，此话当有所本。因为钟书只能是师法钟繇的铭石之书——也就是汉魏碑版上通行的隶书。羊欣说，铭石之书是钟书中“最妙者也”。陶弘景《陶隐居又启》中谈到，“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比日竚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采。”可见，这种铭石之书正是东晋南朝人心目中钟书的代表作。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收录了一篇所谓《王右军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其中说道：“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这篇文章虽是梁陈或初唐人伪托的，但多少也透露了王羲之学习汉魏铭石之书的消息。
陶弘景说：“伯英既称草圣，元常实自隶绝。”可见钟、张两家在南朝中叶仍是守成派心目中的最高偶像。其中钟繇的地位尤超过张芝，《晋书·荀勖传》称，荀勖“领秘书监……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则钟书早在西晋时已成为官学，犹北宋初院体书家之群习唐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本来，新体的稿、行书在王羲之之前已经出现了，如“卫瓘……更为草稿”，“王导善稿、行”，但王羲之却仍墨守钟、张旧体，只“善草、隶”，而且在草、隶之中，“尤擅隶书”，可见他不仅是一位书法界的守成派，还是西晋官学传统的继承者。官学旧体以钟繇为原祖，以王羲之为最后的一位大师。后人常以“钟、王”并称（如陶弘景《上梁武帝论书启》等），是再恰当也没有的。
王羲之的铭石之书，至今还不曾出土。但根据文献记载，对其面貌还可作个粗略的窥测。《周书·艺术传·赵文深传》：“文深，字德本……少学楷隶……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牓，唯文深及冀儁而已。”，今存北周天和二年（567）《华岳颂》，即题“赵文渊字德本奉敕书”。从字体来看，正是继承汉魏以来隶书碑刻的正统，这在当时北朝铭石之书中也是偏于保守的（详见下节），和郭老文中提到的1964年9月新出土的《谢鲲墓志》倒多少有些相近之处。这种书法，时人称之为“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以此来推测王羲之的所谓“字势雄强”的隶书的真相，我认为“虽不中亦不远”了。
弄清楚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要知道，在东晋南北朝以至唐代，不仅草书一词既可称章草也可称今草，连隶书和正书（即真书或楷书）这两个名词，使用起来也还没有明确的界限。当时既可称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隶书为正书、真书或楷书，又可称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正书（真书、楷书）为隶书。隶书与正书（真书、楷书），当时本是一个含义。我们不能看到文献上称某人擅正书或真书、楷书，就认为是和我们今天所理解那样的正书，它保不定还是指的隶书；严先生不理解这点，于是看到虞龢《论书表》中有“桓玄……乃撰二王纸迹，杂有缣素，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的话，就误认为王羲之擅长的是正书不是隶书了。同样，文献上称某人擅隶书，也不一定是汉魏铭石的隶书，它可能已经是我们所理解的正书。因此，仅仅指出王羲之“善草、隶”还不够，必须指出他的师法渊源，弄清楚它所善的草、隶是章草和汉魏以来铭石之隶，不是今草和后世正书之隶，才能肯定他是守成派，不会写出新体的《兰亭序》。

从书法发展看《兰亭序》的时代
王羲之不可能写新体的《兰亭序》，还不能完全说明《兰亭序》的时代性，因为新体的稿、行书在王羲之之前已经出现，他晚年的代笔人和他的儿子王献之更是主张革新的人物。必须弄清楚魏晋南北朝书法发展的过程，才能判断东晋时代的新体能不能达到《兰亭序》水平，今本《兰亭序》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产生。
《兰亭序》是稿、行之间的新体，后人习惯称之为行书。这种行书，是介乎正书（不是隶书）和今草（不是章草）之间，而正书的成分给得更多一些，比如《兰亭序》中好多字简直就是正书。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行、草法帖，在当时即有大量的伪作（可参见虞龢《论书表》等），传世的更十九出之唐宋人填临摹，又经《阁帖》等辗转翻刻，要像陆机《平复帖》那样比较近真的恐怕不会太多。只有当时的正书（包括从隶到正），在写经和碑志上倒还大量地保存着。这是千真万确的文物（个别伪作和翻刻当然除外），它们本身的发展规律，就是一支衡量《兰亭序》的时代标尺。
现存隋唐以前写经，标明年代的已有40多卷。其中时代较早的，如西晋元康六年（296）的《诸佛要集经》、永嘉二年（308）的《波罗蜜经》、苻秦甘露元年（359）的《譬喻经》、姚秦（384—417）的《大云无想经》、西凉建初七年（411）的《妙法莲华经》、北凉承平十五年（457）的《佛说菩萨藏经》，都带着浓厚的隶书笔意，即画平竖直，不努力作势，画必左轻右重，撇则起笔特肥，捺则收笔特重，和汉简上的字体相比，距离并不太远。开始出现变化，是北凉承平七年（449）的《持世经》，已逐渐作势，方笔的意味增多，有些近乎常见的所谓北魏体（龙门造像一类的字体）。但以后如南齐永明元年（483）的《佛说观普贤经》，却还有画平竖直的隶书余意。北魏体之占优势是在公元6世纪，北朝如北魏延昌二年（513）的《华严经》、西魏大统十四年（548）的《大涅槃经》，南朝如梁大同元年（535）的《金刚经》，都是方笔险劲的北魏体。最后到北周建德二年（573）的《大般涅槃经》，则在险劲之中又渗入虚和流美的笔法，接近于隋碑（如《龙藏寺碑》之类）。写经是所谓“传秘书教小学”的章程书性质的东西，它在魏晋南北朝之间经过了如上三个发展阶段。
再看铭石之书的碑刻和墓志。这类文物保存得更多，情况也比较复杂，但字体的发展却和写经一样，仍旧经历三个阶段。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初是第一个阶段。这个时候旧体隶书占绝对优势。著名的碑刻如曹魏黄初元年（220）的《上尊号碑》《受禅碑》、西晋咸宁四年（278）的《辟雍碑》，墓志如西晋元康六年（296）的《贾充妻郭槐柩铭》、永康元年（300）的《左棻墓志》、永嘉二年（308）的《石尠墓志》《石定墓志》以及新出土的东晋太宁元年（323）的《谢鲲墓志》，都是继承东汉隶书的正统，不过比东汉的还要方整些，谨严些。起笔收笔都着力，不像第一阶段的写经那样随便。其中也有不十分方整谨严，比较接近写经的，如三国吴凤凰元年（272）的《谷朗碑》、苻秦建元二年（366）的《广武将军碑》、西晋元康八年（298）的《魏雏柩铭》、新出土的东晋永和元年（345）的《颜谦妇刘氏墓志》，以及东晋的砖文之类，那是写得马虎的缘故。开始从传统的隶书向今天的正书过渡，是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如新出土的东晋永和四年（348）的《王兴之暨妇宋氏墓志》、升平元年（358）的《刘剋墓志》、义熙元年（405）的《爨宝子碑》、北魏太安二年（455）的《嵩高灵庙碑》，这些碑志写得都蛮认真用力，结体也都平整，但已逐渐摆脱传统隶书的波磔，而又没有能创造出北魏体那样的点画，以致笔笔如枯柴硬木。正式的北魏体，要到第二阶段才出现，特点是变隶书平整的结构而倾斜作势，变隶书的波磔为险劲的方笔。刘宋大明二年（458）的《爨龙颜碑》、大明八年（466）的《刘怀民墓志》，可说是这个阶段的开端，以后到北魏太和十二年（488）的《始平公造像记》、景明三年（502）的《孙秋生造像记》等所谓龙门造像，和北魏的大批墓志如太和二十三年（499）的《元弼》、景明三年（502）的《穆亮》、正始二年（505）的《寇臻》、永平四年（511）的《司马绍》、延昌三年（514）的《元珍》、熙平二年（517）的《刁遵》、神龟二年（519）的《元祐》、正光三年（522）的《郑道忠》、孝昌二年（526）的《杨乾》之类，就完全形成了典型的北魏体。碑刻中如神龟二年的《贾思伯碑》、正光三年的《张猛龙碑》，更达到这个阶段的最高峰。到北魏末年、东魏、北齐、北周（南朝梁后期和陈），又出现一种新体。这种新体和第三阶段的写经一样，在险劲的方笔中渗入虚和流美的成分，有些基本上脱去了险劲，结构也从第二阶段的倾斜作势转趋平整。碑刻中如东魏兴和二年（540）的《敬使君显儁碑》、兴和三年（541）的《李仲璇修孔庙碑》，墓志中如北魏孝昌元年（525）的《元诱》、永安二年（529）的《尔朱绍》、普泰元年（531）的《元天穆》、太昌元年（532）的《元延明》、永熙元年（532）的《元爽》、东魏元象元年（538）的《高湛》、兴和二年（541）的《刘懿》、武定二年（544）的《元显》、北齐天保二年（551）的《崔頠》、北周天和二年（567）的《蔡藉之》（西安新出土）、建德六年（577）的《张满泽妻郝氏》，都可说是这种新体的代表作。这是魏晋南北朝铭石之书的第三个阶段，再进一步经过隋碑，就发展到初唐标准的正楷书。
铭石之书的碑志和章程书性质的写经，其发展的阶段和各个阶段的水平，是如此一致，若合符节！足见这是魏晋南北朝间从隶书到正书的客观发展规律。《兰亭序》中的正书成分，相当于哪个阶段的水平呢？它一无隶书的方整和波磔，二无北魏体的险劲和方笔，前两个阶段都和它对不上口径，只有第三阶段虚和流美的笔法，才和《兰亭序》有共通之处。当然，《兰亭序》比这些碑志还要生动些，流美些，这由于它是行书（在正书中渗入了草书的成分），而且还是古今行书的杰作。
因此，我认为在东晋时候，即使王献之等新体书家也是写不出《兰亭序》来的。今本《兰亭序》只能产生在魏晋南北朝隶正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南朝的梁、陈时代。
南北书派异同的真相
维护传统看法，尊信《兰亭序》的人，最后总是要捧出北碑南帖之说，作为自己的护符。南北书派究竟有什么异同？这个问题确实有必要弄清楚。
东晋以至南北朝前期的书法，看不出存在着什么南北不同的流派。前面列举的碑志和写经，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东晋的《谢鲲墓志》《颜谦妇刘氏墓志》《王兴之暨妇宋氏墓志》《刘剋墓志》《爨宝子碑》，刘宋的《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南齐的《佛说观普贤经》，梁代的《金刚经》，都和同时期的北朝碑志、写经没有什么不同。这在文献上也有坚强的证据，如《魏书·崔玄伯传》：“玄伯……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所谓“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据《晋书·卫瓘传》：“征拜尚书令，加侍中……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汉末张芝亦善草书，论者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则师法卫、索犹师法张芝，所谓重崔、卢实际上是重钟、张，这仍是继承西晋立书博士以钟、胡为法的旧传统，和王羲之之师法钟、张完全是走的一个路子。又据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卫觊子瓘，“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稿。”则卫瓘已导后来王献之稿行新体的先路；如果“悦法卫瓘”中也师法了卫瓘的草稿，那北方书法中也就和南方一样有了新体的萌芽。崔玄伯“祖悦，仕石虎”，“父潜，仕慕容暐”，玄伯身仕北魏太祖、太宗，玄伯长子浩是北魏太宗、世祖时的知名人物，而“浩书体势及其先人”，则这个钟、张传统在北方绵延了1个半世纪而不息。这在南方也一样，尽管南方兼擅新体的人可能多一些，而且出了王献之这样革新派的大书家，但占统治地位的还是钟、张旧体（参看本文第二节）。和崔浩时代相当的羊欣，是革新派王献之的大弟子，他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仍说：“钟书有三体……皆世人所善”，称师法钟、张的王羲之为“古今莫二”，认为他的老师王献之“骨势不及父”，只是“媚趣过之”。就到宋齐之间的王僧虔，还认为“钟公之书，谓之尽妙”。可见在南朝初期，钟、张、大王的旧传统还没有完全改易。
如此说来，南北书法是否完全相同，毫无差异呢？这也不然。同样的事物总是循着同一个规律发展，但发展过程可以有快慢的不同。南方稿、行之间的新体书，在王献之以后有了较大的发展。《南齐书·刘休传》称：“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隶法，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见贵。休始好此法，至今此体大行。”说宋元嘉时世就共宗羊欣新体，右军不复见贵，似过夸张，因为羊欣本人还大力推崇右军，称钟书为“世人所善”，且与下文“休始好此法”有矛盾；但“至今此体大行”，则是修史者记述本时代的事情，完全可以置信。《南齐书》是萧子显所修，萧子显是梁武帝时人。这和陶弘景《陶隐居又启》中所谓“比世皆尚子敬书……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以及虞龢《论书表》中所谓“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正反映了同一个情况。

只有到梁武帝的时候，南朝书法（稿、行之间的新体）发展的水平才超过了北朝。《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是南朝梁人，后来入北周又入北齐的，他在《家训·杂艺篇》中指斥“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而称“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承晋、宋余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狈者”。开始以南朝风行的用于尺牍书疏的新体，来形北朝旧体书的鄙陋。前引《周书·赵文深传》在谈了文深的书法如何擅名之后，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碑榜，余人犹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文深“少学楷隶”，“雅有钟、王之则”，是东晋南北朝前期相传下来的旧体；王褒入关，压倒文深，而文深的碑榜仍能与王褒分庭抗礼，可见王褒用来压倒文深的是稿、行之间的新体。如果说南北书法有所差异，那也只是到了梁代（即北魏景明以后）才出现的新局面。
然而这种南北差异、南胜于北的新局面，并没有长久维持下去。因为北朝的书家并不自甘落后，他们很快学习南朝的新体，连久负盛名的赵文深都在攻习褒书；而且把这种新体来改造原来险劲的铭石旧体，传新体入关的王褒也“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平江陵是西魏废帝三年（554）的事情，不上十几年，就能出现《蔡藉之墓志》（北周天和二年，即公元567年）等虚和流美接近南朝新体的作品，说明关书法已大体赶上了南朝的水平。关中在当时接触南朝的文化还是比较少比较迟的，当时北方的文化中心，现在的河南、山东一带，和南朝的文化交流一向频繁，因而在学习吸收南朝新体书法上也比关中早走了一步，如前所述，在北魏末年孝昌、永安时代就出现了《元诱》《尔朱绍》等虚和流美的墓志，这时正相当于南朝梁武帝统治的中期，到梁武帝的晚年东魏时候，碑志中新体的成分更逐步取得优势，完全进入了前面所说魏晋南北朝正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能不能把南朝书法超越北方和南书北流的时间提得前一些，提不到东晋，提到南朝前期宋、齐时候可不可以？我看不可以。因为不仅在这个时期的北朝碑志上找不出痕迹，而且和当时的历史事实也有矛盾。如所周知，北魏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一向是很重视的，特别是刘宋后期到南齐这一段时间里，北魏出了一个有名的孝文帝，他大力吸收南朝文化，重用了许多南朝文士，其中就有好些擅长书法的人。早一些如蒋少游入魏后，曾“留寄平城，以佣写书为业……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刘芳入魏后，曾“佣书以自资给……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案王僧虔《论书》称：“谢静、谢敷，并善写经，亦入能境。”可见，当时书法家就有以写经成名的，尤其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重用的王肃，是“善稿行”的王导之后，和北周时入关的王褒同出一个书法世家，名登唐窦臮《述书赋》的王劭是他的高祖，王羲之、王献之是他的族高祖和族曾祖，“时人以比子敬”的王僧虔是他的族父，连他的女儿王普贤也“妙闲草隶”。可是，无论王肃也好，蒋少游、刘芳也好，北魏孝文帝只请他们参与朝仪国典的制订，没有出现像王褒入关改变书法风气那样的事情。孝文帝之倾心南朝文化，较之宇文泰是有过无不及的，王褒改变书风的事情所以不能提前在这时期出现，不正说明这个时期（宋、齐时候）南朝的稿、行新体还没有发展到像《兰亭序》那样足以压倒旧体的水平，因此才没有南书北流的可能。
由此可见，南北的书法，在东晋以至宋、齐（北方十六国到北魏中期），本是走着同一个钟、张旧体的道路。要到梁代，由于稿、行新体的发展成熟，南朝的书法才超越了北朝，但北朝很快地迎头赶上。从北魏末年，经过东魏到北齐、北周（南朝的梁中叶到陈），是南北书法重新融合的过程，也就是以新体稿、行改造旧体正书的过程。到隋代就完全合一，只有（用新体改造后的）正书、行书的区别，没有南北、新旧的不同了。南北书派异同分合的真相，只是如此。王羲之是东晋人，那时候根本还没有出现南北不同的书派。因此相信《兰亭序》是王羲之真迹的人也就失去了北碑南帖这道护符。今本《兰亭序》和北朝碑志之间，倒真存在着南帖北碑的不同，但这样的不同是梁代才出现的，这又可反过来作为今本《兰亭序》只能产生在梁、陈时代的证据。
严北溟先生没有弄清楚南北书派异同分合的这段历史，笼统地认为：“北朝碑刻书体，大体上仍保存汉隶的规模和风格，亦犹突破两汉经学氛围的玄学清谈只盛行于江左，而北朝学者则固仍谨守汉儒经师章句的传统，这同样是由北方那种比较朴实、保守的学风决定的，而与南朝‘清通简要’的新学风有所不同。南北学风的这种差异，是客观事实，是不同社会经济、政治特点在学术上的反映。我们在探讨书法艺术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时，对此应有充分的估计”。殊不知经学、玄学、书法等上层建筑，固然最后都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其产生和发展；但并非新的经济基础一出现，任何上层建筑马上齐齐地在同一个时候发生变化，在同一个时候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即使如严先生所说，稿、行新体是玄学清谈在书法上的反映；但玄学清谈在曹魏、西晋时已经很盛行（以玄解经的王弼、何晏都是魏人），何以和玄学清谈关系更为密切的玄言诗却在西晋后期才出现呢？玄言诗到晋、宋之间已为山水诗所代替，何以稿、行新体书到梁代却大行于世？山水诗在南朝已风靡一时，何以山水画到唐代才渐告成熟？可见，对事物不作具体的分析研究，笼统地来个比附，企图把稿、行新体的成熟时期提前到东晋，从而为《兰亭序》作辩护的办法，只是“想当然”而已，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恐怕没有共同之处吧！
对郭老文章主要论点所作的阐发和补充，就是以上这一些。至于其他次要的问题，能彻底解决固好，解决不了也绝不影响主要论点的成立。例如《兰亭序》文章的真伪，郭老认为今本是后人的改笔，高先生则坚信是王羲之的原作。其实，即使文章真了，也不能证明书法之必真。书法家写些前人做现成的好诗文，本是古今常见的事情。相传王羲之就写过夏侯玄的《乐毅论》，王献之也写过曹植的《洛神赋》，这些写本的文章都是真的，但难道可以把它说成是夏侯玄、曹植的手迹？至于郭老认为现在的《兰亭序》出于隋代智永的伪托，从时间上来说当然没有问题，而且《书谱》就有“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的传说，说明子孙伪造父祖的字迹在当时算不了什么，何况智永已是王羲之的七世孙，处在举世大造二王伪迹的空气中也来尝试一两张，是很有可能的。不过这只是一种推测，还不能最后证实。而且能写好字的人不一定传名，王羲之晚年的代书人就是一个例子。《兰亭序》出于梁、陈时代的无名书家，智永误认为真迹而宝藏起来，也未始没有可能。明人题名唐冯承素摹本的《兰亭序》，有墨色浓淡的涂改痕迹，郭老认为可能就是智永伪造的稿本。这也很难说，因为临摹、响搨的精细一些，照样可把原本的墨色浓淡仿造出来，并不是太难办的事情。
[附记：本文写了三分之一，才看到郭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驳议〉的商讨》，鉴于郭老商讨的重点和本文不尽相同，因此还是按原来的意思把它写完。是否有当，尚请郭老、高先生、严先生以及对书法有研究的同志们指正。]

黄永年.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4）：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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