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不幸，始于高考，毁于学霸心态

死去了一个苏轼，活过来一个东坡。
这是学者蒋勋先生，对苏轼谪居黄州四年那段清苦岁月的点评。

苏轼，一个与大宋完美锲合在一起的历史人物。
小时候，背过最多他的诗词，可能除了李白杜甫以外，苏轼的文学作品曝光率最高。
念奴娇、临江仙、江城子、水调歌头……
苏轼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豪放洒脱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的乐观，已经远远超越诗仙李白的境界。
如果说李白的内心真与他的诗词一样洒脱的话，“诗仙”代表的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乐观。
李白的人生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包括他的死都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
有人说他是喝醉酒，看到水中的月亮后，以为自己活在天宫里，伸手去捞水中的月亮，结果溺死在水中。
实际上，李白是穷困潦倒，死在当涂的一条游船上。
相比而言，苏轼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更加鲜活的形象。苏轼用诗词记录着自己的人生经历，向后人传达着一股实实在在的精神，当一个人遇到不可预料的人生起伏时，应该如何从中解脱出来。
苏轼，是一个包揽世间“幸与不幸”的人。
幸运的部分是他在文学艺术上的天赋，以及毕生所取得的成就。
不幸的部分是他的生活与他的艺术修为完全背道而驰。

嘉佑二年，一鸣惊人
嘉佑二年，宋仁宗钦点欧阳修与梅尧臣为主副考官，谋划北宋第十一次高考。
正月里春寒料峭，各地的考生纷纷启程前往京师汴梁。
家住四川眉州的苏洵带着大儿子苏轼、二儿子苏辙乘舟而上，参加笔试。
结果，兄弟二人共同入围。
这一年，苏轼20岁，苏辙18岁。
20岁的年纪考中进士是什么概念？不亚于天纵奇才。
距离后人较近的清代文豪蒲松龄，一生参加乡试无数次，到70岁连个举人没考上，终生止步于秀才。
而苏轼与苏辙，一击即中。比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次考中公务员更厉害。
副主考官梅尧臣在阅卷时，发现一份考卷《刑赏忠厚之至论》，字迹优美，文章朴实无华而掷地有声。
梅尧臣眼前一亮，把考卷送到主考官欧阳修面前，并向欧阳修提出自己的意见，应该评为第一名。
欧阳修认为不妥，因为文章极有可能出自爱徒曾巩。
自己的主考官，徒弟被点名为第一，恐遭天下人流言蜚语。欧阳修决定将其判为第二，并把试卷交给宋仁宗，由皇帝亲自开封。
仁宗皇帝打开后，考生的名字跃然纸上，原来是来自四川眉州的苏轼。
后来，欧阳修内心觉得有所亏欠。因为第一本来属于苏轼，自己因一时私心，把苏轼放到第二的位置。
所以，他想见见苏轼，并问他考卷中那句“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出自哪里？
苏轼坦诚地说，何必刨根问底，那是我自创的。
欧阳修听后更加看好苏轼的才华与人品，他直接写信给梅尧臣说：
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包括仁宗皇帝在阅读苏轼与苏辙的文章时，也是赞口不绝地说：
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人生走到这一步，苏轼还算幸运的。但接下来的命运，远远超出苏轼的意料。

被区别对待的苏轼
如果用一颗功利心去看待苏轼的话，苏轼的一生是不幸的，而且是大不幸。
虽然自己的名字在皇榜中排第二，但大宋朝都知道苏轼才是扛把子。
再加上欧阳修将他收为徒弟。在如此多的光环加持下，苏轼的仕途应该顺风顺水，至少能留在京师辅佐帝王。
但现实给了苏轼一记闷棍。
除了头几年在京师，往后的人生，苏轼一直在地方游走，甚至活在一贬再贬的窘境。
苏轼的官运不通并不是能力不及，而是他的性格所致。
用古人的话讲，叫“文人的狂傲”；用现在的话说，叫“学霸的心态”。
当苏轼踏入仕途后，北宋迎来那场非常有名的“变法”。朝廷中分为两派，一派是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一派是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
封建官场上，有一条莫可名状的潜规则，你的选择站队。要么站左，要么站右。
苏轼的不幸是他想遵从于自己的内心，他给自己设置了独立于左右的第三种选择。
这样的结果是，导致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官场上都不待见他，甚至极力排挤他。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力量势均力敌，双方不敢轻易火拼。突然冒出一个对双方评头论足的苏轼，自然会成为他们打压的首选目标。
这就成为苏轼一贬再贬的根源。
元丰二年（1079年），北宋在位的是宋神宗。
神宗皇帝意气风发，很想改变北宋积弱的现状，大胆启用王安石变法。
这一年，苏东坡从徐州调任湖州，距离京师更远了。赴任湖州的路上，苏轼看到王安石变法在地方存在的弊端，再加上自己内心的气不顺。
随手写了《湖州谢上表》，当中提到：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是说，皇帝知道我是个糊涂人，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变化，且年纪大了没有用了，想让我告老还乡。
御史台的李定、何正臣、舒亶以此为借口，弹劾苏轼讽刺皇帝昏庸。
三个月后，苏轼被投入大狱，被关了一百多天。
宋神宗的脾气不是很好，乌台诗案也差点要了苏轼的命。幸亏朝中权贵私心营救，不然苏轼的生命应该止步于元丰二年。
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苏轼明明得罪了王安石变法派和司马光、高太后的守旧派，但是两边的人都很欣赏他，都不想他白白死掉。
两边的人都在极力与御史台周旋，希望神宗皇帝能够放了苏轼，高太后更是直接找到神宗皇帝，说：皇儿不可杀苏轼，要不然你在历史上会留下昏君的名声。
我想这就是宋朝可爱的一面。
跟启蒙运动时，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的那样：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凭良心说，满朝文武没有多少人喜欢苏轼，但大家不约而同地爱惜他的才华。
观点与才华是两码事，要分开来看。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人生要学会转念
如果只看知识分子的“耿直”性格，我觉得历史上比苏轼敢说敢做的人，大有人在。
苏轼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是，他能够给我们的人生提供一个指引。
即，人要在适当的时机学会“转念”。
乌台诗案后，苏轼保住性命，但活罪难逃，被发配到荒凉的黄州，并且一待便是四年。
正是黄州的四年岁月，历史上出现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东坡先生”。
初到黄州，苏轼全家老小没有立足之地，只能住在黄州城外的亭子里。
苏轼的朋友与黄州官府打招呼说，城东有块荒地没有人开垦，不如送给苏轼，让他们家盖两间屋，种两亩地，全家能够讨个生活。
而这块地，便叫“东坡”。
后来，苏轼“东坡先生”的外号，便是这么来的。
从这一件事中，我们看到苏轼是一个真性情、真豁达的人。
既来之，则安之。
既然来到黄州，既然在一块叫“东坡”的土地上讨生活，不如干脆起名叫“东坡先生”。
我想，换做一般人是很难有如此的“雅兴”。
在黄州住了四年，恰恰是这四年中，苏轼创作了他毕生最伟大的作品。
“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我感觉“临江仙”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加深刻的借鉴意义。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先说苏轼的文风，我在初读苏轼的这首词时，感到十分惊讶。怎么能够用如此朴素的文字，来写成一首词呢？
晚上到东坡喝酒喝大了，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三更半夜。书童已经熟睡，打呼噜的声音跟打雷一样响亮。我敲了半天的门，他都听不见。不如靠在柱杖上，听一听江水流逝的声音。
上半段体现出苏轼乐观豁达的一面，既然回不了家，抱怨也没有用，看一会江水，听一会水声，人生也是别有一番趣味。
当然，这里所谓“敲门都不应”，也暗含着苏轼不受朝廷待见，想留在朝中，结果没有人愿意搭理他。
到了后半段，苏轼的高度真正的体现出来。
实在感到悔恨，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自己说了算过，整天为了功名利禄忙东忙西，都不知道忙的是什么，也忘了自己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难得今晚能够看到夜深、风静、江波平的景象，后半生真想乘一只小舟，无拘无束地游荡在江河湖海。

确实如此。
在浮躁喧哗的社会，人人都渴望并且钻营于功名利禄，总想着把别人踩在脚下，以此出人头地。
整天有家不回，在外面东奔西跑、蝇营狗苟。殊不知，已经忘了对生命真谛的思考。
人，来到世间一回，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功名利禄与亲朋好友哪个更重要，到底是不是非要成为大富大贵大官才是所谓的成功。
说实话，没有多少人去思考过。
包括笔者在内，过去的我并不喜欢苏轼，准确地说是35岁以前，我对苏轼没有任何好感，很大的原因是有限的人生经历，不足以读懂苏轼。
那时的我，相比苏轼更喜欢李白那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壮志。
而现在的我更感觉，苏轼才是我现阶段的“良师益友”。
而我也经常会提醒自己，人生不要跟自己过意不去，要学会与自己“和解”。
别人的成就可以羡慕，但不要强迫自己拥有，时刻记住：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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