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卢巴拉《消失的历史》：诗歌作为再现的事件
王月
南非诗歌主题整体涉及种族隔离制度、身份的不确定性、殖民和去殖民、移民带来的代际创伤、信任危机、性暴力等问题。通过口述诗歌和自传性书写，诗人控诉殖民者的残暴、种族间的暴力冲突等，反思历史事件和人性。南非诗歌是在场的，它直接参与政治和日常生活，更是个体生命对历史事件的集中经验性书写，向读者传达剧烈的情感和生命体验，更召唤着读者通过诗歌走近诗人所描述的生存环境，所遭遇的事实，所传达的或绝望、或恐惧、或缺乏安全感的无助情绪。从南非青年女诗人萨拉·卢巴拉的处女作《消失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管窥南非诗歌的一种样貌。
萨拉·卢巴拉
萨拉·卢巴拉 (Sarah Lubala)出生于刚果，现居南非。20年前，由于武装派系试图推翻独裁者蒙博托·塞塞·塞科，卢巴拉随家人逃离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她们从刚果出发，在南非、科特迪瓦停留，然后又在南非、荷兰和中国生活了几年，最终返回南非并定居约翰内斯堡。
卢巴拉九岁就开始写诗歌和短篇小说，试图通过写作来记录和反思自己的经历，如今已成为约翰内斯堡屡获殊荣的诗人和作家。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暴力是真切可感的，即使在家庭中，她也很难感受到任何安全感，诗歌中也透露出对于其他民族的怀疑和对异性的恐惧及不信任。某种程度上，是诗歌为卢巴拉开辟了新生的空间。她通过诗歌记录自己及整个家族被迫流亡的痛苦和精神创伤，其诗歌传达出对过去历史事件的种种反思，让读者对人性和道德有更深的思考。
诗集《消失的历史》2022年由布噪噪（Botsotso）出版社出版。诗人将死亡、遗弃、流离失所等被人忽视的、不同形式的“消失”编织在一起,再现不同个体的生命体验，让不被关注或逝去的事件复活。整部诗集以边缘人群的种种经历为中心，特别关注女性群体——无论是已婚妇女还是未成年女孩。56首诗涵盖强迫移民、性别暴力、仇外心理、种族、精神疾病、爱情和归属感等主题。“消失”这一概念就像一条线索贯穿诗歌中的每个人，文字中对过往的描述，对饥饿、暴力的细致书写，对家的渴望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卢巴拉的语言简洁细腻，情感充沛，许多诗读起来像祈祷文。流亡所经历的暴力和残酷的生存环境给身体，更给心灵带来创伤，而祈祷似乎无力对抗生活的不堪，这也流露出作者对于宗教的反思。最终，诗歌成为卢巴拉回望并审视“消失不见的历史”的坚实力量，更是勇敢的抵抗和控诉。
诗集《消失的历史》书影
“我带着/擦伤的膝盖/湿漉漉的头发/满嘴咸鱼来了”“我很饿，饿，饿”。这是诗集《消失的历史》中的第一首诗《关于成为难民的六种错误想法》中描写的场景，来自诗人随家人因政治动荡被迫辗转于他国的真实生活经验。诗中生动地描写了作为难民的生存困境：受伤的身体，跋涉的艰苦，充满危险的环境，和诗人对于家的渴望。然而，家在哪里？诗的结尾一句“家，是一张窄窄的床”，读来令人唏嘘，在身心疲惫、随时面临生命危险的逃亡途中，家的意义只是一张可以安睡的床，辗转的经历也让卢巴拉对“家”的概念有了独特的理解和想象。相比漂泊感，这首诗里的情绪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对颠沛流离的恐惧和对于可容身的避难所的强烈渴望。“我是在刚果福音中长大的/我可以教你如何忘记/你来自哪里”，她写道。
因为一直游离在出生地以外的国家，卢巴拉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被迫迁移的后果是，一切都是暂时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轻易消失——身份、生存环境，甚至是民族属性。对于卢巴拉而言，家早已不再指代一个地点，而更多是向自我内心寻求的安宁和平和。作为黑人女性，同时又具有移民身份，在世界各地生活意味着要面对各种未知、陌生甚至暴力，卢巴拉明白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在约翰内斯堡恐惧外国人的袭击》短诗中，她写道，“他们说上帝的承诺/是肯定/是同意/谁祈祷了绳索和烈火”。诗人从家族及自身经历来反思甚至质疑真实的历史，进而对宗教、他者尤其是异国人失去信任，因为没有人祈祷被捆绑，被虐待，被烈火焚烧，而这些正是她或她的族群真实的遭遇。在同题诗《消失的历史》中有这样的诗句：“那些日子/我们无法回去……我们是多么愚蠢/拒绝自己的传统/我们血液里男人们的绳索/父辈们的软弱”。这是诗人对消失的传统和自己来处的反思，也是诗人一生要应答的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份、种族、肤色是认同还是拒绝？如何回归自我？这需要诗人勇敢地面对不堪的过往和事件，接受并探索自己及族群的复杂性和陌生性，通过反思和重现来观照内心，使自己变得更完整，以对抗残酷的世界。
生活中接触到的不同女性给诗人以深深的启发，女性形象也常见于她的诗中。在《女人》这首诗中，卢巴拉描写了女性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永远没有足够的水/只有对水的记忆/燃烧的树林/只有房顶上穿梭的老鼠”。接着作者写到对男性的态度和对虚伪言语和性暴力的反抗：“我们厌倦了男人/在汽车里/在市场/在去邮局的队列里……收起你们埋葬的赞美诗/你们那些低语的调情/你们的眼泪/还回我们的嘴”。她的曾祖母、祖母和母亲也出现在诗集中，她们都过着充满痛苦但非凡的生活，其坚韧顽强的生活态度深深地感动着卢巴拉。《在一首送别的歌——纪念我的曾祖母》中，卢巴拉描述了曾祖母的经历：“她被卖给一位老族长/她的双腿唱着血和水……她埋葬了两个婴儿/用白棉布捆起……她记起自己的妈妈/记得她的骨瘦如柴的双手/因为饥饿极力地在土地里挖掘/而土地从未产出……夜变成了各省/没有什么能再让她感到恐惧。”这是一位经历了被贩卖、生存环境极度贫瘠、孩子死亡、无力而绝望的女性所呈现出的生命状态。诗人以诗歌再现祖辈的故事，是对历史记忆和被迫流亡的现实所造成心理创伤的疗愈，这创伤也是卢巴拉在诗歌中所要极力解决的问题。
《C病房派遣》一诗细致描写了作者在精神病院的那段日子及其精神状态。她写处于紧张焦虑状态的室友——另一种女性生存状态：“我曾经的室友有一把刀片/藏在胸罩里/这些年对她意味着什么/她每晚读她的圣经/重复着以下句子/以牙还牙/以伤还伤”。这是对女性的遭遇、恐惧，同时更是对宗教救赎无力的反讽。至于作者自己，“我梦见充满伤疤的手指/石磨的亚麻布/窗前躲过暑气/如何仅仅的触碰/成了缺席中的富足”。诗人对于触碰的想象细腻而充满渴望，但同时也带有恐惧。这是代际创伤留下的后遗症，比如上述曾祖母的遭遇。卢巴拉试图写下这段经历，与过去对话，反思自己的心理状况。这无需他人定义，也不是从科学或西方的角度来解决精神疾病，而是从个人的、亲密的角度来审视自己。对作者来说，审视自己的身心是作为黑人女性应得的人权。殖民者来到时，给被殖民的黑人带来了基督教，当基督教不再起作用时，他们又想通过科学来治愈，而这些依然是从殖民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在诗的最后一节：“他们都想知道/当我/在外面时我会做什么/上帝与我同在：我会死，然后我会回来/我会受伤，我也会受伤/我会咽下恐惧的白喉。”作者表达了对宗教及西方科学的强烈批判和讽刺。被遮蔽和忽视的非洲人的历史消失不见，而卢巴拉要通过诗歌去重现，去揭示，去抵抗，去控诉。
诗人通过写作看清了过去，也获得重生。这是一种自我重建，一种将自身复杂而不同的各部分特质结合的治愈方式。从根本上说，诗人必须做的事情，就是面对自己，无论是脆弱还是恐惧。“吞下恐惧的白色喉咙”，诗人隐约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周遭环境的恐惧，它们存在于她的喉咙里，这与不能言说和不能表达的事物有关。“白色”更是一种灼热的疼痛，是对现实里艰辛和痛苦的隐喻。通过诗歌，作者克服了恐惧，她依然在思考着自己的身份，对过去依旧试图挖掘真相，再现消失的历史，这是诗人身上最坚实的，也是不可征服的力量。
除了描写痛苦的生命境遇，诗人也写了爱和自己对爱的理解。《蜜月》这首诗中，“与他人分享饥饿是不可能的/与他人分享痛苦是不可能的”，描绘了爱在生存困境下的脆弱和无力——爱人只能旁观却无力改变，他们所能给予的只是陪伴和语言的安慰，而这些在生命遭遇危机、承受极度痛苦时是苍白无力的。生命的痛苦和绝望或许只有靠自己去承担和对抗。最后一节，“温柔而唯一的挚爱/让我看看我们的身体是如何隐藏在彼此之中的/说触摸是了解的唯一方式/说我们是为了更好的日子而保留的”。与爱人相拥，交融，通过触摸来理解，来共同畅想未来，这是“爱”能抵达、能留存的最美好的景象了。而关于“爱”的另一首诗《遗弃》则写了爱的本质是需要，是不可阻止的贪婪，也是伤害和遗弃：“我是一只温顺的动物/一个颤抖的小女孩/抵抗所有可能受伤的方式/去爱意味着承认需要/而且我的确去爱了/但是我无法像我的母亲那样/终于她的折磨者/为了乞求一块面包”。卢巴拉认为爱不是隐忍，不是丢掉自己，她在结尾给出了坚定回答，“我们不属于彼此/我属于字母所定义的任何事物/属于元音的流域/属于我自己”。
整部诗集包含的主题大多很沉重，写下这些诗文对于诗人本人来说或许也是一种宣泄，作者由此发现生命更深的意义。对于身份的反思，对于族群生存困境的书写，对于历史的追问，对于现实不堪境遇的揭示，对于暴力的批判，对于脆弱和女性的同情和理解，当然还有对于爱情本质的探讨，并不规避人类本身就是孤独的这一事实，孤独也是爱，更是爱的体验的一部分，这让人更加坚强和勇敢。在整个南非诗歌体系框架下，卢巴拉以自身创作对诸多宏大主题给出了最微观、最切实、最真诚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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