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用诗展现了毫不妥协的洞察力，揭示出人类在这个充满剧烈冲突的世界里遭受的各种威胁。——诺贝尔文学奖评语
波兰诗人切·米沃什在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默默无闻，当时他只是伯克利大学的一个不知名的斯拉夫研究教授。名气来得如此突兀，以及他付出了多大的个人代价，在这本由波兰传记作家安杰伊·弗劳瑙塞克写的传记中都有详细描述（《米沃什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说到传记，让我想到了米沃什的自供状。他认为，一部“传记就像贝壳；贝壳并不怎么能说明曾经生活在其中的软体动物。即使是根据我的文学作品写成的传记，我依然觉得好像我把一个空壳扔在了身后。因此，传记的价值只在于它能使人多多少少地重构传主曾经生活过的时代”。（见《米沃什词典》）而这部传记，恰恰是融合了个人史、他人史和时代史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传。个人、他人与时代形成了奇妙的三重话语，深刻而巧妙地揭示出作者个人、欧洲与人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处境。他的大部分作品，无论早期、中期和晚期，不管诗歌、散文还是其他文体，始终是对记忆的一种强烈的个人反思。拯救或救赎，哪怕是失去，米沃什的表达总是在寻找一种准确而诚实的方式，借以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时间与拯救，始终贯穿米沃什诗歌的主题，虽然带着困惑、疑虑和悲伤，却使他的诗具有浓重的沧桑感。
一 诗歌是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1911年，切·米沃什出生于立陶宛的一个贵族家庭，刚好在托尔斯泰去世的前一年。童年的他生长于立陶宛乡村的一个小庄园，那里有树林、溪流、村舍，不远处，有轨电车和面目近似的公寓随处可见。接下来是战争和神圣的欧洲价值观的崩溃。先是从德国人那里逃跑，然后是即将到来的布尔什维克之后的童年，在两次大战之间假冒的波兰田园中长大，到处充满了自杀的神经症和艺术灾难。更大的灾难是强权的野心和绥靖主义的政策，1939年8月的最终协议，“把所有欧洲的毒素都带到了表面。”纳粹占领的华沙——整个欧洲最痛苦的地方，他在那个城市度过战争年代的恐怖，孤寂地住在郊区，并开始写作。深思过后，他渐渐明白，暴行总是潜伏在我们日常的喧嚣扰攘，我们的习惯、社会组织、语言和微笑的表面下，战争只不过让这些因素浮出水面。而此时恰恰是诗人担当责任的时候。他写诗，是因为“诗的见证，比新闻更可靠”。比如下面这几句：
他头发倒竖，
耳朵听见搜捕的尖叫，
他逃过冰冻的原野，
而他朋友和敌人的
灵魂留在了
结霜的铁丝网后面。
（《Facing the River》西川译）
还有一首诗也很典型：
有非常多的人死亡，因而柔和
为了发辫、风中彩色的裙子
纸叠的小船不如我们自身耐用……
（《诗集之三》第77页）
在米沃什看来，诗歌是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经历了20世纪恐怖的一幕又一幕。那是现实。我无法逃避到某些法国象征主义者所追求的纯诗的境界中去……正是那种尽全力捕捉可触及的真相，在我看来，才是诗歌的意义所在。”（《米沃什诗集·自序》）
二 距离是治疗这个意志世界或苦痛世界的良药
离开波兰的很多年里，他既不过度浸淫于波兰文化的回望，也与先后生活过的法国和美国知识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距离是治疗这个意志世界或苦痛世界的良药。在他眼里，波兰文化不是指那种只分成优雅精致和粗鲁乡土的跛脚文化。他甚至觉得波兰民间音乐是可怜的，克拉科夫舞和奥别列克舞（oberek）只能让人感到好笑，而巴黎上流社会追捧的肖邦也使他感到厌烦。这与他的音乐品位倾向于古典不无关系。对于西方，他宁愿在不讨好欧洲欢心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特色，尽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取得成功。
也许昆德拉的一个表述，道出了这一地区作家独特的处境与视角。对于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波兰人来说，欧洲只是一个排他性的精神概念。中欧各国，这些沦为弱小国家组成的区域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欧洲的中心，在文化上属于西欧，在政治上却属于东欧。（见《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面对这种撕裂与尴尬，波兰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的历史从来都是动荡而破碎的，他们的民族传统时断时续，被夹在德国和俄国中间，却始终为自己民族的存亡和语言的延续而不断斗争，而且还被隐藏在他们最难懂的小众语言所构成的帷幕的后面。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从20世纪初开始，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弱势的中欧诸国，却在文化上成为一个伟大的中心。这些弱小的国家和民族以自己的创造力建构了整个中欧文化。而米兰·昆德拉和切·米沃什，就是中欧文化的杰出代表。然而，捷克知识分子的幽默反讽，是波兰知识分子特别是米沃什所不取的。在《作家的自白》一文中他表示，世界的存在是一场悲剧，而悲剧是庄重的，神圣的。然而今天我们时刻忙于应付的却是畸形的幽默，荒唐的罪恶，可怕的德行。虽然他知道荒诞的表达来源于抗议，但他个人并不喜欢这种风格。“黑色的、面临灾难的幽默，无异于承认完全无能，嘲弄早就是被凌辱者、被压迫者和奴隶们的唯一报复手段……我们的声音没有一个人听得见。”
之所以波兰诗人笔下具有悲剧感，就在于他们真正的家园是历史，对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或者中东欧国家，波兰在失败和幻灭的残酷性上却是不遑多让的。“我毫不怀疑，我的心灵汲取了欧洲文明中那种绝望的所有成分。”也正因如此，作为20世纪一个中东欧的知识分子，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经历过不同国土、不同阵营，裂土分疆、分分合合的痛苦，才能感受到这种穿透历史和现实的绝望。而这种历史的沧桑与悲剧感和波兰的文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在一东一西两个帝国的夹击下，每个时代的波兰诗人都有着巨大的恐惧，对灾难的恐惧。他们渴望挣脱，逃向一个远祸避害的地方。波兰诗歌大都表达了一种关于恐怖的超现实主义的预言，就像希腊神话中卡珊德拉的声音。诗歌触碰到的是一种宇宙的灾难，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政治灾难。这种情绪也弥漫在波兰作曲家的作品中。古雷斯基的第三交响曲，副标题就是“悲愁”。去了美国之后，虽然乡愁和悲剧的幻灭感不再成为他诗歌的主题，但在后来哈佛诺顿讲演中，他再次表达自己中欧诗人的立场：“如果欧洲大陆还有希望的话，那么希望就藏在位于德国和俄国之间，那些被有意压制住的各种可能性的国家里。”（《诗的见证》第8页）
三 后期，广博的同理心成为他不同体裁创作的基石
1958年，他初到巴黎。离开家乡的他，有一种失去根的感觉。面对陌生的周围环境，“一个侨民、难民或移民——不管如何称呼他，假如他是一名艺术家，要他所置身的社会完全理解他，这是非常矛盾的。”作为一名诗人和作家，他想表达现代人生存的处境，但他又不得不生活于某种流放状态之中。从此，他的身份发生了转变，转向了另一个维度，一个哀悼者变成了流亡者。一个中欧弱小民族观看世界的眼光，逐渐变成了东西欧全方位的视角，历史与现实的透视也渐渐深远。西方强调个人，而中欧传统中的个体非常弱小。当不再处理曾经的悲剧后，米沃什试图找到一种写作的平衡。米沃什并不想写纯粹个人化的感知，他清醒地看到个人的弱点在诗歌里的尴尬，在他看来，过度的个人主义是很危险的。
他的中后期诗歌被评论界称为复调，也即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自己是一种乐器、一个中介。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这种复调风格开始呈现。“我关注的是现在，不是过去……通过现在我才能理解今日的世界和人类的种种——人类的习惯和信仰亦已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个星球，各类变化正纷至沓来。遥远且美丽的国度发生一些小事，本就与世界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这种复调声音包含了通过时间和距离而对往昔的提纯，也阻止诗人过于琐碎地书写个人的自我生活。布罗茨基说，米沃什多重主题的核心是：“一个人无法抓住他的经验，他和他的经验之间越是被时间所隔绝，他越是不能理解他的经验，认识到这一点令人无法忍受。”于是，他才要努力抓住瞬间的经验，通过他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个体的生存处境。而在这一点上，米沃什超越了作为一个回忆者、谴责者的文学立场。
随着深入阅读米沃什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的诗、随笔和政论文，越来越融为一种超越体裁的体裁。而广博的同理心则成为他不同体裁创作的基石。米沃什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在20世纪人类的星空中，聚在一起的人就像一团星云。尽管人们生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理环境，但由于同处一个时代，人与人之间便有了血缘之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血缘之亲比任何部落联盟都要强大。
第一次与同胞扎加耶夫斯基相遇也是在1958年。当时米沃什住在郊区，他们在午夜前告别，这样米沃什才能赶上最后一班火车。那时的巴黎知识界氛围偏左倾，而米沃什所处的情况很尴尬：在德国占领下的波兰，他被视为左派，但背弃了伪理想主义后，巴黎的知识分子都对他退避三舍。然而也有例外。在本传记中，米沃什提到真诚对待他的三位法国文学家的名字：伽利玛出版社的批评家、编辑多米尼克·奥利，诗人苏佩维尔，以及文学家阿尔贝·加缪。这里不得不多说几句加缪。在整个五十年代，米沃什与加缪的关系纽带似乎更为牢固。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名士风流》出版后，米沃什看到其中对加缪的讽刺，便给加缪寄去了一封表达声援和赞赏的信。自此，二人之间的友谊不断，加缪也支持伽利玛出版的米沃什的书，特别喜欢后者的《伊萨谷》。一个堂正的知识分子对一个来自异乡的年轻诗人做出的真诚理解，这在当时对米沃什来说有着多么珍贵的价值。米沃什说，加缪是为数不多向他伸出援手的西方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尴尬的局面下，这样的友谊提供了暖意，也给了米沃什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见《米沃什传》）
在传记当中，我们不时看到他生活的拮据，有些时候甚至入不敷出。直到1960年之后，学术界把他带到了加利福尼亚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情形才慢慢得到改观。他在那里一直待到他教学生涯的结束。他惬意地发现，一张金属办公桌，几把绿色皮革椅子和一块小黑板，在这被他戏称的岛上，他找到了自己做一名教师的天分。随后是接踵而至的荣誉和奖励。诗人在此愉快地度过了二十年教学时光。
四 回望旧世界的美德
在美国，多年的观察与审慎的思考，让米沃什有着自己独特而清醒的观点和立场。面对“垮掉的一代”和后来的嬉皮士，米沃什将视线回望到旧世界的美德上。他关注美国开拓者们的勇敢、勤劳和坚毅。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看到了这个不相信一切的社会的未来，提出“在缺乏更好事物的时候站在人这边”。对于美国的价值他概括为三点：要普通人的平凡，不要知识分子的傲慢；要宗教传统，不要追求个人或集体的狂欢；要科学和技术，不要想象人性的无辜清白。（见《旧金山海外景象》）这个虔诚的人，站在普通人一边，只承认生命在此时和此地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某个未知的未来。大胆又现代式的思考，不怕遭人质疑过于老派，这就是米沃什力量的秘密。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欧洲人，“历史时间的粒度”对他来说总是比广阔的美国天空更重要，他在最后的岁月里选择回到家乡克拉科夫。“我会永远记得，在精心修复过的克拉科夫犹太教堂，一只圆顶小帽戴在他庄严的头上——仿佛年老的大卫在面向他的国家讲话，虚弱但仍然那么有力、庄重，但也明显带有一点礼节性的、心满意足的微笑，经久不息的掌声持着。”（见扎加耶夫斯基的回忆）
当然，心心念念的还有母亲。在加利福尼亚米沃什的住所，书桌旁的架子上一直摆放着两张母亲的照片：第一张是个漂亮的女孩，斜戴了一顶帽子，颇有风情的样子。另一张，年轻的母亲把几岁的儿子抱在膝头上，两个人都紧盯着镜头。在诗人的生命中，父母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毫无疑问，母亲维罗尼卡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她的去世，一方面让米沃什产生出一种终于成年的感觉，同时，与过去联系的纽带也断掉了。他离开了波兰，身后留下了另一种死亡。漂泊在外的这些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米沃什都确信母亲一直在保佑着他们。（见《米沃什传》）
在米沃什的诗《晚熟》中，有这样几句平淡却又意味深长，甚至有些挥之不去的淡淡哀伤：
迟至近九十岁那年，
一扇门才在体内打开，我进入
清晨的明澈。
往昔的生活，伴随着忧伤，
渐次离去，犹如船只。
（谨以此文纪念切·米沃什逝世20周年）
（责编：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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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米沃什》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作 李以亮 译
再一次我读着你的诗，
你，一个富人，懂得一切，
一个穷人，无家可归，
一个移民，孤零零的。
你总是想要超越
诗歌，在他之上，飞翔，
同时也更低，深入我们
卑微、怯懦的领域起始之处。
有时，你的音调
改变我们那么一会儿，
我们相信——真的——
相信每一天都是神圣的。
而诗歌——该怎么说呢——
使生命更完整
更充盈，更骄傲，无愧于
完美的形式表达。
但是夜已来临，
我把书放到一边，
城市惯常的喧嚣又开始了——
有人咳嗽，有人哭喊，有人诅咒。
《民族》
米沃什 作 林洪亮 杨德友 译
地球上最纯洁的民族，
当闪电非难它时，
在日常的劳动中显得愚钝而又机灵。
对孤儿寡母没有怜悯，
对老年人缺乏同情，
从一个孩子的手里抢走了一块面包皮。
把生命献出，
以便让上天迁怒于敌人；
用孤儿和女人的哭泣
使敌人丧魂落魄。
把政权交给那些具有黄金商人眼光的人，
用妓院老鸨的良心去提振男人的气质。
他的最优秀的儿子们却成了无名之辈，
他们仅有一次出现，
为了死在街垒上。
这个民族的苦涩泪水
中断了半途中的歌曲，
而当歌声沉寂时，
便大声说起俏皮话来。
影子出现在房间的角落，
指向他的心里，
窗外有只狗
朝着看不见的行星吠叫。
伟大的民族，
不可战胜的民族，
爱讥讽的民族，
它善于认清真理，但却保持沉默。
它在市场上宿营，
用玩笑来相互沟通，
用在废墟上拾来的旧把手进行交易。
戴着皱巴巴帽子的民族，
背着全部的财物，
一路跋涉，
在西方和南方寻找栖息之地。
没有城市，
没有纪念碑，
没有雕像和绘画，
只有口口相传的语言和诗人们的预言。
这个民族的一个男人
站立在儿子的摇篮边上，
重复着一直是徒劳无果的希望的话语。
克拉科夫 一九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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