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船王包玉刚捐千万建饭店，提一要求无人敢应，邓小平：同意

上世纪80年代，身居香港将近30年的宁波籍“世界船王”包玉刚怀着一颗爱国之心，踏上了回乡探亲的旅程。
当时的中国一切都还在发展中，包玉刚看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欣喜异常，可是他忽然发现，首都北京竟然连一个像样的饭店都没有，为了表达自己的赤子之心，
他表示愿意向祖国捐献2000万美元，在北京建一座饭店和一座图书馆。
众人都被包玉刚的一片赤诚所感动，纷纷对其表示敬佩，可是包玉刚紧接着又提出一个要求，让所有人都犯了难。
就在所有人都犹豫着2000万美元该不该接的时候，邓小平站出来表示：“
别人怕‘接’出麻烦，我出面接受这笔捐款。
”
那么包玉刚提出来的要求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人敢接呢？

自主创业，走向世界
包玉刚191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县庄市镇中包村，父亲包兆龙经营的有自己的造纸工厂，可以说，包玉刚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家庭。
年幼时，他曾经只身前往湖北汉口，跟着父亲一起经营一家名为“平和”的鞋帽店，经营的同时还坚持上夜校、学习英语，尽管经常忙的两头跑，可是包玉刚将自己总能将自己有限的时间规划的刚刚好，经商学习两不误。
毕业之后，包玉刚就凭借出众的能力进入了一家洋行的保险部实习，并逐渐成为其中的业务骨干。
这些经历都为后来包玉刚经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1939年的时候，因为日军入侵，包玉刚被迫中断大学学业，进入了一家银行工作，并且凭借自己的能力很快就成为了银行经理。

此时的包玉刚可谓是前途无量，凭借他的能力和才干，只要他再奋斗几年，必然能够成为行长，拥有一份收入不菲并长期稳定的工作。
可是这个关键时候，包玉刚竟然放弃辛辛苦苦得来的一切，选择了辞职，众人对他的这一做法都表示十分不解，甚至有人说他是糊涂了，可包玉刚只是淡淡地回应道：“
我的兴趣向来不在银行这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
”
就这样，包玉刚放弃银行的大好前途，跟随父亲举家迁移到了香港。
刚到香港的时候，包玉刚父子没有什么家底，他们就和其他人合伙开了一家“新联公司”，主要做的是从大陆购买豆饼、鸭毛、肥料等干活，转而向外出口，赚取中间的差价。
可是不久之后，由于我国政府就开始实行国家统办土产出口，包家的生意就受到了致命性的打击。同时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香港对外的贸易也受到严重的打压，一时间，包家的生意举步维艰。

此时，包兆龙凭借老一辈“无地不富”的思想，决定经营房地产。
可是包玉刚却认为，房地产是死的，是保守的投资，太死板，他更加向往的是航运业，他认为航运是世界性的业务，资产是灵活的，范围涉猎甚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父子二人一合计，当即就决定向航运业发展。
1955年，已经37岁的包玉刚所有的家产加在一起，连一艘旧船都买不起，相当于是白手起家，可是“船王”的梦想一直支撑着他，于是他开始到处找银行开始借款。
然而当时国内懂得航运的人不多，包玉刚也在借款的路上四处碰壁。
就在他发愁的时候，日本一家银行竟然同意了他的借款请求，并且没有要求他找日本公司做担保，这让包玉刚感到欣喜若狂。
很快，包玉刚就凑够77万美元买下了英国的一艘旧货船，请人重新粉刷一遍，取名“金安号”，转租给了日本的一家公司，正式投入运营。

不久之后，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且在包玉刚的精心经营下，航运事业也开始慢慢发展起来。
有一次，一家日本公司急于用船，包玉刚手中没有符合他们要求的用船，此时已经小有名气的他便找到汇丰银行想要借100万美元买船。
100万美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汇丰银行的负责人桑达士有些为难：“
贷款可以，但是你要有信用状。
”
当时桑达士认为，包玉刚的船还没有到手，契约都还没成立，谁能给他开出这样高额的信用状呢？
可是包玉刚却一点都不含糊，他当即拉着行李跑到日本找到那家公司，对他们说：“
我买船的钱还差一点，只要你们信得过，把信用状给我，我保证3天内就把船交给你们！
”

凭借着之前良好的信用，包玉刚成功的拿到了信用状，用贷款来的100万美元买来了货船，成功的在3天内交付了货船，并且和汇丰银行确定了长期合作的关系。
在汇丰银行的支持下，包玉刚的生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包玉刚的地位也水涨船高，逐渐成了汇丰银行的副董事。
同时包玉刚良好的信用使得日本的船厂也更加的信任他，每次都是让包玉刚先把船开走，剩下的钱再慢慢付。
到了1980年的时候，在包玉刚精心经营下，“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的船只数量竟然达到了200多艘，达到了“环球公司”的巅峰。
甚至就连美国的《新闻周刊》上也曾称其为“海上之王”，包玉刚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发家致富，不忘报国
包玉刚的事业做起来之后，一直不忘回报祖国。
除了商界之外，包玉刚接触最多的就是政界了。

在中国的外交事业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时，包玉刚就开始忙前忙后地为新中国和国外搭建友好沟通的桥梁。
尤其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包玉刚更加积极地忙碌在新中国的各项事业中。
在政治局面慢慢稳定之后，包玉刚在爱国之心的驱动下，越来越想回乡探亲，看看家乡的发展变化。
思量再三，他提笔写了一封信寄到了大陆的相关部门，表达了这一想法。
当时邓小平等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正在为了香港回归的事情而努力，对于港澳同胞回乡探望的请求自然是不会拒绝，更何况，包玉刚是一位世界级的船王，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如果他能够带头做好表率，那么对于推动香港回归也是十分有益的。
因此邓小平在收到包玉刚寄来的信之后，当即让负责两岸统一工作的廖承志给包玉刚以中央的名义发了一封电报，邀请他到回到浙江探亲。

1978年11月，包玉刚终于如愿坐上了回乡的飞机，包玉刚回到宁波之后，对于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也是感慨万分，尤其是家乡的邻里见到他回来，都是十分的热情。
包玉刚想到小时候大陆民不聊生的样子，再看今日改革开放的局面，他不禁连连感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英明领导。
在回乡探望的过程中，包玉刚还去参观了“江南第一藏书楼”的天一阁，天一阁中一共收藏了将近550部家谱，涉及了100多个姓氏，包玉刚发现自己竟然是包拯的第29代嫡孙。
包拯清廉为官的故事众人皆知，这让包玉刚感到十分激动，同时也有了更加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也是极其支持。
在参观完家乡之后，包玉刚又受到表亲卢绪章，同时也是国家旅游局局长的邀请，前往首都北京游览参观。

这一路上，祖国的一切都让包玉刚感到耳目一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为了表示对他此行前来的重视，亲自接见了他。
尽管这次会面并没有被公开，但是有着同样的家国情怀的两人一见如故，两双手紧紧交握在一起，互相寒暄问候。
双方就两岸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包玉刚也深切地传达了自己对于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景，他的一片爱国热忱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认可。
同时，邓小平还询问了海外“宁波帮”的情况，宁波帮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商业性帮会，足迹遍布全国，帮会中多是宁波府如慈溪、奉化、定海等地在外地做生意的人，对于中国的经济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包玉刚对邓小平的问题也都一一作答，邓小平也向包玉刚更加深入地畅谈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两人的这次交谈对香港回归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北京期间，包玉刚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热情地招待，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北京和香港不一样，连个叫得出名字的饭店都没有，这在接待外宾的时候就会很被动。
为了更好地发展北京，同时也为了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他决定拿出2000万美元，在北京建一座饭店，同时在上海交大建立一座图书馆。
这本应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可是负责这件事的卢绪章却犯起了难，因为包玉刚有一个要求，那就是饭店要以自己父亲的名字命名。
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一时间，卢绪章也开始犹豫起来。
注重孝道，邓公点头认可
实际上，包玉刚提出这个请求并没有其他的想法，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孝心。
包玉刚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注重家庭的人，对父母十分孝顺。包玉刚平生最不喜欢的就是打牌、搓麻将，但是母亲陈赛琴却时常以此作为消遣，经常和朋友们搓麻将搓到大半夜。

对此包玉刚从来都不会多说什么，只是不允许孩子们在旁观看。
相比于母亲，包玉刚对父亲更多的是尊重和敬爱。
当初决定投身于航运事业的时候，包玉刚遇到的最大的阻碍就是父亲包兆龙的反对，可是包玉刚没有和父亲争执、理论，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执着，成功的获得了父亲的点头认可。
直到父亲点头之后，包玉刚才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艘船，这是包玉刚对父亲的尊重。
包家的家风向来节俭，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在临终前曾留下遗嘱：去世后就把自己的衣服留给子孙后代以作纪念。
也正是因为这句话，包兆龙一直珍藏着父亲留下的一件袖口都已经被磨烂的衣服，时时刻刻谨记节俭的家风，不忘自己华夏儿女的身份。
包兆龙离世后，包玉刚心中悲痛不已，便将一张和父亲真人一般大小的照片放在办公室中，每天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都会先向父亲打个招呼，然后再开始一天的工作。

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尊敬，包玉刚更是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名誉主席的头衔给了父亲包兆龙。
包玉刚对家庭的重视也延续到了他的子孙后代以及公司的员工身上。
每次公司聚餐的时候，包玉刚都会让公司员工带上自己的家人一起参加。
强烈的责任感使得包玉刚心中始终秉承着家国的信念，因此在回乡探望之际，他才会想要为新中国捐饭店和图书馆。
卢绪章不敢擅自做决定，只好转头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没有在意包玉刚“资本家”的身份，而是被他的一片赤诚和孝心所打动，因此他十分干脆的表示：“
既然别人都怕‘接’出麻烦，我就亲自出面接受这笔捐款！
”
后来兆龙饭店以及包兆龙图书馆在北京都相继落成，让包玉刚没想到的是，邓小平还亲自出席了兆龙饭店的开业典礼，这让包玉刚十分感动。

后来，在包玉刚的带领下，“宁波帮”为香港的回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
1984年，包玉刚再次捐献5000万元，创建了具有综合性质的宁波大学。
邓小平在得知这件事的时候，高兴地接连称赞道：“
好好！这是件好事，包先生真是个热心的人。
”
从两人第一次见面之后，包玉刚几乎每年都要去一趟北京，先后9次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成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被邓小平接见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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