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朝鲜存在的事实及其疆域

箕子朝鲜存在的事实及其疆域

周武王分封箕子于朝鲜之事，是应该予以承认的。王符《潜夫论.五德志》记载“武王封微子于宋，封箕子于朝鲜”。《后汉书》：“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尚书注疏.卷五考证》：“朝鲜，箕子所封，不应在化外。”《周易集注.周易下》：“箕子逃之朝鲜，武王以朝鲜封之，因以洪范援于武王，人方知其不狂。”《旧唐书.温大雅传》：“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
《通志.四夷传.朝鲜》：“朝鲜，周封殷太师之国。”《通典.边防一.东夷上》：“周初，封商太师国于朝鲜。”《太平寰宇记.四夷.朝鲜》：“朝鲜，周封箕子之国。昔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食周粟，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
《朝鲜史略.箕子》：“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国人五千入朝鲜，武王因封之，都平壤。”苏轼、应劭、颜师古等也认为，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是事实。 箕子是否接受了周武王的分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汉上易传.下经》说箕子“不受封，去之朝鲜”。
《书传.周书.洪范》云“武王之得箕子，盖师而不臣也”，意即周武王以箕子为师，但并不以之为臣。也就是说，周武王尊重箕子的政治选择，并没有强迫他朝周。《尚书疑义.周书.泰誓》也表达了基本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箕子不受封的理由是：一是箕子作为商朝贤人，有强烈的尊君观念，“殷其沦丧，我罔为臣仆？”箕子虽然痛惜商纣王，但“无害其为爱君之心”，把商亡“归咎于天”。他想效法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避周远走。二是“武王将立殷后，必以箕子为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辞焉”，也就是说，周灭商后，当立者应是身为太师、三公的箕子，而不是地位低于他和微子的武庚，说明箕子和微子肯定是拒绝了周武王的分封。
明代经学家马明衡，对周武王分封箕子，持怀疑态度。他在《尚书疑义.周书.洪范》中说：“若说武王封之，必有命辞若微子之命者。夫子必录之，即《书.亡序篇》亦无有，是未必武王封之也。”他认为周武王有可能未曾分封过箕子。
武王十三年，箕子来周，对武王演述《洪范》，是否就说明二者之间是臣属关系？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至少在箕子朝，二者并没有立即建立起臣属关系。“封而不受”可能最接近历史事实。
那么，对武王问道，箕子演述之事怎么解释？《尚书疑义.周书.泰誓》云：“若陈洪范，则大公道理自是不妨，武王不臣箕子而问道，箕子传道武王而不臣，各行其本，心之诚然而无所愧焉耳矣。”这是最有见地的解释。周武王虚怀若谷，宽宏大量，对箕子的政治选择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不求他为臣；箕子也率真诚恳，和武王阔谈治国之要，但原则分明，不称臣于周。
二人之间达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表现出两位杰出政治家的宽广胸襟和超迈气度。《尚书大传》所说“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并不符合客观实际。武王是“亲虚己”访问箕子，向他虚心求教，但并没有箕子朝周的迹象。还有，武王和箕子会见的地点不在成周而在管地，就更说明了这点。
关于箕氏朝鲜的疆域，学术界有很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最初的统治中心在辽西的大凌河流域，西周末春秋初，迁到辽东地区，遭到燕国打击后，才移到了鸭绿江以南地区。也有一些学者坚持，一开始统治中心就在今朝鲜平壤市。《山海经.海内北经》：“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列阳”即列水的北面，山南水北为阳。再看郭璞的注：“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也，今在带方。带方有列口县。”
“列水”是今天的哪条河？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说，是载宁江，有学者说，是大同江。在这里需要指出，史籍对古朝鲜河流地名的记载是非常混乱的，并由此导致了今天学术界对其认识的模糊。从这则史料看，列水就是大同江。《山海经.海内北经》把浿水和列水张冠李戴了，而郭璞更是不加分辨地对其作出解释。
《战国策.燕一》记载，苏秦说燕文侯“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呼沱”即今滹沱河，与易水均在今山西、河北境内。《战国策》所记为战国燕将秦开击朝鲜前的燕国疆界，并不是后来的疆界情形。《文献通考.四夷考.朝鲜》引述《魏略》云：“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汗为界，朝鲜遂弱。”这说明在秦开击朝鲜之前，朝鲜的疆域至少在鸭绿江以北地区，也极有可能到了辽西地区。只是在遭秦开军事打击后，其领土才南缩到了满潘汗以南。“满潘汗”又名“番汗”、“汗水”、“沛水”等。满潘汗即今清川江。《史记索隐.朝鲜列传》记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可见，“满潘汗”和“浿水”在此当指同一条河流，即清川江。“沛水”可能就是“浿水”。“上下障”即南北两条屏障，或为水，或为山，或为人工设障。在此，当指清川江和大同江两条大河。
这可以找到旁证，燕人卫满逃奔朝鲜时，是“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然后“说准求居西界”的。“塞”指大宁江长城，位于大宁江及其支流昌城江，以及昌城江的支流城兴川的东岸，南起平安北道博川郡的中南面，向北经过元南里，宁边郡的古城里，泰川郡的龙兴里、鹤塘里、德化里、丰林里、阳地里，东仓郡的鹤峰里、鹤松里、凤龙里、鹤城里，直至新安里。
《朝鲜史略》注“浿水”为大同江，这是错误的，应是清川江。对于“上下障”的地理范围，刘子敏认为“乃是延伸到清川江以南，秦长城以西的沿海之地”。显然，刘子敏也认为浿水即清川江，但可惜的是，他犯了严重的地理方位错误，清川江在大宁江的南面，长城只能在其北，不可能在其南。所以，“上下障之地”应在清川江以南求之，但当在清川江和大同江之间的沿海狭长地区。在燕击箕氏朝鲜之前，其北部的西边界在清川江以北，甚至到了鸭绿江以北和辽西之地。之后才大体稳定在清川江一线。
以上讨论的是箕氏朝鲜北部的西边界问题。它的东部疆域相对于西部来说，要广阔得多。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注意不够，认为它的北界就是清川江，殊不知，清川江是发源于狼林山脉南麓的由东北向西南流入黄海的一条河流，是不能完整构成箕氏朝鲜的北部疆界的。《后汉书》：“北与高句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后汉书.高句骊传》：“沃沮、东岁皆属（高句骊）焉。”显然，《后汉书》中的“岁”是指东秽，它和沃沮都是先属古朝鲜，后属高句丽的。
让我们来逐一考察它们的疆界。东秽故地就是以后渤海国的东京府，又名龙原府。日本学者松井在《渤海五京考》中将东京比定为咸镜北道的镜城。鸟居龙藏在《海东绎史》中，将其比定为咸镜道镜城富宁等地。韩国学者丁镛在《大韩疆域考》中，将其比定为咸镜北道钟城。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将其比定在中国吉林珲春附近。《朝鲜志》卷上云“江陵府，本秽国”。故东秽的范围大致可确定在今朝鲜半岛从咸镜北道中部到江原道的临海狭长地区，可能到了今韩国江原道的江秽，它和沃沮都是先属古朝鲜，后属高句丽的。
陵。沃沮有北沃沮、南沃沮两个地域族团，史书中的“东沃沮”即南沃沮。《后汉书.东沃沮传》：“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余，南与岁貊接，其地东西狭，南北长，可折方千里。”又载：“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皆与南同，界南接挹娄。”《后汉书.挹娄传》：“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可以看出，《东沃沮传》和《挹娄传》关于北沃沮和挹娄方位的记载是互相矛盾的。前者说挹娄在北沃沮的南面，而后者说挹娄在北沃沮的北面。《新唐书.渤海传》云：“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南京”即今咸兴，在故秽地镜城之南。
箭内亘认为，沃沮之地为咸镜道全部。津田左右吉认为，沃沮故地无论是广泛之解释，无论为精密之考证，皆为今之咸镜道方面。赵红梅认为，北沃沮的范围包括中国的延边地区、牡丹江地区的东部、俄罗斯滨海地区和朝鲜的咸镜北道。同时说，东沃沮和南沃沮是对同一地区的不同称谓，其地仅为今朝鲜咸镜南道一带。赵红梅对沃沮范围的界定显然太大，把属于高句丽的东部地区也包括进去了。比照秽的分布地域，大体来说，沃沮在北秽在南，但有相间分布的现象。沃沮和秽有可能相间分布于俄罗斯滨海地区、咸镜道的沿海狭长地带和江原道江陵以北的部分地区。
《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岁、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都于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万。”据刘子敏的研究，高句丽在五部形成以后，其疆域向东已达不咸山（长白山）北麓，向南已达萨水（清川江）上游，其东南则是盖马大山（狼林山脉）。刘子敏所说高句丽的东界当是箕氏朝鲜东部北界的一部分，当领有今朝鲜的两江道、慈江道、咸镜南道和中国吉林的延吉等地区。
从总体上归纳一下箕氏朝鲜的疆域，它的东界应包括现在的俄罗斯滨海地区、朝鲜的两江道、咸镜南北道、江原道和中国吉林的延吉等地区，西界包括平安南道、黄海南北道的北部地区。东西到海，南与辰国相接。
综上所述，箕子及箕氏朝鲜是客观存在的。尽管箕子朝鲜没有和西周立即建立起封贡关系，但其后代也有“宗周”的迹象和曾经臣附过燕、秦及西汉的事实，不管这种臣附是外力所致，还是主动所为。箕氏朝鲜存续时间达八百多年之久，但其中绝大多数时段缺乏相应的历史记载，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现象，但也是有其原因的。在战国时期，箕氏朝鲜的国力达到了顶峰，疆域广阔，在西边，据有清川江以南；东界，据有今俄罗斯滨海地区以南；南界，和辰国为邻的广大地区。但由于其错误的对外政策，招致了燕国的致命打击，使得国土内缩，国力下降，最后被燕人卫满所灭，箕氏朝鲜被卫氏朝鲜取而代之，结束了其八百余年的历史。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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